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小城杯”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上，王潔瑩和隊友們合影留念。這面旗幟她們至今仍儲存著。受訪者供圖
“小城杯”走過10屆，壽新寶回看它在法學教育中的作用，他說，他們一直教學生去追求——把知識變成溫暖、文明、有力量的東西。
作者 | 李佳彥 王雪兒
編輯｜從玉華
地鐵同站進出未乘車被扣費、被迫觸發App“搖一搖”開屏廣告、購買電影票拒退改簽、下載軟體後捆綁安裝其他軟體、迪士尼禁止遊客攜帶食品入園……有一群法學生緊緊抓住這些生活中“不對勁”的時刻，耗費一兩年走上法庭。
推著他們成為原告的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以下簡稱“小城杯”）。比賽從2012年發起，是由上海市司法局、華東政法大學（以下簡稱“華政”）、上海市律師協會、上海小城律師事務所等單位開展的長期性法律公益活動，鼓勵在校法學生以私益訴訟的方式維護公眾利益。
“‘小城杯’是掛在我們這些法學生面前的一顆糖，你總會想去夠一下。”一名參與“小城杯”的學生說。
成為實踐中的“啄木鳥”
2024年年底，王潔瑩再次回到了上海迪士尼樂園。她偶然發現，自己還是穿著和2019年進入迪士尼那天相似顏色的衣服。迪士尼一如往昔地人多，哪怕當天天氣寒冷，下了十幾分鍾冰雹。
5年前，王潔瑩還是華政的一名大三學生。她攜帶零食進入上海迪士尼樂園時，被工作人員翻包檢查並告知園內禁止攜帶食物，王潔瑩認為這是“霸王條款”，她還發現，這項規定僅針對迪士尼亞洲園區。後來，她將迪士尼訴至法院。幾個月後，上海迪士尼樂園對相關格式條款內容進行修改。這一度是“小城杯”最廣為人知的故事。2020年，中國消費者協會將“啄木鳥獎”授予王潔瑩。
十多年下來，這樣的學生“啄木鳥”越來越多。
“小城杯”成立之初就是希望搭建象牙塔裡的法學生與社會之間的緩衝地帶。2012年，小城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吳辰思考學校和律所之間的聯動，也想招畢業生，他曾向媒體表示，當時他們恰好人才青黃不接。
時任華政國際法學院黨委副書記的壽新寶彼時和畢業生交流了解到，學生在理論學習與社會實踐之間存在明顯脫節。正好壽新寶帶的一名學生在小城律所實習，壽新寶與吳辰達成共識，“我們能看到的實務訓練都還停留在模擬法庭，有沒有可能再與法律實務關聯一點？”
2012年，公益訴訟制度首次被寫入法律。吳辰希望，學生們能在生活中發現問題，用法律工具解決問題，“真刀真槍地在實務層面經歷一場訴訟”。
華政學生、第十屆“小城杯”參賽者周懋認為，這個比賽給了他們一個較真的機會，在那些“感覺不對”的地方停下來想想，規則是不是本應如此。
2023年年底，林湛發現有人在抱怨某社交軟體的新規定——充值SVIP會員後便可檢視訪客記錄及刪除對他人的訪問記錄。林湛感覺這項規定似乎存在侵犯使用者個人資訊的問題。她把自己的困惑和周懋、楊勇聊起，恰逢第十屆“小城杯”開賽，他們一拍即合，決定以此為訴訟主題參賽。
由於對個人資訊保護法和資料法領域並不熟悉，他們找到華政特聘副研究員、智慧法學專業的王鐳諮詢。
王鐳和參賽學生在討論。受訪者供圖
在華政圖書館的咖啡廳裡，王鐳第一次見到了他們。他們打印出來的材料厚厚一沓，紙面上佈滿圈圈畫畫的痕跡。“打動我的是這個案件本身。”王鐳說，這類網際網路公司面對的各類訴訟中，不乏包裹著公益性訴訟外衣的“濫訴”，“在這個領域裡面，能發現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很不容易的”，2021年，我國個人資訊保護法才正式頒佈，網際網路個人資訊保護領域的很多新興問題仍屬於當前法律法規的灰色地帶，有進一步解釋的空間。
長期處於法學研究的學術環境中，王鐳承認在實踐方面力有不逮，正因如此，“小城杯”的學生們給他帶來了驚喜，“這個行業的專業知識日新月異”。
壽新寶覺得，這些年學生們在校園外發現的問題，越來越彰顯技術平權的理念。在第九屆“小城杯”比賽過程中，華政學生羅雨潔和團隊成員對上海地鐵同站進出扣費現象提起訴訟。在獎項評選時，評委之間出現了分歧。有人覺得這不過是小事，沒有多大的訴訟意義，但壽新寶堅持認為她們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值得嘉獎，“我想，去改變一個技術的難度並不是很大，你影響到一個人，也是一種影響”。
2022年年底，結構複雜的上海徐家彙地鐵站繞住了羅雨潔。徐家彙地鐵站一共有19個出口，她走錯出口後想從站內換一個出口，卻被告知出口之間並不互通。地鐵工作人員建議她刷進站後再從另一個出口出，或從地面走。她選擇了前者，但出站時被扣費3元。她覺得不合理，因為自己未乘車，且系統記錄的進出站時間僅一分鐘，工作人員也沒有告知同站進出會扣費。
一週後，第九屆“小城杯”釋出報名資訊。羅雨潔團隊將這家地鐵公司訴至法院，認為地鐵公司沒有履行客運義務不能收取乘車費，且對於“上海軌道交通0公里票價為3元”的收費規則沒有盡到提示、說明義務。
一些“不合理”的規則慢慢鬆動著
在學校的模擬法庭上，這些學生佔過各種席位，而“小城杯”讓他們真正成為原告。
參賽學生施範皓彥表示，“小城杯”在他心裡留下的關鍵詞是“溝通”。他們帶著一腔熱血去打官司，才發現走上法庭之前，還涉及大量和法官、被告之間的交流，太多細節是書本上、課堂上接觸不到的。
有的法官起初對於學生團隊提起訴訟有些異議。林湛告訴記者，法官曾詢問過她們為什麼要提起這個案子，他平常接觸的都是一些有實際損失的糾紛，對這類只索賠一元的訴訟表示不解。她們表示，這類“一元訴訟”往往不是出於個人利益直接受損提起訴訟，更多的是因某規則違背了法律規範和侵害公共利益而提起訴訟。
而法官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法律不是純粹的黑與白、正與負，它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合了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心理、輿論等。”壽新寶認為，法律是更立體、綜合的。
大部分“小城杯”參賽者都經歷過類似的曲折。兩年過去，曾訴某網際網路醫療平臺違規首診的參賽者蔣振豪用“信念的冒險”形容這場訴訟。立案的過程困難重重，案件管轄權難以確定，他們在幾家法院中周折，幾次被拒。最終立案並達成訴前調解，該網際網路醫療平臺退還了當事人誤診所耗費用。
“這場訴訟很複雜，有很多醫學與法律的交叉，有很多現實的困難。”蔣振豪說，他們就得保衛某些東西，不應該因為一件事情複雜而放棄它，“重要的是人能不能克服內心的高山”。
參賽過程中，王鐳邀請學生走出學校參與資料法前沿問題的研究論壇，讓學生去了解網際網路公司制定平臺守則和隱私政策的思考角度，從而更好地找到有力的訴訟思路。
壽新寶回憶起訴迪士尼案，“我們大概換了3家法院，最後才立成（案）”。曾有中間人反映意見給壽新寶，希望他們做一做思想工作讓學生撤訴，他回絕了。
曾擔任3屆賽事指導律師的唐浩哲總是保護學生追求“正確”的權利。每個進入複賽的團隊，“小城杯”主辦方都會選派一名律師對接指導，參與指導的律師都是自發報名的。
第七屆“小城杯”中，他指導的學生團隊起訴了打著免費旗號的一個收費剪輯軟體。起訴過程中，對方的代理律師、法官都和學生們說，這個案件到最後的結果大機率不會好。一審開庭結束後，學生們有些灰心，這個案子的困難程度似乎遠超於她們的想象，有了調解或者撤訴的想法。
唐浩哲鼓勵學生“堅持”下去。他解釋，只有在法律關係上，學生們才可能和公司這樣的“龐然大物”對壘，訴訟機制保障了雙方是平等對話的法律主體，“既然你們知道被告是錯的，有什麼理由不堅持。即使你堅持的是錯的，法院也會給你最後的結果告訴你哪裡有問題”。成為原告沒有什麼損失。最終，法院經過一審和二審，判決支援了學生的訴訟請求。
但拿到勝訴判決的隊伍在這十屆比賽中寥寥無幾。更多的隊伍經歷的是開庭前撤回上訴、敗訴或調解結案。
“經過這次訴訟歷程，你們也應該明白，法律的訴訟正義的背後牽扯到的利益之爭，包括整個社會影響力的爭議，有時也會遠遠超過法律本身的範圍。”王鐳收到判決結果，給學生們發了一段語音。
沒有拿到勝訴判決也不意味完全失敗。法院認可了“訪客記錄屬於個人資訊”的觀點，該社交軟體修改了規定，放寬所有普通使用者的隱身訪問名額數量，從原本的3名增加到10名。
上海地鐵也釋出公告，明確稱乘客進站10分鐘內取消乘車的，可到站點服務中心申請退還3元乘車費。
一些“不合理” 的規則慢慢鬆動著。“是否進入庭審，並不是比賽最看重的部分，關鍵是真的引發了改變。”比賽發起人吳辰曾向媒體表示。
“我們所（認可）的規則是法律法規本身及其背後的法理。”王鐳認為，法律人遵守、敬仰的規則，並非一些公司制定的規則。這是他們心中的一杆秤。在這些年輕人眼裡，堅守這桿秤背後的意義，便是論證規則的正當性。“規則並不是因為（它名為）規則，才有正當性，你要看看它為什麼會有這個規則。”周懋說。
王鐳說，公平正義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代一代法律人爭取權利和完善立法的結果。例如，在消費者保護領域，過去商家可能會以“公司內部有規定”為由拒絕賠償消費者，而如今，法律已經明確要求商家必須向消費者明示相關格式條款，無論是透過張貼告示還是在網站首頁明確標註。
種一棵重要的大樹
“小城杯”給許多學生帶來的並不是一些抽象概念。有人不再死記硬背法條，在實踐中體會法條的力量，也有人把參賽經歷寫進簡歷。
參加這場比賽可能會增加就業競爭籌碼，壽新寶不認為這違背了比賽創辦的價值。他認為，參加比賽拿獎之後不僅增加訴訟經驗，還能擁有一筆獎金，對就業有幫助，這是許多學生更真實的想法。“越是追求理想，越跟生活結合起來，越接地氣。”
比賽的指導律師唐浩哲也是華政的畢業生。律師於他而言，早已不簡單的是法庭上揮斥方遒、光鮮亮麗的工作，他也有無力感。
唐浩哲有時候在判決前，便知曉了執行的結果，即便勝訴，當事人也不一定能拿到應得的錢款，因為被告可能沒有財產執行。在這類債務糾紛案件中，他會提前和客戶坦陳風險，不建議對方請律師，律師費的開銷可能也沒法收回。但即使是“紙上的公平”，也是需要的。唐浩哲說，“可能最後拿不到錢，但是我的權利我就不去主張嗎？”可以透過限制被告高消費、將其拉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等措施讓被告得到懲罰。
他常鼓勵“小城杯”參賽大學生，“（和他們說的）那些話可能也是說給自己聽的，自己有時沒那麼確信，但是他們一相信，我自己可能也就相信了”。
5年前起訴迪士尼的王潔瑩已經成為一家律所的合夥人。浸泡職場後，她認為自己變得老道和穩重，學會了平和包容地溝通，調整了很多過於理想化的想法，“從白紙變成了一張報紙”。
但在做很多案子時，她仍然能感受到身上有“小城杯”留下的痕跡。有些法條對當事人相當於“判了死刑”，拿不到任何權益，王潔瑩也會去突破，去和法官、對方溝通，看是否能達成協商，再跑十幾家調查單位。她常常得到外界評價“勇敢”“氣場很堅定”。
“我得到了一種被包裹的勇氣。”她說，外界的關注與讚譽如琥珀般包裹著她的勇氣。勇氣是“小城杯”留在她身上最重要的部分。
王潔瑩說，她的心裡有一塊要維護的花園，那就是面對捷徑和誘惑時不被其反噬的自留地，“‘小城杯’確實是裡面非常重要的一棵大樹”。
“小城杯”的參賽選手並不全然成了律師，有人成為證券行業從業者，有人成為公務員，有人還在二戰考公……但很多人都表示，大學時種下的“法治之樹”，仍在生命裡悄然生長。
參與“小城杯”的李明芮選擇一直在高校做智慧財產權方向的學術研究。大二那年，她和寢室的室友一起起訴某防毒軟體捆綁軟體侵犯消費者知情權與自主選擇權。
李明芮參與的一個案子。她在兩年裡從法院收到了數份材料。受訪者供圖
當時那場訴訟持續了兩年，李明芮收到了8份從法院郵寄來的材料，隊友們漸漸投入考研，到二審時她幾乎孤軍奮戰。後來做學術研究，這種堅持的勁頭深深影響了她。她說，她不是因為“小城杯”才擁有勇氣，“小城杯”留給她更重要的人生底色是堅持。
“我們不是希望你僅僅學到了知識，僅僅解決了這個問題，而是在整個過程中完成了一次法律人格的塑造。”吳辰始終認為。
已故的華政教授、著名民法學家傅鼎生曾是第一屆“小城杯”的評委兼指導老師，他常常對學生說：“學習民法的人要知道如何做人。”
法要強，法律教育先要強
“面對不合理的規則，不要去抱怨，要做積極的建設者，要做法律解決方案的供給者。”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院長程雪陽曾對媒體表示，這是法學院應倡導的理念。
吳辰說，“小城杯”的“小”是“由小到大”，學生們的公益實踐是為法治能量“加槓桿”的一個小支點。
“小城杯”的參賽人數逐年增加，比賽規格從華政的校內比賽擴大到了全國性比賽。參賽地點從第一屆一間不起眼的小教室，逐漸升級到能容納300人的報告廳，最近幾年的決賽放在華政最大的800人報告廳舉辦。
參賽學生蔣振豪開玩笑地說，“小城杯”的規模越辦越大，他還擔心大家把這些社會問題都解決了，它未來可能就辦不下去了。
“小城杯”見證了學生的成長，也見證了一些企業的成長。吳辰發現一些被告的企業不斷地最佳化秩序和規則，大賽還未結束，有的企業已經自行修改了被同學們發現的不合理的“規則”。
慢慢地，“小城杯”改變的法治環境不僅包括很多的大公司，還關乎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
不久前，王潔瑩為寧夏偏遠地區初中的學生，做關於律師職業的線上講座。她希望，這能燃起孩子內心學習法律的火焰。王潔瑩還做自媒體普法，她總是在辦公室裡、下班路上，甚至計程車裡錄製普法影片，說讓大多數人聽得懂的話。
王潔瑩在給孩子們做線上講座。受訪者供圖
在出租車上，王潔瑩問司機：“聽完能學到東西嗎？”司機回答道：“能啊！就是教我怎麼在不打官司的情況下用法律維權！說得不錯！”
在這些普法類短影片的評論區，有網友給她留言，因為可以帶食物去迪士尼“謝謝你”；也有人告訴王潔瑩自己聽演唱會時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還有人因為家庭原因想改名不知道怎麼操作……她說自己好像變成了“樹洞”，“他們好像覺得你是一個很正義的人，想找你傾訴”。
吳辰告訴記者，“小城杯”的評獎標準不侷限於一紙判決的輸贏，而是關注選題是否能與更廣闊的人群產生共情、能否反映更普遍性的問題，並試圖用自己的努力予以解決。
在經歷完與上海地鐵公司的訴訟之後，學生羅雨潔發現，真正參與到實務當中時，法律變成了很普通的事情，“（它）很普通地貫穿在每個人的生活當中，在每個人生活中如影隨形”。在她眼中，法律是一種工具，但絕不僅僅是一種工具。
吳辰認為，“小城杯”正是透過法學生的身體力行，喚醒了一些人對於自身權利的重視，對規則理解的深入。很多人覺得這群學生了不起，“他們居然想到應該去這樣做”。
2014年，著名民法學家王澤鑑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講座上說：“法要強，法律教育先要強。”
“小城杯”走過10屆，壽新寶回看它在法學教育中的作用，他說，他們一直教學生去追求——把知識變成溫暖、文明、有力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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