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似乎並沒有因此消失。
作者 | 殷盛琳 編輯 | 王珊瑚
來源 | 極晝工作室
（ID：media-fox）
近幾年來，網際網路大廠的光環逐漸暗淡，降薪裁員的訊息早已不是新鮮事。許多在大廠工作的員工直到離開時才發現，能選擇的機會並不多——大廠的工作流程明確，業務細分，在某個崗位上積累的經驗無法在別的行業落地。那些“專業技能”，某種程度上只適用於網際網路公司。
轉型之路上，一些年輕人在固化的職業賽道中找到縫隙：還可以去大專院校做老師。這個機會看起來相當誘人：公辦大專院校的教師也有編制，穩定，每年有固定的寒暑假。最重要的是，它的門檻不高，即便是一線城市公辦大專，大部分崗位只需要研究生學歷就能申請。
當然，大專也並非烏托邦，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等級與競爭。一些年輕人從快節奏的企業來到這裡，獲得了更平穩的生活，但焦慮似乎並沒有因此消失。
從大廠到大專
芒果現在的辦公室在三樓，窗戶挨著樹梢，每次拉開窗簾，滿眼流淌著綠色。再遠處是教學樓，行走其間的，是一張張青春的臉。很多時候，辦公室只有她一個人，中午還能在行軍床上眯一會兒。
這樣“美妙”的瞬間裡，她才確切感受到，從網際網路大廠來到大專院校做老師的意義——人不是非要窩在格子間裡，只有去茶水間時才能瞄一眼雲朵的。
在此之前的兩年，她都以為那樣的環境是“正常”的。
2022年，芒果研究生畢業，憑藉豐富的實習經歷，順利拿到500強地產、網際網路、國企以及公辦高校等不同領域的offer。她最終選擇入職網際網路公司做市場營銷——高薪、福利以及相對寬鬆的氛圍對應屆生而言仍然具備吸引力。
當時，她有過3年工作經驗的研究生室友則目標明確，只想進入體制或高校——當芒果忙著各個大廠刷簡歷時，對方在學校做起兼職輔導員，並最終入職一所雙非一本院校做輔導員。
兩年後，芒果才真正理解室友當時的選擇。
她所在的網際網路公司效益下滑，組織架構調整、裁員的危機始終圍繞。工作一年多，部門就被裁掉了30%，半年後，又要進行架構調整。雖然“手術刀”並沒有對準她，但在那樣的職場環境裡，未雨綢繆幾乎是本能——沒人知道下一個被通知離開的是不是自己。
芒果的工作內容也從原本的資訊流投放變成外部拓展，每天要去外面談合作，以及整理大量的鏈路資料。她感到厭倦，像被困在固定系統上運轉的螺絲，工作成就感變得稀薄。
2024年腰斬的年終獎給了她最現實的推動力。芒果決定尋找新的出路。趁著“金三銀四”，她開啟招聘軟體看機會，但發現自己一個簡歷都不想投——那些崗位工作內容差不多，薪酬有的更高一點，但虛無感是相似的。她可以想象那樣的節奏：開不完的會，無休止的KPI、資料與營收。
芒果想起畢業時那份高校的offer，有了重新選擇的衝動，比起網際網路企業的高工資，她更想擁有鬆弛的生活。她找當時的研究生室友瞭解了一些情況，決定將目標定在公立大專院校的專任教師崗位。
這也是許多離職打工人理想的“岸”——有編制，穩定，時間自由，可以享受寒暑假。門檻低，大部分崗位只需要碩士學歷。網紅教師張雪峰早就推薦過這條小眾賽道，“既無課業壓力，也無科研壓力”。相比起非升即走的大學老師，以及教學任務繁重的中小學老師，大專老師顯然輕鬆很多。近些年，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專科院校側重“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招聘教師時，也更注重實踐經驗。
經過漫長的筆試、面試與政審，2024年8月，一切塵埃落定，芒果向老闆提了離職。
入職大專後第一個學期，她暫時沒什麼事情要忙，參加完學校培訓後，變得很清閒。那段時間，芒果處在轉行的焦慮期：如果一直做大專教師，薪資腰斬不說，想再轉回企業就很難了。
她接到過獵頭打來的電話，給出的年薪比之前還要高30%左右，她答應先聊聊看。線上一面、二面都很順利，三面要到線下的公司面聊。
但當她走進那家企業所在的辦公樓，開始感到強烈地不適。“HR把我帶過去，我才發現，天，為什麼一層樓可以容納那麼多人？坐在邊上的工位，旁邊連陽光都照不到。”芒果說，那樣的場景瞬間把她拉回了之前工作的狀態。她當即決定放棄，“就算面試過了我也不去了”，即便薪酬腰斬，她也覺得在學校工作要比網際網路公司快樂很多。
她不想回到小小的工位，像都市裡的精緻囚籠，下班走出大樓，才能看到日落，如果加班，出去的時候天就黑了，連夕陽都看不到。
芒果說，當時她已經在學校待了兩個多月，一走進學校鳥語花香的，還能看到很多青春的臉。人一旦感受過自由，就不願再回到那樣的地方。
她開始擁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前在企業，只有7天年假，每次有旅行計劃都要各種拼湊。但現在，寒暑假是大專老師固定“福利”。去年暑假，她去了一趟西寧，又去看了河西走廊的起點，再繞道武威。寒假去了三亞和海口。
在網際網路公司工作時，每次通勤回到家裡她只想躺下刷手機，工作對精神的消耗是巨大的。但現在，她會跟著電視跳帕梅拉，整個人“活”了過來。芒果說，她也計劃進入人生新的階段了，可能會生一個孩子。這在企業裡，是女性不得不面對的職場瓶頸，但在學校要包容很多。
網際網路痕跡與大專老師打怪升級之路
從大廠轉到大專的這半年，芒果明顯感覺“變慢”了。時間的流速變緩，開會、溝通的效率也在變低。“跟她們溝通的時候廢話非常多，給我佈置任務的時候，他們不會說背景是什麼。”這在網際網路公司是不可想象的，那裡的資料、流程、目的都很清晰。“網際網路不可能花一下午時間開會，大家磨皮擦癢，然後什麼意義都沒有。”
連工作使用的系統效率都是不同的。芒果說，學校的教務系統非常古早，完全不注重人的使用體驗，如果去換課或者調課，進入系統找個確認鍵都要好半天，工作效率變得極低。
即使已經有意識避免在與同事的聊天中使用“網際網路黑話”，但大廠留在她身上的痕跡遠比想象中更多。
芒果會不自覺地像在網際網路公司分析OKR（目標與關鍵結果）一樣拆解大專老師的工作。她目標明確，在入職後就問教研室主任要了評職稱的檔案。“我做的任何事情是圍繞著評職稱來的，在學校裡面你做其他事情沒什麼用，只有評職稱工資才會往上升。”
這是另一條等級分明的路徑：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但不同院校的具體要求會有差別。芒果所在的這所公辦大專，從助教評講師，要求是具備一定額度的課時量、發一篇論文，並且有兩年兼職輔導員的經歷。另外，每年會有年末考核，除了上課外，監考、帶學生參加比賽都有相應的分值。如果比賽能拿獎，分數高，被評為“優秀”，就能在評職稱時有優先資格。
她說，在大廠工作時，總有領導或績效指標像一雙“眼睛”一樣盯著你，現在這份目光消失了，但那種慣性還在。芒果說，在大專，需要“自驅力”。
她的工作依照職稱“地圖”展開。除了常規上課，芒果在幫教研室的副教授做課題，雖然是邊邊角角的工作，但也能積累經驗。輔導員的機會暫時輪不到她，她就積極帶學生參加比賽。
從大廠到大專，對小託來說，算是對父母期待的一種“妥協”。轉行前，她在深圳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做運營，和許多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年輕人一樣，她要忍受通勤、租房和生活的無限壓縮。加班是常態，偶爾會到十一、十二點。
為了回應父母“穩定”的期待，她退居二線一所大專做教師，入職行政崗。日常工作變成寫宣傳稿、收發檔案。
對她來說，那些在大城市高強度工作的時光，也代表著自由和成長。“（小城市）生活節奏，包括城市的人文氣息是完全不一樣的，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失落。”大專院校的編制內氛圍也讓她感覺到壓力，“網際網路（工作）單純消耗的是腦力，這裡更耗費的是心力。”小託說，相比之下，網際網路公司的人際關係更單純，到了大專院校，為人處事的能力顯得更重要。
對行政工作來說，之前大廠講究的投入產出比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她的領導多為70後，“你去跟他講投入產出比，他只會覺得你沒有集體意識和集體精神。”
在大專院校，老師的排課是由教研室決定的，分到的課程可能跟自己的專業背景並不相關。芒果的本科、研究生學的都是新聞傳播，應聘的專任教師崗位也是新媒體相關，但這學期，她要給學生上《出版企業管理》。
她相當於“現學現賣”。芒果說，為了備課，她找管理學院的一位老師要了教案，在模版基礎上做修改。再去網上找到相關課程先學一遍，整合一些出版相關的案例，做好PPT。
同樣轉行做大專教師的楊雨晴也面臨相似的難題。她目前在大專院校帶的課程是《商品圖片美工》和《圖片處理》，都是和PS有關係的。但她大學學的是市場營銷，和設計產生的交集是工作之後——她做策劃主管需要審稿，給設計稿提意見。現在，她也需要先自學一遍再教給學生。她感覺壓力很大，“只是萬里長征剛剛起步”。
不過，現實裡越來越多人想要擠上這條“長征”路。2022年，錄取芒果的那個二本院校專任教師崗位，從去年起，最低學歷要求從碩士上升到了博士。民辦院校的競爭也比以往更激烈，芒果說，前段時間，她的朋友被公司裁員，她陪著對方去過線下招聘會，一家民辦院校的展臺前，排隊的人居然是最多的。
圍城內外
楊雨晴在被裁員前，從沒想過要從那傢俬企離開。2012年本科畢業後，她就進入企業做市場文案策劃工作。9年裡，她從職員做到主管、經理，並在本地一所大學讀了MBA。2021年被通知裁員時，她管理的團隊已經有四五十位成員。
相比芒果，她沒有那麼幸運。她現在工作的這所大專在異地，楊雨晴不得不帶著孩子和媽媽到鄰市生活。學校規定新教師要坐班三年，從週一到週五都要到校，並承擔相應的行政工作。為了以後順利評職稱，楊雨晴還兼任了輔導員。
2023年入職至今，她暫時還沒有享受到大專老師的悠閒。相反，她的時間被塞得滿滿當當。開會的會議記錄、辦公用品的領取和分發、財務報銷、固定資產盤點、給學生蓋公章，各種雜活都落在她身上。唯一的好處或許是，下班之後不會再接到工作電話。
她覺得公立大專就像一座圍城，許多人進來之後，才發現它並不是想象中那樣輕鬆。
對於許多大專院校，帶學生參加比賽才是重要任務。有些院校甚至可以允許學生停課去備賽。芒果的教研室主任告訴她，比賽如果能拿成果，有利於學校的專業建設。學校未來如果要升級，從大專升成本科，這些都是考核標準。
相應的，老師評職稱時，帶隊參賽的成績被視為“標誌性成果”，是重要加分項。楊雨晴說，這也導致了大專老師之間的內卷：儘量多的參加比賽，或者和有資源參加更高級別比賽的老教師抱團，“內卷這個事不可避免”。
站在大專老師“打怪升級”的視角上看，教學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一項。不止一位老師提到，在評職稱的時候，教學只是基礎項，只看重課時量，至於具體質量如何，並不作為評價標準。一位老教師告訴楊雨晴，上課是個“良心活”。
但比起應屆就進入大專，楊雨晴對“職稱”沒有太強的執念。她說，就算評上教授，工資也不會比企業更高。她更能跳出這套規則來看事情，選自己更舒適的工作節奏。
相比起帶比賽，楊雨晴更願意享受教學的過程。從一開始磕磕絆絆教課，到今年上課的狀態越來越得心應手。她覺得自己的課堂更接地氣：10年的工作經驗讓她能拿出許多真實的案例，講設計、講方案。畢竟經歷過數個客戶的奇葩要求，她更能讓學生感受到如何使用工具去解決具體的人的需求。
但她也不可避免地有過離開的念頭。從一個生活了十幾年的地方忽然來到陌生的城市，她和家人都要面對現實上的困難，她的母親為了幫她照顧小孩，除了買菜做飯，幾乎不怎麼出門。
她有時候感覺自己被編制困住了。努力兩三年才“上岸”，拿到一張入場券，想要捨棄的沉沒成本太高了。另外，如果再回到企業，可能個人的生產力也回不到從前了。大專的運轉速度是慢的，一項工作內容可能以三年、五年為計量單位，和企業是完全不同的規則。更何況，她已經34歲了，無論是考公還是在企業，都到了“枯榮線”。她沒有勇氣再次將自己推向岔路口。
離開追求革新與變化的企業，進入高校體系後，許多人會有強烈的停滯感。芒果轉行做大專老師還沒一年，暫時沒有為此感到焦慮，但她害怕自己的經驗會過時。下個學期，她要給學生上新媒體的課，她有信心能給他們帶來以往老師沒有傳遞過的新認知：比如網際網路的投流機制是怎樣的，比如自媒體的變現，把學生從理論引向實踐的層面。
但5年之後、10年之後，自己還有最新的經驗帶給學生嗎？不久前，她和網際網路行業的前同事吃飯，聽說一些平臺的流量推薦機制又變了。
學生們的課堂回饋也令人失落。芒果說，她有時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在舞臺上全開麥演唱的愛豆，但底下大部分是無動於衷的“殭屍粉”，回應寥寥。
陳晨在杭州一家大專待了短暫的一學期後，還是選擇了離開。在那之前，她曾在體制內工作4年，做到過主任科員，因為受不了一成不變的感覺，選擇從體制離職，在一家法國企業工作了7年多，直到業務變動，團隊面臨解散。她已經36歲了，錯過了再次考公的時間。
朋友告訴她，大專的閒暇時間多一點，可以兼顧家庭，她才知道還有這個選項。但大部分大專的崗位都需要35歲以下，她找了好多個才找到年齡限制在40歲的崗位，而且只是外聘的形式。
那是一所警官學院，公務員體系，很多老師上班也會穿警服。走在校園裡，她能感受到微妙的區別。收入縮水程度超出了她的預期，第一個月，在沒有代課的情況下，月薪到手不到2000塊。在課堂上，她也很難感受到成就感，她覺得很簡單的東西，教了幾遍學生還是不會。
重要的是，在大專當老師，讓她有做公務員時相似的感受：重複、停滯。
帶完一個學期的課程後，陳晨最終選擇離開。目前，她進入了一家民企，薪酬看得過去，她也回到了忙碌但熟悉的工作節奏。這讓她感到安全。
（注：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本文轉載自【極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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