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子誠教授的學生羅雅琳眼中，洪子誠教授的謙遜品格實為內在篤定的外化，如果與洪先生的心靈走得更近一步，“會被他身上那種既充分開放又內在穩定、既隨物賦形又持中守正的氣質深深吸引”。
與當代文學同行
——洪子誠先生的為學與為人
羅雅琳｜文
本文原刊《光明日報》2025年5月12日
【學人小傳】
洪子誠，1939年出生，廣東揭陽人，著名文學史家。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重要奠基者與開創者之一。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中國當代文學概說》《材料與註釋》《我的閱讀史》《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中國當代新詩史》（合著）等二十餘部專著與二十餘種編著，作品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俄文、哈薩克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等十餘種語言。
今年6月，洪子誠先生退休後的第14部著作《是遺憾也是幸運：當代文學十六講 1949—1989》即將出版。現年86歲的他，經常被其學生戲稱為“大器晚成”。這是因為，他迄今為止出版的二十餘部專著和二十餘種編著，幾乎都是五十歲之後完成的。儘管自中年起，洪子誠便經常謙虛地感嘆自己難以把握急速發展的文學現狀，卻始終以持續創新的學術實踐回應時代——正如謝冕所言“變戲法似的發表新作”，其著作在方法、視角、物件乃至於文體層面，不斷推陳出新，始終引領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最新潮流。這不由得讓人感嘆與好奇：是什麼造就了這種創造力？
在1986年出版的首部個人專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第一章中，洪子誠論及作家與生活變革之間的關係時，引用了馮至《十四行集》的最後一首：
“從一片氾濫無形的水裡，
取水人取來橢圓的一瓶，
這點水就得到一個定型；
……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
但願這些詩像一面風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
此詩將現實比作水與風，藝術家的使命是對流動的水予以“定型”、“把住”飄忽不定的風。洪子誠很喜歡這首詩，2015年與其他學者合作編選出版《百年新詩選》時，特將上冊命名為《時間和旗》。這首詩彷彿隱喻著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雙重使命：既要以“橢圓瓶”式的智性框架為流動的現實賦形，又要如“風旗”般捕捉轉瞬即逝的時代精神震顫；既要做從歷史洪流中提煉概念框架與發展線索的“取水人”，又要做直面現實不確定性的“執旗者”。洪子誠先生的為學與為人，正是這二者的結合。
當代文學學科開創者
50年代大學時期
1956年，17歲的洪子誠從廣東揭陽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在求學期間，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集體教材編寫工作廣泛開展。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生在1958年集體編寫了《中國文學史》，成為當時的轟動性事件。1959年1月，在時任《詩刊》副主編徐遲的建議與組織下，1956級的洪子誠、劉登翰與1955級的謝冕、孫玉石、孫紹振、殷晉培等人一起，從北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與中國作協資料室借出數百部新詩詩集和相關資料，編寫了具有新詩史性質的《中國新詩發展概況》。這段大學時代偶然的文學史寫作經歷，後來被洪子誠反覆提及。他既從中受到了關於文學史與學術研究的啟蒙，也形成了對於特定時代知識生產方式的體認與反思，更結下了珍貴而持久的學術友誼。
1959年1月編寫《新詩發展概況》，在中國作協和平里宿舍樓前。左起：殷晉培、劉登翰、洪子誠、謝冕、孫玉石、孫紹振
1961年，洪子誠本科畢業後留校攻讀研究生，後因研究生名額壓縮，於1962年轉任漢語教研室寫作教研組教員。1977年，寫作教研組撤銷後，洪子誠深度參與籌建北大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同步推進教學體系與學術體系的建構。他一邊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史》課程，一邊編寫相關教材。彼時，當代文學領域新作品、新思想層出不窮，由此也催生了大眾對於當代文學史的廣泛需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洪子誠寫作或與他人合著了多部具有文學史性質的著作，如《當代文學概觀》（1980）、《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97）、《1956：百花時代》（1998）、《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這些文學史面向不同層次的讀者，所述物件、時段及撰寫體例各異，其中集大成者，當屬1999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中國當代文學史》
洪子誠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初版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類文學史，以集體合作居多。但20世紀90年代的學界，對於文學性質與邊界、文學與社會之關係等問題上的觀念急劇變化，難以形成共識。面對這一狀況，洪子誠逐漸萌生獨自撰寫一部文學史的想法。這部以一己之力寫就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最終成為被普遍使用併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著作。
此書出版後，曾鼓勵洪子誠撰寫文學史的好友錢理群評價道：“當代文學終於有‘史’了”，精準點明該著的歷史品格。諸多業內學者認為，這種歷史品格體現在三方面：其一，不再將評價作品作為文學史敘述的唯一重心，而是從文學體制的形成、文學規範的塑造、作家作品的經典化過程等角度，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全面考察“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其二，以“一體多元”框架解析當代文學史的動力機制，避免將豐富的現象窄化為簡單的文學史規律，著力突出並呈現歷史的複雜性與多層性；其三，超越了20世紀80年代以新啟蒙與單一現代性為評價標準的文學史正規化，對發端於延安文藝的“人民文藝”作出客觀公正評價。因此，《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價值與意義早已超越一般教材範疇，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文學研究、文學制度研究、當代文學史料學等多個領域均具有引領乃至開創之功。實事求是地說，此書有力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建設，後被列為國家級規劃教材。此後，洪子誠先生又陸續完成了《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當代文學的概念》等著作，系統闡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歷史線索，為後學開拓出廣闊的學術空間。
1998年夏與謝冕、嚴家炎、錢理群、任洪淵、葉廷芳在北戴河海邊
作為海外影響力最大的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史》於2007年被譯為英文，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後續又推出日文、俄文、哈薩克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等多個版本，韓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語種的版權亦相繼簽約。在國外多種學術指南及相關研究中，《中國當代文學史》頻繁被引用、介紹。書中對於“中國當代文學”概念獨特性的捍衛、關於“一體”與“多元”關係的思考、“百科全書”式的豐富歷史容量及傳統史家的精微筆法，皆受到海外研究者的關注，成為一部向世界呈現中國學術話語的標誌性成果。
《中國當代文學史》已出版日文、俄文、哈薩克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等多個版本
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
從年輕時起，洪子誠便熱衷閱讀世界文學作品。他曾“眼淚汪汪”地閱讀契訶夫的作品，著迷於那種冷靜卻內含溫情的敘述風格與溫柔憂鬱的文字氣質；他也愛讀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既在那些熱烈的政治抒情詩中寄託對新生活的光明願景，又在“穿褲子的雲”等詩句中發現了浪漫男性的具身形象；他更喜歡茨維塔耶娃，既難忘那些“貫穿著愛，因愛而受懲罰”的詩，也從詩人關於“匠人”和“手藝”的自述中，更形成了他對寫作倫理與職業意識的學術自覺。
反覆閱讀外國文學作品，促使他很早就關注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緊密互動。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成為長期流行的口號。然而，洪子誠卻別具慧眼地提出：中國當代文學從最初的理念構想開始，便一直與世界保持緊密聯絡和對話，始終致力於在“世界文學”視野中想象和定義自身，並據此為世界文學貢獻“中國經驗”。
這一結論的形成，並非僅靠思維結構的翻轉，而是源於細密的考察與論證。他跳出以文學市場為中心的研究模式，將20世紀50至70年代國內外同步開展的各種理論辯論視為中外文學互動交流的重要途徑，並透過對於文學史料的鉤沉與分析，描繪出世界文學思想的多樣化圖景。中國文學界在這些討論中所呈現的豐富思想，既與各個時期世界格局的變化有關，也顯示出在世界視野下構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宏偉氣魄。最後，洪子誠提出“相關性”這一研究新正規化——面對一些基本文學命題，同一時期不同國家的處理方式究竟有何異同？既不同於以“先進”與“後發”兩種關係為基礎的“影響研究”正規化，也不同於最終落腳到民族文化差異的“平行研究”正規化，他的“相關性研究”暗含對世界文學平等對話的設想：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平等交流，共同探討世界文學的未來。
洪子誠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這意味著“世界文學”被內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可能是一個比“世界”更具想象力的概念。1949年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不僅一直處於與世界文學的深度對話之中，更始終在思考如何定義世界、創造世界。這是中國的世界抱負。而當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更深刻記錄著中國在重塑世界文學格局、構建自身文化主體性過程中那些成功或失敗的歷史經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下，這一發現更意味著，若要繪製一種更開闊且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圖景，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仍有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亟待有識之士啟用。
《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
洪子誠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2年版
洪子誠先生將這些思考彙集為一部近三十萬字的著作《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大部分內容寫於他八旬高齡之際。2024年，該書獲得首屆“雪峰文論獎”著作獎。頒獎詞稱讚其“深厚的歷史感、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對中外文學材料嫻熟的駕馭能力”，更強調該書所呈現出的敘述之美：“文學史家的深邃目光，謹慎地在浩繁卷帙中穿行，平靜地隱匿在客觀的敘述分析中。豐富的、自相對話的情懷，縫合在細膩、豐盈、飽滿、準確的語言裡，時而婉轉曲折，間或沉鬱頓挫。史家風度如雪峰曙色初開，嚮明天綻放，文學美的姿影與它的讀者們達成了默契的心靈交匯。”洪子誠先生的學術語言常為人稱道，因其總是在看似不動聲色的客觀筆法中蘊含情感與判斷，又在文學史家的銳利目光中，透出智性的幽默與了悟後的超然。
2023年6月19日，由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文學史家洪子誠先生帶來的講座“《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寫作中的幾個問題”在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舉行
是文學史家，更是文體家
洪子誠先生不僅是一位文學史家，更是一位文體家。20世紀60年代，他擔任北大中文系寫作教師期間，曾多次聆聽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的示範性授課。朱先生在講解汪曾祺短篇小說《羊舍一夕》時特別提出，副標題“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中的“和”字，呈現出前後詞語的平等關係，暗示作者從生命共振的角度來理解人與其生活時空、日常物件之間的關係。朱先生對於語法修辭中的隱秘情感與無意識關注，深刻影響了洪子誠。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洪子誠曾參與或近距離關注一些理論文章的寫作，還模仿寫過“樓梯體”詩歌。後來的他並不諱言這段經歷，卻逐漸開始反思思想與語言中的“化約與清理”傾向，並警惕敘述中的浪漫誇張成分，由此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學術文體。
自20世紀90年代起，洪子誠的學術語言便引發諸多學者注意。陳平原稱讚《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97）的論述有著“單刀直入”的簡潔深刻，程光煒則稱《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溫和中不放棄觀察的智慧”。《我的閱讀史》（2011）中《“懷疑”的智慧和文體》一文最為動人，後來人們發現，這用來形容洪先生自己亦很恰當。近年來，他的語言日臻化境，黃子平喻其提問如“高拋發球大力扣殺”，張清華則在“洪氏話語”見出“靈魂燃燒，靜水流深”的張力。
這種獨具特色的學術語言，或與他長期的詩歌愛好及研究相關。洪先生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太過突出，常使人們忽略其在詩歌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他和劉登翰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突破性地將朦朧詩派與“第三代”詩群納入詩歌史的研究視野，並於2000年譯為韓文出版。同時，他也是當代詩歌研究和出版事業的重要組織者，主編或與他人合編《新詩評論》輯刊、“新詩研究叢書”“漢園新詩批評文叢”，以及《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百年新詩選》等多部大型詩選。洪子誠曾借葉維廉之語闡釋詩歌於己的意義：詩是“晶石般的火焰”。詩歌語言包含著凝聚和展開、無形與具象，既有著發現和創造的魔力，也“幫助你抵抗陳詞濫調，清理心中情感、語詞的黴變的沉積物”。於他而言，詩歌的美妙與豐富，不僅能糾正語言的僵化和思維的簡化，更能改善人格、提升精神。詩歌語言滲入洪子誠的敘述文體，使其論著擺脫了學術文章常見的八股氣，實現了史識與詩性的一體交融。
左起：洪子誠、劉登翰、謝冕
洪子誠先生的學術文體以兩種形式彰顯特色：其一是對於註釋的極致使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註釋包含著密密麻麻的歷史細節，與正文敘述形成參差對照。日本學者坂井洋史將註釋視為該書的一種“敘述策略”，透過打破常規文學史線性敘事與等級觀念，進而實現“現在與過去的對話”。洪子誠還常為自己舊作添加註釋：比如《問題與方法》一書每次再版時，他都會增補若干旁註，結合當代文學最新研究與創作動態，回應昔日判斷與觀點。2016年出版的《材料與註釋》更讓人驚歎，該書秉持“儘可能讓材料說話”的原則，以原始材料結合“證據鏈式的註釋”（張清華語）的方式，並置不同歷史人物在不同背景下對於同一事件的評論，既在歷史多聲部對話中呈現當代文學史重大事件的複雜面貌，也在歷史人物的隔空對話中探問當代批評家的道德與良知。這些註釋既是學術規範的踐行，亦是中國傳統評點文體的轉化；既蘊含著史家眼光，更躍動著鮮活的時代氣息。
其二，他與晚輩的書信、對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學術文體。無論是與李楊關於當代文學史寫作的通訊，還是與劉復生、李雲雷、魯太光等學生關於“一體化”問題的通訊，抑或是與晚輩探討90年代戲劇的通訊，洪子誠始終以開放姿態接納質疑，在觀點碰撞中不斷推進思考。這種平等交流本身就印證先生包容的學術胸襟。洪子誠更打破學術訪談慣例，於2011年主動撰寫八千字提綱，“訪談”比自己年輕近三十歲的後學吳曉東。最終形成的《關於文學性與文學批評的對話》一文，不僅見證了跨代學人的學術碰撞，更成為一份討論20世紀末文學狀況變遷的重要文獻。
註釋與書信，皆指向開放、互動的學術倫理。作為當代文學史親歷者，洪子誠先生始終致力於構建多聲部交響的話語空間。2001年，他在《問題與方法》“初版自序”中寫道：“我們從學生那裡得到的，其實比給予他們的多。”這句肺腑之言，是他對主動幫助整理此書的學生賀桂梅的致謝，恰與韓愈筆下的古之“師道”遙相呼應：“聖人無常師”“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
與學生一起 ，藍旗營
在自我反思中不斷再出發
凡是與洪子誠先生打過交道的人，無不感嘆其謙遜品格。他常說，自己的謙虛只是由於膽小和猶豫。然而，如果與洪先生的心靈走得更近一步，你會發現，這種謙虛實為內在篤定的外化，進而被他身上那種既充分開放又內在穩定、既隨物賦形又持中守正的氣質深深吸引。
20世紀60年代，在看完電影《舞臺姐妹》後，洪子誠便將其中“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臺詞視為人生格言，認為這句話既是做人的底線，也是很高的要求。80年代，當代文學現場熱鬧非凡，洪子誠卻選擇進入“寂寞”的文學史領域深耕，沉潛於舊書故紙，做著被他稱為“鼻孔塞滿灰塵”的學問。此後，他總是借楊絳先生的話解釋自己為何而為：人要明白自己能做什麼，如果要做蘿蔔白菜，就力求做水多肉脆的好蘿蔔、瓷瓷實實的包心好白菜。先生自比“蘿蔔白菜”當然是謙辭，而執著於“好”的標準，則顯露出他對學術志業的堅定信念與虔誠追求。
面對讚美之辭，洪子誠先生總是有種幾乎本能的退讓，甚至常以第三人稱“自嘲”——“這個叫做洪子誠的人”。比如，2010年《洪子誠學術作品集》研討會上，他在致謝時表示：“洪子誠做得窄、膽子太小、學術性格軟弱、總是與研究物件保持有點‘冷漠’的距離”；又如，2021年，在接受關於《洪子誠學術作品精選》（賀桂梅編選）訪談時，他表示：“編者很瞭解她評述的物件，他的長處，還有他的短處和缺陷，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但她只說了長處（有時還說得有點過分），短處和缺陷沒有說。”
比起誇讚，洪子誠先生更願意傾聽批評意見。202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精裝版，我遵囑為該書摘選國內外學者評論作為附錄。起初，出於對這部著作的敬意和思維慣性，我摘選的均為肯定性評論，但先生得知後多次強調：“不要給這本書塗抹油彩，而是要透過摘錄一些有見解、能切中問題要害的評論，引起思考，以便在檢討反思中‘再出發’。”我原本沒有收錄的幾篇批評文章，也在他的強烈要求與堅持下補入評論目錄。
與洪子誠相處時，你會很少意識到這是一位“老先生”。這不僅因為他頭腦清晰、思維活躍、樂於接受新鮮事物，也不僅因為他從不居高臨下對年輕人說教，更因他常懷赤子之心：“我尚有很多不足，還要向那些更了不起的先生們看齊。”近年來，他為自己的前輩和同伴做了不少工作：為謝冕編選詩集《愛簡》，並表示這本詩集也是為了彰顯謝先生身旁“另一個人”的光彩；撰文致敬北大中文系樂黛雲、嚴家炎、孫玉石、錢理群等學者，表示要“紀念著他們的步履”，永遠向他們學習。
人們常說，洪子誠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對概念話語充滿反思。而他更將這種反思性轉化為向內的自我審視。最近，有期刊邀他撰文，他卻首先定下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存在的問題”這一主題，開篇便歷數該書存在的種種不足。如此誠懇且持久的自我反思，列於“名家學術經典”專欄之下，著實令人感佩。所幸，他後來又補上一個正標題：“不斷反思是否會讓人更加脆弱？”這個取自學生來信中的問句，恰顯其溫和、包容、反思背後的穩定支點——既讓文學史家撥開歷史的層層迷霧，更指向做人做事的基本態度。他在為妻子麼書儀的家族回憶錄《尋常百姓家》所作序言中寫道：“她更相信，諸如責任、誠實、自尊、努力等等的‘人生的道理’，是永恆不變的。”這何嘗不是兩位老人立身之道的真實寫照！
《尋常百姓家》麼書儀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
家人之外，最懂洪子誠先生的，當屬共同開創當代文學學科的摯友謝冕。謝冕先生常高度讚美洪先生，反覆講述洪先生的重要學術貢獻，最感人的，還是2024年他在“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謝冕先生說，當代文學研究者需要面對風起雲湧、日新月異的當代現場，身居其間者往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而，洪子誠先生“履險如夷，終成大業”。
在這次發言中，謝冕先生還將路翎的詩作《盼望》送給洪子誠先生。路翎在詩中盼望著“正直的事業取勝”，盼望著與新朋舊友共同開闢前路，更盼望著“永遠的青春”。也讓我們祝福洪子誠先生健康長壽，擁有“永遠的青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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