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美國全球霸權崛起的過程大致為“美洲→歐洲→日韓→中東→東南亞”，正常情況來說，有朝一日霸權瓦解順序將倒過來，即“東南亞→中東→日韓→歐洲→美洲”。
六七十年代打越戰時，曾有幾十萬美軍常駐東南亞，現如今早已撤得精光。
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冷戰期間在建立起北約之後，美國也曾搞過一個“東南亞條約組織”，即SEATO，簡稱東約。
東約就是亞洲的北約，總部位於泰國曼谷，它有八個成員國，分別為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以及三個受保護國——南越、寮國和柬埔寨（1956年後拒絕接受東約的保護）。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雖然沒有加入東約，但事實上共享了各種情報資訊。
東約存在了二十二年，1975年南越的滅亡給了其致命一擊，標誌著該軍事組織已無法保障成員國安全。
隨著越戰結束後美軍陸續撤離該地區，多個東約成員國表示無意繼續參與，東約遂於1977年6月30日解散。
1966年菲律賓馬尼拉東約會議的場面
東南亞之後，美國第二塊有戰略撤退傾向的地區是中東。
1990年代，美國在歐洲的大量軍事資產陷入無事可做的境地，拔劍四顧，華盛頓決定把一些駐歐洲的部隊逐步調到距離不遠的中東，並連著打了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三場大戰。
關於這三場戰爭背後的戰略意圖可謂眾說紛紜，有的解釋為美國想進軍亞歐大陸腹地，有的解釋為控制中東能源，還有的說就是為了反恐……
不過時至今日這些已經不重要，因為美國已經很大程度上從中東撤軍，只留下一堆基地和留守人員作為框架，以方便萬一有事時好迅速補充進來。
現階段美國對於中東事務更多是出於“應付”的態度，被以色列推著跑——這一點在拜登時期表現得尤其明顯，即儘可能平息事態，不願意投入太多資源。
實際上，過去兩年多里要不是以色列這個代理人戰鬥力比較強，咬著牙跟“抵抗軸心”打到底，美國的中東戰略可能早就崩潰了，華盛頓並沒有決心派重兵去跟伊朗及其代理人打一仗。
說來也是運氣，2024年下半年“抵抗組織”接連發生低階失利，特別是敘利亞變天，讓美國和以色列信心大增。
德黑蘭方面感受到很大壓力，進而將伊核問題加速推上臺面，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國際原子能機構稱，伊朗近期增加濃縮鈾的生產，已接近製造原子彈所需的90%。
進入4月以來，中東局勢暗流湧動。
在美國和伊朗正式啟動核問題談判的同時，美軍又向中東地區增遣了一個航母戰鬥群，達到雙航母戰鬥群的準戰時配置，外加將B-2隱形轟炸機也部署到迭戈加西亞基地。
接下來如何決斷，對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將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如文章一開始所說，正常情況下美國戰略撤退順序是“東南亞→中東→日韓→歐洲→美洲”，不過實際情況並沒有按照常理，因為美國把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擺得高過了歐洲。
出於跟中國戰略競爭的迫切需要，目前美國更傾向於從歐洲抽調軍事資源來增強亞太。
從特朗普近期的動作來看，他在烏克蘭問題上減少投入的意志是非常堅決的，而且這種轉向的背後有著龐大民意基礎做支撐。
為什麼美國民主黨、德國社民黨、英國保守黨以及法國馬克龍政府在過去一年的選舉中均遭受重大挫敗呢？
原因當然是內部社會經濟問題，但反映到外交領域，越是內部形勢不景氣時，民眾對於政府長期對外援助就越持負面態度。
或許每年援烏的幾百億美元對美國來說確實不算什麼，可它呈現出的意義是拜登政府把烏克蘭擺到解決國內問題之前，併為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攻擊靶子——任何地方出現問題，共和黨都會攻擊拜登總是優先考慮國外而不是國內。
同樣的話術也出現在許多歐洲國家。
美國人以“上帝選民”自居，認為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獨特作用是命中註定的，被上帝賦予了這個權利。
當連美國人都厭倦對外干預時，說明國際政治的轉型已迫在眉睫，未來很可能變得區域集團化。
丘吉爾與戴高樂。戴高樂曾經預言“有一天美國將離開舊大陸歐洲”，隨著特朗普的烏克蘭政策日漸清晰，不少人認為這一預言正在成真。
文章後半段，談兩個重要的新聞事件。
1、
4月份，德國候任總理默茨領導的保守派聯盟與中左翼社會民主黨達成聯合執政協議，預計新政府將於5月6日起正式執政。
為什麼這件事很重要呢？
猶記得十幾年前，歐盟委員會主席這個崗位並沒有那樣顯赫，更像是一個執行和協調的角色，當時歐盟的主心骨普遍被認為是“德國總理+法國總統”。
而最近幾年馮德萊恩的存在感越來越強，已經隱隱有“歐洲總理”的感覺，其實不是因為馮德萊恩強，是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的影響力變弱了，整個歐盟越來越像一盤散沙。
歐盟給人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開會，今天一個歐洲峰會在英國，明天一個歐洲峰會在法國，後天再回到布魯塞爾開。
由於二十七個成員國利益不同，各懷鬼胎，使得重大決策每每難產，宣告和宣言發了很多，真正落實下去的政策卻很少。
歐盟想要有主見，前提條件是歐盟內部第一大國德國必須得有主見，而德國有主見的前提是組建“大聯合政府”。
在德國政壇，基民盟和社民黨是傳統上最強的兩大政治力量（本次大選中社民黨屈居第三，被迅速崛起的極右翼德國選擇黨超越），它們聯合執政是德國政治穩定運作的基礎，即默克爾時期的模式。
過去幾年裡，德國採用了罕見的“紅綠燈”組閣方式——社民黨拉了兩個理念迥異的小黨一起執政，搞得令出多門，雞飛狗跳，總理朔爾茨的權威極大受損。
如今中右翼的基民盟和中左翼的社民黨強強聯合，德國政治的穩定將陡然提升。
其中，候任總理默茨對美立場相對強硬，曾批評美國是“不可靠的盟友”。
在完成組閣談判後舉行的新聞釋出會上，默茨稱“德國正在迎來一個強大而有效的政府”，並直接用英語向白宮喊話——“給特朗普的關鍵資訊是德國已經重回正軌。”
德國新一屆聯邦議院3月25日成立並召開全體會議，朔爾茨總理的任期隨之結束。圖為朔爾茨在會場從候任總理基民盟領袖默茨面前走過，神態略顯落寞。
2、
4月11日，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歐盟與中國已就“設定中國產電動車最低價格”達成一致意見，雙方將以此作為先前懲罰性關稅的替代方案。
與此同時，有港媒引述五名知情人士稱，歐盟領導人計劃7月底前往北京，與中國舉行峰會。
如果說拜登時期歐洲認為跨大西洋溝通更加便捷有效，那麼隨著特朗普歸來，在白宮反覆碰壁的歐洲領導人最終將意識到，歐盟對中國的影響力將成為它撬動跨大西洋關係的最後一根槓桿。
在《世紀大談判》中，北京其實比華盛頓更容易打交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