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獲深圳微時光轉載授權，作者黃小邪。
上個月，32歲的吳琳在深圳一家服裝批發市場，找到份店面銷售的工作。找到這份工作之前，她做了四年全職媽媽。
迴歸家庭之前，吳琳一直在深圳做行政崗位。再次步入求職市場，她發現再想找一份行政工作幾乎不可能，“大部分公司想找30歲以下的行政，有些會擔心我有家庭，會經常請假”。
社交平臺上，全職媽媽們分享的求職困境。
吳琳的孩子讀一年級，她找的這份服裝銷售工作，地點離家不遠，“也是奔著離家近找的”。這份工作上班時間較晚，因此她有充裕的時間送孩子上學。
不管是吳琳、還是社交平臺上交流再就業的絕大部分全職媽媽，對崗位的首要要求，幾乎都是能兼顧孩子。其中，不少女性既要上班，又要承擔接送孩子的任務，“能接送孩子”幾乎是她們對崗位的唯一要求。
社交平臺上，全職媽媽們分享的求職困境。
不是所有的招聘者和網際網路群眾，都能理解全職媽媽們的困境。
一位全職媽媽在社交平臺上曬出了HR與她的對話。因下班時間不符合預期，她婉拒了HR的邀約，她向HR解釋原因——“娃在上幼兒園，需要接孩子”後，對方譏諷她“這樣的工作夢裡才有”。
在留言區裡，除了與全職媽媽共鳴的群體，還有一部分人傾向於HR的立場，“大把人找不到工作，你不能加班要接小孩，我是老闆也不要你”，一名留言者說。
社交平臺上，一位留言者評價全職媽媽的困境
正如HR吐槽的那句“這樣的工作夢裡才有”。現實生活裡，能兼顧接送孩子的崗位並不多。因此，門檻不高、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輕體力活，成為不少全職媽媽的選擇，便利店店員、超市試吃員、快遞分揀員、美容院洗頭工，後廚、物業管家、銀行掃地阿姨、託管機構阿姨等……全職媽媽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各自形形色色的工種。
社交平臺上，全職媽媽們分享的求職困境。
聯絡上吳琳並不容易。為了做這個選題，我在幾個編輯微訊號上，發了條“尋找再就業全職媽媽參與選題”的朋友圈，並留下了自己的微信ID。
幾分鐘後，我的微信上開始反覆彈出好友申請提醒。這令我很意外，往常類似的選題徵集，我在朋友圈釋出後，能有三四個人主動聯絡就不錯了。這一次，主動加好友的全職媽媽都有十四五個。
但很快我發現，這些全職媽媽會錯意了，“是公益招聘嗎”，“你們這有什麼工作介紹嗎”，“可以看看工作機會嗎”……她們都是來找工作的。吳琳是十四五位聯絡我的女性當中，唯一一個已經找到工作的。
在社交平臺上，也能看到相近的求職熱情與困境。在小紅書上搜索“全職媽媽重新找工作”，顯示相關筆記超過177萬條。
這個話題的筆記，很多來自全職媽媽的日常分享賬號。一位全職媽媽的賬號粉絲人數不足50個，一共釋出7篇筆記，其中這篇標題為"46歲中年媽媽求職，石沉大海”的筆記中，收穫了801條留言，獲贊與收藏253個，在賬號主頁中鶴立雞群。要知道，這個賬號的獲贊與收藏總數也就288個。
而這並非孤例，搜尋同類筆記你會發現，在很多粉絲數為兩位數的賬號裡，其中一篇談及全職媽媽就業或兼職、搞錢的筆記，往往能獲得與賬號日常資料不匹配的留言量與點贊量，例如一條標題為“全職媽媽都是怎麼搞錢”的筆記，留言超過3000條，而釋出筆記的賬號，粉絲人數也就200出頭。
社交平臺上，全職媽媽們分享的求職困境。
在留言區的討論中，“全職媽媽找工作難”是最集中的問題，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職場的年齡歧視，以及對婚育女性的歧視首當其衝。肩上過多的家庭責任，嚴重擠壓了媽媽們的求職空間，“要找個能接送孩子的工作”，很多媽媽表達了相似的訴求。從家庭重新邁入職場環境，適應也是一個難題，“幹了幾天，好累啊，辭了”，一部分留言的全職媽媽分享過類似的經歷。
吳琳的孩子今年讀一年級，她決意重新找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過夠了手心朝上的日子”。
吳琳28歲這年，孩子在體檢中查出身體問題。醫生告訴她和丈夫，孩子的問題棘手且難纏，幾乎沒有多少猶豫，吳琳主動提出辭職回家照顧孩子，“（辭職）有不甘心，但我相信所有媽媽都會這麼選”。
成為全職媽媽之後，吳琳漸漸覺得自己“卑微”，要跟人要生活費，要看人臉色，她覺得“沒有尊嚴”。
這種卑微來自於不被肯定。吳琳一家三口和公婆同住，其他家庭成員看不見她的付出。“公婆覺得，你不上班了，家裡所有事都是你的責任，他們上一輩就是這麼過來的。”
根據《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一書中的統計，家庭主婦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為77小時，超過了996的時長，最忙碌的家庭主婦，一週工作時間達到105小時，堪比007。
家務活不僅繁瑣、龐雜、枯燥，還很難被看見，比如幫孩子收拾玩具，陪孩子玩耍，哄孩子吃飯，擦桌子，洗菜、切菜，收拾滿是油汙的廚房……不管吳琳在幹什麼，一聲聲“媽媽”如影隨形，她精神無法真正放鬆，只有等孩子睡著，她才有真正休息的感覺。
這些工作如同西西弗斯的石頭，日日重複沒有盡頭，又因看起來沒有技術門檻，也無法為家庭創造經濟收益，承擔者的辛勞和付出，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這種被忽略感，吳琳深有體會。有時睡覺前，她跟丈夫抱怨一兩句“今天好累”，或者讓丈夫幫她一下，她通常得不到積極回應，對方要麼不耐煩地打斷她的話，“上了一天班了，我想躺一下”，要麼是“我剛坐下休息會兒，你就喊我 ”。
經濟問題，更讓吳琳覺得尊嚴有失。
在電影《出走的決心》裡，詠梅飾演的全職主婦，每日的買菜支出要記賬給丈夫過目，丈夫算賬時，更是把每筆花銷精確到幾毛幾分。
在吳琳家裡，丈夫的工資歸他自己支配，丈夫也沒有定期給她生活費的習慣，“一般是錢花完了就跟他說”。每次吳琳伸手要錢時，都能感受到丈夫的高高在上，他抱怨她花得多，花得快，“你當我是銀行嗎”，丈夫有時會反問她，而她將支出大頭一一羅列出來時，他一般又會“選擇性忽略”，他不在意自己的指責是否公平。
社交平臺上，全職媽媽的分享
“你沒有收入，你的付出和犧牲，在別人眼裡又是一個媽媽應該做的。” 吳琳有時會覺得憤怒，又有一種強烈的無力感。
全職主婦的價值問題，恐怕是全世界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一種足夠正確的聲音說，家務勞動與其他職業一樣創造價值，張桂梅的那句“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被認為是一種偏見。可回到現實，“全職太太離婚獲5萬賠償”的事實，足以讓家庭主婦脊背發涼，在價值不被承認的社會環境下，全職媽媽沒有報酬，沒有經濟保障，且沉沒成本巨大，畢竟，她們迴歸職場的難度有目共睹。
社交平臺上，一位做了7年全職媽媽的女性勸說其他媽媽，“不到走投無路絕對不要辭職，三五年後，不僅孩子不需要你，社會也不需要你了”。
社交平臺上，全職媽媽的分享
吳琳也有相似的恐懼與絕望，“有段時間家裡發生了一些事兒，我突然發現當了全職媽媽後，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在喪失謀生能力”。
意識到這一點，吳琳的心變得飄忽不定，“沒有歸屬感，覺得自己像浮萍”。即便在深圳有孩子、家庭和住房，她懷疑這一切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孩子終究會長大，會離開，“那到時候我還擁有什麼呢”。
帶著這個問題，吳琳憂慮起10年後的自己，“如果一直不上班，我應該就被社會淘汰了，要是連自己都沒法養活，能算在深圳立足嗎”。她重新審視自己與孩子的關係，“除了孩子以外，我自己的生活呢？我還這麼年輕，不應該每天圍著這一畝三分地轉。”
與當下語境裡的大多數全職媽媽不同，36歲的祁松映接納全職媽媽這一身份。她原本的職業是設計師，32歲辭職迴歸家庭，一個多月前在家附近找到一份珠寶櫃檯櫃員的工作。作為兼職員工，祁松映可以上一天休一天，“就是看中了這一點，隔一天就能好好陪陪孩子”。
對於過去四年的生活，祁松映絲毫不排斥，“什麼階段做什麼事情，孩子需要照顧就先不上班，孩子不用操心了，那我就出來找點事情做”。她的自洽，很大程度上源於家庭成員的尊重與認可。
祁松映生活在北京，她的丈夫是北京本地人，一家人在北京沒有太大生活壓力，家庭關係非常融洽。
在家務和兩個孩子的養育上，丈夫、公婆承擔了一大部分責任，“我不愛遛彎兒，公婆愛逛公園，所以娃一般都是他倆遛的。我不愛疊衣服、刷碗，這些我老公都主動承擔了，娃的作業也是他輔導，他在教育上操的心比我多”。
“我老公能體諒我，我的付出他是知道的。我們很愛對方，願意為對方考慮，我在家裡感覺幸福感爆棚。在我這兒吧，帶孩子有帶孩子的樂趣，上班有上班的樂趣”。
從勞動本身來說，全職媽媽與其他工作並無本質不同，只是這是一份沒有任何經濟保障的工作，當它無法獲得社會和家庭的認可時，也就無法帶來任何社會地位。
對吳琳來說，單單是“走出家門”這第一步，就讓她心生膽怯。
“全職媽媽做久了，你是不太自信的，你知道這個身份找工作不容易，心裡擔心這個擔心那個。而且在家裡待久了，會有一種惰性，畢竟你不用朝九晚六地打卡，也算是有另外一種自由。大多數全職媽媽，應該都有這個心態。”
勸自己“去上班”，吳琳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做心理建設，她猶猶豫豫，又迫切渴望改變現狀，“心裡總覺得待在家裡不行，待得越久越走不出去，最後也算是逼了自己一把”。
一開始，吳琳打算重新找一份行政工作，大概刷了兩三個月簡歷，她才零零星星接到幾個面試。面試官們差不多都要問到家庭問題，“家裡孩子多大”、“平時誰主要照顧”、“出來上班孩子怎麼辦”、“有沒有考慮二胎”……其實，二胎和帶孩子這兩個問題，在她生小孩後，基本上每次面試都會遇到。
碰壁多次後，吳琳結合自身的年齡和能力，決定試試銷售性質的工作。服裝批發市場的這份店面銷售工作，她也找了很久，“問過很多檔口，人家聽說你沒有經驗，直接就拒絕了，只有現在這家老闆可以接受新手”。
九月份正值服裝批發旺季，吳琳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每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她下班時間在晚上8點半以後，匆匆趕回家裡，輔導孩子功課的任務，還是歸她。“即便我出來上班掙錢，回家也沒法像我老公那樣，當甩手掌櫃”。
在吳琳家裡，丈夫習慣了做甩手掌櫃。剛結婚那會兒，吳琳幹家務活兒，丈夫也會主動搭把手，可婆婆看見了，話裡話外都在心疼兒子。
在家裡，一些本該丈夫來做的家務，婆婆會搶過來做。吳琳觀察過，有一段時間婆婆離開深圳，丈夫回家後會主動幫忙看孩子，做一些家務活。等婆婆回到深圳，丈夫又變回“兒子”的身份，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久而久之，丈夫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甩手掌櫃”的身份。
由於家庭支撐和社會支撐匱乏，即便找到工作，女性仍然承擔著繁重的育兒和家庭工作，一部分女性不得不再次退出職場，甚至被公司辭退，社交平臺上，一些全職媽媽分享過類似遭遇，也有不少HR，或者與生育女性共事過的使用者，吐槽過部分媽媽在職場的表現。
社交平臺上，一些使用者對職場共事的生育女性頗有微詞
找到這份服裝銷售工作前，吳琳曾做過一份兼職工作，短暫工作一段時間後，又因為家庭事務放棄。吳琳認識的一名生育女性也有同樣的經歷。
社交平臺上，一位全職媽媽的分享
社交平臺上也有使用者擔心，一旦全職媽媽難以勝任工作的刻板印象形成，婚育女性的求職處境將更加艱難。
在社交平臺上的相關討論中，也有不少眼尖的網際網路群眾發現，在全職媽媽們分享的生活細節、育兒日常、再就業困境中，爸爸似乎一直是隱形的。
社交平臺上，關於家務育兒分工的討論
在這些討論中，有使用者羨慕男性在面試時從來不會被問到家庭和工作如何平衡，有使用者質問“為什麼全是媽媽在犧牲”，在一片反問的聲音裡，有一個回答呈現出了大部分中國家庭的現狀：
“當一天全職，一輩子都是全職，在家庭裡，大家已經習慣了你在這個家庭裡的樣子，老公已經被養成撒手不管的性格。”
社交平臺上關於家務育兒分工的討論
重新適應工作環境也不容易。
吳琳剛到服裝批發檔口上班時，面對客人總是張不開嘴，“看見客人來了說一句你好，然後就跟在後面，問一句答一句”， 同事笑她表現“很官方”。
這份工作要求銷售熟記幾十款衣服的款式、顏色、尺碼、面料、貨號和價格，店裡繁忙的時候，銷售要同時接待幾名客戶，這對新手吳琳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這個客戶要下單，那個客戶要諮詢”，她顧得上這頭顧不上那頭，“整個人像卡住了一樣”。
在適應這份工作之前，接待客人時手忙腳亂的狀態，讓吳琳深受打擊，她想過放棄。況且她有腰間盤突出的毛病，每月只休一天的工作強度，身體一開始也吃不消。不過，她還是咬咬牙撐了下來，“如果就這樣放棄了，會看不起自己。”
社交平臺上的分享，要重新適應工作環境和節奏，對一些全職媽媽來說並不容易。
跌跌撞撞過了新手期後，即便工作繁重，吳琳心裡卻生出另一種鬆快感，“家庭氛圍輕鬆了點，他們對我的態度多少也有些變化”。吳琳覺得，這種變化源於“走出來”，“我上班時間比較長，（跟他們）減少了碰面的機會，距離產生美嘛”。
現在，祁松映隔三差五地在招聘軟體上刷刷設計師的招聘機會。她不擔心職場對婚育女性的歧視，這份自信源於職業特性，以及自身能力，“設計師還是靠本事吃飯的”。她求職的難度，卡在就業環境上，“工作機會太少，合適的就更少了”。
祁松映也享受當下這份珠寶櫃員的工作，同事之間人際關係簡單，櫃檯帶她的師傅溫柔細緻，這對她來說“足夠了”，“每個月能賺個零花錢，挺開心的”。
家裡大大小小的消費丈夫都包攬了，丈夫也會時不時地給祁松映發筆零花錢，“賺得多就多給點，賺得少就少給點”。但偶爾祁松映也會覺得不自由，之前她想給孩子報個滑雪班，丈夫不同意，“他更願意在語數外培訓上花錢”。有了收入，在同樣的問題上她就有了自主權和決策權，“我掙錢了，想給孩子報啥班就報啥班”。
祁松映騎電動車上下班，早上二三十分鐘的路程，是她最開心的時候，風徐徐吹來，早晨的陽光清清爽爽的，手機外放裡的音樂，都是她喜歡聽的，“平常一家人開車出去玩，孩子有孩子想聽的音樂，老公有老公想聽的音樂，根本就不可能聽我想聽的音樂。只有獨處這點時間，我才有這個機會。”
“人還是需要家庭生活之外的一個獨立空間的，這很重要。”祁松映說。
（備註：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吳琳、祁松映為化名）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