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律師僅7000名！培養體系何時迭代？

來源 | 智合研究院

據商務部資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年來，是遭遇貿易救濟措施最多的國家。期間，與中國有關的雙邊、多邊貿易摩擦數量越來越多、型別逐漸多樣。2016年我國共遭遇27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117起“兩反一保”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39.8億美元。

中國也同樣有類似進口產品調查，自2019年至2023年3月商務部共啟動進口調查193起，被訴國涉及美國、印度、日本等國家或地區。

這些國際爭端和糾紛都意味著，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涉外律師業務包括國際經濟合作、國際貿易、海商海事、金融與資本市場、跨國犯罪與追逃追贓、跨境投資、民商事訴訟與仲裁、能源與基礎設施、智慧財產權及資訊安全九大類。

有關部門也多次提出，加快涉外法治工作對外佈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但仍有涉外法治人才數量不多、能力不強、經驗不足等問題。2023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文亮列出一組資料：“就涉外律師來說，我國能夠熟練從事涉外業務的律師僅有7000餘名，其中可以從事‘雙反雙保’（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別保障措施）業務的律師僅500餘名，可以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獨立辦案的律師只有300餘名。相關涉外業務很多，但能參與進來的涉外專業律師，人數太少、佔比太低了。”

學校培養的不足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可追溯至大學法學教育。改革開放初期，一些高校積極探索外向型法律人才的培養，也有主張開設“涉外法專業”的聲音，但還未能得到重視。

“當時，我國法學教育重國內法而輕國際法，更輕國際經濟法。改革解決了法學本科的基礎問題，但對培養精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法學人才重視不夠。”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國際法治研究院院長肖永平撰文說。

2001年，中國加入WTO當年，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要求金融、法律等專業“先行一步，力爭三年內，外語教學課程達到所開課程的5%至10%”。一些法學院校相繼開設“法學+外語”等特色試驗班，培養涉外法治人才。

2011年，教育部會同中央政法委制定了《關於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涉外法律人才培養”首次進入國家規劃。該意見確定的目標是“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法律事務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次年確定了22家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

隨後幾年，在不同場合和各類檔案中，均不乏提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2014年，首次以中央全會檔案的形式提出“涉外法治人才”建設問題，“涉外法治人才”取代“涉外法律人才”。

一些高校也開展了相關探索。例如，西北政法大學本科教育中國際法學院單獨開設了“涉外班”、吉林大學在本科教育階段將國際法課程由32課時調整為64課時、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採用了英文講授普通法，中文講授中國法的培養方式。

不過，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仍然面臨難題。肖永平指出，調查發現，各校涉外法治實驗班的規模在30人左右，即便學生都成才並在畢業以後就職於涉外崗位，全國每年也只有約600名合格的國際法（涉外法）本科生。而此類培養要求高、成本大、就業面較窄，如果沒有政府特殊支援，將很難維持。

就業面窄源於人才培養與實務部門需求的錯位。許多實務部門對應用型涉外法治人才仍不重視，除特別專門部門外，一線實務部門日常工作中對國際法人才需求較低，但處理特殊涉外業務時又需要了解業務，並熟悉國際法的應用型人才。同時，實務部門的實際需求，也與培養的理論型人才錯位。

“20多年前我國取消了國際法本科專業，近10年又不斷減少國際法課程、壓縮國際法學時，導致我國涉外法治人才數量不足、質量下滑。”肖永平寫道，儘管有國際法實驗班和若干人才培養基地，但由於經費不充足、評價不合理、參與學生有限，許多學生未參與過涉外法務的處理，難以切實提升學生實踐實訓乃至實戰能力。

在實踐層面，多數高校尚未開展貼近國際法學的模擬法庭和仲裁庭實踐訓練。對大部分學生，有關國際法的實踐停留在書本案例分析中。

而在培養模式上，眾多高校的培養仍停留在“外語+法學”的階段。目前“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RECP貿易體系的構建等，更需要學習者能結合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背景，滿足“法律+國際政治”、“法律+國際貿易”的需求。

此外，在一些尖端應用型領域，對相關人才也提出了其他跨學科知識的要求。肖永平也提出，未來涉外法治人才的專業分工必然越來越精細，例如，環境保護、資料跨境、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國際法問題將不斷湧現。但與培養人才相匹配的師資隊伍，未形成。主要原因是，有的高校破“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不徹底，一些優秀青年不敢或不願從事相關工作。

另一方面，現在並沒有專門針對應用型涉外法治人才的考核標準。“法考”考察重點為國內法，國際法涉及較少，其分值佔比在八門科目中是最低。顯然不能對涉外法治人才進行考核。還有一種考核方式，是法律英語的全國考試，法律英語也僅僅是涉外法治人才所需要的一種能力。

各方推動

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提出完善涉外法學相關學科專業設定。教育部也發文，支援有學位授權自主稽核權的高校自行按程式，設定國際法學相關一級學科。“涉外法治”也被列入，“急需學科專業引導發展清單”。

這些政策推動效果有限，肖永平稱，目前僅有4所高校明確建設國際法一級學科或者開設國際法本科專業。他呼籲，應儘快提供特殊政策支援，對51家涉外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創新基地實行專項經費支援政策、建立法學院校與有關部門、機構的協同工作機制，讓更多學生參與實踐等。

對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還可借鑑國外經驗。日本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起步於上世紀70年代，其借鑑美國經驗，採用以國內高校聯合培養為主、以跨國高校學分互認機制為輔的模式。近年來，日本進一步加大了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力度。這些措施由政府主導，高校自行落實，同時也為高校教師提供了支援。

美國最早開始培養涉外法治人才。其以國內高校開展的法學人才國際交流專案為主，著力培養多學科的國際化法學人才。例如美國斯坦福大學面向理工科專業人才開設的法律碩士專案，依託其理工背景知識完成有關智慧財產權法的學習。

高校之外，各地方司法部門也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做出了不同探索。

最常見的是由一些地方司法部門指導、組織涉外律師培訓活動。例如，上海市律師協會舉辦的“領航計劃”涉外律師培訓營，已連續5年舉辦6期，截至2023年，累計培養了302名涉外律師人才。

“北上廣”是涉外律師最集中的地區，據智合的《中國涉外律師客戶指南2020》，共收錄2262名涉外律師，北京、上海和廣東三省市入選律師佔總人數的41.7%。這些省份對涉外律師的培養更加多樣。

廣東省律協採用“走出去+請進來”“精英班+普及班”“線上+線下”等培訓模式進行涉外人才培養。2023年以來，廣東省省司法廳和省律協聯合舉辦了18期涉外律師人才系列研修班，累計培養涉外律師近2000人。還建立相關了機制，提升崗前培訓和繼續教育課程中的涉外實務課程佔比，強化實習人員及執業律師涉外業務技能培訓。

2023年7月，廣東省司法廳印發的《廣東涉外律師人才培養“粵律工程”建設方案》中提出了多種措施，例如，支援高校和實務部門探索建立“雙導師”制；結合地方優勢，支援律協加強與港澳律師行業協會的合作交流，建立健全互派實習律師制度；加強行政立法、執法、法律服務等領域涉外公職律師的設定和培養。

對於專注涉外領域的律所，內部即有專門培訓專案。段和段律所有50%以上的涉外業務，與劍橋大學從2018年開始就有戰略合作，每年所內有約50名律師可以到劍橋大學進行為期1個月的培訓。

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支援，在未來國際爭端的解決中，才能有更多的選擇，不再僅依賴機關內部的官方人員，避免在爭端解決時思路選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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