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塔塔集團戰略事務主席阿什利·特利斯的一篇文章，題為“印度的大國幻想”。
塔塔集團是印度最大的企業，2022-2023年度收入達到1500億美元，相當於印度GDP的4.43%，作為這樣一家跨國巨頭的首席國際政治顧問，阿什利·特利斯擁有輝煌的履歷。
他1961年出生於孟買，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
之後到美國國務院、美國駐印度大使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小布什時期曾出任總統特別助理和西亞、南亞問題高階主任，近些年多以學者身份參加一些智庫機構討論。
阿什利·特利斯是印度裔美國人，也是華盛頓知名印度問題專家，一度被視為美國駐印大使的候選人。
特利斯在文章開篇這樣寫道：
“世紀之交以來，美國一直在尋求幫助印度崛起為一個大國。
在小布什任內，華盛頓與新德里達成了一項重大民用核計劃協議；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和印度開始了國防工業合作；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美國與印度啟動情報分享機制；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又為印度提供先進發動機技術……”
美印走近的原因主要有幾點，其一是地緣政治領域共同應對中國的初衷，其二是印度經濟改革吸引美國公司和資本進入印度市場，其三則是由於印度移民在美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讓華盛頓刮目相看。
但美國忽視了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印度不希望美國保持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相反，它尋求建立一個多極化國際體系，從而讓印度成為真正的一極。
應對中國只是印度近期的挑戰，長遠看新德里將參與遏制任何渴望霸權的國家，包括美國。
特利斯認為，雖然印度痴迷於捍衛其戰略自主性，可實力跟不上野心的發展，他對中印GDP增長曲線進行了推演，結果顯示，即使按照最理想的場景，2050年印度也不會成為超級大國，經濟總量跟中國比仍有差距。
地緣政治領域，印度面對中國存在巨大劣勢，不得不為應對中巴兩線作戰做準備。
國內社會領域，莫迪煽動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具有巨大反噬效果，很可能加劇內部緊張局勢。
在產業結構領域，印度始終沒有發展出一個重要的製造業，原因之一是過度保護主義——印度平均進口關稅高達14%，在全球主要經濟體裡遙遙領先。
文中稱：
“對經濟增長進行長期預測是十分困難的，如果過去是序幕，印度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一個大國，但它在包括中國、美國和歐盟在內的四強中是最弱的，尤其不會與美國和中國相提並論。”
從長期視角看，比如到2050年，印度的關鍵之處在於它是唯一一個可以限制中國的亞太大國。
僅就亞太區域來說，到2050年中美實力將發生失衡，美國面對中國時會愈發感到力不從心。
特利斯在文中稱，無論印度最近的經濟表現多麼令人印象深刻，都無法與中國改革時期取得的成就相比——1980年中印GDP大致相同，而今天中國是印度的約5倍。
文章認為，印度避免正式結盟是其殖民歷史的產物，開國總理尼赫魯曾承諾，印度永遠不會成為任何大國的“陣營追隨者”。
這本質上是一種現實主義外交傾向，即不相信其他國家會出於自身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而行事。
簡單來說，只要美國在制衡中國方面有利益，印度就會自然而然得到華盛頓的支援，根本不必為了獲得這種幫助而做其他複雜的妥協。
莫迪的政治導師、前總理瓦傑帕伊曾宣稱：
“印度不相信單極化是當今世界的平衡狀態，將努力建立一個合作的多極化世界，以適應所有國家的合法願望和利益。”
除此之外，印度的不結盟考量其實還有一層隱藏因素，那就是一個崛起大國決不能在過渡期內做任何損害它崛起後環境的行為。
從新德里努力維繫與俄羅斯、伊朗的關係不難發現，它對於單極秩序是非常警惕的，一旦美國排除掉中俄等主要競爭對手，印度將不可避免地遭受打壓。
特利斯認為，按照當前各國的發展趨勢做推演，到本世紀中葉，最有可能的場景是中美兩極化。
如果印度選擇加入美國陣營，一種可能是長期充當與中國對抗的第一線，面臨軍事風險；另一種可能則是被美歐邊緣化——西方陣營的核心領地為北大西洋，印度在印度洋更多是扮演給西方看門護院的角色。
與華盛頓不同，新德里其實不能容忍與北京的雙邊關係出現劇烈波動，根據美國政策的未來軌跡，新德里甚至不排除在情況需要時向中國靠攏。
特利斯在文章中表示，印度最大的問題在內不在外。
冷戰時期即使經濟表現不佳，但印度仍然保持著強大的自由主義，今天的印度儘管在經濟上更加成功，可已經有明顯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傾向。
印度教民族主義支持者頑固認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土地，其他宗教少數群體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
在莫迪執政的十幾年裡，印度極大疏遠了近2億穆斯林和近3000萬基督徒。人民黨試圖吸收以前被疏遠的低種姓印度教徒，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教投票集團”，該集團總共有10億人口，在選舉中無往而不勝。
作為美國公民，特利斯把印度的這種轉向與美國國內政治拿來做比較，他認為印度正越來越像高度分裂的美國。
然而與充滿韌性的美國社會相比，印度的國家認同與社會基礎要脆弱得多，長期兩極分化可能會加劇武裝叛亂，為外部力量在印度境內製造混亂創造機會。
而在摻雜印度教與穆斯林的意識形態紛爭後，還會進一步加劇印度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的緊張關係，增加外部安全負擔。
除此之外，印度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限制了其全球影響力的發揮。
印度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國內市場擴張掛鉤，而不是像中國那樣與國際一體化掛鉤——2009年中國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時，貨物出口已經是全球第一，當下印度的貨物出口僅排在第十名。
這種內生式增長的潛力受限很大，無法跟周邊國家形成產業鏈整合或轉移。
事實上，儘管地緣政治領域彼此靠近，但印度經濟始終沒有像中美經濟那樣互惠融合，在經歷過多年“脫鉤”之後，中美貿易額仍是美印貿易額的五倍。
孟買天際線。
文章最後，特利斯這樣寫道：
“美印關係是狹隘的，以利益而非價值觀為中心，代表著一種萎縮的雄心壯志。
冷戰後兩國關係的轉變曾被認為是幫助改善和維護自由國際秩序的一種嘗試，而現在，這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試圖應對一個共同的競爭對手。”
具體到當下，特朗普的外交耐心十分有限，幾乎不可能在關稅戰中對印度妥協，更不要說經濟、產業層面對印度讓利——其機率甚至還不如中美《大交易》高。
或許在處理對等關稅的談判中，美印雙方會漸漸意識到彼此關係的脆弱性，原來不過是工具性夥伴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