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的周詩希望在2026年再參加一次中考。因為2024年的第一次中考，她沒能如願進入普通高中。

周詩很想上高中。她的初中朋友都去了高中，可她只考上一所中職學校，自己似乎和他們不再是一路人了。不同學校的日常生活差距明顯，朋友們的生活都被課程排滿了，幾乎沒有休息時間，而周詩所在的學校每天課程很少，有時下午三點就放學了，連課間也有20分鐘。

朋友們“很充實”，而她則有點“虛無”。課餘時間裡，她不知道該幹什麼，於是就跟同學一起打遊戲、打牌。

為了進入普高，周詩想過很多辦法。2024年4月的第一次模擬考試，她的成績只有400多分。感覺到自己可能上不了普高，她提出想休學一年再考試，可父母不同意。2025年2月，她在一箇中考復讀機構學了十幾天，發現自己已經跟不上進度。中考報名在即，周詩放棄了，準備留出更多時間複習，等到2026年再參考。

“不想那麼早被分流。”周詩並不擅長所有學科，她想，如果進入高中以後再分流，她是不是能選擇自己擅長的科目參加考試，也許就能夠留在普高？

推遲普職分流，也多次成為兩會期間的熱門話題。

2025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李楊接受採訪時提到，建議將分流時間從中考後適當推遲到高中階段初期，讓學生在高中接受一段時間的綜合教育後，再根據學生的興趣、特長和學業成績等進行更科學合理的分流。2024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陳眾議則呼籲，以十二年義務教育代替九年制義務教育，將“普職分流”推遲到高考階段。

長期以來，普職分流成為學生、家長的焦慮來源之一。而所謂“推遲分流時間”，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焦慮？“分流焦慮”背後，真正應該直面的問題是什麼？

劉思知道，自己的兒子要考上高中比較費勁。兒子現在正是初三，在全年級的700多人裡排第500名。

兒子已經在學習上花了很多時間。幼兒園時期，兒子就在上英語課；小學一年級開始，語文、數學、英語三科的補課就沒有斷過；上了三年級，劉思又給兒子報了“一對一”的數學補習。現在初三，兒子一週的時間幾乎被學習佔滿，週末兩天，他也要補數學、物理、化學和語文四門課，還要抽時間練體育。

“他連洗澡、絞頭（剪頭髮）的時間都沒有，”劉思說，“我們不是在正常上課，就是在（去）補習班的路上。”

在吉林長春，劉思身邊的家長都在給孩子補課。她記得兒子剛上一年級時，一次考試考了“五光十色”這個詞，班裡三分之二的孩子都能答上，但劉思的兒子卻不會寫“光”和“色”兩個字。劉思後來意識到，班裡很多孩子都上了學前班，但自己的兒子沒有去，就已經跟別的孩子拉開了差距。

這些努力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過了小學四年級，數學課的難度增加，兒子的成績已經開始不及格。進入初中，補課的內容一直是超前的，補課老師卻時常因為孩子基礎太差而生氣，他們總是問劉思，“他在學校到底聽沒聽？這八年級就跟沒學一樣”。

劉思能看出來，兒子對學習不感興趣。上一對一的補習課，他和老師單獨在一個隔間學習，他不聽老師講，而是把臉貼到隔間玻璃上。到了初二去上小班課，他可以花很長時間摳牆皮。最讓劉思不能接受的是，兒子會撒謊，說老師沒留作業。有一次考試數學得了20分，他告訴劉思，這20分還是他抄來的。

彭莉的女兒也不愛學習。從小學開始，彭莉就會輔導女兒學習，女兒也會聽從媽媽的安排，每學期開學前預習功課、做好練習題、自己看網課。但彭莉觀察到，女兒對待學習並不主動。她經常要求女兒整理錯題本，女兒往往只是答應，但沒有去整理。

而只是按求完成任務，要應對考試是不夠的。彭莉告訴南風窗，在湖北武漢，學生考試的內容往往比課本上單一的知識點要難很多，學生需要自己肯動腦鑽研。上了初中，彭莉不再嚴格地督促女兒，她的成績因此持續下滑，入學時她排在區400名，到了初二上學期的期末考試，她掉到了2200名。

劉思和彭莉都估計，以孩子現在的成績，差不多能上當地的三類高中。再往下掉，就是中職學校。臨近中考，學生與家長就像是行走在分數線上，因擔憂下墜而緊繃。

學習“一刻也不能放鬆”。劉思在兒子的房間裡放了兩個攝像頭，一個在上一個在下，攝像頭能轉方向，就是為了盯著兒子寫作業。彭莉陪著女兒學習，如果爸爸要進來給女兒送水、送吃的，彭莉就會阻攔，不讓女兒為此分心。

家長同樣無法放鬆。彭莉幾乎沒有了週末。過婦女節，公司給員工發免費的音樂會票，彭莉一張都沒要，她知道自己去不了。出門去超市買東西，女兒中途打電話給她，說作業做完了，彭莉馬上就得趕回家，盯著女兒背道法和歷史，“我怕她玩手機”。

家庭關係也隨之變得緊張。劉思發現，上了初三，有手機的同學變多了，兒子也因為特別想要手機經常和父母吵架。他以自己沒有手機為由，不去參加初中的最後一次運動會，因為同學們到時候都可以拿手機玩，就他沒有。爸爸原本就有高血壓，有一次甚至被兒子氣得癱倒在地上，吃了速效救心丸才好過來。

緊張感背後，是初中生家長對送孩子上普高的執念。

劉思感覺到，在家長中間，焦慮不論成績。一個孩子在學校裡能排進前50名，家長也擔心他中考會發揮失常。“差的更焦慮了”，不少熟識的家長常常來問劉思，未來怎麼打算？有一個家長告訴她，他們準備讓孩子掛靠上普高，或者是走藝術類，透過畫畫的特長上一個三類高中。而這意味著高中三年，家庭要支付大約30萬。

劉思自己都像是抑鬱了。因為要陪著兒子上補習班，還得不停安撫老師，她耗費了太多精力。她感覺自己什麼也不想幹，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焦慮與失望，甚至讓她對自己的孩子產生厭惡，“有的時候我就想開門走出去，不想跟他待在同一個空間”。

“這個人生是他的，我卻要過度地去幹涉他，”劉思說，“我想把他變好，但是變不好，（結果）把自己也變得很糟糕。”

而“普職分流”的存在，似乎讓中考成為了一個人生轉折點。彭莉希望女兒能把初中熬過去，她告訴女兒：“考上去我就不管你了。上了高中，你想不學就不學，但是初中是不行的，週末你一定要學習的。”

當“普職分流”成為家長心目中孩子的人生轉折點，家長對普職分流比例（以下簡稱為“普職比”）的認識，無疑又加重了這層焦慮。

對普職比的認知，大多來自於各個階段的家長會。家長會上，老師們把中考分流作為勸學的理由，劉思聽初中老師講，“有5成的孩子可以上高中，剩下5成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彭莉也早早聽說了這一普職比，比起推遲分流時間，她更希望提高學生上普高的比例，“不要現在這樣子的50%，80%或者70%也行啊”。

在這些描述與認知中，中職學校成為一種次等的選擇，50%的比例更是強化了學生與家長“被淘汰”的焦慮。

兩會代表數年的建議、呼籲，也是基於這種焦慮。2025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李楊提出，孩子的成長髮展速度各有差異，對於一些在初中階段尚未完全發掘自身潛力，或因各種原因中考失利的學生來說，分流可能限制了他們繼續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機會。

華南師範大學職業教育學院院長、教授劉志文則告訴南風窗：“推遲分流與減少教育焦慮，並非因果關係，把兩者簡單對應，是對職業教育的誤解。”

大眾對普職分流本就存在誤解，“1:1”的普職比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教育部等四部門印發《關於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提出“使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在校生與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體相當”。而在2025年發表的論文《高中階段普職分流：誤解、事實與願景》（以下簡稱《高中階段普職分流》）中，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田志磊團隊對官方資料進行分析總結：“全國來看，從官方資料計算得到的普職比在過去二十年先降後升，多數年份遠大於1:1。”

田志磊也提到，在近期的教育政策檔案中，“已經不再強調普職比大體相當”。

劉志文則在2024年發表的論文中總結稱，我國普職分流政策，經歷了從硬性的“普職比”，向柔性的“普職協調發展”的演變。

明確的轉變發生在2021年前後。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2022年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改變了原有的“普職比”表述，提出“在義務教育後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

具體到實踐層面，原有的“普職比”考核取消了。四川省內一市教育局官員告訴南風窗，過去，省教育廳會依據普高及中職的學生人數對各地市進行考核，市教育局則會按照普職比規劃普高學位。2022年以後，考核取消，該市教育局也依據實際情況，適當增加了普通高中學位。

“在當前高中階段，全國至少六成甚至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讀，個別省份這一比例已近八成。”《高中階段普職分流》一文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普職分流“一考定終身”的說法，同樣是一種誤解。

普職協調發展的背景下，普高與中職學生有了更多“融通”的渠道與可能。對於學生和家長來說，這意味著在中考分流之後，中職學生還有機會去普高學習，而普高學生也能夠選擇進入中職學校。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等部門印發《關於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提出要“探索發展綜合高中”。國內部分地區開展探索，一些中職學校也開設了“職普融通班”（以下簡稱“融通班”）。

四川省某市一中職學校已經開設了融通班。該校校長介紹，一些沒有考上普高的學生進入融通班後，第一學期按照普高教材上課，學期結束可再次參加考試，若達到高中錄取要求，就可以轉到普高學習。“50個人一個班，每年可能有兩到三個人（轉學）。”校長說。

該市另一位綜合高中校長則告訴南風窗，該校的融通班有100個人的名額，其中20%的學生可以透過考試轉入普高，而普高學生最遲可以在第三學期前轉入中職學校。

高考也可以“融通”。前述教育局官員解釋，從政策上來看，高中階段學生都可以參與普通高考和職教高考。新高考改革後，中職學生只要透過規定學科學業水平考試，就可以報名參加普通高考。普高學生既可透過普通高考報考高職院校，也可在高中某個階段轉為中職學校學籍，參加職教高考。

普職比放鬆、普高學位增加，普職協調發展的期待下，實則是“普熱職冷”的現狀。作為天平上“冷”的那一端，中職學校同樣焦慮。

最明顯的壓力在招生時體現。前述綜合高中校長介紹，前兩年學校每年招生人數大約1300人，去年招生人數降到了1000人左右。他觀察到，當地大多數的中職學校生源數量都在下降，有中職學校為了搶生源，跑到別的學校門口發招生簡章。

壓力之下，中職學校探索轉型。

上述綜合高中原本也是一所民辦中職學校，2022年，校長看到要求“探索發展綜合高中”的政策檔案，第二天就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請在校內增設普高辦學型別，並於2023年正式更名為綜合高中。

校長坦言，這既是國家政策要求，也是招生壓力的驅動，辦成綜合高中，意味著該校能增加一部分普高學位，也能招收普高學生。

中職學校也逐漸重視升學。2023年，田志磊發表的《中職教育升學：誤解、事實與政策》一文中寫到：“升學已是中職畢業生的主要去向……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2020年全國中職畢業生抽樣調查，在近1.7萬份樣本中就業的比例僅35%，約65%升入高等院校繼續學業，其中約10%升入本科院校。”

前述中職學校校長告訴南風窗，2014年前後，當地很多中職學校就開始重視升學。這些學校會劃分相應的重點班、升學班、技能班，針對本科、專科和技能三條路線，“技能路線是極少數”。該校也自2019年開始進行類似的改革，針對以升學為目標的學生，加強文化課教育，也開展週末補課、組織聯考，還要做考題分析。

2022年2月，教育部召開新聞釋出會，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表示，將推動中職學校多樣化發展，從單純“以就業為導向”轉變為“就業與升學並重”。

重視升學，意味著中職學生也有同樣的學歷提升空間。

劉志文提到，緩解家長的普職分流焦慮，關鍵在於高中階段教育的“等值化”，在學生學習能力相當的情況下，不論他們所在的學校是什麼型別，他們所擁有的升學機會都應該相當。“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做到了，特別像廣東、江蘇、浙江這些職業教育比較發達的地方。”

事實上，對於部分學生而言，進入中職學校已經成為一條“升學捷徑”。

在普高文化課成績較差的學生，透過職教高考更容易升入好的大專院校甚至本科。前述中職校長解釋，這些學生的文化課基礎比其他中職學生更好，而高考中的技能考核一項，可以透過集中的密閉培訓快速提升。因此，這些學生參加職教高考更有優勢，而如果在普高參加普通高考，“他們應該是考不上本科的”。

《中職教育升學：誤解、事實與政策》中則提到：“許多學生在高三年級從普通高中轉入中職學校，選擇一個專業進行強化，競爭本科院校的入學機會……一些中職學校校長明確表明對口升學主要招收普通高中高二或高三學生，參加對口升學的學生不搞實習，一心備考。”

在調研過程中，田志磊也發現，在個別中職學校，“數學僅考20分、30分即可上本科”甚至成為了招生宣傳的重點。

在前述中職學校校長看來，升學的轉向是學校的一種無奈之舉。

這是社會現實壓力下的妥協。一方面，全社會的學歷內卷，使得過去只要求中職學歷的崗位，現在需要大專學歷才能應聘，“學生不升學，就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在大眾觀念中，職業教育依舊是一種“矮化的教育”，學生、家長因此仍然有很強的升入本科的需求。

職業教育並非從一開始就是“被矮化的教育”。論文《高中階段普職分流》中寫到：“全球範圍內的中職教育並未如中國這般徹底淪為次級選擇，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的中國，甚至21世紀初的珠三角和蘇南也都不是。”田志磊提到，在當時，好的中職學校分數線會高於普通高中，有個別中職學校的分數線甚至與重點高中相近。

“普熱職冷”的關係，則是一步步被塑造的。田志磊在上述論文中提到，大學擴招、中職免費、普職比管控等等舉措，都對普職關係有所影響。他向南風窗解釋，以中職免費政策為例，其出發點是發展職業教育，但對於部分地區的中職學校來說，卻一定程度上致使其辦學經費減少。

2014年，時任浙江省溫州市教育局職成處處長薛昭就曾在相關會議中坦言，中職免學費政策的確對中職發展起到了作用，但在溫州地區效果一般。所減免的學費，對於絕大多數家庭而言影響不大，“而中職發展的其他投入就缺斤少兩，很多發展中職內涵、提升軟實力的政策措施變成‘無米之炊’。”

如今，不論是學生、家長，還是中職學校，都站在同樣的十字路口。

劉志文提到，目前國家提倡中職、高職一體化的長學制培養。中職學校對升學的重視，使得職業教育的特色，產教深度融合被削弱，這在學界引發了“中職教育普通化”的擔憂。而中職、高職的一體化，“可能是更體現職業教育的型別特色，而且是破除應試教育的一種方向”。

合理的普職結構仍然重要。論文《高中階段普職分流》對比相關資料發現，高中階段普職比更低的國家或地區有著更高的製造業佔比，更高的人均GDP和更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這意味著要邁向製造強國和共同富裕，需要將普職比維持在合理區間。而田志磊認為，“堵不如疏”，放鬆普職比管制，引導資源向那些為區域產業培養人才的職業學校傾斜，更為恰當。

身處中考激流的學生與家長，也要做出自己的選擇。彭莉仍然緊抓女兒的學習，希望她能考上二類高中。在經歷長期的失望後，劉思終於決定不再逼兒子去高中，“只不過換了另一個睡覺的地方，沒有意義”，她打算在4月去幾所中職學校實地考察。而剛剛從中職請假回家的周詩，則籌劃著從5月開始打工，給自己賺一點復讀機構的學費。

周詩仍然期待著，明年中考，她能重新和自己普高的朋友走上同一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