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真的挺重要，我老闆總是能在一堆被寫爛了的故事背後發現有意思的角度，比如之前寫過的不用PPT的黃仁勳、跑車匠人法拉利。我最近在他的書櫃裡也蹭到了兩本書——《張忠謀自傳》的上下兩冊。
匆匆讀完，有一些想法：雖然因為歷史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張忠謀為代表的第一批華人半導體專家沒有在大陸嶄露頭角，但也沒必要為這批人才的流失而惋惜，本土半導體產業才是關鍵，從來沒有英雄造時勢，只有時代出英雄。
1949年，18歲的張忠謀在飛往美國留學的飛機上，那時候的他還是個少年，正想著學習文學，寫點小說。
1987年，56歲的張忠謀在臺灣省新竹科學園區創立臺積電時，半導體產業正被德州儀器、英特爾、飛利浦等歐美企業壟斷，這位曾在德州儀器擔任副總裁的“技術官僚”，敏銳地捕捉到了代工模式的潛力。
荏苒四十年，一去一回的背後，暗示著半導體產業和人才的流動方向。
這一決策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深層的邏輯：人才體量與產業土壤的化學反應。
半導體世界裡的“時勢造英雄”
如果用今天的視角來看，張忠謀的家庭是個標準的“中產階級”家庭——祖父就曾經留學美國，父親是銀行中層，母親是教師，在當時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歷經3次逃難，輾轉6座城市，轉學10次，依舊過著體面的生活，從上海到香港，好像每個城市都有著張忠謀家族的資產。
每每讀到此處，我都有一種無奈——在那樣的一個亂世中，“寒門，確實難出貴子”——若非張忠謀有這樣的家境，或許他也就泯然眾人了。
不過，會塑造英雄的，不僅僅是家世這麼簡單的因素，更重要的其實是時勢。
張忠謀在美國讀完大學參加工作是在1955年前後，那個時代恰好是半導體產業的起步時期——如果張忠謀早出生幾年，那很可能他就已經在別的行業紮根了；如果晚出生幾年，那麼他可能就會錯過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中的那些關鍵節點。
舉個例子來說吧，張忠謀1958年跳槽到德州儀器後，工作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去提高生產線的良品率——因為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積體電路的量產還是個相當前沿尖端的領域，遠沒有今天這麼成熟的體系。
另一個可以反映這種“時勢造英雄”的例子，是臺積電初期和後期的高管選拔標準。
臺積電在早期時候的人才標準就是“以美為尊”——參照張忠謀的經歷，臺積電一二代領導人的選拔標準，著重強調的是留美背景，要求擁有臺灣省的本科或者碩士、美國博士、美國半導體大廠履歷。以“臺積電六騎士”之一的魏哲家為例，他就完美符合這樣的篩選標準——在臺灣大學讀的本科，在耶魯大學拿的電機工程博士學位，曾經供職於意法半導體。
因為在90年代之前，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相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說都是超出一個維度的存在——如果你沒有美國留學工作的經歷，那麼你就沒有核心圈子的入場券。
但隨著後續的發展，隨著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的擴散，之後的臺積電領導班子則不再執著於美國留學工作經歷，反而轉向了本土人才，以臺積電少壯派的代表，營運副總經理王英朗為例子，本碩博全部是臺灣省本地的大學，在24歲時就加入了臺積電，完全是本土產業一手培育出來的頂級人才。
人才體量的“戰略縱深”
2000年左右，0.13微米制程的材料從鋁換成了導電性更好的銅，是半導體技術路線轉換的關鍵節點，也是臺積電技術自研的開始，當時市面上有IBM的現成技術，IBM也有直接將技術賣給臺積電的打算。
張忠謀認為IBM技術並不成熟，認為只是將工程師外派到IBM學技術，會削弱臺積電的自研能力，於是指示餘振華拉一支隊伍到臺南搞研發。
當時的臺積電沒有如今上萬億市值的體量，只能算晶圓體代工廠裡的第二梯隊，和國際巨頭IBM競爭研發的壓力巨大，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不是核對研發進度，而是詢問IBM有沒有開新品釋出會，如果沒有那就繼續自研，如果IBM的新工藝突破，團隊就考慮自行解散。
最終張忠謀拿到了主動權，早一年突破了0.13微米制程，為臺灣省半導體的自研奠定了堅實基礎，餘振華也成了著名的臺積電六騎士之一。
年幼的臺積電敢與和IBM硬碰硬的這種底氣源於臺灣地區每年近萬名半導體相關專業畢業生——即使專案失敗，龐大的人才儲備仍能支撐新方向快速重啟。
臺灣省70年代開始加大對半導體行業的投資，臺灣省科學委員會啟動了一項計劃，以促進當地大學的工程師培訓，在臺北市南陽街40號小欣欣豆漿店，以行政院秘書長費驊為首的七人確定了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隨後新竹園區、1977年的第一座晶圓廠相繼建立，至此終於獲得了豐厚的收穫。
根據《人民日報》的資料，中國每年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的畢業生人數超過500萬，全球頂尖AI研究人員中有一半由中國大學培養，以博士來看，2025年中國應屆畢業的博士數量預計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人才資源存量已經達到了恐怖2.2億，美國16歲以上的適齡勞動人口總量也才2.6億。
這種規模效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容錯紅利”：華為海思的麒麟晶片研發曾經多次失敗，尤其前兩次都遇到了嚴重的發熱問題，但每一次都有團隊接棒最佳化；中芯國際在攻克14奈米工藝時，同時啟動多條技術路線並行研發，最終依靠人力優勢率先突圍。
37年後，臺積電成為全球半導體代工領域的絕對霸主，臺積電的成功，始於對‘容錯空間’的敬畏，敢讓年輕人試錯，因為背後站著整個華人世界的工程師儲備。
產業的磁吸效應
華人在科技產業裡的翹楚，不僅有張忠謀，還有大洋彼岸的蘇姿豐與黃仁勳——他們的故事，是華人人才全球流動的縮影。
2014年，當蘇姿豐接任AMD的 CEO時，這家公司正深陷“賣樓求生”的窘境，如果AMD是一家中國公司，蘇姿豐或許根本不可能做到扶大廈之將傾，但在美國，它有完整的產業鏈生態——從EDA軟體到光刻機供應鏈，從設計到封測的協同網路，正是這種產業基礎，讓蘇姿豐敢於押注Zen架構，最終帶領AMD逆襲英特爾。
1993年，黃仁勳創立英偉達時，矽谷已有20餘家GPU公司，如果當時黃仁勳是在中國創業，可能活不過3年，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小霸王都是稀罕玩意，GPU聽都沒聽過，缺乏從晶片設計到遊戲開發商的完整生態，這種生態的“滾雪球效應”後來被驗證：英偉達的CUDA平臺吸引全球200萬開發者，構建起從硬體到演算法的護城河。
臺積電的“叢集效應”也許比自身的技術儲備更加重要，新竹科學園區聚集超過500家半導體企業，工程師跳槽平均耗時僅2.3天，中國長江儲存的“孤島困境”，儘管技術突破，但周邊配套企業不足，導致裝置維護週期比三星長40%。
2005年，鄧中翰放棄美國Pixim公司回國創立中星微，搞出了星光一號晶片，卻面臨一個尷尬現實：國內缺乏配套的影片處理企業，最終只能依賴海外客戶，這一案例暴露了本土產業與人才關係的深層矛盾——單點突破無法替代系統進化，需要供應鏈生態的進步。
而且頂尖人才的選擇，永遠追隨產業的核心價值環節，張忠謀和黃仁勳是忘年交，張曾經想邀請黃仁勳擔任臺積電CEO，但是被黃果斷拒絕，黃仁勳是為GPU生態而生的，而臺積電的使命是製造賦能。當中國晶片設計公司（如華為海思）在全球份額佔比從2019年的5%躍升至2024年的17%，同期歸國半導體人才數量增長230%。
我們創新缺的肯定不是資本，而是缺乏信心以及不知道怎麼組織高密度的人才實現有效的創新，梁文峰的這句話讓我深思良久。
說句不好聽的，相當一批手上有資源的“傳統投資人” 秉持著撈一筆就跑的想法，只要坐在家裡等18個月，西方創新社群就會流出一大批先進技術，找幾個產品經理和程式設計師，做成符合中國人使用習慣的產品，開始割韭菜。
鮮有資金願意去組織一批人去攻關最頂尖、最困難但是最有成就感的問題，去做紮根本土的真正產業。
朱元璋的班底大部分是鳳陽縣，劉邦的夥計們很多都是沛縣人士，一地之才，足以撼動九州天下，更何況在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和理工科教育大力推行了數十年的情況下，中國有著足夠的人才冗餘，就是需要合適的舞臺，需要足夠紮實的本土產業，需要有情懷的公司，才能讓龐大的人才儲備發揮應有的作用。
Deepseek的研發人員裡，沒有什麼排名榜單上頂尖的人物存在，就是一批博士生，甚至於實習生做出來的，核心人員其中可以說就是“邊角料”。
這些人有著足夠的選擇，如果只是為了掙錢，大可以找個大廠把自己賣掉，輕輕鬆鬆拿個上千萬年薪，畢竟杭州的丈母孃更喜歡的大廠程式設計師，不是幻方量化這種聽都沒聽過的“小量化基金”。
是理想主義讓這批人留了下來，我堅信世界上99%的動機都能歸結到“money”，剩下的1%沒辦法解釋，只有情懷，人總是自私的，但是有人例外。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夥人遇到了梁文峰，在掙到大錢之後，見到怯懦退縮的投資環境之後仍然願意去做點事情的青年人，他們就是。
之前中國有情懷的公司只有少數的像華為、比亞迪、寧德時代，這批優質的本土企業牽頭培育了本土產業，新能源汽車、電池、通訊裝置等，現在又多了一個幻方量化。
回望張忠謀、蘇姿豐、黃仁勳的軌跡，一個清晰的邏輯浮現：人才體量決定下限，產業高度決定上限。當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值突破1.5萬億元、本土設計企業數量超過3000家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數字的增長，更是一個“人才－產業”增強迴路的成型。
在這場全球晶片博弈中，中國真正的優勢或許不是某一項技術突破，而是用14億人的智慧基數，澆築一片讓天才敢於冒險的“容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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