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的中年危機，來得格外的迅猛。

青山資本在年度消費報告《35歲，中國式中年》中指出，儘管全球範圍內的中年危機往往在四五十歲才逐漸顯現。

但在中國，隨著產業結構、勞動者教育水平的高速變化，35歲以上的勞動力正在被市場出清。

無數政策優惠、就業求職、婚育觀念等，也將35歲作為一道門檻，過之即棄。

“好像35歲有一道無形的門，走進去了便‘隱入塵煙’。”

在這份報告推出的2024年，35歲有了更為具體的指代——他們出生於1989年，是80後中的最後一批。

儘管他們距離通常意義上的“中年”仍有一定距離，但當35歲成為邁入中年的新標準，這意味著：

整個80後群體已集體步入中年，提前直面來自職場、家庭和社會的中年危機。

80後，這是一個擁有2.2億人口的龐大群體，他們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也是教育改革的試驗品、東西方思想碰撞的產物。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傑曾指出，這代人出生在改革開放開啟的80年代，成長在全面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90年代，成熟在中國加入WTO的21世紀初期。

因此，在80後身上，新的價值觀念、人格特徵和行動方式開始生長，也因而更能夠表徵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

他們的一生，都在順應時代變化，也在變化著這個時代。

獨生子女、義務教育、高校擴招、住房商品化改革……從出生到成年再到中年，80後都處於經濟和社會變革發展的變動時期，是社會經濟轉型下的一代人，也幾乎見證了中國40年來幾乎所有的重大改革。

無限厚望的佼佼者和探索者。

重重壓力與困惑。

“另類的新激進分子”。

2004年2月，北京少女作家春樹帶著她的《北京娃娃》登上了這期雜誌的封面，和她一同成為報道主角的還有作家韓寒、駭客滿舟和搖滾樂手李揚。

他們性格叛逆，不走尋常路，常常引發巨大的轟動與爭議，因而被視為中國80後的典型代表，被與美國“垮掉的一代”相提並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曾研究過美國1960年代的反叛青年。2008年，當她將研究物件轉向生於中國的80後時，她發現二者的成長背景中，都面臨著相似的社會經濟高速發展。

在首批80後誕生的1980年，中國相繼發生了幾件大事：

明確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作為被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最深的一代人，大多數80後是作為獨生子女出生的。

他們的父母普遍都是雙職工，經歷過歷史動盪，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穩定，他們只能用簡潔的單字，將對子女成長和國家發展的樂觀期望寫進新一代的名字裡——男孩就盼“偉”“勇”“超”，女孩則要“豔”“敏”“麗”。

那是一個蒸蒸日上、日新月異的年代，也是一個充斥著陣痛和代價的轉型期。

公開資料顯示，1998年-2000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137萬，人們第一次真正認識到，沒有鐵飯碗，工作是可以被開掉的，勞動力是需要競爭的。

在父輩的中年危機中，80後們提前懂得了現實的殘酷，因而具有格外強烈的危機感和使命感，這或許為他們日後的中年危機埋下一道伏筆。

當然，有下崗潮也有下海潮，改革開放的洪流，為市場經濟和人民生活注入了新的能量和風尚，80後很快體驗到了物質和資訊如何從不豐富走向過剩。

隨著改革開放颳起的春風，港臺及歐美的影視劇、動畫、音樂逐漸引入內地，並由此催生的錄影廳文化、磁帶文化等，構成了一代人的記憶，也為80後打開了窺探世界的一扇新窗。

當孩子們不再滿足於電視播放的《加里森敢死隊》《西遊記》《大俠霍元甲》，而又無法接觸更為神秘的“內部電影”，錄影廳裡的《射鵰英雄傳》《上海灘》和《古惑仔》剛好能帶來強烈的視聽刺激和不同江湖的俠義情仇。

走出廠辦院落和學校操場的80後，也有了更多新的玩法。

1985年，中國第一臺電子遊戲機“漢龍”在廣西柳州漢龍電子計算機分廠誕生。五年後，同樣誕生於80年代的任天堂紅白機正式引進中國，緊接著，能夠相容各種遊戲卡帶的小霸王學習機也於1993年橫空出世。

從恐龍快打、合金彈頭、拳皇，到魂鬥羅、坦克大戰、超級瑪麗，這些經典共同構成了一代中國人的童年記憶。

彼時，街頭巷尾多的是腳踩喇叭褲、頭戴蛤蟆鏡的“嬉皮士”，他們圍著“三洋牌”收音機，裡面傳出鄧麗君的“靡靡之音”《甜蜜蜜》《何日君再來》。

耳濡目染中成長起來的80後隨後將他們變成了更為時髦的王菲、張國榮、小虎隊、“四大天王”，以及動作誇張的霹靂舞。

曾被抵制的可口可樂在中國實現本土化生產，位於深圳羅湖的東門商業步行街也開設了內地第一家麥當勞餐廳。

全球化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80後的日常。

九年義務教育在中國開始於1986年7月1日，剛好是初代80後剛剛升入小學的時候。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用14年時間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

1990年代中期，完成小學教育後的初中升學率幾近100%，而完成初中教育後的高中升學率則從1980年代的30%增至2005年的60%。

自1998年開始，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接受大學教育的比率也從40%攀升到80%。

這些數字的變遷，剛好也覆蓋了整個80後群體的教育足跡。

1999年，中國首次宣佈將大幅度擴大該年度的高等教育招生規模。這一年，最早一批80後剛好進入高考考場，高校招生人數多達160萬人，增幅高達47%。

在這場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擴招規模最大的高校大擴招中，出生於第三次嬰兒潮的80後們陸續趕上了擴招的餘溫，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激烈競爭態勢多少得以緩解。

這次高校擴招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大眾教育代替了精英教育，數百萬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了教育機會的均等。

人力資源開發水平和國民素質的提升，更有助於緩解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下，每年300多萬高中畢業生形成的新的就業壓力。

但大學生數量的快速增加，也直接或間接地催生了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下降和大學生就業困難問題，其中後者恰好始於2002年，即首屆擴招大學生畢業的年份——是的，又是80後。

到2008年，在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實體經濟也逐漸受累。官方資料顯示，當年第三季度以來，中國出口大幅下滑，經濟增幅放緩，就業壓力加大。這讓許多80後大學生擔負的就業壓力更為沉重。

李春玲的研究發現，80後一代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程度並未明顯下降，且城鄉教育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多數最終突破層層關卡的農村子弟進入的是二、三流大學。即使獲得大學文憑，就業問題更難突破。

《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曾這樣描述“蟻族”：

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九成屬於80”一代；他們擁有較高學歷，有的畢業於名牌高校，更多來自地方院校和民辦高校；他們多從事保險推銷、廣告營銷、電子器材銷售等工作，平均收入低於2000元，有的完全處於失業狀態；他們人數眾多，主要聚集於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生活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挫折感、焦慮感等心理問題嚴重。

作者廉思曾經為“蟻族”的未來深感擔憂，認為“他們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無奈和彷徨”。

經濟發展降速時期，一部分80後開始轉向保守和穩定。

2008年1-4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對應屆大學生就業傾向進行調查。

相比去國企或政府部門工作，當時的主流選擇為外企，佔比高達42.4%。但同年11月下旬，金融危機蔓延後，該中心再次發起調查時發現，想去國企和政府部門工作的大學生比例增至41.1%，而外企則僅佔18%。

這一現象在十餘年後的今天再度重演。

也有部分80後決定推遲就業，繼續深造提高競爭力，以博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考研熱由此興起。

1980年代初期，中國才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學位制度，恢復招收新一輪碩士、博士學位研究生，並在22所重點高校試辦研究生院。彼時，國內研究生總數僅有1萬餘人，招生數更是僅有3616人，但同年代出生的80後步入象牙塔後，全國在學和畢業研究生總數已破24.5萬，並快速增長。

據教育部統計公報資料，到2011年（注：此為傳統意義上最後一批80後首次考研的年份），全國已有研究生培養單位755個，在學和畢業研究生共207.58萬人。同年，全國考研人數達151.1萬人，而教育部僅計劃招收49.5萬人，淘汰率已近2/3。

這一熱潮直至去年才有所“降溫”。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陸續派出赴美訪問學者和公費留學生，並於1981年起允許自費出國留學，並於同年首次舉辦托福考試。俞敏洪的新東方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創立的。

對80後來說，他們也出生於同樣的時代，伴隨著中國接入國際網際網路、全民英語熱、成功入世申奧成功，他們越來越多地在社會發展和現實生活中感受和參與到全球化事務中，也越來越普遍地成為留子和“海歸”。

不過，隨著留學人群基數增大，海歸群體從精英逐步走向大眾。

2017年，中國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48萬餘人，創歷史新高，2012年這一數字僅為27萬人。

曾有媒體寫道，從“剩女”“直男”“喪偶式育兒”等標籤，到要不要二胎、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給父母養老等，這個時代大多數的流行議題幾乎都圍繞著80後的生活軌跡，無不透露著一代人富足生活背後也會被選擇困惑和現實焦慮所包裹。

2017年，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社會科學資料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80後的世界——復旦大學長三角社會變遷調查”，以1980-1989年出生的80後為跟蹤主體，研究的內容包括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業、遷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養老等各個方面。

研究顯示，儘管上海80後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4.7年，且連續三次調查中的總體收入漲幅均高於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們仍坦言面臨著住房、子女教育和經濟三大壓力。

中國這代80後出生於中國房地產元年，房子自此被賦予商品的定義，也有了隨市場和供需而變化的價格。

一位80後受訪者回憶，那時自己還是不懂房子有多重要的年紀，長大後才發覺，錯過了60後的國家分房和70後的低房價優惠，等來的已是炒房團四處橫掃下的樓市狂歡、房價高企，“如果時間能夠倒流，我一定馬上回去買房。”

麥田房產曾經專門為“80後”們算了一筆賬：假設一對“80後”情侶，月收入共為8000元，如果要在北京望京某社群購買一套60平米左右的一居室二手房，總價約在165萬，首付則需要40萬左右，如果按照貸款30年來計算，月供將達到4500元。

首付40萬，對於那時的絕大多數“80後”而言不啻於天文數字，即便有家人的資助，對於許多家庭來說也基本要花掉兩代人的所有積蓄。而在那個民法典尚未大修、婚前協議還不是那麼廣受認可的年代，由誰出資、結婚時房本寫誰的名字，分分鐘會引發口水大戰。

儘管這一情形對於當下年輕人而言並不陌生，但“80後”作為第一批直面房貸壓力的群體，其挑戰可想而知。“蝸居”“房奴”“啃老”等曾經的熱詞就是一個寫照。

按照社會時鐘的發展，安家落戶的下一步就是婚戀和生育。

2010年，有媒體發起的調查顯示，結婚生子的確也是80後打工人最常提到的願望之一，只是，他們的婚育觀更加多元複雜，裸婚、剩男剩女等都發端於這代人。

生育環境、成本和政策的變化，也直接影響著生育意願。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80後和00後的人口分別是2.19億和1.47億，出生人口萎縮了33%。

而前述復旦研究顯示，隨著中國的生育政策逐步放鬆，上海80後的理想子女數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願依然薄弱，僅有13.1%的被訪者願意生二孩，不願意生二胎的前三個理由是養孩子太貴、房子不夠大和時間不夠。

與此同時，有資料顯示，80後是中國社會養老壓力最大的群體。

隨著老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作為一代獨生子女的80後開始成為家庭的夾心層，一對夫妻，上有四老，下有兩三小，無論是父母的養老醫療花費，還是子女的教育成長投資，承擔家庭責任的經濟和精力壓力早已無需多言。

家庭的重擔僅構成了80後中年危機的一個部分，更大的危機來自職場。

作為國內較早開展80後群像量化研究的學者，李春玲2013年就曾在研究中指出，80後步入社會時，金融、網際網路科技等行業發展迅速，這些新興行業的中年人很少，給80後精英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以說這一代人非常幸運，他們得以很快地向上流動。”

如今10年過去，金融、網際網路行業依然紅火，一些80後精英已然躍升行業中堅。

據不完全統計，2021年以來，國內至少14位80後擔任高校校領導；2023年“兩院”院士候選人名單中，有8人出生於1980年代，系院士增選首次出現“80後”的身影；2024年4月25日發射的神舟十八號載人飛船上，三名飛行乘組成員葉光富、李聰、李廣蘇都是80後；商業領域，越來越多的80後創業者躋身消費市場，比如滴滴程維、美團王興，還有被稱為“接管了全球錢包”的電商出海四傑——TikTok張一鳴、Temu黃崢、SHEIN許仰天、阿里蔣凡等。

但更多80後是陷入瓶頸的。

全國總工會2022年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35-39歲年齡組職工中有54.1%擔心失業，70.7%擔心技能過時，94.8%感覺有壓力，均是各年齡組中比例最高的。

照年齡推算，這些受訪職工多在1983-1987年出生，他們是80後一代的中堅力量，可以說正值“當打之年”，甚至都不能算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年”，但他們依然為年齡焦慮，這被視為一場“中國式的中年危機”。

35歲年齡門檻的出現，更將整個80後代際集體推入這場危機。

受體力、精力、外貌等因素影響，軍人、主播、運動員等職業對年齡門檻更為敏感。

以2024年國慶期間在北京首鋼園舉辦的 WTT中國大滿貫賽為例，殺入男單決賽的馬龍生於1988年，即將迎來36歲生日，這已經踩在了運動員職業生涯的末端，而最終將他擊敗的決賽對手林詩棟卻是05後，兩人有著近18歲的年齡差。

而35歲作為明確的職業年齡上限，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和2007年出臺的公務員錄用有關規定。彼時，相比進外企、大廠或自主創業，考公考編並不是80後時興的出路，因而這一年齡限制並不凸顯。

但或因公務員招聘標準具有較大社會示範效應，同在體制序列的事業單位考編、高校教師招聘等陸續出現了35歲上限的要求，接著，諸多央企國企乃至部分民營企業也逐漸將35歲以下作為錄用標準。

到2017年，網傳“華為清退34歲以上老員工”的訊息激起強烈震盪，儘管此後華為高管回應稱傳言並不準確，但自此，35歲年齡門檻開始頻繁出現在以網際網路科技為代表的多個行業，併成為了約定俗成的一道“紅線”。

四川大學曾釋出一份長達十年時間、調查了30萬個招聘廣告的研究，結果顯示上海八成以上、成都七成以上的社會職位都要求應聘者年齡在35歲以下。

網際網路大廠是“35歲年齡門檻”的重災區。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在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科技服務業，35歲以下從業人員佔64.6%，其中網際網路和相關服務業佔比70.4%。

這一情況在同年脈脈資料研究院釋出的《網際網路人才流動報告2020》中，有了更為具化的表徵：19家網際網路頭部企業人才的平均年齡為29.6歲，其中，阿里巴巴和華為員工的平均年齡為31歲，而字節跳動和拼多多員工只有27歲。

年齡無法最佳化，人卻可以。當年輕越來越多地成為招聘標尺，甚至讓位於學歷、業績、經驗、能力時，多少未能實現向上流動的80後在此折戟沉沙，卻美其名曰“最佳化”和“畢業”。

這甚至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有資料顯示，在矽谷工作的員工平均年齡為29歲-35歲之間，遠低於美國職場人平均年齡42歲。為了避免踩中“35歲就業門檻”，一些矽谷碼農不惜花重金做美容、注射肉毒桿菌，以期在外貌上“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

一些被最佳化的80後就業時發現，當他們“退而求其次”，尋求一些“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工作時，年齡門檻依然存在。比如，二三線城市的景區售票員也得“大專以上、35歲以下”，一些連鎖服裝品牌的門店銷售則要求年齡不超過28，甚至25週歲。甚至有人想要入住青旅，也會因為超過35歲被拒絕入住，理由是：“年齡大的上下床不安全，容易出事”。

“80後實際上是一個市場競爭壓力非常大的群體，我們在訪談中感覺他們就是在市場壓力下不停往前衝。”李春玲的訪談始於10年前，那時絕大多數80後即將奔三。如今，當他們集體提前步入中年，依然在壓力下尋找機會，負重前行。

有關這場“中年危機”的討論仍在持續，就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也有不少代表委員提出，政府應對35歲年齡限制情況的改變作出表率，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從北上廣等大城市開始。

現實中，多地也已將部分公務員崗位的年齡限制擴寬至40週歲以下。這些變化，或許能為受限於年齡門檻的80後們鬆鬆綁。

採訪中，一位80後姑娘告訴我，她曾經很喜歡電影《小時代》裡的一句臺詞，“我們依然在大大的絕望裡小小地努力著。這種不想放棄的心情，它們變成無邊黑暗的小小星辰。我們都是小小的星辰。”

在這部主創團隊多為“80後”的商業爛作中，這樣一句現在看來頗有“雞湯味兒”的臺詞，卻彷彿宣告著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和一群在物質生活中奢靡、困惑、掙扎的年輕人。

但現在，早已預設步入中年的她，反而咀嚼起了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第一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一代人固然有一代人的宿命，但她堅信，“變”只是一種中間態，就像潮水，時起時落。

“機會總會有的。”她說。

本文轉載自【鳳凰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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