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前陣子，我在網上看到了這樣一段影片，他們說，這是2025開年看到最善良的故事。
一位中國旅遊博主在孟加拉，遇到一個懂英語的車伕，玩一天打算請車伕吃一頓肯德基。
沒想到車伕說，“這裡是富人去的，我是窮人，我去這裡會有麻煩。”
後來博主到了他家，被家徒四壁的環境震撼到了，於是花掉將近身上一半的錢，送給車伕一輛中國產的電動三輪車。
等他再回去時，車伕已經搬進更大的房子，生活徹底改變。
他記錄下和車伕朋友的故事，回國時，粉絲量已經從2萬漲到300萬。他們至今是好友。
我的朋友謝無界第一次做援非醫生的時候，也遇到了這樣相互成全的事，他透過講故事的方式，向一位中國大爺，同步一位非洲少年的近況。
如今，在這個故事裡的兩個人，一個和自己的孩子和解，另一個成為了“百萬富翁”。
參與過兩屆援非醫療隊，總是有人問我，你到非洲蒲隆地那麼久，除了醫生治病救人的本職工作外，還做過什麼值得自豪的事嗎？
我會說，我可能造就出一位蒲隆地的百萬富翁。
他叫烏維爾，年齡不超過25歲。疫情期間，他近乎壟斷整個蒲隆地的無糖可樂生意。
那時在蒲隆地的超市裡，幾乎買不到無糖可樂，一些酒吧裡倒是能買到，不過必須先買兩瓶普通可樂，才有資格買無糖的。
與此同時，烏維爾組織手下的腳踏車運輸隊，穿越蒲隆地首都的大街小巷，滿載著無糖可樂，送到每位客戶的家門口。
時間往前倒一年多，這是烏維爾不敢想象的畫面。那時，他的夢想是擁有一家小賣鋪，“把櫃檯擦得亮亮的，商品擺放得整齊齊。”
即便是這樣的夢想，對那時的他來說，也是一種奢侈。
家裡父母重病，弟弟妹妹等著他餵飽，而他擁有的，只是一輛破破爛爛的腳踏車。
遇見烏維爾第一面，我都沒看清他的臉，就看見那輛腳踏車——朝我撞過來了。
當時我在晨跑，看見腳踏車迎面撞過來，躲避不及，只能捉住車把，本能地向後跳。手掌被劃出一道口子，胳膊撞得生疼。
腳踏車倒在地上，軲轆還沒停轉，騎著它的黑人小哥，一溜煙跑到馬路對面，遠遠地雙手合十朝我求饒，到後來索性跪下了。
我拿擦汗的毛巾抱住傷口，騰出另一隻手拍下現場和肇事者的照片。就在這時，黑人小哥朝我過來，邊跪著說著求求你，邊指著地上的腳踏車。
當時街上的人挺多，他這樣跪著，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自認倒黴，用手狠狠指了指他。
我跑到醫院，回到自己的診室，給自己縫了幾針，順著縫線貼了創口貼，甚至沒敢包紮。疫情政策嚴，晨跑是我爭取來的，要是讓大家知道，恐怕再也不能跑。
離開醫院，我準備跑回駐地吃早飯，結果一齣醫院門就看見那張熟悉的臉。
烏維爾的外貌很有特點，很年輕，大概23、24歲左右，沒有黑人的高鼻樑、深眼眶，倒是面目清秀，有點亞裔的特徵。他的四肢長又細，但仍能看出明顯的肌肉線條，下半身穿著條女士翹臀牛仔褲，有點搞笑。
看見我出醫院，烏維爾趕上來，掏出一堆髒兮兮的現金票子。我掃了一眼，大概摺合人民幣五塊錢。我嘆了口氣，拿英語跟他說，沒事了，不要你的錢。
他好像沒聽懂，仍然跟在我屁股後面，趕都趕不走。我乾脆坐上腳踏車後座，指揮著他，騎車領我回駐地。下車後，我用法語說：finir（結束），接著又用英語告訴他：我不要錢。
這回他聽懂了，嘴裡說聲謝謝，接著掏出一臺螢幕巨大的老式手機，按出一串數字。
“這是我的手機號碼，別報警，我一直都在。”
沒想到，剛過兩週多，我就撥響這個電話了。
那是2021年春天，我第一次參加援非醫療隊。蒲隆地的疫情還沒有爆發，不過防控政策已經建立，醫生們無法到人流複雜的菜市場買菜。
我們只能沿襲上一屆醫療隊的傳統，把這事委託給房東的親戚，結果菜品越來越爛，費用還越來越高，廚子都要罷工了。
但是初來乍到，我們也沒辦法。正餐吃得差，只能從別的地方彌補，蒲隆地的酒吧倒是賣烤串和啤酒，不過我們不能隨便去，只能讓別人送。
於是，我就撥給了唯一認識的當地人，烏維爾。
電話打通，我搞了點惡趣味，嚴肅地說：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上次你送我的地方，來一趟。”
二十分鐘後，烏維爾氣喘吁吁趕到駐地，警惕、哀求的眼神注視著我。結果我一說烤串，他瞬間放鬆了，明白我什麼意思。給他錢的時候，他彷彿看出我的疑慮，主動要求我再拍一張照片，要是他拿了錢，不回來，我就去找警察。
等了兩個小時，旁邊瞧熱鬧，也惦記買烤串的隊友都覺得，我的錢打水漂了，讓我準備報警吧。我坐不住，給烏維爾打了兩個電話，他都接了，說再等等，再等等。電話的背景裡很噪雜，有碰杯聲，音樂聲，應該是在酒吧。
直到第三個小時，烏維爾終於帶著烤串和找回的零錢回到駐地。烤串進嘴的瞬間，我眼睛都溼潤了。院裡的隊友聞到肉香，紛紛衝出來，笑著記下烏維爾的電話。
這也許是中國醫療隊在蒲隆地點下的第一單外賣。
後來經過那家酒吧，我們特意詢問了烤串價格，這個黑人小夥子一分錢回扣都沒吃。
自那以後，烏維爾成為我們的專屬外賣員，每回下單，我們都給他一筆豐厚的小費。
經過兩個月考察，我們決定罷免房東親戚，考慮把買菜的任務外包給烏維爾。
可是我不知道，他能否接得住這個任務。
隊長讓我叫來烏維爾，問問他以前都做過什麼。
烏維爾似乎看出，這是有別的活兒要交給他，表現得很認真，“我以前做過很多零工，拉過香蕉、拉過煤炭，給外國人送過檔案，給病人送過藥物，買過蠟燭，買過凡士林，採摘過香蕉，會做飯，沒有駕照，但是可以把汽車從這裡移動到那裡……”
隊長有點不滿意，覺得這些履歷裡，沒有他最想看到的東西，算數。
以往我們買烤串，都是按照固定的價錢，把烤串錢算好了給他，實在沒有零錢，就給他一張整票，他再把商家找的零錢拿回來。但是買菜，得要求他自己懂得算數。
於是我問，你算數怎麼樣。
烏維爾的回答讓我們嘖嘖稱奇。他清了清嗓子，用咬字清晰的中文說：“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背到四四十六，隊長就叫他停止了，會背數學乘法口訣，買菜算是綽綽有餘了。等他走後，我們還討論了一下，是誰把這玩意交給他的。
長居蒲隆地的中國人，也就幾百個，除了醫療隊以外，就數大使館和建築隊的人最多，我們都猜是他打零工時，建築隊的中國人教他的。
很快我們發現，這個20歲出頭的黑小夥兒懂得中文真不少。
蒲隆地的啤酒瓶是有押金的，所以每次叫烤串加啤酒，烏維爾得等我們吃喝完，再把啤酒瓶送還給商家。時候長了，我們跟他漸漸熟悉，就讓他也坐下來吃兩口，喝一杯。
蒲隆地的肉串，只有一種牛肉的
喝了酒，烏維爾就開始跟我們聊起中文。他會說過年好、對不起、我錯了、請原諒我，請給我一個紅包，萬事如意，最神的一句是：“什麼時候開支？”
除此以外，他還會唱《甜蜜蜜》《桃花朵朵開》《鐵窗淚》，不是那種含糊著哼出個調子，而是咬字都很清楚的唱出來。
後來我們還教了他一句：“中國人最棒！”
但是我也注意到，每回他臨走時，都會刻意地和我們重複一句話：“我很閒，很需要錢，非常想和你們繼續合作，因為我沒有太多力氣，不能靠騎腳踏車拉貨養家，希望你們能夠再次僱傭我，有其他活兒也可以找我。”
當時我們想換駐地幫工，就問烏維爾願不願意來，可是他拒絕了，因為駐地幫工必須每天呆在這裡，每週只有半天可以回家，他說：
“我得照顧弟弟妹妹、爸爸媽媽，把一天的錢換成食物帶回去。”
那時候，我還不瞭解這個年輕人正在遭遇怎樣的困境，問他也不願意多說。
沒想到，一通不經意的電話，成為烏維爾改變命運的契機。
初到蒲隆地的半年，我很想家，除了給妻子打電話，還經常聯絡故友。
其中一個就是楊師傅。他是醫院後勤部的電工，也負責維修各種裝置，歲數比我大很多。我們在同一批入職醫院，我到非洲時，他也離職，打算實現年輕時的夢想，開家米粉店，可是遲遲找不到合適的鋪面，疫情來了，只能每天賦閒在家，總是回覆我很快。
我和他閒聊著非洲趣聞，把烏維爾送外賣的故事說了。結果楊師傅來了句：“為什麼不讓他擴大外賣生意呢？既然中國人有這需求，外國人肯定也有，這可是賺錢的生意。”
我當時沒有把這話當回事，但是隨著和烏維爾越來越熟，隊裡的醫生們都很喜歡這個實誠的小夥子，我也不得不多想一些。
早晚有一天，疫情會解除，我們自然還需要他做外賣員，送烤串，但是買菜的活兒，就得醫生們自己來，不需要他了。於是我說：“你得想象以後，不能老看著眼前。”
烏維爾一聽，雙手合十，露出哀求的眼神，“請不要辭退我，我很需要這兩份工作。”
我強行扯開烏維爾的雙手，“不是要辭退你，而是要你有點危機意識。”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楊師傅的話，便和烏維爾說：“我把你的故事說給中國一個商業大佬，他對你很感興趣，建議你把外賣範圍擴大，拓展新的客戶。”
烏維爾愣了好一會兒，唯唯諾諾地問：“該去找誰呢。”
我隨口回了一句：“當然是有錢人啊。”
烏維爾若有所思好一會兒，“謝謝你，謝醫生，謝謝中國商業大佬的建議。”
駐地的一位黑人幫工，聲稱看到烏維爾和一群朋友在酒吧吃肉喝酒，堅持認為，這些錢是烏維爾從菜市場吃回扣賺的。他在廚房裡忙裡忙外，也賺不到多少。
於是幫工鬧著漲工資，不然就罷工。可是幫工的薪酬需要逐級上報，我們不能決定。
辭掉他，只會更麻煩，他既要幫廚師打下手，趕上廚師休息時，還要他當廚師做中餐。換一個人，我們更不熟悉，況且蒲隆地能找到幾個會做中餐的當地人呢。
沒辦法，我們只能委屈烏維爾，取消他買菜的外包工作。我給了烏維爾平時1.5倍的勞務費說：“疫情沒有那麼緊張了，我們得自己去買菜，多餘的錢算是解約費用。”
烏維爾失落地接過錢，數出多餘的錢還給我，淡淡地說：“週五早上我空閒，還是可以幫醫療隊帶路買菜，這些都是免費的。”
我以為他只是說漂亮話，到了週五那天，烏維爾竟然真的守在市場門口，一路跟著我們，我們到哪個攤位買菜，他就跟在後面殺價。
每逢市場裡缺肉，他還帶我們到屠宰場、散養戶的家裡挑肉。這些他都沒管我們要錢，也沒刻意引導我們去哪個攤位。
我問烏維爾為什麼這樣熟悉菜市場，他自豪地說：“為了幹好這個活，我調查了市場，哪個老闆是自產自銷，哪個老闆是二道販子。我知道最好的肉從哪來，也知道誰家賣病死肉，那種肉我是絕對不買的。”
我和隊友們對視一眼，這個年輕人，真的不簡單。
沒過多久，烏維爾在醫院門口堵住我。他左手攥著一張密密麻麻寫滿字的紙，右手握一臺已經換了的智慧手機。
“我成功了！紙上是潛在客戶，手機裡是已經成交過的客戶！”他高興得舞動，嘴裡打著節拍，身體一顫一顫的，手和腳像是掉幀了一樣，愣是在醫院門口跳起機械舞。
跳完舞，烏維爾直接跪在我面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拽起他，“不許跪！”
烏維爾爬起來，再度雙手合十，邊拜邊說：“謝醫生，非常感謝你，感謝中國商業大佬，我已經找到不少外賣客戶，雖然給的小費不多，但是起碼可以持久下去。”
說著，他朝馬路對面的方向指了指，那裡蹲著幾個年輕人，看上去不像烏維爾面善。
“那些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合夥人，我很忙的時候他們可以幫我。”
我心裡咯噔一聲，埋怨自己把這事給忘了。電話裡，楊師傅還說了另一句，生意初期不要找幫手、找員工，一定要自己幹，不然就是給自己添麻煩。
我安慰自己，楊師傅不懂非洲這邊的國情，說的話也未必句句在理，於是也沒說。
沒想到，這事到底還是埋下禍根。
烏維爾雖然不再幫我們買菜，可是醫生們想吃烤串，還是找他。突然有一天，我給烏維爾打電話點外賣，接起電話的不是他，而是一個陌生人。
這個陌生人來到駐地，索要非常高的跑腿費，還堅持先錢後串。我害怕他跑掉，於是拿出手機打算給他拍照，他卻一溜煙就跑了。再打電話，無人接聽。
再見到烏維爾，是在醫院病房裡，他腦袋上纏著血漬繃帶，下眼瞼有明顯烏青，右側嘴角縫了兩針，門牙也缺了一顆。
楊師傅的話，一語成讖了。
望見我，烏維爾哭起來，嘶啞的聲音說：“我的生意被合夥人毀掉。他們拿客戶的錢，還拿走商戶的烤串和啤酒，我和他們爭吵，他們搶了我的手機和腳踏車。”
我問他有沒有報警，他搖了搖頭，緊張地看著我。
我嘆了口氣說，我幫你報警吧。這恐怕是唯一我能幫他做的了。
烏維爾掙扎著，從病床上坐起來，奪過我的手機，再次做出哀求的動作說：
“報警我也會被抓的。”
我不明所以，看著他，等待一個解釋。
烏維爾邊用被子擦眼淚邊說：“他們偷東西失手，說殺了人，我也有一份。”
烏維爾看著我，又像是自言自語，直到這時，我才瞭解他身上的故事。
烏維爾的父親是騎車拉貨的力工，靠一輛腳踏車拉貨、拉客養活一家六口。
他家也有田地，可是地都在山上，灌溉除草要走很久，但怎樣努力都抵不過土地貧瘠，旱季時土地龜裂種子都被曬死，雨季時剛栽的苗又被沖走，一年到頭也沒有多少收成，自家吃都不夠。
可是命運並沒有眷顧他們家，好像刻意要更殘酷一點。烏維爾的父母患上沙蚤病，一種由寄生蟲引起的皮膚病，他們沒錢買藥，於是病情惡化，夫妻倆無法下地工作。
還在讀初中的烏維爾只能輟學，擔負起養活一家的重擔，而他唯一擁有的，就只有父親那輛腳踏車。
烏維爾沒有父親的力氣和經驗，靠拉貨載客，養活不起一家，父母著急用藥，弟弟妹妹又等著吃飯、交學費，他只能到處打零工。
然而打零工只能讓家人偶爾吃一頓飽飯，四年前，他開始和同伴到偷棕櫚林、香蕉林、波羅地偷看守棚裡的東西。
有一回他們到一片菠蘿地偷東西，同伴們告訴他，已經踩點完畢，他負責把風就行。結果二十分鐘後，同伴們叫喊著跑出來，一個人手上沾滿血漬，其他人手上提著菠蘿、一個鍋和兩隻雞。跑到安全的地方，同伴才告訴他，他們失手殺人。
烏維爾當即就要退出，但是為首的同伴塞給他兩個菠蘿和一袋辣椒，跟他說：“殺人也有你的份，說出去大家都得坐牢。”
烏維爾只能繼續跟著他們偷東西，直到那天清晨，他心不在焉地騎車，撞了我。
醫療隊的勞務費讓烏維爾有了錢，他給父母買藥，讓弟弟妹妹吃了好幾頓飽飯，正盤算著什麼時候讓他們繼續去上學，同伴們找回來了。
他們手裡握著烏維爾的把柄，要求他上交一大半的勞務費，就是在那時候，這夥人拿著烏維爾的錢，大吃大喝，被我們駐地的幫工看見了。
可是他們還不滿足，覺得烏維爾的外賣生意越做越大，便強行要求合夥做外賣。
這幫人根本不是想做生意，只是想撈一筆，賺快錢。於是他們搶了客戶錢，吃掉商戶的烤串，爭吵起來，還搶走烏維爾的手機和腳踏車。
烏維爾苦心經營的外賣生意，算是讓他們毀掉了。
他哭著說：“我做夢都想開一家漂漂亮亮的小賣鋪。要是能有一家小賣鋪，我就能輕輕鬆鬆養活一家人。在夢裡，我把櫃檯擦得亮亮的，把貨品擺放得整整齊齊，但是現在都完了……”
聽完他的遭遇，我心情複雜，也不知該勸慰什麼，只能默默離開病房。
來到非洲以後，我聽過太多謊言，深知不能根據一面之詞就做出判斷，況且烏維爾牽扯到人命，誰知道他說得是真是假呢？
為解開疑惑，我回到診室，向托馬斯求證菠蘿地殺人事件的可信度。托馬斯是醫院的醫療掮客，也是一個非常有本事的本地通。
托馬斯聽完，捂著肚子大笑起來，“你的朋友肯定被騙了，那些小毛賊就是用共同犯罪，控制你的朋友。他們本身就是警方常年盯梢的物件，只要有風吹草動他們是一個被抓的。偷東西也就罷了，殺人他們肯定不敢，就算真的殺了人，他們也絕對跑不了。”
托馬斯幾句話就解決了我的顧慮，我繼續問道：“那他該怎麼辦呢？”
托馬斯拍著肚皮說：“直接報警，幾個小毛賊騙了那麼多商鋪和富人的錢，他們才是該害怕的人，而不是你被脅迫的朋友。”
接著，托馬斯丟擲了他的疑問：“你那貧困的朋友，是怎取得有錢人和店家信任的，這點讓人難以置信。”
是啊，我也納悶，逮到機會，我得好好問問他。
當天晚上，我撥通了楊師傅的電話。楊師傅接起電話問，是創業小哥的故事嗎？
我嗯了一聲，電話對面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自從第一回跟楊師傅聊起烏維爾，他就對這個“創業小哥”產生興趣，已經好幾回電話，都主動問我，烏維爾怎麼樣了。
只是這回，我給他帶來的是壞訊息。我把烏維爾的身世，菠蘿地殺人事件，以及醫療掮客托馬斯的觀點都跟他說了。也許是氣氛太沉重了，我不知道哪根弦抽了，拿調侃的語氣，說出烏維爾的夢想：開一家小賣鋪。
電話對面靜得出奇，就在我以為網路出問題時，楊師傅說：
“小謝我轉給你800快錢，你給烏維爾，他太需要幫助了。”
我切換到聊天介面，楊師傅真的轉了800塊錢，我連忙說：“你不怕他是騙子？”
楊師傅顯得很冷靜：“我相信他。而且我覺得他是我的福星，我想開米粉店，一直找不到合適的鋪面。自從你跟我說他的故事，我就在小區附近找到一間門臉，可以免半年房租，而且這門臉之前就是飯店，我甚至不用裝修。”
我笑著說：“你還挺迷信。”
“你還記得他找你的錢嗎，還不多要報酬？這就是誠信的表現。另外，你不要嘲笑他開小賣鋪的夢想，那可能是他這輩子見過最好的風景，就像我，一直想開米粉店。”
我還沒來得及道歉，楊師傅就掛了電話。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琢磨烏維爾的事，忘記收錢了，第二天早上九點，楊師傅竟然主動打過電話，提醒我把錢收了。他說：“你一定要把錢給他，我不希望他像我兒子一樣，在最該有人幫助他的時候，沒有人站出來。我不希望這個小夥子完蛋。”
此時此刻，躺在病床上絕望的烏維爾，肯定想不到，這位願意幫助他的“中國商業大佬”其實是一個失意的中年男人，也是一位失敗的父親。
楊師傅當過十年兵，轉業後被分到國家電網，就在馬上要轉正時，徒弟跟領導發生矛盾，動起手。他替徒弟出頭，卻被徒弟背刺，徒弟說，是他指使自己打的領導。楊師傅捱了一個處分，賭氣辭職，後來到了醫院，成為後勤部的電工。
這是他這輩子最後悔的兩件事之一，另一件事就是把兒子騙回西北。
楊師傅妻子去世得早，他一直沒有再娶，就想專心把兒子拉扯大。兒子也爭氣，考到廈門的大學，學計算機轉業。可是畢業後，楊師傅擔心兒子獨自在那邊受騙，就想勸他回來，那時兒子已經找到一個小公司的工作，也有了一個女朋友。
楊師傅謊稱自己重病，讓兒子回來，同時許下承諾，給小兩口在西北找工作。
結果找工作的事黃了，楊師傅以為憑藉自己的人脈，就是一句話的事，結果都得考試，一點後門都走不得，搞得他也沒了辦法。一來二去拖了半年，小兩口打算考研，結果兒子的女友看上考研同學，和他分手，閃婚。
失去工作，也失去女友，楊師傅的兒子就把自己鎖進屋子。
楊師傅很生氣，他覺得人被打倒，再站起來就是了。
直到有一天，他看見兒子拿著手機，怔怔地盯著前女友的照片，就一把奪過去。兒子和他爭吵起來，一下子把壓抑許久的憤怒都爆發出來了。
“攤上你這麼個爹，我們老楊家就該絕種！”
楊師傅氣得摔了手機。自那以後，兒子一句話都不跟他說，餓了就借網貸，叫外賣，也不吃他做的飯，每天往屋裡一呆，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視，完全自我封閉。
封控後，楊師傅都能收到壞訊息，所以他特別盼著我打電話。
烏維爾的成功，對楊師傅來說，算是意外驚喜，就連兒子隔著門聽見，也覺得新奇，甚至願意開口問：“那個外賣小哥怎樣了。”
楊師傅抓住兒子的興趣點，每回接我的電話，都故意小跑到兒子房間門口，開擴音，很大聲地重複我的敘述，爭取讓兒子聽得更清楚。
沒有這場遙遠直播後續，父子倆也就失去了溝通來源，徹底沒話說了。
楊師傅以前不理解兒子，覺得沒有工作，再找就是，可是直到他疫情期間逆風創業，到處尋找門臉，籌備開店時才明白，“我兒子遇到的困難比我要多得多了，這個時代跟之前不一樣了，是我錯了，是我害了兒子。”
我把楊師傅的錢收了，兌換了一百美元現金，直奔烏維爾的病房。
心裡祈禱著：烏維爾千萬別是騙子，千萬別辜負楊師傅。
我的父親和楊師傅很像，都覺得自己為孩子鋪好的路，是孩子最好的選擇。
早在我畢業時，我父親也做過同樣的事情，許諾我，工作的事包在他身上。於是，我拒絕學校當地的工作，帶著女朋友回到家鄉。
直到父親領著我倆來到那家醫院，才知道想進去得交實習費，明碼實價每人1700，而且籤的只是一份實習合同。
父親的臉一下就紅了。我瞬間明白，他根本就沒有什麼門路，只是拜託了一個不靠譜的牽線人而已。後來他再沒有提這件事，只是說工作的事不著急，讓我們倆先考駕照再說。
自那以後，我一直心裡埋著疙瘩，覺得和他沒話說，不知道該怎樣溝通，即使過了這麼多年也沒有多少改變。現在，楊師傅父子有了消弭隔閡的契機。
走進病房，我把一百美元遞給烏維爾。
“這是中國商業大佬送給你的，”烏維爾沒敢接，驚訝地看著我，我將錢塞進他手裡，紙幣掉在被子上，“他說這筆錢可以解決你的困境，你開商店的夢想很不錯，他看好你，讓你繼續好好幹。”
烏維爾眼睛溼了，雙手合十跪在床上，我立刻給他拽起來，“不許跪！”
接著我說：“這筆錢，你能拿來跑路，也能補償客戶和商家的損失。”
烏維爾攥緊拳頭，毫不猶豫地說：“我選第二種。”
他滿臉嚴肅認真的表情，可是缺了一顆牙，讓整張臉顯得有點搞笑。
我忍住，拍他的肩膀說：“你大機率被他們騙了，他們沒有殺過人。”
我將托馬斯的話複述給他，“當然你最好親自去趟警察局，問個明白。”
那天臨走前，我也沒忘記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一個窮小子，是怎樣取得那麼多商戶和有錢人的信任的？”
烏維爾低著頭說：
“被搶走的手機裡，有我和你們中國醫生的合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幫你們買東西。”
醫生們幾個人買一回烤串，可能要花上幾百塊人民幣，在國內這個價錢很普通，但是在蒲隆地，這算是一筆鉅款。到了酒吧裡，醫生們會成打的買啤酒，一打十二瓶，當地人沒有見過這種架勢。有的醫生高興了，也會出高額的小費打賞，而且不會故意為難人。
久而久之，當地人都知道，中國醫生是最優質的客戶。
我恍然大悟，突然明白他為什麼願意免費在菜市場裡幫我們砍價。
烏維爾出院後一週，我都沒有他的訊息。楊師傅兩天一個語音催促，直到半個月後，我也忍不住打了烏維爾的電話。這個電話被搶了，還不知道被賣到哪裡，就算烏維爾補卡，號碼也會變更。沒想到電話接通，真是烏維爾。
他很興奮地問：“謝醫生，是不是要烤串？”
我也很高興，讓他給我帶兩瓶可樂，站在駐地院門口翹首以盼。
他騎著那輛熟悉的腳踏車，換了新的後座，擦得乾乾淨淨，整輛車都顯得嶄新了。我問：“東西都要回來了？”
烏維爾遞給我可樂說：“他們以後不敢再惹我了。”
我順手遞還給他一瓶，趕緊問他用了什麼方法。
出院當天，烏維爾就去警察局自首了，結果警察把他轟出來，說他瞎胡鬧，那段時間壓根沒有接到死人的報警。他立刻明白，自己就是受騙上當了。
接著，他用那一百美元，還清客戶和商家的錢，挨個上門道歉，錢還有富餘。
最後，他找到曾經的同伴，謊稱自己擔下所有責任，打算送外賣慢慢還錢，如果他們繼續騷擾自己，他就不再還錢，直接向警察自首，還要回送外賣必須的手機和腳踏車。
“謝謝你，謝醫生，還有中國商業大佬朋友，要不是你們，我只能跟他們繼續偷東西。”烏維爾朝我鞠了一躬，終於沒再跪下。
我問：“如果殺人是真的，你就不怕被抓嗎？”
烏維爾說：“一百美元，足夠保釋我。”
蒲隆地的警察很腐敗，一百美元名義上是保釋，但是沒有文書，其實就是賄賂警察，然後釋放。我的學生就因為救心愛的女友，不讓她嫁給當地老警察，而破壞了婚禮，被抓起來，後來是我用一百美元，加一塊歐米茄電子錶保他出來的。
那天我給了烏維爾很高的小費，算是慶祝他恢復自由身，真替他高興。
等烏維爾走後，我立刻給楊師傅打過去。
拿起電話，我先問楊師傅，“你們爺倆關係咋樣了？”
楊師傅說：“我先道歉了，但我兒子沒讓我繼續說下去，而是問了烏維爾的事。我們爺倆好好聊了下烏維爾成功的原因。接著從非洲的整體局勢，聊到蒲隆地的歷史。
“接連好幾天，我倆聊的都是這個未曾見面的小兄弟，後來漸漸轉移到我們失業在家，我們要幹些什麼。後來兒子也算是給我臺階，說他振作的太晚了，讓我自己忙了很久。”
楊師傅說到這，竟帶著哭腔。
“你快別賣關子，說說他怎樣了？”
我笑著說：“好訊息，開擴音！”
一陣熟悉的腳步聲後，我知道楊師傅已經站在兒子房間門口，於是將烏維爾自首、還清欠款和智鬥毛賊的事，一樣不落地複述了一遍。說完的瞬間，我聽見一個從沒聽過的男聲和楊師傅一起歡呼道：“太好了！太好了！成功了！”
隨著歡呼著，我又聽見一聲嘆息：“終於聽到一個好訊息了。”
歡欣鼓舞的氛圍也感染到我，我忍不住笑出聲，心想著或許有一天，我也能和父親聊聊烏維爾的故事。
當時我和楊師傅都覺得，烏維爾這個年輕人，總有一天會實現他的夢想，開出那家漂漂亮亮的小賣鋪，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個夢想兩個月後就實現了。
蒲隆地的疫情漸漸惡化，我提醒烏維爾，多準備幾個口罩，保護家裡人，儘量少去人流密集的地方。沒過多久，新的防疫物資要來，我們整理駐地倉庫，發現一個破舊的箱子，裡面的都是過期的口罩，大概有8000個左右。隊友提議給醫院處理，院長認真地告訴我們，得給錢才能銷燬，大概得100美元。
我們一致商量，不如在後院燒掉算了。可是剛點起火，駐地的幫工就過來阻止，說得分開燒掉，不然鄰居會有意見。最後我們決定，把焚燒的任務交給烏維爾，讓他找一個沒人的地方焚燒，給他一筆小費。
“口罩過期了，防治病毒的效果有損，得銷燬，一定得銷燬！”
同樣的話我囑咐三遍，烏維爾猛點頭，結果這小子還是拿去賣掉了。
隨著疫情加重，蒲隆地政府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場合必須戴口罩，不然就會被巡警請回家，更有甚者，在商場裡發現不戴口罩，巡檢的棒子會往身上招呼。口罩瞬間成為必需品。
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個月，後來我們也因為密接隔離，等到再上班，發現烏維爾在醫院對面開了間商店。乳白色貨架上，整整齊齊碼著商品，大家門口都是土路，他鋪上地板磚，門口還擺著椅子和遮陽傘。
“哪來的錢？”儘管已經猜出答案，我還是讓他老實交代。
烏維爾不好意思地說：“我覺得太可惜，就暫時放在家裡。那一陣很多人都沒有口罩，我送貨上門的時候我也說了，這是過期口罩，效果下降，但他們還是搶著買。”
他賺到一大筆錢，疫情期間，鋪子的租金本來就低，他一口氣租了五年。
我有些生氣，沒理他就走了。
等到回去後，我把這件事說給楊師傅，準備聲討一下這個變壞的傢伙，沒想到楊師傅竟然沒站在我這邊，而是慢悠悠地說：
“你的話說重了。你是醫生，你能在醫院拿到口罩，可是老百姓買不到口罩，沒有口罩就出不了門，出不了門更買不到口罩，這不是死迴圈嗎？
“況且這東西你們不能用，沒地方放，更不能賣，這是你們的規矩，又不是他的，這時候就是需要破局者嘛，退一萬步說，誰的第一筆錢不是靠點手段來的。”
後來我又詳細問過烏維爾，8000多個口罩他不是全賣給有錢人，大概有四、五百個，都免費送給了村裡的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幫他們家幹一天農活。沒有口罩下不了田地，大家都得捱餓。
另外，所有幫他送外賣、運口罩的人，他也免費發，要知道，那時候蒲隆地正規途徑售賣的口罩，被炒到1美元一支。
可是當時，我實在不想聽楊師傅的生意經，於是岔開話題問：“你的米粉店生意怎麼樣了。”
電話那頭陷入沉默。
早在第一波疫情鬆開時，楊師傅就看上了小區樓下的一家門臉。那原來也是一家餐廳，老闆扛不下去，決定轉租，連租金都不要，只需要付個含供暖的物業費。
楊師傅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疫情即將告終，而他一輩子的夢想，就要實現了，於是一口氣交了3萬多的物業費，屋裡沒怎麼裝修，簡單拾掇一下，就開業了。
誰也沒想到，疫情還有第二波，楊師傅說：“現在不能堂食，外賣抽成又狠，掙不到錢。好幾天沒開張，外賣小哥都少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但願該死的疫情能儘快消失吧。
在醫生們的建議下，烏維爾在門口的桌子上擺滿鮮花，店裡進了很多衛生巾、奶粉、尿布、奶瓶。他還弄了一臺冰櫃，讓周邊商家把賣不完的酸奶存放在裡面，每賣出一杯，抽成20個點，很快，他的小賣鋪就成為周圍最亮眼、生意最好的店。
有一天，我在烏維爾的店裡買飲料，竟然發現一瓶無糖可樂。
蒲隆地的商店裡一開始是沒有無糖可樂的，唯一能喝到的辦法就是去中超買易拉罐的，或者在免稅店買屈臣氏的氣泡水平替。但是在炎炎夏日，冰鎮無糖可樂，給我的那種爽快和無負擔感，是怎麼也平替不了的。所以我一直在尋覓這玩意。
沒想到，竟然在他的店鋪裡發現了。我說：“你還有多少瓶，我全包了。”
烏維爾不解地看著我問：“這個好喝嗎？我們不喜歡喝這個。”
我拍著肚子隨便亂答：“這個叫健康可樂，他沒有真的糖所以你們不喜歡喝，但我喜歡！”
過一陣子，我去蒲隆地的經濟首都布瓊布拉購物，在餐廳吃飯時我要了無糖可樂，結果竟然沒有，我又去旁邊的飯店買，老闆說：“無糖可樂全部運到山上去了，有人在收。”
所謂山上，指的就是政治首府基特加，這是一座山城，越高的地段越貴，有錢人越多。醫院和駐地就在這裡。
回到醫院，我問烏維爾這事，收無糖可樂的竟然是他。
烏維爾還興奮地告訴我，這家店，連貨品都一起抵押進去了，為的是周邊幾家商店跟他一起囤這種難賣的無糖可樂。
他指了指旁邊停靠的幾輛卡車，驕傲地說：“蒲隆地的無糖可樂全在這裡。”
我覺得他玩大了，無糖可樂又不是必需品，囤這麼多，砸在手裡不就完了？
結果他一臉自信地說：“謝醫生，蒲隆地的油慌要到了。”
正如烏維爾所說，油荒真的來了，在加油站旁排隊加油的車，能排三公里以外，中間還有拿輪胎佔位置的，輪到他時再去推車，因為一滴都沒有了。
但烏維爾的可樂還在那放著，店鋪的人也換了，一個瘦小的孩子在看店。
詢問後得知孩子是烏維爾的弟弟，他的話我聽不懂，找來托馬斯翻譯後得知，烏維爾組了個腳踏車隊，在四處販賣無糖可樂。
再次見到烏維爾時，他已經變得西裝革履了，和他出生入死的腳踏車被爆改成了花車。
烏維爾改裝後的腳踏車
我敲了敲櫃檯，對烏維爾說：“講講吧！你又幹了什麼？”
烏維爾自豪地告訴我，基特加的無糖可樂已經被他賣到了每瓶2000布法郎，布瓊布拉的無糖可樂被他賣到了每瓶5000布法郎。
我打斷了他的炫耀，讓他直奔主題，講講怎麼賣掉這些可樂的。
烏維爾說：“蒲隆地所有的無糖可樂都在這，有點誇張，但80%肯定是有的。每年我們國家都會出現油荒，這回因為疫情、俄烏衝突，油荒來的更久、更長。每次油荒的時候，本地啤酒都會賣脫銷，這種本身就不多的無糖可樂會更缺貨。
“你喜歡喝，那麼有錢人也喜歡喝，你說過這是健康可樂，有錢人遲早會喝的，這條資訊就像口罩那樣，非常有用。而且聽你說以後，我也從跟你們一樣的朋友那裡求證過。”
後來他告訴我，自己被當地啤酒廠選中做銷售，從今往後有了固定工資。按說他已經非常有錢了，也許這是他下一步財富謀劃吧。
那天的天氣很晴朗，坐在小賣鋪門口的遮陽傘下，我給楊師傅打過去影片，告訴烏維爾，這就是幫助過你的，中國商業大佬。
等到影片接通，楊師傅就看見螢幕這頭，一個身穿漂亮的西裝的黑人小夥子，像滿清大臣覲見皇帝那樣，伸直了雙臂，噗通跪在地上，準備磕頭。
楊師傅說：“這就是烏維爾吧……哎哎，使不得，使不得！”
烏維爾笑著，雙手合十，朝楊師傅不斷地說：“謝謝，謝謝！謝謝你！”
楊師傅有點激動，擺著手說：“我們也沒幫上什麼大忙，你要是再下跪，就把錢還我。”
我把這句話翻譯給烏維爾，他立刻從兜裡掏出了一百美金的紙幣。
楊師傅跟我說：“你拿著吧，以後再出什麼事，再借給他，還能翻身。”
電話結束通話後，烏維爾嚴肅地對我說：“請謝醫生你幫我轉達，沒有他，就沒有我的商店，也就沒有現在的我。”
後來這話我轉達給楊師傅，他說：“謝什麼！我還得謝謝他，這個話題讓我和兒子的關係緩解了，而且哪步不都是他自己走的，我們就動了動嘴皮子而已。”
那時候，楊師傅的兒子已經找到新工作。楊師傅挺欣慰，覺得烏維爾成功，兒子也重新振作起來，他這個老人就沒白折騰。
這時候我才知道，他的米粉店幹不下去了。
整整一年時間，他獨自守在米粉店裡，總共只做過20頓飯，還有幾頓是給自己做的，直到第二年年初，他把店關了，一盤算賠了五萬多。
就是在這時，我看出他意志消沉，給他打過去影片，讓他與烏維爾見面。
不知道這個舉動是否觸動了楊師傅，疫情結束後，他立即開始第二次創業。我問他，都這歲數了還折騰什麼，留著那些退伍費養老不好嗎？
楊師傅說，留著這點錢，不如置辦個店，一是預防自己老年痴呆，二是我兒子在私企，如果有一天被優化了，我還有個鋪子能留給他，“我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在兒子需要幫忙的時候啥也幫不上了。”
這回他放棄小區的門臉，將店鋪地址選在在醫院背街，主要是因為，手裡的退伍費已經所剩不多了。我問他為什麼選醫院，不選商業街？
楊師傅說：“太貴，再一個，你們穩定啊，我不要大富大貴，只要能給你們供餐就行。經過這事發現，什麼職業都沒有醫生穩定，你們在什麼情況下都能吃上飯。”
店面開張後，楊師傅經常拿著自制的招牌到巷子口拉人，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但是來客仍然寥寥無幾。兒子得知這件事，告訴他可以用商家的身份聯絡外賣平臺，沒有堂食客人，就主打外賣業務。
楊師傅搞不懂這些，掏了一筆許可證、商鋪保證金後，找外包人員糊弄出一套定價，搞出個外賣店鋪，結果一個月經營下來，單子接了不少，一算也賠了不少。
楊師傅覺得，是平臺剋扣太多，懷著埋怨想要停掉外賣，結果還是兒子阻止了他。遠在深圳的兒子打過影片，手把手教老爹熟悉商家後臺介面，告訴他什麼是滿減，哪個是直送，定期活動都有什麼，怎樣增加曝光度。
兒子在深圳的工作，做的就是資料。他告訴老爹，不要將配送範圍擴得太大，不然佣金會很高，要懂得看哪個菜品賣得最好，在這個菜品的基礎上增加副產品，將利潤擴大，也要利用滿減活動，向顧客推送自己的新產品。最後還要懂得“賄賂”老顧客，誰一直吃，就免費附贈謝東西。
楊師傅老老實實跟著兒子遠端學了兩個月，終於讓店鋪從瀕臨倒閉，扭虧為盈。後來他還聽取兒子的建議，主打健康輕量餐，每份菜品不游標著熱卡，還標著吃完這餐，需要做多少運動才能消耗完。
現在電話裡提起兒子，他特別自豪。
寫這篇故事前，我特意到他的米粉店裡，跟他喝了一杯，聊了很多。
恍然間，我想起第一回聽楊師傅講兒子的事情，那時我還沒有到非洲，聽說楊師傅把兒子騙回家，又沒法給他找到工作，還害他丟了女友，當時的我特別氣憤。
可是現在想起這些，好像一點都氣不起來了。
也許是因為，我目睹了楊師傅違背諾言後，自己有多失落，又有多想挽回兒子。
他不是一個壞父親，只是一個做錯了事，想要彌補過錯的父親罷了。
時代將他們拋在身後，但他們不願向時代低頭。
那天臨走前，楊師傅突然問：“那你呢，你和你爸怎麼樣了？”
我搖搖頭說：“這幾年總是在外賣跑，沒時間去溝通吧。”
楊師傅說：“你別怪我說得直，你就是不願意面對。那個事已經過去了，你們肯定有共同要面對的事。一條簡訊、一個電話，先從普通的事情聊，要不你也給你爸講講烏維爾的故事？”
我點點頭，心說我就是這樣想的。等到這個故事寫完，我一定和父親聊聊，我在非洲都經歷了什麼，也仔細聽聽，他年輕時的夢想是什麼。
讀完這個故事，我總是忍不住想，到底是什麼促成了烏維爾和楊師傅的互相成全呢？
是最開始那通電話嗎？還是那800塊錢？
我想恐怕都不是，真正讓這個充滿奇蹟的故事變成必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
烏維爾理解一箇中國人能給他帶來怎樣的幫助，他願意相信一個未曾謀面的人的諫言，併為之付出努力；楊師傅理解一個遠在天邊的年輕人的困境，也正是這種理解，讓他竭力去彌補兒子，最終與兒子達成了和解。
有時生活裡的互相理解總是遲來了一步，我們能做的只有盡力彌補，去完成事後的“和解”。
這是人生裡必然的遺憾，幸運的是，我們仍可以閱讀故事，牢記經驗——讓往後的人生裡，提前的理解多一些，滯後的和解少一點。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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