作者：程天一
本文為科技評論撰稿人程天一投稿，深入剖析了 Jack Clark——這個在 AI 愛好者中或許並不耳熟能詳，但卻是值得中國 AI 社群深入瞭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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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Clark 是最關注和熟悉中國在晶片、計算和模型上進展的 AI Lab 領導人之一。他毫不吝嗇對中國 AI 進展的認可，將 DeepSeek R1 視作“推理模型大範圍擴散”的起點，近期又把 HyperHetero 使用的異構叢集叫做透過“超級智慧進行持續自我訓練”的墊腳石。
同時，他是美國的 AI 政策“民間沙皇”，曾是 OpenAI 的政策口負責人，現在是 Anthropic 的聯合創始人，他對中國異常冷酷和強硬，Dario Amodei 在 R1 出現後的萬字檄文背後就有他的影子。6 月 25 日的華盛頓 DC 有關算力限制和 AI 競爭的政策聽證會，他也是發言的焦點，為美國遏制中國 AI 發展設計了詳細的 5 層戰略。
那麼，這位記者出身的英文系畢業生是如何進入 AI 的核心圈？作為一名出生於英國小鎮的美國移民，Jack Clark 提出對華強硬政策的底層原因是什麼？他的政策理念和具體對華戰略的政策建議到底是什麼？以 AI 安全為由推動的對抗性 AI 政策背後的悖論在哪裡？這些都是本文希望回答的問題。
💡 目錄 💡
01 Intro：技術必然與社會因素互相交織
02Jack 曾是全球唯一報道神經網路的記者
03 為人溫和，卻在算力上敏銳且強硬
04 統籌多方力量為 AI 治理開出私人藥方
05 為美國設計對華的五大戰略
06 Jack 是一個時代的良心，還是囚徒？
01.
Intro：技術必然與社會外部因素互相交織
華盛頓 DC 的六月，空氣已經算溼熱。在雷伯恩眾議院辦公大樓那間鑲著深色木板的聽證會室裡，冷氣開得十足，卻驅不散一種無形的的緊張。燈光聚焦之下，坐著一個名叫 Jack Clark 的男人。他看上去不像一個正在定義新世紀 AI 競爭輪廓的野心家，看起來仍像他剛進入職場時的身份 —— 一位心思細膩的英文系畢業生。
Jack Clark
他穿著一套合身的西裝，沒有扎眼的領帶。這在矽谷格格不入的裝束，卻是 DC 的標準制服。他的姿態帶著些謙遜，仍帶著些英倫口音。他面前的這個委員會，全稱是“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一個在名字上就毫不掩飾對抗姿態的機構。而 Jack Clark，Anthropic 的聯合創始人、曾經的彭博社記者、如今極具影響力的 AI 政策沙皇，正說著他們最渴望聽到的聲音。
“在一個民主國家制造的 AI ，將為全人類帶來更好的技術，”他平靜地陳述。他所有的表達基於一個核心前提：技術必然與社會的外部因素互相交織並被其滲透。
在場的議員們大概並不理解神經網路的深奧，也未必能分清 GPT 和 Claude 的細微差別，但他們能聽懂這種“文明競爭”的宏大敘事。而 Jack Clark，這個三十多歲的英國人，正以一種權威的姿態，將這場關於演算法和算力的技術競賽，翻譯成了一場地緣政治的生死存亡之戰。
02.
Jack 曾是全世界唯一報道神經網路的記者
Jack Clark 的起點並非在灑滿陽光的加州，而是在潮溼多風的英國海濱小鎮布萊頓。他上的不是斯坦福或麻省理工，而是東英吉利大學，主修的是英國文學和創意寫作。這是一個與 Transformer、GPU 和矽谷獨角獸神話格格不入的開端。
他的第一個職業身份，自然不是程式設計師，而是記者。這個身份塑造了他最核心的稟賦：將複雜的技術世界翻譯成連議員都能聽懂的語言。
2013 年，在科技媒體 The Register，他為自己開闢了一個奇特的賽道，自稱為“全世界唯一的分散式系統記者”。他去報道那些別人嫌棄的、枯燥乏味卻至關重要的東西 —— 雲計算、資料庫，也就是網際網路世界那看不見的“管道工程”。他後來帶著一絲自嘲回憶道：“寫資料庫的我，遠沒有寫賈斯汀·比伯的人吸引眼球。”
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 2016 年。那時他已是彭博社的記者，憑著一股近乎偏執的勁頭，說服編輯讓他成為“全世界唯一的神經網路記者”。他的嗅覺超越大部分媒體同行，已經預見到了風暴的來臨。然後，在一個尋常的日子，他約他的編輯 Alistair Barr 出去散步 —— 在新聞編輯部，這通常是壞訊息的預兆。Jack Clark 告訴他，自己要辭職，加入一個剛成立不到一年、除了 Elon Musk 的背書外前途未卜的非營利組織：OpenAI。
Barr 認為這是個“糟糕透頂的主意”。但 Jack Clark 已經看到了未來。一次飛往 AI 會議的航班上與一位伯克利教授的偶然交談，讓他下定決心。他不想再做那個隔岸觀火的記錄者了。他要跳進那片波濤洶湧的海，成為塑造浪潮走向的參與者。
在 OpenAI 的 4 年時間，Jack Clark 完成了兩項任務：一是讓世界理解 AI；二是將基礎技術的洞見轉化為世界各地決策者的行動依據。
Jack Clark 在 LinkedIn 上對 OpenAI 工作經歷的介紹
這個從文學到新聞，再到科技政策的跨越，賦予了他一種獨特的視角。他不像純粹的工程師那樣沉迷於技術本身的優雅，也不像純粹的政客那樣只看到權力的博弈。他能同時看到兩者，並看清它們之間極具威力的相互作用。
03.
為人溫和，卻在算力上敏銳且強硬
想象一箇舊金山的清晨，薄霧尚未散盡。一個男人走在街上，一邊走，一邊心不在焉地玩著雜耍球。三個球在他手中上下翻飛，劃出弧線。他自己也承認，這看起來像“徹底的瘋子行徑”。這個男人就是 Jack Clark。
這個略顯古怪的愛好，是他尋求“個人意義和專注力”的方式。這幅畫面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隱喻。他的職業生活，就是在同時拋接無數個高速旋轉的球 —— 一家估值 600 億美元的公司、一項關乎人類未來的技術、AI 的國家間戰略對抗、自己家嗷嗷待哺的幼兒，以及他內心深處關於 AI 意識的倫理焦慮。
他的生活充滿了這種戲劇性的反差。他透過 OkCupid —— 一個“非 AI 但自動化的應用”——找到了妻子，並對此津津樂道。他會在孩子不小心撞到頭時，第一時間求助於自家的 Claude AI 模型以獲得快速的醫療安撫，像一個最前衛的科技奶爸；但轉過身，他又會為“過度監控”和“無監護的創造力”空間的消失而憂心忡忡。
OkCupid 是一個線上約會平臺，使用者透過問答匹配演算法尋找志同道合的伴侶。
他的同事形容他“極其溫和、善良且自謙”。當有人祝賀他因 Anthropic 的高估值而成為億萬富翁時，他會用一種近乎害羞的方式迴避：“哈哈，謝謝，但富豪真的不是我的風格。”他一手創辦的影響力巨大的 Import AI 週刊，讀者超過 2.5 萬名行業專家，他卻號稱靠“拿鐵、拉麵和讀者的反饋”維持運營。他開玩笑說，自己為了研究 AI 已經喝掉了價值約 6000 美元的咖啡。這是一個至今仍保留著記者時代“苦哈哈”的幽默感的人。
然而，正是這個“溫和”的人，在政策建議上卻表現出鷹派的強硬。他敏銳地抓住了這場競賽的“七寸”——算力。
“這場競賽，根本上是靠算力驅動的，”他在聽證會上冷靜地剖析，“美國必須控制流向中國的強大晶片，否則，你就是在給他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工具，用來製造強大的 AI。”
Jack Clark 在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聽證會上的發言
他的語言充滿了畫面感，彷彿在講述一部驚悚片。他描繪中國如何想方設法繞過出口管制，讓中文世界不少人忍俊不禁，認為這是純粹的造謠：“將處理器藏在孕婦的假肚子裡，或者把 GPU 和活龍蝦一起打包”。這些細節，遠比干巴巴的資料更能讓國會議員們感到脊背發涼。他讓威脅變得具體、可感，甚至有些荒誕。這就是那個創意寫作專業畢業生的功力——他知道如何講一個好故事，一個能讓人採取行動的故事。
04.
統籌多方力量，為 AI 治理開出私人藥方
Jack Clark 的崛起，並非孤立事件。
他人脈遍佈了科技界和政界的權力中樞。他與從 OpenAI 一同出走的 Amodei 兄妹等人共同創立了 Anthropic，形成了一個以“AI 安全”為核心理念的強大聯盟，直接與老東家分庭抗禮。
他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Chuck Schumer 的閉門 AI 洞察論壇上，與 Sam Altman、Elon Musk 同席而坐。他是斯坦福 AI 指數的聯合主席，是經合組織（OECD）AI 工作組的聯合主席，是向美國總統提供建議的國家 AI 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Jack Clark 作為 Anthropic 聯合創始人，出席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Chuck Schumer 的閉門 AI 洞察論壇
他遊刃有餘地穿梭在這些角色之間，像一個織網的蜘蛛，將技術、資本、學術和政治的力量編織在一起。他提出的“監管市場”概念——政府設定目標，私營機構競爭提供合規服務——充分體現了他的務實制度主義思想。
Jack Clark 提出的“務實制度主義”（pragmatic institutionalism）主張透過建立務實、靈活的制度和治理機制，在快速發展的 AI 技術與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依賴鬆散自律或僵化管制。
在中美 AI 博弈這盤大棋上，他扮演了民間首席戰略師的角色。但他並非一個只知揮舞大棒的莽夫。在他的政策工具箱裡，藏著的是一套經過精密計算、層層遞進的組合拳。這套拳法的指導思想，源於他稱之為“務實制度主義”（pragmatic institutionalism）的哲學。他深知，面對 AI 這種史無前例的力量，純粹的政府鐵腕監管或矽谷式的徹底自由放任都將是災難。
因此，在向世界展示他的“矛”之前，他先設計了“盾”。他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者 Gillian Hadfield 共同勾勒出一套名為“監管市場”（regulatory markets）的精巧藍圖。這是一套完整的社會工程構想：政府充當設定最高目標的“元監管者”。它劃定紅線（比如，AI 系統不得造成選舉混亂），然後，私營的、經過認證的監管機構會像市場中的企業一樣相互競爭，為 AI 公司提供最高效、最創新的合規與安全審計服務。這是一場有管理的競爭，目的是用市場的活力去解決技術的迭代速度，同時保留民主的最終問責權。
這個構想，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前記者的務實——他見證了太多政府的低效和企業的傲慢。這是他為 AI 治理開出的私人藥方，一個試圖在失控的創新與僵化的監管之間找到第三條路的嘗試。
05.
為美國設計
對華的五大戰略
當 Jack Clark 將目光從國內治理投向地緣政治的棋盤時，他的“務實”就呈現出一種更為冷酷和強硬的面貌。大多數國人並不會喜歡他為美國設計的對華戰略：
• 第一根支柱：扼住咽喉——算力管制（The Chokepoint）
這是他戰略的核心，也是他著墨最多的地方。他反覆向議員們強調，算力是 AI 世界的氧氣。因此，他提交給商務部的建議書，遠不止“加強管制”那麼簡單。
他主張大幅降低觸發《AI 擴散規則》（AI Diffusion Rule）的算力門檻，這意味著更多型號、更低效能的晶片也將被納入禁運範圍，從而系統性地延緩中國 AI 產業的整體發展，而不僅僅是掐斷其頂端。他呼籲建立更強大的“強化執法機制”。他要的不是一道牆，而是一張帶有感測器和巡邏隊的、動態的天羅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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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Clark 建議大幅降低
觸發 AI Diffusion Rule 的算力門檻
• 第二根支柱：建造燈塔——政府技術能力（The Watchtower）
Jack Clark 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政府自己是個“睜眼瞎”，那麼任何監管都無從談起。他強烈呼籲為美國 AI 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等機構注入真正的資源和權力。這不僅僅是成立一個委員會。這意味著要僱傭頂尖的工程師，建立國家級的測試平臺，讓政府擁有獨立的能力去拆解像 Anthropic、Google 或 OpenAI 釋出的最新模型。
• 第三根支柱：驅動引擎——能源與基建（The Power Plant）
他警告國會，AI 的盡頭是物理學的盡頭，是能源的盡頭。他明確指出，中國在發展核電方面的優勢，長遠來看將直接轉化為 AI 算力的優勢。因此，他敦促政策制定者將美國的能源戰略——無論是核能、聚變還是其他可再生能源——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組成部分。在他看來，投資建設下一代電網，和投資研發下一代晶片，其戰略意義是等同的。
•第四根支柱：設立靶場——評估優先原則（The Proving Ground）
在關於 AI 應該“開放”還是“封閉”的激烈辯論中，Jack Clark 巧妙地繞開了這個二元對立。他提出了“評估優先原則”（evaluation-first principles）。他認為，爭論模型是否開源意義不大，關鍵在於建立一套強大的、標準化的部署前測試框架。
無論你的模型來自哪裡，無論它是否開放原始碼，在它被允許接入社會關鍵領域之前，都必須在國家認可的“靶場”裡透過一系列嚴格的能力與安全測試。這套方法論，既滿足了開源社群對透明的呼籲，又抓住了安全派對潛在風險的擔憂，將焦點從“出身”拉回到了“能力”上。
• 第五根支柱：鞏固陣線——盟友協同（The Alliance）
最後，他的“長臂”超越了美國本土。他主張加強與盟友（如歐洲、日本、韓國）的協調，建立一個圍繞 AI 安全、價值觀和供應鏈的統一戰線。但這並非天真的國際主義。他同時強調，在與盟友合作時，美國必須保持“戰略自主性”。換言之，可以合作，但核心技術、關鍵決策權和最終的規則制定權，必須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
06.
Jack 是一個時代的良心，還是囚徒？
Jack Clark 的核心驅動力，源於一種深刻的信念，或者說是一種恐懼。
他曾寫道：“21 世紀最大的挑戰，是讓一個越來越快速發展的技術世界，對大多數人來說變得‘清晰可讀’。”他巧妙將自己定位為這個時代的翻譯官和闡釋者，並吃到了其中的”紅利“。
在他撰寫的科幻小說片段中，他反覆糾結於 AI 意識的問題，擔心“我們將成為未來可能被視為巨大罪行的旁觀者”。這種倫理上的痛苦，與他在國會山推動強硬競爭政策的現實主義者形象，構成了他性格的張力。
他是一個罕見的混合體：一個擁有記者懷疑精神的科技公司創始人，一個心懷人文主義關懷的冷戰鷹派，一個在自家後院玩雜耍的億萬富翁。他那句標誌性的口號——“事情會變得很奇怪。不要害怕”（Things will be weird。 Be not afraid）——既像是一種安撫，又像是一種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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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Clark 在 Import AI newsletter 中寫道：
“Things will be weird. Be not afraid”
當歷史為這個時代落筆時，Jack Clark 的名字將被如何記載？他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戰略家，成功地為民主世界在 AI 時代確立了規則和價值觀的防火牆？還是他親手拉開了新一輪軍備競賽的鐵幕，將世界推向了一個更加對立的未來？
或許，答案就在那幅他獨自在舊金山街頭玩雜耍的畫面裡。他努力地向上拋著每一個球，試圖在重力與自身技巧的極限之間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每一個球都代表著一個巨大的變數：科技的進步、國家的野心、商業的貪婪、人類的福祉。任何一個球的掉落，都可能引發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
在 AI 時代，我們面對著非傳統的權力人物。就像 Jack Clark，他不是將軍，也不是政客。他是新時代的產物，一個“經理人書呆子”（manager nerd），一個在程式碼和法案之間搭建橋樑的人。那個從布萊頓海邊走出的文學青年，最終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在上週的 DC，用他那支曾經描寫資料庫的筆，為我們所有人勾勒出一幅既充滿希望、又令人不寒而慄的未來圖景。而他自己，既是這幅圖景的設計師，也可能是它第一個身不由己的囚徒，無法逃開一個歷史性的悖論：為了避免想象中的 AI 末日，他是否正在主動開啟一場代價高昂的科技冷戰？
排版：夏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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