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電影大師大衛·考夫曼（David Kaufman）更為人知的是他的別名Dziga Vertov（吉加·維爾托夫），意為“旋轉的陀螺”，也確實為電影界帶來了最初期的眩暈。
1929年，維爾托夫拍攝了《持攝影機的人》，影片在片頭宣佈自己是 “用電影傳達可見事件的實驗……沒有字幕……沒有劇本……沒有佈景、演員等”——換句話說，這是部純粹的電影，維爾托夫並非自吹自擂。影片以萬花筒般的手法描繪了幾個城市的生活，莫斯科、基輔，尤其是陽光燦爛的敖德薩，從影片中可以看出，20 年代末蘇聯的生活似乎相當歡樂，儘管下一個十年開始後就不是這樣了。
片名自我反思地描述了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們看到攝影師正在記錄我們所看到的畫面；一位攝影師扛著攝像機四處遊走，以令人眼花繚亂的創意記錄城市生活，比如大膽地懸掛在有軌電車上拍攝。但這也是影片的主題：人與電影。維爾托夫展示了機器和工廠，並直覺地認為這就是電影：影像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內燃機給人類帶來了速度的新體驗；現在，電影攝影機給我們帶來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感知和創造的新速度。
2001年，數碼攝影機剛剛開始流行，隨手拍攝成為一種可能。在《持攝影機的人》的影響下，賈導開始著手拍攝一部電影，起名為《拿數碼攝影機的人》。《風流一代》的講述在賈導無意識的情況下已經悄然進行。
“當時我只是一個拿著數碼相機的人”
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理論提到，電影裝置應該像人的眼睛一樣去客觀的記錄生活實景，成為捕捉和構建現實邊界的一個工具。
數碼攝影機打破了傳統電影工業的規則，更解放了創作者的創作意識。在《拿數碼攝影機的人》這個題目之下，賈導帶著一個小團隊開始了沒有特定目的和形式的拍攝。他們只在喜歡的城市和喜歡的地點拍攝，有時是純粹的紀錄片，有時會有一個小劇本。
賈導一開始對這部電影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想法，只是知道自己想要記錄下演員與空間和城市互動的瞬間。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只是一個拿著數碼相機的人，我的想法是找到一種突破傳統電影工業程式和製作模式的方法，擺脫從劇本直接到電影的過程。”
巧合的是，在同一時期，中國正在經歷重大變革：那一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還贏得了 2008 年奧運會的申辦權。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期待。
“那是一個非常性感的年代，人人都是那麼的蠢蠢欲動，這讓我很想拍。”
本以為兩三年就應該完成了，但拍起來就發現沒有終點。“我不知道這個收集過程何時結束，因為我希望它是大規模的、非線性的、印象派的。”
“如果你看看過去拍攝的很多電影，它們往往遵循一種邏輯和因果的思維方式，幾乎就像物理規則一樣，是非常線性。這是我試圖想要突破的，不是從傳統的物理規則來思考電影製作，而是更像量子物理學。這更多地是關於我們生活中經歷的所有事情之間的相關性或相互影響的因素，而這些事情表面上甚至可能互不相關。”在和Deadline的採訪中賈導說。
連續22年、橫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1000多個小時記錄，在疫情來臨時，終於畫下句點。
疫情期間，賈導曾在一篇名為《步履不停》的文章中寫道，“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世界的導演可以分為兩種：經歷過戰爭的，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這種經歷的差異，代表著對人性和社會的不同理解視野。也許多年之後，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的導演可以分為另外兩種：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和沒有經歷過新冠疫情的。”
也是在疫情期間，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電影的理解，他敏銳地感知到一些東西的落寞和終結，同時也意識到，他需要重新構築一個新的開始。
“去那個時代再活一次”
開始創作《風流一代》時，賈導的首要任務是將他的所有素材數字化。“我突然意識到，這 20 多年來我用膠片捕捉到的事物和素材，已經被我遺忘了太多。”
創作《風流一代》也算是一種時間機器。“你會看到技術是如何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年代的人的外貌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最讓我難忘的，也是最讓我驚訝的是，我看到了社會的氛圍和情感是如何轉變的。”
為了梳理出一條敘事主線，賈導和剪輯師斷斷續續花了三年時間，最終在千頭萬緒的線索中確立了巧巧和斌哥的感情故事，影片的支點由此確立。
漫才的記錄裡留下了不同時代的“巧巧”和“斌哥”，他們都是賈導過去二十年作品中的碎片。“巧巧”和“斌哥”相愛，是《任逍遙》時候的激情萌動；“斌哥”的離去，是《三峽好人》裡廢墟下的陰鬱；兩人的再次重逢，是《江湖兒女》千帆過盡的唏噓。
我們看到《任逍遙》中的巧巧遊走在破敗的大同，在勁歌熱舞中走秀、蹦迪、談戀愛，後來又變換為《三峽好人》中的沈紅，或者是《江湖兒女》中的巧巧，身穿那套熟悉的黃色襯衫和白色褲子，穿梭在三峽老城的廢墟中茫然地尋找愛人，同時，從2001年眾人慶祝北京申奧成功的狂歡遊行，到2006年為建設三峽大壩拆遷的奉節舊城，再到2022年疫情期間的城市生活，影片將視點擴散到更廣闊的範圍。
在和Film Comment的採訪中，賈導分享了關於故事的選擇：“我有很多素材，很有可能創作出另一個故事。但如果我要怎麼做，我必須找到一個情感上合適的時機。”
“這個專案之所以如此令人生畏，是因為鏡頭提供了多種選擇。它幾乎就像天空中的雲朵：你可以縱向或橫向移動。這給了我很多思考，尤其是在如何安排影片結構方面：是在空間上，根據不同的地點和城市，還是在時間上，縮小到一個特定的時代，甚至是這些時期發生的變化。”
最終賈導決定以趙濤為載體，帶領觀眾進行一次情感之旅。透過她的視角，來體驗一個個體是如何經歷時代變遷的。
在國內公映後的一次問答中，賈導也提到，“我也會想，如果我們只是拍一個愛情故事，為什麼不像《江湖兒女》那樣用兩個月再造一個時代？為什麼我們要拍22年？這樣影像的價值是什麼？我想，它們的價值正在於讓人們找回體感，去那個時代再活一次。”
逐漸走向淡漠
賈導花了很多精力去構思影片的開頭，試圖找到能奠定整個影片基調的第一場戲。當他看到一群中年女人擠在一間小房間裡互相起鬨唱歌時，心想就是它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甜蜜的關係，在今天可能不常見了，如今的城市對陌生人有足夠的包容，但人與人之間也很難走近。”在和“三聯生活週刊”的採訪中，賈導說。
變化是必然的，22年的時間，演員從20出頭的青春年華到如今40多歲步入中年，我們能看到時間在他們臉上施展的魔力。20多年前我們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不一樣，城市空間也不一樣。所有這些用語言難於表達的變化，影像卻能直接展現。而這些變化只是世界正在經歷的重大變革中的一下部分。
在和The Film Stage的採訪中，賈導特別提到，“就我個人而言，在整個剪輯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們最容易遺忘的元素就是特定時代的聲音。透過剪輯，我得以重溫和重聽逝去世界的歌聲。我認為，在我們的回憶中，用文字、影像和照片保留視覺記憶很容易，但聲音記憶卻很容易被抹去。我很幸運能夠記錄下不同時代的歌曲和聲音。”
“城市曾經充滿了噪音。比如說我能聽到摩托車的引擎聲它們發出巨大的噪音。現在人們仍然騎摩托車，只是摩托車變成了電動的，沒有噪音了。我也懷念噪音的震動，尤其是腳踏車的噪音。現在，腳踏車也變成了電動的—就像漂浮在空中一樣。用石油驅動的喧鬧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我們進入了可再生能源時代；這是一個無噪音的時代。”
出現的時候轟轟烈烈，消失的時候悄無聲息
作為70年代的人，巧巧和斌哥正是賈導鏡頭下的“風流一代”，“這一代年輕人處在社會變革的開始，一切都不成形，就的秩序在打破，在摸索的階段，它呈現出一種生命力，野蠻生長的生命力。”
比起《風流一代》，或許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更直觀。在賈導看來，巧巧是被浪潮困住的人，而斌哥是被浪潮擊碎的人。“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是一件特別讓我著迷的事”。
一開始，她是一個依賴感情的女人，遠赴奉節千里尋人。等到30歲左右，她發現自己陷入的是一段非常虛妄的感情，於是決絕地提出分手。當她融入跑步的人群，她終於找到了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最終電影在巧巧的一聲吶喊中戛然而止。
《風流一代》中的巧巧，最大的變化是成為了一個沉默失語的人，偶爾的幾句表達也是用字幕來代替。其實，最早的剪輯版本里，巧巧是有很多臺詞的。
在和Film Comment的採訪中，賈導提道讓角色保持沉默的靈感來自於他在老素材中捕捉到的一個特別的瞬間：趙濤在三峽的船上試圖買一個盒飯。在這些船上，機房通常是小販們賣盒飯的地方。由於是機房，通常會非常嘈雜，人們會扯著嗓子嚎叫，希望能聽到他們的叫賣聲。“我在拍攝這段影片時，趙濤走過來問我，她可以用眼睛買盒飯，為什麼還要大聲說話？”
她一開始懷疑小販虧待了她，只給了她米飯，但當她開始吃飯時，她突然笑了，意識到自己錯怪了小販。“這真是太美了。我想這就是我想在影片的其餘部分捕捉和表達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展示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社會，有一種人不善言辭。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無話可說，而是因為他們有太多的話想說，卻不知從何說起。”
這就是賈導想要捕捉的感覺——她有那麼多話要說，她經歷了那麼多，但她都藏在心裡。
整體來講，這部影片裡，人物的對白都被降到了極致。這跟賈導以前的電影不同，比如《三峽好人》的情節性是很強的，你會跟著人物去解決問題。但是“《風流一代》是希望觀眾開啟五感，更多地去感受和體驗我們曾經經歷但已經逝去的時代，感受當時的環境、空間、場景，塵土牆上的畫和手裡面的東西。”
泡沫飯盒、鍵盤手機，我們都已經很多年都沒用過了。“很多東西，拍的時候並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只因為它是新出現的或讓人很有感觸的，我們就拍了下來。可能到今天，大家會說，你們拍了很多時代的符號，但當時我不知道那是符號，也不知道它到今天會成為一股那麼強烈的情感力量。”在廣州路演時賈導分享道。
“很多事物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時候轟轟烈烈，但消失的時候悄無聲息。電影中的那些人也是一樣，他們來了，去了，誰在關注，誰又能說些什麼。”
舊的材料，過去的故事，跨越年代的講述，這些都讓《風流一代》看起來像是某種結束。但對賈導來說，它反而象徵著一個新的開始。
“我情願拍一個有很多人討厭，也有很多人喜歡的電影，但至少我的回憶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了”，《風流一代》在戛納首映時賈導和“毒眸（id: Domoredumou)”分享道。
“我覺得我挺幸運的，二十多歲就稀裡糊塗地拍了處女作，後來的一切也都很順利，現在我五十多歲了，我希望能離電影工業遠一點，離自我跟當代藝術近一點，來重新構建電影的可能性，做一些更活潑的、更實驗性的、更自由的事情”。
“拍電影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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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
良倉今日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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