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宗教信仰已被引入政治領域，兩者的融合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這裡描述我個人的信仰或許有助於讀者評價我的背景，瞭解我的一些判斷形成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從小就是一個美南浸信會信徒。我一生都在參與每週一次的聖經課，起初是作為學生，成人後作為教師。我的基本的（或者說傳統的）信仰深得父親的傳授。他是普蘭斯浸信會（Plains Baptist Church）的執事，並在我上課的主日學校當教師。儘管我們經常討論每週的聖經課內容（等量地分為《新約》和《希伯來聖經》），但我們從未質疑過自己所摯愛的標準神學。
我的大部分信仰基礎如耶穌是救主和上帝之子，仍然無可置疑地被其他宗教派別如新教、羅馬天主教、東正教、科普特教會、安息日會及許多其他宗教信徒所接受。我們也吸收了浸信會宗派的一些獨有的特徵。對我們來說，洗禮僅僅是針對那些足夠成熟、對基督有個人信仰的人施行的。
洗禮要完全浸於水中，象徵著我們救主的死亡、埋葬和復活。我們全面接受聖經，將之視為上帝啟示的旨意，並認同耶穌的話語和行為是解釋聖經的標準。儘管人們對聖經的解釋通常很有幫助，但不能說是無誤的，也不能作為正式的信經或履行教義職責的工具。
我們信奉地方教會的自治，決策由所有受過洗的會友投票決定（達成眾望所歸的共識）。即使在教會的會眾中，浸信會信徒強烈反對牧師或有權勢之人凌駕於教會會友之上。
我們強調聖經中那些描述耶穌如何約束自己的門徒,不讓他們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段落。耶穌叫他的門徒外出做見證人時，賦予他們的權柄僅僅是服侍別人，減輕他人的痛苦，倡導真理、饒恕和愛心。實際上，每一個信靠耶穌的人都被視為祭司，可以（不透過教士）直接與上帝建立關係，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是會眾的僕人而不是主人。
作為福音派信徒，我們致力於一項重大的全球化使命，即不帶偏見與歧視地與眾人分享我們的基督信仰。我們透過個人的見證或者定期奉獻金錢的方式來履行大使命。
在我的大半生中，我們的教會被認為是美南浸信會大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成員。該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協調美國和世界各地浸信會的宣教工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大會官方或在它以外的宗教領袖可以制定一套我們必須接受的信仰和規則。對我們信仰的唯一描述就是聖經本身。
我們最熱心委身的信念之一就是政教分離。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瞭解到，基督教殉道士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容許世俗的領導人侵犯宗教自由。儘管基督教徒個人（包括我父親）可以自由參加公共事務，但是我們厭惡教會涉足黨派政治。我們也推崇宗教自由，憐憫無宗教信仰的人，尊重所有人，因為人人生而在上帝面前平等。
每年，我們至少抽出一個週日來參加環境保護或者管理全地的活動。我父親和教會中的其他農場主都特別重視牧師講解這些經文的講道，如：“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耶和華。”人類既然被賦予管理土地、水、魚、牲畜及萬物的權利，那麼就要將重點放在小心管理和最佳化上，而不是資源浪費或惡化。
在上段文字中，我用的是過去時態，但是，作為福音派基督徒和浸信會信徒，我 的宗教信仰熱情絲毫不減當年。
“福音派”一詞經常被誤用或曲解，但我認為以下兩點解釋足以表達它的含義：（1）福音派“屬於或表明這種基督教教會，它們強調聖經尤其是新約的教導和權威，反對教會自身的制度權威；強調人只要迴轉信靠基督的代贖，就能得救，並把它視為至關重要的信仰宗旨”。（2）福音派“尤其是指70年代後期那些摒棄基要主義特徵、仍堅持對聖經的保守解釋的基督徒”。
因為我的母親和妻子都是衛理會信徒，我常常想，同樣敬虔的基督徒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敬拜、履行教會習俗，像我們一樣和睦相處，踐行信仰。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著名的浸信會信徒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你說自己對於聖公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雜七雜八的三教九流也要友善相待。胡說，我才不會對‘敵基督者的靈’客氣！”
我在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當學員時，曾給在當地服役的官兵子女教授聖經。正是在這一時期，我開始深入研究一些著名神學家的觀點。後來在競選州長時，我提到萊因霍爾德·尼布林（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對我幫助良多。令我感到高興的是，幾個月之後，他的妻子厄休拉（Ursula）送給我一套他的講道錄音。
進人政界後，我的宗教信仰得到擴充套件，也遇到了挑戰。作為佐治亞州的參議員，我代表75,000多名選民，我要向他們負責，我幾乎被他們各種各樣的重要問題和質詢壓得喘不過氣來。1966年，在擔任兩屆州議會議員之後，我決定競選州長。
這一年，佐治亞州的政治錯綜複雜，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主黨長期的控制地位受到挑戰。我作為一個名不見經傳、初涉政壇的新人盡了全力，但佐治亞州法律的漏洞促使州立法機關裁定：萊斯特·馬多克斯（Lester Maddox）贏得選舉。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分子，曾經在他經營的餐館門前揮舞鐵鎬，威脅前來就餐的黑人顧客。
競選失敗後，我對政治徹底絕望了。我對自己和我的宗教信仰的信心第一次動搖了。以前我在實現任何重大的生活目標上從未失敗過，我不理解上帝怎麼允許一個狂熱的種族隔離分子做我們州的州長。
那時，我的姐姐魯思·卡特·斯特普爾頓（Ruth Carter Stapleton）是頗有名氣的福音工人，她知道是自我中心的錯謬導致了我的絕望。她從北卡羅來納州驅車來看我，提醒我聖經的教導：患難和失望應該成為加增基督徒生命中忍耐、力量、智慧和忠心的源泉。
起初，我不接受她的推論，但她最終使我認識到，我應該把政治和商業抱負放到第二位，擱置一段時間，而去承擔一些富有挑戰性的宗教事工。
不久，我便參加了浸信會信徒所謂的“開拓宣教”（pioneer mission）活動。我的第一項任務是去賓夕法尼亞州的洛克黑文，那裡有一百多戶人家沒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我和另一位志願者走訪這些人，向他們解釋基督教信仰的本質。
起初，我們內心充滿疑慮和膽怯，但我們很快學會滿有信心地拿著名單，走訪每一幢房子或公寓。我倆作了分工，想好了說什麼、做什麼，恆切禱告，然後放鬆下來，倚靠上帝來踐行大使命。我們的經歷富有挑戰性，遇到的人無奇不有：身強力壯的工人、企業主管、公開的無神論者，甚至妓院的老鴇，但我們的努力獲得了一系列不同尋常的成功。
我的另一項宣教任務是去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給那裡的西班牙語居民傳福音。他們大多來自波多黎各，貧困不堪，住在一座廢棄紡織廠附近的一棟破敗不堪的公寓樓裡。其中許多人都是在打短工，乘公共汽車到附近的蔬菜地和茂密的菸草田裡幹活。
這一次我的同伴是一位古巴移民，名叫埃洛伊·克魯茲（Eloy Cruz），他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小教會做牧師。他說,我之所以被挑選出來與他同工，是因為我在安納波利斯學過西班牙語。但是，我們很快發現，我當年在海軍學習和使用的西班牙語詞彙與我現在用來講解福音的詞彙大相徑庭！
我負責朗讀我們為每一次家訪挑選的聖經章節，而克魯茲牧師做了幾乎所有的見證。讓我驚奇的是，他能那麼有效地觸及人心。他給這些居民解釋耶穌的事工，解釋耶穌的生活如何與他們息息相關。他們被深深地打動了，有時候甚至泣不成聲。與這位不尋常的人一起工作，每天都是奇妙的經歷。他對窮人似乎有一種無比的親近感，一踏入他們的家，他就與他們打成一片。我像他們一樣被感動，有幾次禁不住淚溼滿面。
克魯茲牧師待我畢恭畢敬，這使我感到不安。這大概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擁有一輛轎車，當過州參議員。當我們完成宣教使命準備分開時，我問他，什麼使他成為如此溫柔而大有果效的基督徒見證人。他顯得相當困惑，最後才說：“唉，我們的主對一個心裡剛硬的人也沒有什麼辦法。”他強調，耶穌本人儘管是上帝之子，也總是溫柔地對待窮人或軟弱的人。他說他努力遵循一條簡單的準則：“你在生活中只需要兩種愛：對上帝的愛和對任何時刻站在你面前之人的愛。”
我時不時還會翻閱我書架上的神學著作，如卡爾·巴特、萊因霍爾德·尼布林、理查德·尼布林、保羅·蒂裡希、魯道夫·布林特曼、迪特里希·朋霍費爾、漢斯·昆等神學家的著作，但是，埃洛伊·克魯茲簡單的話表達了深刻而具有挑戰性的神學思想。對我來說，它比所有偉大的神學家的話更有意義。
我也在其他社群做宣教的工作，並擔任我所在縣的葛培理巡迴佈道會（Billy Graham crusade）負責人。這一段經歷特別有趣。因為那位佈道家無法蒞臨現場，我們便用他拍攝的一盤錄影帶來傳達他的宗教資訊。
當時南方還處在種族隔離時期，但我遵循葛培理的原則和要求：對於佈道會場次和聽眾作統一規劃，並不區分種族。因為沒有教會能夠接受我們這樣的做法，我們被迫在一所廢棄的校舍裡召開委員會會議,決定在當地的一家電影院播放佈道影片，結果獲得了驚人的成果。幾百人——不分種族——前來觀看,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們的救主。
我當選為州長後，我們全家都成了北側路浸信會（Northside Drive Baptist Church）的會友，它距亞特蘭大的州長官邸最近。我在那裡做執事，並承擔其他日常事奉。我們搬到華盛頓以後，以同樣的方式成為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的會友。每年我還要在那裡教幾次課。我的講課從未提前公佈，所以聽眾只會是平時上主日學校的學員。
用我的基督教信仰觀察那些自稱無神論者的人對宗教的興趣,是頗有趣味的。我當總統的第一年訪問了波蘭，我期望在蘇聯控制下的國家中公開談論自由的價值。在與波蘭領導人、共產黨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Edward Gierek）會談時,我提到自己此前與波蘭羅馬天主教高階教士、樞機主教斯特凡·維辛斯基（Stefan Cardinal Wyszynski）的會談。
蓋萊克請我與他單獨談談，於是我們談了很長時間，討論我的基督教信仰。蓋萊克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去過梵蒂岡，見過教皇。第一書記自己是忠誠的共產黨人，而他的母親卻是天主教徒，他似乎為此左右為難。我覺得私下裡他是個基督徒，公開場合他則是無神論者。
後來在訪問韓國時，我與朴正熙總統進行了頗為激烈的會談，內容涉及他對人權的侵犯、美國的駐軍及其他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問題。在最後一次會談即將結束、我準備離開總統府時，他問我能否談一個私人問題。
於是，我們讓所有陪同人員離開。他向我描述了他兩個孩子的信仰：一個信佛教，另一個信基督教。他請我解釋我信仰的基礎要義，我便如實地向他做了解釋。談話結束時，他同意由我來安排韓國最著名的一位浸信會信徒與他繼續探討這個話題。
幾個月以後，朴正熙被韓國情報機構刺殺身亡，該機構的負責人接替他就任總統。所以，我與他關於宗教問題的那次討論最終產生了什麼結果，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最有趣也許是最富有成效的談話，是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會談。我曾與他談判，恢復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常的外交關係。在鄧小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為了在兩國人民之間建立儘可能穩固的友誼，我們進行了幾次廣泛的交談，內容涉及中國和美國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
有一天晚上，在一次國宴上，他問我，是什麼激發了我對他的國家最初的興趣。我回答道，我從小就是浸信會信徒，我們心目中傑出的英雄是那些女性基督教領袖，她們作為傳教士遠赴中國，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當我還是小孩時，我每個月會捐出5美分，幫助中國的孩子們蓋學校和建醫院。
對於我的回答，鄧小平感到高興。他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那一類的宗教活動終止了。事實上，在共產主義政權下，官方的政策是無神論，禁止敬拜活動和聖經等基督教書籍的發行。我問他可否改變這些政策，他問我有什麼具體建議。我略加思考，提出了三個要求：保證敬拜的自由；允許聖經的發行；重開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大門。
鄧小平在回國前告訴我，中國的基本法律將會改變，宗教自由將得到保證，聖經也會獲准發行。但是，他不允許西方傳教士回到中國，因為他們“過著皇親國戚般的生活”，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三年內，鄧小平履行了他的諾言，條件是任何新的教會團體必須在政府登記，然後就可以如願進行宗教活動了。
我描述的與這三位政治領袖的會談表明，無宗教信仰的人也對基督教感興趣。我們的談話屬於私人談話，在這幾位外國領導人在世期間，我嚴守秘密。這源於我們信仰的基本原則。在我擔任公職期間，我和夫人羅莎琳一直根據這個原則處理我們宗教生活的各方面事務。
幾年前，一家宗教雜誌試圖總結我生活的基本價值原則，請我用50個字表述我對人生成功的定義。正當我感到為難、不知如何回答時，我突然想起1974年我當州長期間的一次經歷。當時我應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的邀請，與他一起去佐治亞州的梅肯市參加由他主編的《路標》（Guideposts）雜志舉辦的“全美傑出教會年度獎”頒獎儀式。
他說，約有7000人在市政中心參加頒獎大會，共賀“傑出教會年度獎”得主——一個由50名左右的智障人士組成的教會。
我瞭解皮爾博士的演講才能，知道他是富有感染力的演說家。在準備演講稿時，我忽然產生了與他比試的想法。結果，我和他的演講都很成功，可以說是我們最好的演講。接下來是頒獎儀式的最後一幕：由獲獎的教會成員點燃一支大蜡燭。
這是一位患有唐氏綜合症的中年婦女。她手裡拿著一支點燃的小蠟燭，緩慢而自豪地從中央通道走去。她的教會牧師跟著她，準備給予她幫助，以免她跌倒。但她拒絕幫助，顯得很有信心、很自豪地接近大蜡燭。
小蠟燭的小火苗搖曳不定，她試了好幾次，都沒能點燃大蜡燭。觀眾屏息靜氣，我和皮爾博士也禁不住為她感到窘迫。牧師上前一步，伸出手，想穩住她晃動的手。但是，她搖搖頭，把他推開了。大蜡燭終於被點燃了，觀眾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時，大禮堂最光彩奪目的是這位女性洋溢著幸福快樂的臉龐。
人們完全有可能忘記30年前那個晚上我和皮爾博士精心準備的演講，但是沒有人會忘記這位女性成功的時刻。在為她所屬的小教會舉辦的晚會上，她做出了貢獻，並向人們展示了自己的堅持、自信、成功和自豪。7,000多名觀眾為她的信仰和毅力所打動。
基於這次經歷，我寫了如下幾十個字，以答覆那家雜誌社的提問：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天賦如何、生活環境如何，都能獲得生活上的成功。衡量成功的依據不在於人在追求財富、資產、影響及名譽方面所具有的競爭力，而在於是否堅持上帝關於真理、謙卑、服侍、憐憫、饒恕和仁愛的準則。”
離開白宮以來，我在埃莫雷大學（Emory University）當了近25年的名譽教授，經常在神學院和宗教系講課。我感到，我關於神學的基礎知識對於我回答學生的問題很有幫助。我和太太羅莎琳還儘量利用週日回到故鄉普蘭斯，每年我都要在馬勒納瑟浸信會（Maranatha Baptist Church）為我們的成年會友和來訪者講35到40次聖經課。這些課程被拍攝錄製下來，廣為流傳。
我不知道，我的神學研究對故鄉的主日學教學是否有很大的幫助，但我從不背離我從父親那裡繼承的傳統基督教信仰，我講授的正是這信仰。聽我主日課的數百人中，只有15%是浸信會信徒。當我讓學員自我介紹時，通常會有五六個“主流”新教教派的信徒，其他人則屬於羅馬天主教、阿米什派、門諾會、摩門教、貴格會及安息日會。我們的教會歡迎猶太人、穆斯林以及其他非基督教禮拜者，鼓勵人人參與課堂討論。他們的討論趣味盎然，使我受益匪淺。這些年來，我對許多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仰和興趣有了深刻的瞭解。
本文摘自吉米·卡特：《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湯玉明譯，劉亞偉校，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本文為該書的第二章，原標題為“我的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轉發略有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