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 姚雲帆
哈拉維（Donald Haraway）是當代西方思想界最具衝擊力的理論家之一。但是，國內對她的關注還是有些“不在點上”。因為，大多數人主要討論的，仍然是她對學界時髦話題的關切，例如“後人類”話語和賽博格問題。但是，就歐美主流學界的討論來說，哈拉維的激進性包含了更為深刻的維度。首先，生物學背景讓她一開始就站在人類中心主義之外來討論人和其它生命之間的關係；其次，她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訓練，尤其是受到法國哲學家康吉蘭（Georges Canguilhem）的影響，讓她不再持有以某種“正確/錯誤”為中心的生物演化立場，而是強調生命本身在分化和重組中的多元共生和共振；最後，她的批判女性主義立場，讓她警惕人類改造自然過程中的一切權力關係。
只有在上述三條線索的交叉中，我們才能去閱讀《伴侶物種宣言》。這也是哈拉維諸多充滿挑釁視角、晦澀語言和科學知識的文字中，最為曉暢而貼近讀者的一本小書。這並不意味著它的批判力量變弱了。哈拉維是“宣言體”文字的行家，她的成名作就是著名的《賽博格宣言》。“宣言”是現代激進思想彰顯自身最重要的文體。哈拉維研究者帕諾斯（Panos Kompatsiari）對“宣言體”的脈絡進行了研究。自17世紀英國內戰開始，“掘地派（Levers）”群眾就開始撰寫和頒佈“宣言”。而後，從《共產黨宣言》，到《達達主義宣言》和《超現實主義宣言》，再到1992年著名的女性主義宣言《女壩宣言》（Dyke Manifesto）。宣言都具有如下的激進性：首先，宣稱一個與過去思想、觀念和社會的斷裂；其次，重構一種全新的敘事，重新解釋過去和現在的關係。這種激進政治宣言總是包含否定、斷言和重新敘事，而且篇幅短小，修辭力量深刻。但是，帕諾斯指出，相對於政治宣言，哈拉維的“理論宣言”要曖昧複雜得多。以複數形態出現的“理論”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透過德法批判理論和現代英美文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話語的雜交，理論話語以批判社會現實為己任。但是，當理論佔據學術界，成為部分人展開工作必須、乃至被迫使用的表述時，理論話語也就成為學術界和文化界人士必須面對的“第二現實”，反而成為新的學者和思想家加以批判和擺脫的對立面。但是，這種擺脫和批判最終也將由“理論”的形式與既定的研究傳統達成某種張力中的妥協。因此，“理論宣言”是宣言體在當代英美思想界的亞型別。它兼具形式和內容上的激進，又包含與既定批判理論傳統的連續。以《賽博宣言》起家的哈拉維就是這種“曖昧的革命文體”的好手。在《賽博格宣言》中，她以充滿了晦澀術語的文風，宣告了對“理論”話語中人類和男性中心論的拒絕，但卻更深地融入既有的理論話語之中。但是，《伴侶物種宣言》則刻意與某種冷漠、生硬的“理論”語言保持了距離，透過雜糅著人種志、科學報告和雋永的散文體，她表面上割斷了理論對日常經驗的侵蝕和重構，但時不時出現的阿爾都塞、福柯、安和清等理論家的名字，則告訴人們，這本書仍然在“理論”之中，這些鮮活的日常經驗，紛繁的物種志和人種志表達，不再是理論的註腳，而是一種它的思想“伴侶”，在挑釁理論話語的同時，與之翩然起舞。
哈拉維的論述物件涉及真菌、犬類和爬行類動物等各種物種。但是，它們並非簡單的分析物件，而是承擔了雙重身份。一方面，它迫使讀者對慣習和日常經驗的限度有所感知；另一方面，它也挑釁了看似激進，但卻仍然將“人”作為中心的激進理論話語。哈拉維將福柯作為一個潛在的對話者。她並不是一個反福柯派，在《靈長類視覺——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中對人類實驗室權力裝置的批判中，福柯的影子無處不在。但是，在《伴侶物種宣言》時，福柯的角色不再成為某種理論啟迪，而成為了一種作為戲仿物件的“副文字（Intra-text）”。當處理“訓犬”這一棘手的現象時，福柯的規訓概念和“生命權力”學說，被哈拉維友好地嘲弄。對犬類的訓練依賴福柯討論規訓時使之“臭名昭著”的方法，行為主義、獎賞-懲罰制度，甚至“泰羅-福特製”的“訓犬版本”。但哈拉維指出，如果沒有這些“壞方法”和“壞技術”，犬類將無法成為伴侶物種。不加訓練的犬類無法獲得人類主宰的生態系統的特定功能，從而無法獲得“工作”，進而被人類中心主義者“無條件的愛”所異化，陷入自身生存和生態生存的雙重危機。透過大白熊犬從“專門牧羊犬”到“寵物犬”的異化過程，哈拉維指出，“寵物犬”恰恰成為伴侶物種危機的重要表徵。
哈拉維（Donald Haraway）
“寵物犬”是人對犬類“無條件的愛”的產物。當犬具有特定的“工作”，即功能時，它能和人產生一種夥伴關係。這種關係首先不是單向的。工作犬並非簡單接受人類的指令，而是需要在人類對其性格和能力深入瞭解之後，才能呼應人的籲請，實現自身的職責。但是，當犬類變成人類的寵物時，人關心的問題不再是它的能力、性格和職責，而是它如何呼應人的“情感需求”。這讓人以自己的主觀感受，試圖將犬類塑造成某種“愛”的物件。透過血統篩選、育種和制式化的訓練，一隻只試圖滿足人類“預想”中的“愛”的需求的寵物狗出現了。實際上，人們的愛撫和佔有並不會讓寵物狗“愛人”或“回應”主人的愛，而是讓人主導了與犬類的關係，將後者物化。這樣的結果是，“乖順”的寵物犬喪失了自身的工作能力，淪為物種生態系統的廢物和垃圾。“不乖順”的寵物犬同樣被人所棄養，但也無法獲得系統的“工作”訓練，同樣無法適應周圍的生態環境，從而既造成了環境危機和自身的生存危機。
哈拉維指出，恰當的“訓練”能夠部分抵消“無條件的愛”所造成的伴侶物種危機。將寵物犬轉化為表演犬，並非完全對寵物犬的異化。相反，這些在人類社會中歸之於“規訓與懲罰”的政治技術，在人與犬所共生的跨物種社會系統中，則有效地抵消了寵物犬的“無用化”，從而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它們的“工作”能力，並讓訓犬者和犬類之間形成了伴侶關係。哈拉維引用蘇珊·伽勒特（Susan Garret）的命名，稱之為“粗暴的愛”。後者的訓犬經驗“積極訓練法”強調，在透過訓練完成競技活動的過程中，人既要塑造狗的紀律，又要適應狗的天性，從而在不傷害後者的情況下，讓狗完成某種競技目標。與此同時，訓犬者同樣在狗的嚴峻審視之下，後者也會調整自己的姿態，排斥對己有害的訓練目標，從而反過來塑造訓犬者。哈拉維明確指出，這種訓練所依賴的底層“意識形態”甚至是反動的，它是“20世紀泰勒式科學管理原則和公司化美國的認識管理科學在後現代敏捷領域中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
這種反諷性的敘事引人入勝。哈拉維並非一個退回19世紀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思想者。她刻意的自相矛盾，反而提醒人們：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並不存在一種僅靠“愛”和“權利”來解決物種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方案。例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動物權利”那樣動聽的博愛佈道。相反，無限制的權利讓渡衝動，和毫無唯物主義認知前提的”無條件之愛”往往是生態危機的來源。只有將其它物種看作需要嚴肅對待，加以認知和理解的他者，並賦予它們試探、改造和理解我們的權利，並發現和激起這種改造的能動性，才有可能部分彌合這種生態危機。但是，能夠給予這樣機會的機制，卻也來自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只有負責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技術，才能生產“工作”。
因此，閱讀《伴侶物種宣言》最妙的地方，就是讀懂哈拉維的兩難修辭。“伴侶物種”並非我們要理解和善待的動物；相反，它們的存在以我們瞭解當代資本主義生態系統的文化/自然交纏關係為前提。我們要尊重、理解和愛護其它物種，並不僅僅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而且是因為它們同樣塑造我們在自然和社會中的位置和功能。理解了它們的存在、行動和危機，也就理解了我們的限度、能動性和危機，並能進而理解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邏輯、話語機制和獨特危機。
這就讓哈拉維此書獨特的思想效能凸顯出來。聯絡到當代中國的生態文化和文學研究中，哈拉維的影響並不那麼顯著。這部分源於她的晦澀，更多地源於她論述旨歸的深刻。就此書而言，“伴侶物種”的意義並不是讓人們理解動物和愛護特定或所有動物，而是為了讓人理解資本主義自然-社會生態系統本身。後者的複雜性在於，在塑造動物界的自然和社會等級制的同時，也藉由人類社會與動物種群的關係，塑造了人類內部的“種族”和“等級”。正如哈拉維所述，被作為工具的牧羊犬，讓印第安人被歸化、壓迫和滅絕，從而確立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等級關係；而去工具化的犬類，塑造了收容所、絕育機構和寵物產業等一系列後工業動物殖民體系，也讓豢養者在“血統”、“宜人性”和“科學馴養”的引導下，區分了彼此的等級（有閒階層願意馴養純種狗，中產階級願意餵養流浪狗、“未開化者”棄養狗）。從這一意義上，人同一切物種，已經是這一體系下的“難兄難弟”，即必然的伴侶物種。這一相伴而行的積極性，也許只有人們對系統的危機有積極洞察，並在區域性和整體上銳意改革時，才具有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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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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