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游
命運之力有時變幻莫測——20多年前，趙海平登上赴美國的飛機時，以為自己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他是河北的高考狀元，畢業於美國的名牌大學，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矽谷擁有成功的事業，加入了美國國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國。一個典型的美國夢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趙海平辭掉工作，坐上了飛往中國的航班，重新尋找機會。
新僱主起初都不太確信他的決定。趙海平是Facebook的第一位華人工程師，曾經做了一項軟體最佳化為公司節省數十億美元，為人稱道。
但是現在，他感到自己回來得有些遲了。早在 2000年，回國的李彥宏創辦了百度。
起初，他沒有兌換足夠的人民幣，向朋友借了10萬元用於週轉。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別購買了中美兩國的醫療保險，一年申辦一次工作簽證，忍受骨肉分離的痛苦。
“國內網際網路的規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說，“你沒法想到——哦天啊，中國的盤子可以做得這麼大！”
遵照Facebook離職者的傳統，趙海平在Facebook上張貼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別語。他稱自己在中國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繼續“成為最偉大的計算機科學家的夢想之路”。
如同太平洋中一條洄游的魚，趙海平正處於一股清晰的潮流中。從東到西，從西到東。在2015年，這股潮流攜帶著40多萬條大大小小的魚。它們穿越地球上最廣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尋找餌料豐富的棲息地和產卵地。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開啟國門，派出留學生，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說，“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由此發端的留學潮為這個國家形成了龐大的海外人才儲備，到2015年年底，累計有404.21萬人。
人才儲備伴隨著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學，才會迎回1名海歸。大量遊子羈留海外的問題困擾著中國。
而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經歷了史上最大的海歸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國留學，回國的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兩類人分別達到52.37萬和40.91萬。
夢想
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學業的中國留學生中，回國的佔了八成。中國的發展模式曾經依靠人口紅利，未來30年，靠的將是人才紅利。
全球最大職場社交網站領英（LinkedIn）的伺服器，更直觀地觀測到了趨勢。從資料來看，2010年至今，35歲~44歲回國的成熟人才，從只佔海歸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領英所能觀察到的海歸最集中的還是在外企，3年後，是華為、百度、騰訊這類中國企業。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當一位高階人才選擇回國，輿論往往稱其放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 而現在，人們心態更平等、更開放、更理性。
透過領英招募回國的一個海歸，手握26份工作邀約，最後選擇了一個薪酬不是最高、企業規模也有限的企業。這隻能用夢想來解釋。
趙海平的選擇就是出於夢想。
他承認回國是一個很大的坎兒，家庭是不得不考慮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好奇中國龐大數字背後的技術挑戰。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單日交易額遠超美國感恩節、“黑色星期五”和網路星期一的線上交易總和。
同樣懷抱夢想的還有李才偉。20年前，他是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碩士，與班長劉聖坐著同一架飛機，去了美國同一所大學。與大多數人一樣，他以為自己不會回頭。
如今，他們都降落到了中國。劉聖從矽谷拿到風險投資，在蘇州創辦了一家企業。李才偉則從矽谷搬到杭州，成為螞蟻金融服務集團一名從事風險控制的架構師。
在矽谷，李才偉曾有4年就職於PayPal。加入螞蟻金服之前，他以為這是中國版的PayPal。但螞蟻金服首席技術官程立告訴他：“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很難找到對標。”
39歲的螞蟻金服人工智慧部總監盛子夏認為，他們相當於“PayPal+Visa+富國銀行+嘉信理財+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剛到公司時還沒讀完大學，他記得工程師人手一本介紹PayPal的書。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當年親手設計的支付寶日交易量上限為一億筆。那時每天交易量只有幾萬筆。7年後，他們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氣去改進。現在每秒就可以處理十幾萬筆。
當李才偉在2013年到來時，他身邊的海歸幾乎為零。3年後，100多名海歸組建了名叫“大聖歸來”的即時通訊群，寓意是神話裡西天取經的孫悟空。
“沒有無緣無故的海歸。”螞蟻金服的招聘總監薛暉認為，國外這些人有意願回國，需要有個場子能夠托住，而他們恰好順應潮流，托住了這樣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團隊是一個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從北京、上海搬到二線城市杭州，現在是從矽谷、西雅圖搬人。他們與近百家獵頭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樣篩過國外大企業，尋找可以鬆鬆土挖過來的人選。
被跨海搬回的人才，屬於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他們大多生於1970年代的中國，在美國積累了相當的財富，住著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後二三十年的樣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麼都不缺。
薛暉唯一能做的是，向這些人兜售夢想。
家國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密歇根州立大學前教授金榕發現他的夢想在中國。
2014年，他利用學術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顧問，幫助最佳化網站廣告位的投放，結果收益明顯提升。“你做的演算法，真的影響到幾億人，想想還是蠻激動的，真的是改變世界的感覺。”
用了10年時間晉升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決定改變職業路徑。2015年，他辭去終身教職，與學術界告別。
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需要十幾年，而辭掉它只需幾分鐘就夠了。文質彬彬的金榕說，自己從沒進入工業界，更沒有想到，第一份工業界的工作會在中國。5年多以前，他還認為回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氣。
他本人回國的決定在家庭會議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對。最終，他隻身一人登上了飛機，要賭一把。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圖各領導著一個研究機器學習的團隊。他招募了一些學生、朋友，對每個人強調：這不僅是一個職業的選擇（job choice），這是一個人生的選擇（life choice）。
在更大的層面上，他分析，現在大家對回國習以為常，很多人在認真考慮回國，只不過是時間點的問題。這股潮流跟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有關。
回國與否，中國曆代留學生的考量從來都離不開“國家”這個詞。他們的個人選擇往往也影響了國家。
逾一個半世紀以前，中國第一位海歸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入了美籍，但影響了近代中國：他帶出更多留學生，並促成了中國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的誕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資料圖 | 清末中國的留美兒童
在容閎回國近100年之後，另一位留學生寫了一封《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為了選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數學家華羅庚在返回新中國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國古語說：“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
當時包括科學家錢學森、鄧稼先在內，1000多位留美學生回到了久經戰亂、極度虛弱的中國。
多年後人們發現，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23位獲得者中，有21位海歸。
趙海平的出國之路也與“國家”交織在一起。他得益於國家方向的轉變。
他1987年夏季成為河北省高考理科狀元，到北京讀大學。兩個月後，肯德基在北京開出第一家餐廳，轟動一時，成為中國開放的一個證明。在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日後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國外發出第一封電子郵件，標誌著這個國家與網際網路時代的早期接觸。郵件內容只有一句話：越過長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趙海平真的飛越了長城，鄧小平剛剛發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講話，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確定轉向市場經濟，並迎來經濟的騰飛。
趙海平到美國才見到了超市。他回國探親時給家裡捎過電話機、微波爐、攝像機，這類電子裝置是當時人們帶的最多的禮物。
這些很快成了歷史。當他2015年回到中國，他需要帶回的只是自己。
中國已是第二大經濟體。他像個外星人，震撼於上海人習以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橋，也為嶄新的百貨商場感到新奇。出國時，中國還是腳踏車上的王國；歸來，汽車時代早已開啟了。
金榕意識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乘坐中國高鐵後，這種感受尤為強烈。1989年，他乘火車從南方到北方上大學花了44個小時，廁所是乘客爭搶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車座底下。現在從杭州到北京，高鐵只需要5個小時。
中國很多城市，從地攤買一包零食、在菜場買一棵白菜，都可手機支付。這讓趙海平感慨，中國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國還先進。“我現在是美國國籍，但是我作為一箇中國人，沒有在這裡工作過，總是很遺憾。”
長跑
不止一次，50歲的生物學家施一公表達過同樣的遺憾。
“中國在全速發展，國內的同齡人腳踏實地地推動著她的前進；我不想只做一個大洋彼岸的旁觀者。”他在自己的部落格裡說。
幾年前，他結束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賣掉房產，舉家回國。他目前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還在杭州西湖邊籌辦一所私立大學，目標是建成加州理工學院式的精英學府。
清華大學向他發出邀請時，他只考慮了一天。後來他解釋，回國前，“內心總覺得缺少點什麼東西，總是悵然若失。我缺什麼？缺少的是對祖國的回報，缺少對自己求學時期信念的堅持，缺少讓我振奮的直接幫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這樣回覆他：“中國需要海歸，海歸更需要中國。”
許多海歸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先是有一個“美國夢”，追求深造和平等的發展機會。現在，“中國夢”對他們有更大的吸引力：一個報效祖國的機會，一個沒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機會，一個使自己所有的知識和經驗能110%發揮出來的機會。
和多數人一樣，李才偉在矽谷有強烈的“螺絲釘”之感，他不想再過那樣朝九晚五的生活。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他在杭州投出了選票。在另一個問題上，他已用腳投票：回國。
家庭問題讓他糾結了很久。太太支援他，但當時讀六年級的女兒激烈反對。他只能在杭州獨居，每天與家人影片聊天。如今談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發紅。
如同魚類從鹹水來到淡水，洄游者必須適應不同的水體。薛暉招過一名海歸，帶著3個孩子回國，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國了。還有人待了一個月，來去匆匆。
李才偉的同事俞本權，在升職前夕離開谷歌。回國後，俞本權得知他須向現僱主交一份“離職證明”才能入職。他不知怎麼做，只好給前上司寫了一封郵件，寫清離職時間，算作“證明”。
在國內為了辦一件事，趙海平被要求證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戶口登出情況。他不得不讓自己的姐姐跑到家鄉秦皇島，從某一個派出所裡開具了這份證明。
金榕從一開始就感覺到了巨大區別。中國的公司業務跑得非常快，上線一個產品後，要立即根據使用者的表現進行調整，但技術不可能幾周就有變化。如果完全聽命於業務團隊，技術團隊就會淪為工具性的存在。
“他們叫做小步快跑。但對技術來說這是蠻痛苦的。”
俞本權形容，國內是“以衝刺的速度長跑”。比如國內企業要實現某個功能，一拍腦袋，明後天就要上線，連夜開始軟體攻關。雖能快速上線，後續維護成本反而高於開發成本。每一天，他都會遇到這種衝突。
某種程度來說，洄游者造成了“鯰魚效應”。
在螞蟻首席資料科學家漆遠來到之前，這家公司原本在用傳統技術做智慧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學習，顛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見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過：“漆遠，要挺住，聽說你要完蛋了。”
作為首席技術官，程立見過那些激烈的爭吵。“過程就是幾股真氣融為一體的感覺。”程立說，希望衝突是化學反應。沒有衝突就沒有真正的合作。
漆遠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圓滑一些，“中國特色一些”。
程立說：“我比較喜歡矽谷回來的人的技術文化和工程師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財富
從地理上來說，這些人的確離開了矽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仍處在“矽谷”的包圍中。
在距離舊金山萬里之遙的杭州，能夠找到以矽谷命名的寫字樓、小區、超市、中餐館。在北京，網路地圖上有1100多個標記著“矽谷”的位置。
而舊金山灣區那條舉世聞名的狹長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華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維爾（Sunnyvale）叫“陽穀縣”。當他們回到中國，又是遍地“矽谷”。
中國各地對矽谷有一種特殊的渴望，這個詞語的流行程度與這種渴望成正比。
從矽谷回來的北極光風險投資公司創始人鄧鋒認為，全世界最好的創新創業地點可能是矽谷、北京的中關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維夫。“我剛剛回國的時候並沒有這麼樂觀，今天還真的是越來越樂觀了。”
在母校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鄧鋒對年輕人說，美國所有的創業機會在中國都有，但有些機會在中國有而美國已經沒有了。“因為我們過去相當於一張白紙，你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金榕則強調，這真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地方。他通常清晨四點半起床，晚上十點半到十一點之間離開公司。“什麼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來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辦公室，那就是。”
不過，他注意到，中國很長一段時間是追趕者的角色，缺乏勇氣去挑戰一些真正難的問題。跟隨，而不是領導。
趙海平也說，國人習慣了“看美國在做什麼”，其實美國的東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國可以在自己的環境下，創造從未有過的解決方案。中國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個從0到1的工作。
他回國後的一個體會是，矽谷人潛意識裡總覺得自己的技術是最好的，其實走出矽谷發現，技術差距沒那麼大。
很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生曾向國人感慨，美國“人人爭當經濟人”，14歲的中學生因為經商有道備受推崇。
今天，類似的劇情正在中國上演。
趙海平說，不管華爾街、矽谷還是中國，大家對於賺錢的重要性沒有什麼異議。區別在於，每片區域對錢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如Facebook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價值，在創造價值的同時，“錢是我的獎賞”。
“我希望大家對錢的理解能夠有一個昇華，而不是隻要不擇手段賺錢就OK。”趙海平說，中國現在對金錢的宣揚過了頭了。“你什麼時候見過矽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國看到炫富的情況你就笑了，你就覺得他們富的時間還不夠長。”
他想也許再過五年十年，這個國家對錢的觀念才能夠“沉澱”下來。
每個海歸都在打量中國的不同側面。但在一個問題上，他們很容易達成一致：中國以霧霾為代表的汙染問題會讓有意回國者充滿顧慮。
每當被問起在國內最不開心的事情，施一公總是回答：空氣汙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學家問他國內的空氣，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這位生物學家有一天選擇在部落格上談論這個問題。他承認自己內心裡做了一番鬥爭：他痛恨空氣汙染，可是又擔心自己的公開談論讓更多人對回國心存顧慮。因為，他是那麼希望人們回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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