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睡虎地《日書》中祛除噩夢的儀式和咒語，到漢賦《夢賦》的驅魔咒語，都展現了古代中國人是如何與噩夢抗爭的。這包括一套儀式，像是散開頭髮、面朝西北，並向監管噩夢的精靈禱告；也包括驅魔的姿態和話語，說話者聲稱自己是真人，對抗鬼怪的攻擊，對鬼怪膽敢襲擊表達憤怒。從這種應對噩夢的措施中我們可以看到，做夢者被認為是被動的接受者，而夢是一種恐怖的、本質上危險的體驗。

有一類流行觀點認為夢是“靈魂的遊蕩”：睡眠的時候，人的靈魂會脫離身體，夢由此發生。《莊子·齊物論》說“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講的就是無論人醒著還是睡覺，都不幸地與我們接觸的事物糾纏在一起。道教經典的一些段落提示讀者注意，應當在睡眠時將魂魄規定於體內，免得它們四處遊蕩，陷入困境，受到外在暴力的侵犯，因為後果非常嚴重，可能會沾染上可怕的鬼魅和死屍：“七魄遊蕩，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鬼來魅。或與死屍共相關入。”這種觀點認為靈魂在睡眠期間遊蕩體外，所以睡眠更像死亡，一些關於死而復生的軼事都提到了魂魄在陰間短暫停留後有時並不願返回身體。

與此相對的是，有一類觀點否認了夢是神魂遊蕩，認為夢僅僅來源於白天接觸到的經驗和知覺。《列子》就認為“晝想夜夢，神形所遇”，做什麼夢，與做夢者的經驗與體會有關。因此，陰氣壯的人會夢見大水而心生恐懼，陽氣壯的人會夢見大火，飽食的人會夢見給予，飢餓的人會夢見獲取。

還有一些道教和醫學經典指出，夢的危害並非來自外在的邪惡力量，而是人本身的內在衝突。譬如道家《神仙傳》認為，是人體內的三尸神與人的魂魄的鬥爭，產生了那些打鬥的夢。所謂三尸，就是道教認為的住在人體內部的、令人產生惡欲的神靈。《黃帝內經》則認為夢與正氣的失衡有關：正邪之氣來源於身體外部，侵襲體內，四處遊走，驚擾睡眠，夢因此可用來診斷和治療疾病。比如當心氣不足時人會夢見丘山煙火，肝氣不足時會夢見山林樹木，脾氣不足時會夢見丘陵大澤等等。此外，還有一類醫學書聲稱，某些體質孱弱的女性容易受到邪鬼的侵犯，會夢見與鬼交通，還會出現一些“不欲堅忍，獨言笑，或時悲泣”的症狀。康儒博在《中國夢境》中指出，“這種將女性的任性情緒、性挫折、性夢、邪鬼侵犯和氣虛與性別高度關聯的狀態，持續了數個世紀。”

《中國夢境》一書揭示了中國人的夢的特殊之處。與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認為的人們在夢中進入私人的宇宙不同，中國人的夢是彼此互動的，而這互動會對現實造成影響。康儒博的研究引用了許多關於夢的典籍和故事，夢中人們能夠穿梭時空，夢見死去的人，與其他物種交談，在夢中換頭，或是帶著人的記憶和情感變成其他物種。康儒博發現，嵇康夢中得授《廣陵散》，《錄異傳》裡河間太守夢見一位死去的女子前來託付珍物；《齊諧記》裡董昭之夢見了蟻王；《幽冥錄》賈弼之夢中被換頭，醒來時瀟灑的面容被換成了醜陋的樣子；《酉陽雜俎》裡一個喜歡吃魚的男子夢見自己在水潭中變成了一條魚，落入網中，被人捕獲並賣到市場上，置於砧板上砍剁，等魚頭掉落才醒來。

這些夢的質感是如此真實，康儒博提示讀者注意，夢見去世的人就像真實的相遇一樣，還能傳遞實物和改變現實。由此，夢並不是再現世界，而是世界中的一個事件，成為了真實的經驗。這類涉及人際溝通內容的夢境不僅存在於中國文化，而廣泛地分佈在人類文明當中，《中國夢境》指出，“在許多傳統社會中，夢境成為了一個人際關係的領域。”

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同，中國人的釋夢模式充滿著變數和奇聞，具有前瞻和預言的意義。因為夢不是做夢者恐懼或願望的表達，而是指向未來，所以做夢者的情緒反而要被剔除，因為它們可能是夢的干擾因素。《周禮》中的釋夢被看作一種預知，幫助人們解決現實中的焦慮。釋夢類似於裂紋卜卦，做夢者不是夢的製造者，而只是夢的載體。東漢時期王符的《潛夫論》對常見的夢中象做了解釋，像是倡優俳舞意味著歡笑，竹木茂美，宮室新成意味著吉祥如意，而腐爛臭汙意味著謀事不成。

這樣的斷語試圖將混亂的夢境置於某種秩序之下，釋夢令人們獲得“在混亂環境中的控制感”，“面對不確定的支援感”。有意思的是，如果結果與預言相符，古代中國會用“驗”字表示，這顯示著一種近乎法律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的夢在一些文化中被認為更具有預見性。譬如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經常描寫女性預言性的夢境，比如夏洛蒂·勃朗特《簡·愛》中的女主角做了一個未卜先知的夢，在夢裡預見了自己婚姻的失敗；《白衣女人》裡的安妮夢到了自己的新婚前夜，這個夢也成為了未來的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