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中國的地緣政治操作，下一步的關鍵：歐洲

兔主席/tuzhuxi 20250507

（注：本文所說“歐洲”，指“美西方”陣營裡的歐洲，即北約中的歐洲國家，或歐盟+英國等核心歐洲國家）

一、習慣性思維：中美俄三角關係、西方、美西方

二、正在嘗試“獨立”的歐洲

三、我們需要重新評估地緣政治關係

四、中歐關係的戰略重要性

五、加強和歐洲關係的核心思路：經濟、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

六、審慎處理複雜關係，著眼未來

一、習慣性思維：中美俄三角關係、西方、美西方

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個思維習慣，國際關係就是兩極，美蘇爭霸。代入中國的角色，就是美蘇中的三角關係。要麼是中國和蘇聯一起對抗美國，要麼是中國和美國一起對抗蘇聯，總之是三角博弈。

到了今天，所謂“逆向尼克松”，很多人還是會延續原來的習慣性思維，繼續用三角關係來分析國際格局。這時，中蘇美就變成了中俄美：中國和俄羅斯聯合起來對抗美國；或者提防美國聯俄製中的企圖。總之，一切都是三角博弈。

在這個過程裡，自然就把“歐洲”忽略掉了。“小跟班”永遠是“小跟班”：人們延續冷戰時期的思維，預設歐洲是缺乏自主性，沒有獨立戰略價值的，最多隻是美國外交政策、利益、立場的從屬或延伸。在話語上，人們已經習慣籠統地使用“西方”、“美西方”之類的概念，將歐洲納入美國。有的人甚至直接分析美國，忽略歐洲。

二、正在嘗試“獨立”的歐洲

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各種驅動因素之下，歐洲正在重新審視與美國的關係，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略自主性、長期發展及在全球格局中的定位。這是由幾個因素驅動的。

一是內力，歐洲的國內政治驅動：過去這些年，民粹政治運動在歐洲不斷壯大發展，反映了民眾對傳統精英政治、建制派政治的深層不滿。民粹右翼和左翼在許多問題上是有差異的（包括對歐盟本身的看法），但他們有一個共性，就是都對傳統的跨大西洋關係提出批評。他們認為不能過度依賴美國、不能過度讓渡歐洲的自主與獨立——歐洲應該從自身利益出發，重新梳理確立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包括在俄烏戰爭之後，如何正確看待及確立對俄及對華關係。

二是外力，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以來對跨大西洋盟友體系的嚴重衝擊，包括髮動貿易戰（直指歐洲的經濟發展模式甚至財政稅收及福利體系）、摒棄綠色經濟、對美歐安全防護體系發難、干預歐洲國內政治（批判建制派、聲援民粹右翼）、棄烏親俄、要求歐洲聯美製中，以及美國在以色列、伊朗等問題表現出的立場等等。歐洲和美國明顯步調不一，與美國的深層次矛盾與分歧已經日益凸顯。

面對外部環境劇變，內部訴求的提升，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呼聲日益高漲，開始成為朝野共識——無論是歐盟機構層面，還是德、法等核心成員國的建制派政黨，都開始強調歐洲自身的利益與主張，希望歐洲能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加獨立和重要的角色。從經濟、防務、地緣政治（俄烏戰爭及對俄關係），到重大國際關係上的取態（巴以問題、伊朗問題），到對華關係等。一言蔽之，百年不遇大變局之下，歐洲人也要考慮“歐洲優先”了，不能淪為“美國優先”的工具和棋子。

有一個概念是歐洲人發明的：“去風險化（de-risking）”，2023年2月由歐洲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提出，主要目標是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也包括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這個概念看上去是非政治的，不涉及意識形態，更加“技術”、更加“無害”，因此也被拜登政府大力借用。所謂“去風險化，”實際上就是降低對單一國家或實體的過度依賴，追求戰略自主、實現利益多元化。當年歐洲提出“去風險化”，主要在經濟上針對中國，但今天地緣政治環境劇變，聰明的歐洲人當然要追求對美國的“去風險化”，不能把雞蛋都放在美國這一個籃子裡。而要“去風險化”，就要體現在經濟、安全、科技等多個維度。歸根結底，歐洲也不願意在關鍵領域受制於人，希望掌握自身命運的主動權。

要看到：

一、歐洲戰略自主的方向不再是民粹政治、邊緣政治，而正在轉變成為建制派政治的一部分。建制派們很清楚：誰不考慮歐洲的戰略自主，誰在政治上就會被削弱，就會失去民心，就要下臺

二、歐洲戰略自主已經不再是政治口號或構想，正在迅速轉變為現實政策（德國放寬“債務剎車”，並醞釀將國防開支提升到GDP的3.5%，是最大訊號）

三、不能把歐洲的戰略轉向視為對某一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政策的短期反應，而要把它看作歐洲人基於對歐洲、美國國內政治及國際格局變化深刻認知基礎上的長遠戰略調整（如果只是為了應對特朗普，歐洲完全可以等上三四年，“熬”過特朗普再說）

四、歐洲希望重新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出現，作為全球多極秩序裡的一極，因為歐洲人認識到，只有成為多極世界中的獨立一極，才能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五、作為全球多極秩序裡的一極，歐洲也要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與俄羅斯形成制衡

而如果這個判斷是成立的，即歐洲正在嘗試脫離美國的影響，追求獨立自主，成為“多極化”世界裡獨立的一極。我們就要重新審視原有的框架體系了：“中俄美”三角關係的有效性立即大大減弱，甚至可能讓我們忽視地緣政治裡更為重要的平衡力量，導致戰略誤判、

就這一點，只需看看歐洲的規模體量：

人口是美國的2倍，經濟總量接近美國；

人口是俄羅斯的4倍，經濟總量是12倍；

作為一個整體，歐洲當然具備成為世界一極的體量、實力（或潛力）。一直以來難點只在於其政治意願，以及能否協同一致。目前歐洲正在凝聚共識，希望削弱或擺脫美國的影響，成為獨立的政治集團，並開始朝著這個長期方向邁進。

本質上，這既可以被理解為二戰後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坍塌的組成部分，也可以被理解為美國秩序已經坍塌的結果。本質上，也可以被理解為“美西方”內部的分裂——“美西方”被分為美國和歐洲。

三、我們需要重新評估地緣政治關係

這迫切要求我們重新評估地緣政治關係。

未來國際政治不是“中美俄”三角關係，而是“中美俄歐”的四角關係
美、俄、歐三個方面，美國和我們關係最差，俄羅斯和我們關係最好，歐洲處於中間搖擺狀態，這就使得歐洲的戰略價值凸顯出來
中美俄三角關係仍然很重要，但中美歐的三角關係、中俄歐的三角關係也很重要。長期來看，影響中國最重要的關係，可能未必是中美俄關係，而是中美歐關係
說到中美歐，大家都知道，“三角關係”，很容易形成所謂的“二打一”。現在的中美歐，美國是明牌，其政治共識是：聯歐制中。那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呢？顯然是要和歐洲搞好關係，防止美國聯歐制中
因此，中國與歐洲的雙邊關係，必須納入到中美關係、中俄關系、美俄關係裡去評估

在歐美關係呈現新態勢、歐洲加速邁向戰略自主的背景下，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也迎來了新的戰略機遇期，同時也面臨著不容忽視的挑戰。妥善處理和發展中歐關係，不僅關乎雙方的根本利益，也對全球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深遠影響。

四、中歐關係的戰略重要性

這裡還要再提一提戰略重要性：為何中國一定要和歐洲搞好關係？

1.防止歐洲全面倒向美國，形成“制華統一戰線”：美國的政治精英的共識是，拉攏歐洲，構建針對中國的“統一戰線”，這個戰略在眼下遭遇特朗普的極大干擾，但中期看，大機率會成為美國的基本戰略。一個穩定、積極的、有韌性的中歐關係，能夠有效對沖這種壓力，防止歐洲被拉到美國陣營，

2.一個強大、獨立、自信的歐洲是對美國的天然牽制：一個在政治、經濟、安全上更具自主性的歐洲，自然會減少對美國的戰略依附，從而在客觀上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形成制衡。這符合中國所倡導的和平互利的多極秩序（中國解決美國反華問題之歷史通路，最終也許就是歐洲。）

3.爭取廣闊的合作空間與共同利益：歐洲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投資來源地和技術合作方。在經濟復甦、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改革等諸多領域，中國和歐洲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潛力。

4.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一個健康的中歐關係有助於消解國際衝突，促進對話與合作，成為國際地緣政治裡的穩定劑。這裡可以嘗試從第三方國家角度思考，中美戰略脫鉤與對峙會給各個國家地區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衝擊；如果中歐能夠形成一對穩定、可依靠的關係，就會成為國際秩序裡的一個壓艙石。

一句話總結。“世界走向多極化是歷史大勢。中國樂見美西方單極秩序的瓦解和重構。在此歷史語境下，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歐洲作為獨立一極的戰略價值，將其置於對外戰略的優先位置。一個獨立、自主、團結、自信歐洲的出現，不僅符合多極化世界的發展方向，也有利於全球力量的平衡，併為中國創造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五、加強和歐洲關係的核心思路：經濟、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

如果把改善、發展、鞏固與歐洲的地緣政治關係作為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則中國與歐洲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可以作為服務於這一核心目標的有效工具和手段。這裡，還需要算好“政治賬”，而不能只算“經濟賬”（追求短期利益回報）

1.經貿關係：最佳化中歐經貿關係結構，實現互利共贏

經濟關係是中歐關係的基石，但也面臨新的挑戰。核心問題在於，中國和歐洲（尤其是德國）的經濟模式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都具有較強的出口導向特徵，使得雙方在諸多領域存在競爭。妥善處理經貿摩擦，優化合作模式，是穩定和發展中歐關係的關鍵。如果經貿關係處理好了，將有利於促進中歐關係的發展；如果經貿關係處理不好，也會影響中歐關係的發展。

1）歐洲方面的擔憂：

中國製造業太過強大，競爭力太強，形成多方面的影響和衝擊：a）不斷削弱歐洲產品在中國的競爭力。這些產品可能由歐洲企業在中國製造，在中國本地銷售，但在中國企業的激烈競爭中喪失競爭力（汽車是最好的例子）；b）中國產品和歐洲爭奪第三市場，削弱歐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c）中國製造產品“倒灌”歐洲，開始影響到歐洲的本土產業。一直以來，歐洲稱中國對歐洲“傾銷產能”，今年中美貿易戰以來這種擔憂尤其加劇，因歐洲人擔心中國為了化解出口壓力，將更多的產品低價銷往歐洲。馮德萊恩預警式地指出：“歐洲不是吸收中國過剩產能的地方”。

中國跨境電商和中國製造的合力：中國的衝擊不只體現在中國製造出口，還體現在物流、零售、渠道：歐洲人擔心Shein、Temu、TikTok Shop等2C跨境電商會對歐洲傳統零售商產生摧毀性打擊。對歐洲人來說，這種商業挑戰是空前的。

中國掌握關鍵產業的產能和技術：當年，歐洲人到中國進行外商投資，建廠生產，幫助中國發展了自己的產業、供應鏈、管理人才、技術人才（汽車也是典型例子）；如今，中國的本土產業大發展，不斷在價值鏈上爬升，綜合競爭力已經超過歐洲，而中國人仍然依賴中國製造，以出口的方式將商品跨境銷售到歐洲，對歐洲本土產業和就業沒有扶持（且形成衝擊）。歐洲人當然也希望中國能重回歐洲的老路，將產業帶回到歐洲本土，扶持當地產業發展。

以上問題，最終往往轉化為經貿方面的矛盾和衝突（“貿易不平衡”）。許多產業，例如汽車業，在歐洲還是政治上極為敏感的戰略行業。對歐洲在經貿領域的擔憂如果處理不當，極易被政治化，結果損害中歐的整體關係。

2）中國的應對：

經貿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政治化。美國現在的策略就是以經貿為切入點，聯歐制華。所以中國必須有十足的敏感性。從對策來說，恐怕不能簡單依賴商品出口的方式開展和歐洲的經貿關係，畢竟中歐的經濟模式很相似，都以製造業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要避免出現零和博弈的情況。

核心解決方式，還是“全球本地化”——即中國企業適當出海，在歐洲進行FDI投資，在歐洲當地建立生產基地、研發中心，實現本地化生產、本地化採購、本地化用工。這不僅能更貼近歐洲市場，規避貿易壁壘，更能幫助歐洲當地的零售業與製造業發展，創造就業，實現互利共贏，而非簡單取代它們。此舉可以滿足多重目的：a）減少所謂的“貿易不平衡”問題；b）在歐洲投資產能、創造就業，滿足當地的社群需求、國內政治需求；c）幫助歐洲發展產業與技術，建立供應鏈，提升其經濟自主性與韌性；d）具體到國家，還可以結合地緣政治考慮、撬動地緣政治關係構建：道理很簡單，即投資於那些和中國關係最好、投資本身（在政治上）最為安全的歐洲國家。投資也要算政治賬。

中國跨境電商在歐洲展業時，也要注意幫助當地的製造商和零售商，而非用中國製造出口簡單的取而代之。如果單純變成出口機器，最終也被歐洲監管限制，並影響大局。

這裡面有兩個關鍵內容，一個是中國的技術轉移，一個是中國的就業轉移（和產業空心化風險）。

首先說說技術轉移問題。

這裡，不同產業和產品的情況完全不同，只能說一些抽象原則，即——“既要又要”：

一方面，預見和容忍一些不得已的技術轉移——因為你要在當地投資產能，不涉及一定的技術合作、完全不面臨技術轉移風險是不可能的。我們自己的產業在過去幾十年裡也是這麼發展起來。另一方面，也要保證自己始終掌握最先進、最具戰略價值的技術，確保自己在技術路徑的前沿。如果涉及一些敏感產業的技術，則可能需要完全保護。

這個中間的度如何把握，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但如果要在當地投資發展產業，不涉及技術合作是不可能的、

要看到，美國和中國最後會競相“爭取”歐洲：美國有中國沒有的東西——軍事、制度（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還有各種被“武器化”的制裁手段（包括美元本身）。

中國的最大優勢，就是這幾十年來發展出來的產能、管理、技術。中國可能需要這樣思考：要搞好和歐洲的關係，中國最終可能需要拿出自己的產業資源，“勻”給歐洲一部分的價值（“分一杯羹”）。

第二個就是產業轉移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和就業問題。從結構上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不是再創造一個比美國和歐洲還大的第三方市場，而在中國本土——提振內需，促進消費，，一來，這可以減少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因為國內消費已經消化了國內產能；二來，透過國內市場基本盤，支撐國內產能：中國製造、中國消費，不用擔心把部分產能轉移到歐洲就會導致我國製造業“空心化”的問題（屆時，也不大可能出現中國企業投資歐洲，生產產品後重新銷到中國本土的情形。全球本地化，即歐洲生產、歐洲銷售）。

解決貿易爭端問題的“關鍵一招”，還是提振內需。透過提振內需，完成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轉型，為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提供支撐，為向歐洲和其他國家投資產能提供底氣（不必過分擔心本土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同時避免因為經貿衝突導致地緣政治衝突。

中歐經貿關係捋順了，自然就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兩方共享共建，在供應鏈風險評估、早期預警、多元化建設方面進行充分、全面的對話與合作，並在國際上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共同抵制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的行為，共同維護全球供應鏈的穩定與韌性，共同維護全球化的經濟秩序。

2.扶持歐元

有方方面面的政治、經濟原因，導致美元地位在快速衰落，國際貨幣體系也在呈現多極化趨勢，與政治上的多極化呈現呼應趨勢。

導致美元衰落的因素（這個話題超出本文範疇，就不予詳論了，只點到即止）：

1)美國經濟基本面原因（經濟衰退風險，“美國例外論”的坍塌）

2)美國政府無節制預算的問題

3)特朗普對美國治理體系的破壞問題（如央行獨立性）

4)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等核心盟友關係的破壞

5)美國濫用經濟制裁，各國擔心美元被武器化，或者美債被反制國債武器化

6)美國的主動為之（包括幕僚提出的放棄美元霸權地位的念頭；海湖莊園協議等構想；對比特幣儲備資產的推動等）

7)美國的政治失效、失能（顯示其無力解決當前的問題，例如預算問題）

8)針對美元的惡性迴圈機制已經產生（預判的預判、自我實現的預言）

9)替代方案的崛起：歐元、人民幣等

10)……

美國/美元讓位，很自然地就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機遇，歐元也明顯成為美元的一個替代選擇。

一些核心條件已經具備：

客觀條件方面，歐洲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角色的明確，歐洲在疫情以來有過發債經驗；歐洲的央行獨立，不會因為地緣政治而武器化，在經貿政策上也更加穩定，美國退出全球貿易體系，歐洲也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主觀條件方面，既然要獨立自主，就要搞防務、搞經濟了。俄烏戰爭裡，美國拋棄烏克蘭，並試圖重構之前的跨大西洋防務體系，逼迫歐洲追求獨立的防務計劃。歐洲最核心的經濟引擎德國放寬了“債務剎車”，計劃大幅提高防務預算，醞釀投資基建（交通、能源、數字化）即產業政策（能源補貼、可再生能源支援和綠色技術等），開始大規模的支出。

這時，中國的選擇是什麼呢？一方面，當然還是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但在此前提上，可以透過支援歐元國際化，實現戰略上的“一石多鳥”：既有利於自身的金融安全，又有利於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還能加強和歐洲的合作關係。

具體政策：a）在確保中國自身金融安全和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的前提之下，戰略性地增加歐元儲備資產；b）在雙邊貿易和投資中，提升歐元結算的比例（相對於美元）；c）積極考慮購買歐洲國家（如德國）發行的優質債券，為歐洲經濟穩定提供支援，共同減少對單一儲備貨幣和投資資產的過度依賴。

處理好與歐洲的經貿關係，核心在於展現誠意，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一定要看到，美國政府打“明牌”：試圖以經貿問題為突破口，聯歐制中。中國必須高度警惕，並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以化解。

3.加強中歐科技合作，秉持開放透明，互惠互利的原則

科技是推動未來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也是中歐合作極具潛力的領域。

1）歐洲在科技領域的考量：提防美國的技術壟斷與控制。所有主要的網際網路平臺（特別是社交媒體）都由美國大企業控制，讓歐洲高度警惕——這不僅僅是壟斷和經濟利潤的問題，還有網際網路主權問題：當意識形態衝突時，這個問題會立即彰顯。歐洲國家對於X，以及受美國國內政治壓力導致出現右傾傾向的Meta都讓歐洲監管高度關注。衛星通訊領域，馬斯克的Starlink將技術政治化，更引發歐洲的擔憂：他們不希望在關鍵基礎設施和新興技術上完全受制於美國，不希望在科技領域遭受美國的單邊限制、霸凌及武器化。簡言之，歐洲也需要對美國科技“去風險化”。

2）中國與歐洲科技合作的核心領域：誠然歐洲對中國技術崛起也有複雜心態：一方面希望從中國的科技發展中獲益，另一方面也擔心自身在某些領域的競爭力以及所謂“技術依賴”問題，同時也擔心中國因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是否會給歐洲帶來風險。儘管如此，中國與歐洲有大量的科技合作領域，且中國明顯掌握領先優勢或競爭力：

新能源技術：在太陽能、風能、儲能技術、氫能、智慧電網等領域，中國具有領先技術，中歐具有廣闊的合作前景。雙方可以加強技術研發、標準對接、產業鏈協同，共同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
AI（人工智慧）：美國已經率先將AI政治化（JD萬斯在巴黎AI行動峰會上的講話），試圖主導全球AI標準和技術體系，並要求歐洲加入美國的體系，同時摒棄固有的監管框架。但歐洲希望保持其獨立性。中國可以：a) 推廣開源AI體系：積極向歐洲推廣中國的開源AI框架、演算法和資料集，降低歐洲發展自身AI技術的門檻；b）支援歐洲發展本土AI能力：透過聯合研發、人才培養技術共享等方式，幫助歐洲建立和發展自主可控的AI產業生態
5G/6G通訊技術：中國實質上已贏得5G之戰，並在6G上也“遙遙領先”。在遵循市場原則和安全標準的前提下，中歐可以在5G技術的應用推廣以及6G技術的標準研究、技術預研等方面開展合作，共同構建安全、高效、普惠的數字基礎設施。
其他前沿領域：在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新材料、高階製造、數字經濟、智慧城市等領域，中歐都可以探索合作機會。

核心在於，支援歐洲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

要看到，美國的特徵是打壓、排他、武器化、小院高牆；為了尋求競爭，中國與歐洲的科技合作應該特別強調透明、開源、開放等原則，與美國形成良性的競爭：包括a）透明度：在技術合作中，確保規則的透明、資料的安全、以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消除歐洲人的疑慮；b）開源共享：在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領域，倡導開源精神，共享研究成果，共同推動技術進步；c）開放合作：反對技術封鎖和“小院高牆”，堅持開放的市場化環境，鼓勵企業間的正常技術交流與合作。

透過建設性的合作，中國可以與美國在科技領域形成一種基於規則和創新的良性競爭，而非惡性對抗。

4.促進人文交流

雖然經濟和科技合作是中歐關係的重點，但人文領域的交流對於增進相互理解、消除認知偏差、夯實民意基礎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歐洲對中國的認知是存在挑戰的：背後有多種原因：1）美國一直以冷戰時期形成的意識形態對立思維來描繪和刻畫中國，使得對中國的描述高度政治化、標籤化、臉譜化、妖魔化；2）究竟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還在摸索過程之中；3）中國發展太快，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歐洲的認知範圍，導致誤解甚至負面認知；4）俄烏戰爭以來，中俄關系也對中歐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

但要看到，美國的國家身份是構建在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自由、民主、憲法）；歐洲的國家身份是構建在民族、歷史、文化基礎上的。歐洲人比美國人更有可能打破偏見，用一個民族國家、一個文明、一個歷史古國的視角去看待和理解中國。

在這個過程裡，文化交流就是極為重要的輔助手段了。要鼓勵和支援雙方的教育、文化、藝術、旅遊、青年、智庫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其中，為了搞好兩國關係，也要把中國入境旅遊作為重中之重：考慮如何讓更多的歐洲人來中國旅行觀光。旅行是瞭解中國最好的方式。也是中國講好中國故事最有力的途徑。

需強調的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在於：“潤物細無聲”地改善認知，不用追求短期轟動效應。透過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可以逐步改善雙方的認知環境，為地緣政治關係的改善和經貿科技合作的深化營造良好的氛圍。

六、審慎處理複雜關係，著眼未來

在發展中歐關係的過程中，還要保持敏感性，審慎處理各種複雜因素，著眼於長遠戰略願景。

短中期最核心的因素不是美國，而是俄羅斯。長期則是更大的“文明衝突”問題。

1.短中期最大的影響因素：俄羅斯

歐洲的視角：歐洲國家，特別是東歐和北歐國家，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影響和安全威脅極度敏感。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無疑會影響歐洲對中國的信任和判斷。

中國的考慮：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與俄羅斯保持正常的國家關係符合自身利益。然而，在處理對俄關係時，要充分考慮到歐洲的關切，而且看待各個歐洲國家，也不能“一塊鐵板”的分析，對於每個國家，都要深入其中，看執政黨和在野黨及民情對俄羅斯的看法，達到一定的精細度與顆粒度。最終，其實就是做好平衡。不因俄羅斯得罪歐洲，也不因歐洲得罪俄羅斯。

“大神打架要讓一讓”：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以來，國際秩序有進一步回到二戰之前秩序的態勢，即大國及集團重新劃分勢力範圍。a）美國認為加拿大、墨西哥、格陵蘭島是它的勢力範圍，並容許歐洲和中國有自己的勢力範圍；b）歐洲要獨立，確立在自己的地盤上能夠自主，同時忙著和俄羅斯劃定勢力範圍及地緣政治邊界；c）俄羅斯也在忙著確立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勢力範圍。這個過程中屬於“大神打架”，很容易出現摩擦與爭端。由於這些國家歷史經緯非常複雜，利害關係又重大，建議有所“避讓”。中國需要做的，是在原則問題上保持戰略清晰：凡涉及歐洲核心安全利益的問題上，中國既要保持中立，又要保持建設性的立場，清晰傳遞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訊號。有的時候，也可以少說多做。在維護歐洲方面，可以用身體力行去支援歐洲（包括購買歐債、開展投資及技術合作等）。這都有助於減少歐洲的疑慮，為中歐合作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要看到，雖然中俄戰略關係非常重要，但從長遠看，歐洲的戰略價值和合作潛力也很巨大，不亞於俄羅斯。如果要確立一個簡單的原則：即不將對俄關係置於對歐關係之上，也不將對歐關係置於對俄之上，而應當根據國家長遠利益和國際格局變化，動態調整策略。

2.中長期風險：西方合流、“文明衝突”

我們看亨廷頓講“文明衝突”時，美國和歐洲是一個文明，在文明版圖上是劃到一起的——西方文明。在他寫書的時候，伊斯蘭正成為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戰者。

文明是幾千年歷史形成的，不可能在歷史長河的某個瞬間裡主觀改變。從更長遠的歷史維度看，美國、歐洲確實在文明上更加接近，走到一起更加容易。說白了，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歐洲人，坐到酒吧裡，更容易聊到一起去。他們吃的，想的，說的，待人接物、價值觀，都更加接近。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實際上俄羅斯也是廣義的白人基督教文明圈，與美國和歐洲存在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共性。

如果我們仔細看今天的美俄歐政治的話，還會發現一個趨勢：這些國家的政治有合流的趨勢。

——美國有特朗普/MAGA；

——歐洲在臺上的有匈牙利的歐爾班、義大利的梅洛尼；在臺下的有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有德國選擇黨；英國有改革黨。羅馬尼亞的小特朗普本有上臺機會，卻被政治精英強行剝奪了權利

這些政黨及其背後的政治運動，都是民粹右翼。文化上是傳統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反對和批判自由主義（包括政治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文化自由主義）

這些主義，和俄羅斯（及大多數東歐地區的民粹主義）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他們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合流呢？坦白來說，是有可能的。對於中國來說，不利之處在於，這些白人基督教最終走到了一起，甚至有可能聯合起來針對我們。但另一方面，民粹右翼都是民族主義者相互之間都有矛盾。如果只是因為文明一致，意識形態一致，就能做到利益一致，那也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了。所以，他們中間始終會有衝突。

似乎正反話都說了。那麼，作者想表達什麼呢？作者想表達的是，今天研究國際關係，必須帶著歷史視角，以更高的精度和顆粒度去看待各國的國內國際政治，這樣才能理解各國的行為和政策，預判大的趨勢，找到最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戰略。

但說到地緣政治，有一句話是萬變不離其宗的真理：政治的核心，就是“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增加對手的孤立、減少自己的孤立”。

當今的大國博弈裡，歐洲極為重要。

中國應牢牢抓住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歷史機遇，以長遠眼光和戰略智慧，積極發展與歐洲的建設性夥伴關係。這不僅是應對當前挑戰的現實需要，更是著眼未來的戰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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