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天氣正成為外賣平臺的“殺手”

全球變暖加劇了高溫、颶風等極端天氣，這對外賣配送員等戶外工作者們來說，尤其是個壞訊息。在極端高溫下，為中國美團、西班牙Glovo和印度Swiggy工作的外賣員們面臨超時配送的罰款和巨大的健康風險，因此急於按時完成配送。更重要的是，外賣員們通常沒有正式工的身份，因此得不到基本的勞動保護。

我們分析了中國一家外賣平臺的資料，關注高溫對外賣員工作表現、收入和健康的影響。我們觀察到，高溫天氣推動了訂單量的增加，但也導致了更多的超時配送，並給外賣員們帶來了過高的健康成本。如果不採取適當的干預措施，這不僅會損害外賣員的福利，還會降低客戶滿意度，威脅外賣平臺的可持續發展。

平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應認識到極端天氣對“零工經濟”的影響，並採取預防措施，例如最佳化演算法，以同時滿足消費者和外賣員的需求。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在維持運營效率和保護零工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人手不足的平臺不堪重負的外賣員

中國的餐飲外賣平臺每天需要處理多達六千萬份訂單。註冊從事配送工作的外賣員超過七百萬。規模大、複雜性高讓平臺難以在熱潮來襲時快速響應使用者激增的配送需求，迫使平臺依靠現有外賣員，讓他們在極端高溫下承接更多訂單、延長工作時間。

我們與中國一家餐飲外賣平臺合作，分析了其2015年的資料，包括來自上海和杭州兩個主要城市的58萬多份訂單和1272名外賣員。透過分析，我們證實了這一假設。當時，餐飲外賣行業在中國剛剛起步，平臺主要為有限的幾種產品提供配送服務，這使得我們的研究能夠專注於餐飲配送，而無需考慮多種產品型別所帶來的複雜性。

我們發現，在兩個最熱的月份中（7月和8月），平均每個城市每小時的外賣訂單數隨著氣溫升高而增加：氣溫每升高5°C，每小時的訂單量就會增加36份，相當於增加了9.6%。然後，我們用美國國家氣象局的官方“熱指數”來定義“熱潮”：當氣溫被認為對戶外活動產生“危險”或“極度危險”時，我們就定義為“高溫天氣”或“熱潮”。我們發現，當熱潮來臨時，相比正常天氣，外賣員的工作時間延長了6%。這是因為，當室外溫度極高時，消費者們不再去實體餐館用餐，而是在外賣平臺上下單。因此，這些零工工人們就不得不應對增長的訂單量，長時間暴露在危險的高溫下。

雖然我們很難直接從最近的資料中準確地分析出高溫對外賣員造成的具體影響，但考慮到外賣行業日益激烈的競爭、加上消費者對外賣平臺的依賴性增強，以及外賣員工作時間的延長，我們認為，本研究所觀察到的影響如今可能會更加顯著。

高需求給外賣平臺帶來的問題

對於在烈日下著急送餐的外賣員們來說，這些發現意味著什麼？儘管使用者需求量很大，但外賣員在酷暑中賺取的額外收入與其工作量並不成正比。雖然，在高溫天氣中工作的外賣員每小時配送的訂單量增加了9.1%，但他們的訂單超時率也增加了21.8%，這是因為，增加的訂單需求各異，往往分散在不同地點。訂單波動性的增加，以及單一外賣員配送數量的增加，導致了更多的超時訂單。減去外賣員因超時配送而受到罰款，在高溫期間，他們每小時的收入僅增加了8.6%——約1元人民幣，大約是市場上半瓶礦泉水的價格。

此外，由於工作時間延長以及暴露在高溫下，外賣員所面臨的健康風險遠遠超過了他們在“熱潮”中所賺取的額外收入。參考以往的醫學文獻，我們得出結論，在我們研究的這兩個月中，外賣員的健康成本可能會增加約501元人民幣。然而，考慮到外賣員經常在高溫下送餐，且獲得醫療保險的機會有限，他們實際的健康成本可能會更高——501元可能只是一個下限。並且，外賣員在高溫下的平均額外收入也僅只有約545元人民幣（我們使用外賣員這兩個月裡每小時的額外收入：1元人民幣×8.8小時/天×62天來計算這個數字）。假設外賣員有醫療保險，那麼，他們在高溫天氣下的額外收入勉強能夠支付預估的醫療費用的下限。但這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他們醫療保險，那麼，他們自費的醫療費用可能會達到1.12萬元人民幣，是他們高溫下的額外收入的20多倍。

同時，這些隱藏的健康風險往往被外賣員們所忽視，因為短期的收入變高，他們更有可能在熱潮期間接活。但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影響外賣員的參與率和健康，導致外賣員缺勤、人員流失等問題，對平臺運營提出進一步的挑戰。

在極端炎熱的天氣下，使用者需求的增加也意味著訂單的波動性增加，從而導致使用者的等待時間更長，超時配送更多。例如，我們的研究表明，在上海和杭州，當氣溫達到35°C時，配送超時的可能性幾乎增加了4倍，即每4份訂單中就有1份以上出現超時。而在溫度較低的20°C 左右時，超時率還不到五分之一。

歸根結底，這些問題最終還是要由平臺來買單：外賣員在高溫天氣中的表現和超時配送會損害客戶滿意度，影響未來的需求量。

在極端天氣下，使用更好的策略

瞭解這些問題是第一步：如果平臺能夠認識到極端高溫對配送服務的影響，就可以在熱潮來襲時最佳化路線規劃，或調派更多熟悉當地環境和配送流程的經驗豐富的外賣員參與配送，以減少客戶的等待時間，控制普通外賣員的負擔。

在路線規劃方面，平臺可以重點調整演算法，幫助在高溫下長時間工作的外賣員完成工作。比如，可以優先選擇有較多陰涼區域或休息點的路線，讓他們可以補充水和食物等必需品。同時，平臺可以提供保護和激勵措施，改善外賣員工作條件、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並提醒他們做好防暑降溫措施。此外，安排更有經驗的外賣員可以縮短配送時間，提升平臺整體配送服務的表現，使客戶更願意使用平臺的外賣服務。

例如，在中國，美團在上海等高風險城市設定了流動服務車，為外賣員提供冰鎮飲料、防曬霜和雨衣。上海市政府還設立了超過1萬個服務站，在高溫期間為外賣員提供避暑服務。在紐約，Grubhub與電動腳踏車租賃平臺JOCO合作，為外賣員提供室內休息區。他們還為零工外賣員提供工傷保險，並推出了名為RapidSOS的應用程式，在極端天氣和緊急情況下撥打911時，該程式可以同時傳送位置資訊以協助救援。而在印度，Zomato推出了“避暑所專案”（Shelter Project），為外賣員修建了配有飲用水、急救裝置和其他便利設施的休息站。

除了在高溫天氣中為外賣員提供保護外，平臺和政府還需要在政策層面做出深思熟慮的變革。而這方面的進展喜憂參半。

2022年，越南的Grab App曾試圖引入“高溫附加費”，但在消費者監管機構提出擔憂後又取消了。另一方面，新加坡計劃在2025年前出臺《零工工作者法案》（Platform Workers Bill），旨在為零工工人們提供工傷賠償和類似工會的代表權。

無論是在公司層面還是在政策保護層面，都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來評估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對零工工人福祉的更廣泛的影響，以及實施效果。

總之，儘管在極端高溫天氣下，外賣員有更高的訂單需求，但他們卻面臨著更多的超時配送懲罰和更大的健康風險。隨著全球變暖的加劇，從熱潮到颶風，我們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面對這些挑戰，外賣平臺必須在運營效率和員工福祉之間尋求平衡。此外，政策制定者需要解決零工工作者在勞動保護方面的缺口。這種雙管齊下的方法不僅能讓勞動力更具韌性、更公平，也有助於零工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蘇珊·盧（Susan F. Lu）葛潤毛文崢 | 文

蘇珊·盧是普渡大學的管理學教授。她研究醫療保健管理、創新、供應鏈管理和人機互動。葛潤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重點是勞動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毛文崢是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她的研究重點是實證運營管理、供應鏈管理和產業組織。

DeepL、ChatGPT | 譯張雨簫 | 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