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放慢
有研究表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與之前的100年相比，重大科技創新明顯減少，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放慢。比如說，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內涵都非常廣泛，能源、交通、通訊、冶金、化工、建築、材料、生物等領域都出現了重大創新，而且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在彼此之間產生了相互促進的作用，某一領域的技術變革會引發另一領域的技術變革，導致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持續時間長且層出不窮，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產生全面性的影響。相比之下，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資訊科技領域，由於摩爾定律的存在，該領域技術進步速度很快，但其他領域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較慢，如人類目前使用的能源、交通和建築技術基本上仍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
英國和美國一批學者仔細研究了過去200年美國專利與商標局的記錄，發現在19世紀的時候，近半發明專利來自於對單一新技術的利用，而現在這一比例只有12% 。也就是說，隨著新技術出現的越來越少，現在大部分的發明專利都源於對不同現有技術的組合利用。
全要素生產率是度量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資訊科技作為一種通用技術，幾乎所有行業的發展都因資訊科技進步而受益，但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並不明顯。美國學者羅伯特·戈登研究指出 ，1970-2014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只有0.6%，僅相當於1920-1970年的三分之一，也低於1820-1870年。戈登認為，過去50年美國確實有技術進步，但主要體現在資訊科技、通訊和娛樂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並不顯著。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統計顯示，1970年資訊科技、通訊和娛樂業增加值佔美國GDP的比重為5.8%，2019年該數字為7.9%。相比之下，同期金融業增加值佔美國GDP的比重從14.3%上升到21%，遠遠大於資訊科技產業。
技術進步放慢的原因
技術進步會放慢的原因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來分析。從需求側來看，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不斷試圖改造世界，這是技術進步的根本推動力。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從低到高依次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種需求。有學者把各種技術創新按照滿足上述需求的發展歷程做了相應劃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人類歷史早期一直到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更多地是滿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近期以資訊科技為主體的創新更多的是滿足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實現需求。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為6個階段，依次是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和超越大眾消費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正是從大眾消費階段向超越大眾消費階段過渡的時期，該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生活質量，這和馬斯洛需求模型以及相對應的發展階段中主導技術創新的劃分是吻合的。問題在於，滿足精神層面的需求對物質資源的消耗要少於滿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儘管人類可能因更高層次的需求被滿足而主觀上更加幸福，但客觀上在改造自然和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以資訊科技為主導的科技創新確實不能和之前的時代相比。
從供給側來看，技術進步放慢可能與政府和企業對科研投入減少有關。美國政府對研發投入的高峰期在20世紀60年代，接近聯邦預算的12%，該比例之後一路走低，目前只有4%左右。《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和科學研究漸行漸遠，導致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難度加大。美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面臨股東對短期盈利的需求，雖然對研發的投入仍然很大，但主要投入在“開發”上，對“研究”的投入則大大減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料顯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佔美國企業研發支出的比例由1985年的30%下降到2015年的不足20%。1971年，美國財富500強企業獲得《研發》雜誌年度創新獎的比例是41%，2006年這一數字下降到6%。許多曾為科技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企業研究機構如貝爾實驗室、杜邦中央研究院等都大幅縮減規模甚至被關閉。
相比之下，美國的高校對研發的投入增幅很大，在美國科研和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愈發重要。但是，高校和企業的研究目的不完全一致，高校科研成果的轉化率要明顯低於企業。雖然美國發達的風險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高校和企業的橋樑，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但是大部分風險資金都投在資訊和生物技術兩個領域，對於其他高風險、進度難以量化的科研領域投入很少，因為風險投資在投資回報率和投資時間週期方面往往有明確的要求。
技術進步放慢的後果
在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可以透過不斷擴大要素投入來實現，但由於收入報酬遞減效應的存在，這種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速度只取決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因此，技術進步放慢的直接後果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
20世紀50-60年代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期，20年間GDP年均增速接近4%，之後的增速開始出現趨勢性的放慢。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漲，GDP年均增速為3.2%，80年代依靠里根革命增速有所回升達到3.3%，90年代的網際網路新經濟使得經濟增速進一步提升到3.5%，但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因為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增速下降到1.7%，而第二個十年不考慮新冠疫情的話平均增速是2.2%，如果算上疫情可能只有1.5%。從下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走勢和GDP增長態勢幾乎同步，從20世紀60年代的高點下行，到20世紀90年代一度走高，但之後十幾年又不斷走低，整體上呈長期下滑趨勢。
美國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呈長期放慢趨勢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資料用五年移動平均值進行了平滑
面對經濟增速的下滑，美國試圖透過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來維持經濟增長，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卻造成了經濟發展的脫實向虛以及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美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梳理了過去五百年來的金融危機發展史，提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是人類歷史上金融危機最頻繁的時期。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本身就會對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帶來損害，而美國政府屢屢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為下一次經濟危機的到來埋下了種子，並造成經濟的進一步脫實向虛以及收入分配差距顯著擴大。
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更少的新增就業機會、更慢的收入增長、更低的儲蓄和更高的家庭債務。據美聯儲統計，美國有40%的人口拿不出400美元應急，很多人不出來工作就沒法生活，這是美國疫情難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當將蛋糕做大越來越難時，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會試圖從蛋糕中切出更大的份額，如里根、小布什、特朗普執政期間三次大規模的減稅主要受益者就是富人，結果就是繼續擴大收入差距。美國的Gini係數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0.35一路上升到現在的0.45，遠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的水平。
而經濟增長放緩的另一個後果就是政府財政困境，這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政府的預算赤字和債務總量不斷上升，導致財政風險增加。公眾持有的美國國債佔GDP比重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27%一路上升到現在的接近100%。二是削弱政府對社會福利以及公共服務的投入能力。如美國州和地方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佔其總預算支出的比例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超過40%下降到現在不足33%，這是美國基礎教育表現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政府對基礎領域科研的投入也力不從心，如美國曾在20世紀60年代實現人類登月的創舉，現在卻只能把宇航員送入近地軌道的空間站，太空梭專案也因為經費不足而被徹底取消。
美國20世紀60年代和蘇聯搞軍備競賽，深陷越戰泥潭，民權運動如火如荼，但美國政府透過實施“偉大社會”政策強化社會福利保障，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原因就在於當時美國經濟增長快，就業機會多，政府手裡有錢。而今天的美國政治家無力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反而為了選舉大搞“身份政治”，造成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和民粹主義上升。美國還試圖向外轉嫁矛盾，造成國際秩序失序和中美關係緊張。
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透過改革開放，發揮後發優勢，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帶來的技術擴散效應推動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如果美國的技術進步速度在放慢，且對方正在大力實施中美科技脫鉤，我們繼續透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然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難度將明顯增加。除了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革科技體制激發創新活力之外，我們還需要採取一些開創性的舉措，以積極應對顯著變化的外部環境，力爭取得科技創新領域的突破和發展。
一是鼓勵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基礎研究週期長、難度大，有很強的社會效益，政府應該成為投入的主體，過去在這方面我們投入不夠，現在已經在加大力度。但國外經驗表明，企業同樣可以開展基礎研究，尤其是規模較大的企業。目前，我們對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予以同等程度支援，未來可以考慮將兩者區分，對企業開展研究活動的給予更大的支援力度。這樣既可以成為政府投入的有益補充，也有利於科研成果更加迅速的轉化。
二是加大對資訊科技領域之外的科技創新的支援。資訊科技的發展依然有良好的前景，但是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對該領域已經給予了相當多的支援，如最新公佈的中國獨角獸企業100強中，大部分都屬於資訊科技行業，其他行業的獨角獸企業的核心技術和商業模式也大多是靠資訊科技驅動。而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領域，市場和資本關注的較少，技術進步速度也相對較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或引導企業加大投入。一旦這些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對國家發展的推動作用可能不亞於資訊科技產業。
三是吸引國際企業和研究機構到中國來開展顛覆式創新活動。目前，發達國家的創新軟環境相對來說確實更好，各種異想天開可能產生顛覆性影響的科技創新層出不窮。但中國有兩大優勢。一是市場規模優勢。科技創新尤其是顛覆式創新往往需要足夠大的市場規模才能盈利。例如，據說當年英法共同研發的超音速客機——協和式客機的產量必須達到100架才能實現盈虧平衡，但當時英航和法航即使在兩國政府強壓下也只訂購了十幾架，導致該飛機成本居高不下，最後不得不黯然下馬。而中國的市場規模極大，可以顯著提升科技創新的潛在回報率。二是制度優勢。顛覆式創新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往往和現行的體制和制度不相容，而要修改這些制度可能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中國的體制優勢就在於，我們可以超越短期和區域性利益，讓顛覆式創新更快落地。因此，我們應透過提供資金、裝置、場地和寬鬆的人才培養和流動機制等各種鼓勵政策，發揮我們的市場規模優勢和制度優勢，讓中國成為吸引世界各國來開展顛覆式創新活動的熱土，為我們實現科技領域的彎道超車創造機遇。
中美博弈的背後：這才是關鍵所在！
判斷
儘管新冠爆發後，“內迴圈”的提法開始浮上臺面，但從部門到地方的計劃都沒有真正為轉變做好準備。各地“十四五”發展規劃還是基於過去四十年給中國帶來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別是拜登當選帶來了重歸全球化期待，重新動搖“雙迴圈”孰重孰輕爭論。“內迴圈”還是“外迴圈”之所以兩難，很大程度上在於一時難以看清新冠疫情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生態的衝擊到底有多大。目前只能基於假設性的判斷，來分析未來可能競爭態勢：
第一個大判斷，此次疫情打斷了美國去虛擬化的程序。美國為了應對新冠釋放出海量貨幣，使得美國必須依賴貨幣輸出，對稱的結果必然是國內市場的流失，製造業迴歸無望，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巨大的債務，特別是國內利益分化，使得美國在“十四五”時期內無力發動大規模外部戰爭。
第二個大判斷，疫情已經從戰役規模發展到戰爭規模。如果其他主要國家疫情不能在一到兩年內得到控制，世界各大國的地位在疫後很可能會劇烈重組。王湘穗在疫情初期提出“世界大戰”，可能成為現實。疫區和非疫區將決定誰是這場戰爭的“戰敗國”和“戰勝國”，世界各大國的地位很可能重新排序。
第三個大判斷，疫情改變了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競爭模式。歷史表明，大國競爭很難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競爭並非只有“物競”一種模式，“天擇”也可以淘汰不能應對危機的一方。新冠大流行讓中美面對同樣的考卷，疫情將中美可能的直接衝突轉變為各自與新冠的對決。儘管美國想透過追責中國將這種間接對決還原為中美直接對決，但大流行在美國失控，癱瘓了美國選擇直接對決的能力。原本在中美間對中國不利的“拳擊”比賽，突然轉變為對中國有利的“體操”比賽。
以上判斷的前提是新冠大流行在有了疫苗之後仍然無法控制。讓我們先假設這幾個判斷是對的，那麼無論美國誰當總統，中國都可以避開與美國在對自己不利的“客場”對決。在未來的“戰爭”中，只要能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主場佔優的中國就能開始獲得戰爭的主動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勝出，成為新比賽的規則。在未來“十四五”，各國比拼的將會是：
1）誰能成為非疫區——控制疫情者勝利；
2）誰內部更穩定——不動亂就是勝利。
一句話，誰獲得本國人民的支援，誰就會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勝出。按照新的“戰爭”規則，“內迴圈”就變得比“外迴圈”更加重要。
影響
2020年對“十四五”最大的影響，就是世界貨幣美元的超級寬鬆。即使未來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也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持久影響。如果發達國家採用直接向民眾補貼現金的救助辦法，在開工不足的情況下，貨幣就會轉變為逆差，從非疫區的進口會創造額外的“疫情特需”。鑑於中國是少數一個恢復生產的非疫區國家，明年外需增加很可能超出往年的規模。
如果發達國家採用購買金融資產的方式創造貨幣，就會出現資本極度充沛，相對地能帶來現金流的資產就會變得越發稀缺，廉價的資本會使遠期看好的資產（比如特斯拉）相對近期看好的資產（比如豐田）有更高的估值。如果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不能隨美元同步寬鬆，外幣（特別是美元）計價的中國資產就會非常便宜，外資將大舉湧入收購中國資產。如果人民幣隨美元一起寬鬆，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上升，結果就是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出現大規模動盪——這一後果已經在2020年的發達國家街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如果中國採用浮動匯率，人民就可能面臨快速升值壓力，“疫情特需”帶來的出口效應就會大打折扣。
一個合理的對策，就是：1）開放商品貿易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鎖定美元匯率，為出口創造條件；2）嚴控資本FDI，防止廉價資本透過股市或FDI抄底中國資產。透過順差獲得的外匯要利用危機抄底廉價資源、優良資產，特別是技術和人才，儘量減少購買發國家國債等金融資產。同時，人民幣也要做好轉變為浮動匯率的準備。一旦世界貨幣失去信用，要能夠用本幣開展外貿結算。貨幣是未來幾年最大的宏觀變數，只要人民幣能保持正的利率，就有可能成為全球實體經濟的安全島。這就要求中國在成為儲備貨幣之前，要抵抗住發達國家的壓力，限制外國資本進入資本市場，拖延開放資本專案下的自由兌換。
對策
“十四五”期間，要將穩定至於發展之上。不要追求經濟的絕對速度，而是要保持與主要競爭對手國的相對速度。即使絕對速度減緩，但只要比對手更快一點，也是可以接受的發展目標。速度服從穩定。在這場全球社會治理能力的大考中，能得到人民支援的國家，將會在這場全球戰爭中勝出。
第一，要確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國家治理能力首先體現在疫情的控制上。中國要不惜代價，利用體制上和科技上（疫苗）的所有工具，保住2020年抗疫勝利的偉大成果。只要中國繼續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最安全的地方，中國就可能在支援世界抵抗新冠的戰爭裡從“戰爭特需”中獲得最大的收益。確保中國非疫區狀態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國際競爭的基礎。中國明年的關鍵就是控制疫情，只要控制住疫情，外部疫情越嚴重，對中國越有利。疫情決定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相對速度。
第二，要確保社會階層不會分化。
貨幣寬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社會階層貧富差距的加大。美國此次大選的亂局，根源就在於其全球化的角色使得美國資本與勞動兩極化——資本的財富份額急劇增加，勞動的收入比例則迅速下降。可以預見，為應對新冠而猛烈擴張的貨幣，將會進一步分化美國社會。不論美國哪個黨派上臺，社會階層的分裂在短期內都難以彌合。如果這種社會利益極化發展為空間利益極化，美國國內的政治振盪就有可能在大選後繼續甚至加劇。中國如果抑制貨幣寬鬆的衝動，資產（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就會得到控制，社會就可以保持社會穩定，美國的國內矛盾就會給中國處理國內問題帶來喘息之機。
第三，確保經濟保持一定增速。
一定的經濟增速，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政府保持經濟增速的一個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投資公共產品，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固投。但在目前負債率已經很高的情況下，決策者很難下決心繼續大規模固投。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會帶來資產價格飆升，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壓力。能否找到有穩定收益的投資專案，變得至關重要：
1) 政府投資。政府固投的問題不是債務多少，而是投什麼，是否能找到有穩定收益的投資品。固投的收益決定了固投的上限。現在的債務問題不在於槓桿太高，而在於沒有穩定的收益。因此，“十四五”期間要把尋找乃至設計投資專案，作為國家一種戰略能力。各級政府——從國務院各部委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發改部門，要將專案策劃（而不是彙總）作為部門工作的重點，要有職業化的專案策劃機構。
2) 企業投資。三星對日本半導體趕超的成功經驗，就是不顧市場低潮逆週期投資。如今新冠的大流行也帶給中國類似的機會。逆週期投資需要強悍的融資能力。中國最核心的資本市場，就是房地產。這決定了作為一級市場壟斷者的地方政府必須負擔起企業逆週期重資產的重任。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首先要改變土地融資資助舊城更新的做法，減少對低收益甚至無收益公共設施（特別是音樂廳、體育館、文化中心等“炫耀性”資產）的投資，把土地融資獲得的寶貴的資本逆週期投向高科技企業。合肥近年來教科書般的成功，為地方政府資本支援實體經濟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樣板。
3) 家庭投資。家庭住房是最大無風險潛在需求，家庭重資產升級帶來的剛需，是未來增長最大的機會。國家應當透過“先租後售”、保障房等金融手段，幫助家庭完成包括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投資，替代基建放緩損失的需求。
4) 對外投資。仿效兩次大戰時的美國，向急需中國抗疫支援的國家發放人民幣計價的貸款購買中國物資，在支援世界恢復經濟的同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戰場
按照前面的判斷，未來國家間競爭的主要戰場是在各自的國內。拜登政府對外政策很可能恢復到顏色革命的老路——透過破壞包括中國在內的競爭國家內部穩定，維持美國的相對優勢。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很可能會從外部極限施壓重新轉變為內部分裂。新疆、西藏、香港、臺灣、人權、民族等問題可能會沉渣泛起。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會變得更加激烈。中國的對策應當是穩住國內，坐等美國貧富分化導致國內混亂升級甚至革命。
中國內部穩定基礎是什麼？從新冠疫情爆發後急劇分化的中國輿論，可以清晰的看出，支援穩定的力量不來自於跟隨改革開放成長並在其中獲利的這一代人，這些人的經歷（計劃經濟的失敗、蘇聯解體、美國獨霸），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真正新生的支援力量，來自於中國過去20年成長起來的新生代，他們看到的中國乃至世界和上一輩完全不一樣。他們更自信，不會仰望外部世界。只要這個階層穩了，“老公知”們就很難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大浪。
但這種支援不會永遠保鮮。香港和臺灣過去十幾年社會氣氛的轉變，新生代進入社會後最主要的訴求難以滿足，這樣的支援很快就會消退甚至轉向。在年輕人的訴求中最主要的第一是就業，第二是住房。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住房。住房不是簡單的消費，其本質是城市公共服務的平臺。其功能就像公共服務的“插座”，沒有住房，勞動就無法真正接入城市公共服務，也就談不上分享城市財富的增長。如果不能在年輕人進入社會最困難的階段解決住房問題，新生代很快就會從穩定力量變為破壞力量，一旦走到政權的對立面，政府的權威就會下降，社會就會埋下長期動盪的種子。
因此，“十四五”一定要把住房放到一個更重要的戰略地位。相對投資回報越來越少的“鐵公基”而言，住房的收益穩定且安全。如果選擇合適的金融工具（例如“先租後售”）不僅不會出現大規模爛尾樓和債務違約，還可以稀釋壞賬，帶來二級消費——是少數幾個可以同時大規模拉動投資和內需的方向。
戰略切忌多端寡要，關鍵是選準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說朱鎔基內閣靠的是高速公路作為固投的旗艦，溫家寶內閣靠的是高鐵作為固投的旗艦，現在新一代領導就應當把全社會住房保障作為固投的旗艦。中國今天的國家財富足夠在短期內把新生代的住房解決好幾遍。中國真正缺少不是資本而是政治決心和正確的方法——縮小貧富分化是政權穩固的基礎。一旦新生代住房問題解決，中國就能夠在這場世界抗疫大戰中不戰而勝。
（2020年12月24日中國戰略思想庫2020年第二十七會議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