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美國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提出“不排除將中國股票從美國交易所摘牌”，次日，美國媒體報道，新任美國SEC主席Paul Atkins可能會支援中概股退出美國交易所。
上一輪中概股退市問題的出現還是在五年前，本公號““中概股系列””有完整記錄。上一輪主要涉及涉及中概股資訊披露、審計底稿等問題，聚焦於美國後來透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總體而言，上一輪中概股退市問題還有一些“市場化”的訴求和理由。
本輪川普團隊再次提出中概股退市問題，與上一輪的原因有本質不同，並非主要基於市場側理由，而是基於川普接受了作者所謂“斬斷美元大迴圈”敘事。
作者在前一篇文章中介紹過，Robert Lighthizer和Micheal Pettis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外貿出口國（東亞、德國、越南等）透過壓低匯率、抑制內需等方式壓低產品價格向美國出口，靠外貿賺取美元后，又投資回美國（購買美債、美股）。這導致出口國對美元需求的提升，最終導致美元匯率維持高位，使美國產品價格過高，進而失去競爭力。（《川普經濟政策的內在矛盾》）
也就是，將美國的製造業衰敗和一系列社會問題，歸結於大規模貿易逆差，再將這種貿易逆差結構，歸結於順差國故意壓低匯率，以及順差國持續投資美元資產。
從邏輯上看，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方案：
一是透過關稅讓順差國的低價優勢不再，抹平或者大幅縮小逆差；
二是限制順差國購買美元資產。
這兩個方案實際是一體兩面，
它們的共同邏輯前提是，不認為順差國持有過多的美元資產對美國有任何好處。
它們的共同目標是，一定程度上斬斷全球化下的美元大迴圈。
Lighthizer更傾向關稅方案，而Pettis更傾向限制資本投資方案。
在Lighthizer的No Trade Is Free中，提到過三個方案，一是巴菲特的進口許可證ICs，二是對流入美國的外國投資徵收附加費，三是按貿易逆差額徵收關稅。（《金本位的幽靈——川普關稅的萊特希澤方案》）
目前川普團隊採取的是第三方案，許多分析也認為等效於第一方案。
Pettis認為關稅效果不好，是一種比較笨拙的辦法，但並不完全反對。如果非要採取關稅政策，Pettis主張形成關稅同盟，而不是同時跟各國打關稅戰。我們看到，最近風頭正盛的財長Bessent也提出了類似關稅同盟的觀點。
如果關稅同盟形成不了，那Pettis更傾向第二方案，也就是“對美國資本賬戶實施控制，限制順差國透過收購美國資產來平衡其順差能力”。
儘管當前還是關稅戰階段，作者想提醒的是，要全面考慮後續可能很快會出現的限制對美國進行資本投資的問題，更具體的是，存量投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在“斬斷美元大迴圈”敘事下，中概股在美上市其實也是大迴圈的一個重要環節。雖然從形式上看，中概股在美上市是美國在投資中國大陸，而非中國大陸在投資美國，但在“斬斷美元大迴圈敘事派”來看，這實際是花街以美國資本在支援中國大陸的產業發展，類似以美國資本在補貼中國大陸的產業和產能，從而有損於美國的產業恢復與競爭優勢維持。
需要理解的是，“斬斷美元大迴圈”敘事對全球化的質疑有兩方面：一是反對以花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資本，二是反對（對美）順差國的外貿部門。也就是，這種觀念其實既有美國左翼的基礎（反花街金融資本的民眾基礎），也有美國右翼的基礎（反順差國的民族主義基礎）。
還需要理解的是，在日美貿易戰時期，並沒有當前的“斬斷美元大迴圈”敘事。日美貿易戰後期，美國希望並接受了日本企業反向投資美國本土，為美國緩解了產業維持和就業問題。
在Stephen Miran的方案中，也是接受中國大陸反投美國本土的。但在當前敘事下，美國未來接受中國大陸的反投，可能條件會非常苛刻。
一是純粹的資本市場投資可能會被限制（包括徵收附加費），這需要看川普團隊與花街的博弈情況。比起關稅帶來的混亂和全面資本限制，花街妥協接受中概股退出是更容易的。至於用什麼方式去達成這個目標，只是“政治經濟問題，法律解決”罷了。
二是美國內部已經開始形成一種觀念，即越來越關注海外持有美國資產頭寸比例的情況。這讓作者想起1990年代，當時中國大陸開放不久，熱議的問題是，外國資本是否會控制中國大陸各個產業。
三是產業反投美國本土可能附帶非常多的條件，光是建廠可能是不夠的，還需要附帶關鍵技術轉移等，典型的就是當前臺積電面臨的問題。
以“正常人”的思維而言，上述目標聽起來不可思議，也就是直觀上感受到的“殺敵八百，自損一千”。但在“斬斷美元大迴圈”敘事下，這都是全球再平衡以及美國內部再平衡所必需的“代價”。
當然，這種敘事提出的方案，在當前而言，對美元資產和美元信用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本文就不進一步展開了。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