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毛澤東
所以我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毛澤東
（一）從紂王的故事講起
紂王，即商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帝辛，一直以來都是昏君、暴君的典型代表，諸如寵信妲己、殘害忠良、酒池肉林、炮烙酷刑、殺妻害子、敲骨驗髓、剖腹驗胎……凡此種種都是多年來人們津津樂道的帝王反面素材。尤其是在《封神演義》這部影響力很大的通俗小說之後，紂王的罪惡形象更是板上釘釘深入人心。但真實的歷史是怎樣的呢？
我們來看最早的歷史文獻：武王伐紂時，有兩篇控訴紂王的檄文《泰誓》和《牧誓》，其中給紂王定下的罪狀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貴戚舊臣、任用小人、聽信婦人之言、不留心祭祀。
歷史學家顧頡剛專門寫了一篇考證詳實的文章《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文中統計了關於紂王的惡性，最早出於《尚書》的有六項，戰國期間增加了二十項罪惡，漢朝增加了二十一項，兩晉時增加了十三項。現在傳說的紂惡事實上是層累積疊地發展的，時代愈近，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舉個“層層加碼”的例子。最早《尚書》中記載紂王愛喝酒：“方興沈酗於酒”。
到了《韓非子》中，這一段的描寫是：“掘深池，罷百姓，煎靡財貨。”至於池子是放酒還是放財物的，沒明說。
在《呂氏春秋》中，正式提出了“酒池”這個概念——“以糟為丘，以酒為池，肉圃為格。”不但有酒，還有肉，可惜沒有火鍋。
等到了西漢初年的《史記》，就成了這個樣子：“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司馬遷就是很厲害，寥寥幾筆生動形象的畫面感就出來了，不但規定了名詞“酒池肉林”，還要強調“男女裸相逐其間”——這就是我們語文課裡學習到的“細節描寫”。
等到了東漢年間的《論衡》，把細節數量化了：“紂沈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馬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可見對於紂王的清算，定性分析還不夠，還要來定量分析，有資料才有真相嘛。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人們能夠想象到最奢靡墮落的景象就是“酒池肉林”“男女裸相逐”。但是，肉類是一個易腐壞的食品，既然人們還能脫光了衣服跑來跑去，說明天氣肯定溫暖，那麼肉類怎麼可能以“肉林”的方式儲存呢？這是明顯不符合科學常識的。
我從來都尊重司馬遷的曠世才華和專業素養，但是這個地方他寫的就是禁不起推敲，我們只能理解為“裸相逐”之類屬於文學演繹的成分。
再舉一個例子，還是紂王奢靡生活的代表——鹿臺。《史記》中的記載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看來這個時候是鹿臺還是紂王用來存放財物的場所。
到了劉向編寫的《新序》中，鹿臺就是——“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我們在商代年間，就建造了三千米長、兩百多米高的巨型建築，要知道埃菲爾鐵塔也就三百米出頭，可見我們上古時代的生產力有多麼驚人。
再到了西晉年間成書的《帝王世紀》，紂王的鹿臺一下子變成了“高千丈”了。我們就按周代的度量衡，即一丈相當於1.8米左右來換算，紂王的鹿臺比泰山海拔還要高。紂王每天想要享樂一下還要爬個泰山，身體也是夠好的。
所以說古代文人士大夫們寫的很多東西，既沒有生活常識，又沒有科學常識，更沒有一個嚴謹的考證態度，完全就是根據個人好惡以及現實目的來創作，這是我們當代人再去讀史時需要警惕的。
簡而言之，從最早的材料《尚書》中，紂王最大的罪狀不過只是酗酒、任用“小人”，而到了西晉《帝王世紀》中，基本囊括了我們熟悉所有的壞事。
紂王的這些罪行，很多古人都覺得不靠譜。《論語》中子貢就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思是紂王的罪惡不是他做過什麼壞事，而是因為有些人說他壞，久而久之所有人就覺得他壞了。
宋代的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也做過一番考證：如紂大造宮室、建造酒池肉林、寵信女色、囚禁賢人、殘害等罪惡，與夏朝末代君主桀的罪惡如出一轍。尤其是炮烙之刑，一開始記載是桀那麼害人的，結果都按到了紂的頭上，從此“桀紂”成了一堆CP，變成了暴君的代名詞。所以羅泌就得出一個結論，這些罪行都如此相像，大抵都是後人“發明”的內容。
現在考古學進步了，出土了大量商代甲骨文，讓我們對那一段歷史有了更充分的瞭解。比如說我們現在知道了，紂王是曾經出征東夷並且取得了勝利：“禺夷方率伐東國，冊夷方，妥（綏）一（人，予）其比多侯”（《甲骨文合集》）。但是也國力受損，武王趁機攻商，紂王倉促之下只能組織囚犯和奴隸迎戰，再加上王族出了兩個帶路黨微子和箕子，最後在牧野戰敗，商朝滅亡。
對比史料，我們發現最初紂王的六大罪狀其實並不能稱之為“罪”。比如酗酒和輕信婦人，這頂多就是個人愛好，關於輕信婦人這個問題，根據出土甲骨文的記載，紂王屬於政治聯姻，對於妃子的生育、疾病狀況非常關心，也給她封地（《商代史·卷二》第六章，甲骨文所見商王朝臣正紀略）。
而且這個妃子不是妲己，當代學者普遍認為，妲己是東夷部落認輸送給紂王的“戰爭賠償”，因為武王發動戰爭，紂王先行匆匆趕回朝歌，妲己跟隨後面的戰俘和奴隸，很可能到紂王死他們也沒能見上一面。結果卻揹負了幾千年姦夫淫婦的罵名。
最雙標的是什麼啊：紂王天天跟女人泡在一起，荒淫無道；周文王有99個兒子，多子多福，是賢明的體現。
而紂王其他的罪狀甚至可以看做是“歷史功績”。比如不用貴戚舊臣、任用小人：“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比干、微子、箕子這些人，都是商朝王族，但是紂王打壓貴族勢力，最終比干被殺、箕子被囚禁、微子給武王當帶路黨了：
“箕子者，紂親戚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另外，這裡的“小人”不是《出師表》那個語境下的“小人”，而是指出身低微的人。
這樣一看紂王還能打破血統與家族的天花板，不任人唯親，而是提拔平民唯才是舉，頗有些超越時代的理念。而紂王提拔的人才中，最為有名的是飛廉、惡來、費仲、左疆等人，但這些人無一例外，在後世的記載中，都是奸臣，有貪財的，有酷吏，有枉法的……我們不難想象，他們的罪行恐怕也跟紂王一樣，是“層層加碼”後的結果。
另外他的罪名裡還有兩樣：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這都是在削弱神權，以及神權的代表——祭祀集團的權力。相信“有命在天”，也就是說祭司們搞得那些占卜、神諭、祈福就沒有用了，別來干預世俗政務。不留心祭祀也是為了此，沒有儀式祭司就沒有權力。同時商朝的祭祀是很殘酷的人殉，紂王不舉行祭祀，客觀上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把前因後果都捋順了，紂王一方面打擊王族、貴族，提拔地位出身的官吏；另一方面打擊神權祭司勢力；同時出征東夷，擴充套件了華夏文明的傳播範圍。總而言之做了很多促進歷史進步的事情，但是自然招致了貴族集團、神權集團的反攻倒算。
從這個角度來看，紂王后世的各種“髒水”也就不難理解了。儒家以周朝為正統，因為周公“創禮樂”，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在一個“禮崩樂壞”的世界裡回覆“周制”。而紂王不任用身邊的貴族，也不熱心於祭祀，自然與“禮樂”的理念背道而馳，後世的文人士大夫們也難對他有幾句好話。
同時，既然奉周朝為正統，儒生們就要為武王伐紂找到合法性，總不能說趁人家大戰之後國力空虛偷襲吧？所以就一定要把髒水潑到紂王身上，說他寵愛妲己，說他剖腹挖心，說他炮烙忠良，說他酒池肉林，說他男女裸相逐……
近代以來，隨著考古不斷挖出新素材，同時人們對於一些新理念的認同——比如親近貴族不一定是好事，打破統治階級的固化現狀才是一件有勇氣的事情，所以紂王的“平反”也不斷有有識之士提出。
比如郭沫若先生就指出，紂王是加強“中央集權”第一人，他打壓王族、貴族，提拔普通官吏，架空祭司集團的權力，是符合歷史進步的趨勢的。同時四處征伐，雖然導致了國力空虛、最終敗亡，但是把華夏文明傳播到了更遠的地方，促進了民族融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是大功一件。
“紂王平反第一人”應該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在所有人普遍受儒生敘事與民間通俗小說影響的大環境下，毛主席一針見血地給予紂王高格調的評價，他說：
“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
同時他還強調：“紂王是很有才幹的，後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
並且在講到紂王時，明確提出了“翻案”兩個字：“盡信書不如無書。給紂王翻案的就是講這個道理。”
1959年2月25日在濟南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毛澤東又說：“龍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的很壞。它的俘虜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
有一次，毛澤東爬玉皇山。那時，山頂上有道觀，還有道士住在觀內。觀內供有周武王、姜太公、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義》中描寫的主要人物。毛澤東一個個仔細看過供奉的神像，邊看邊問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封神演義》你看過沒有？”對方回答：“在家讀中學時看過。”毛澤東問：“你知道殷紂王為什麼被周武王打敗？”對方答道：“紂王寵信妲己，亂了朝政。”毛澤東說：“不對。紂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採取分兵把守、消極防禦的辦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辦法。所以紂王敗了，周武王勝了。”毛澤東又說：“看來蔣介石沒有看過《封神演義》，要麼看了沒有真正看懂。”
以上幾段是毛澤東對於紂王的評價。現在網路發達了，我們獲取資訊很便利，這些歷史真相很容易就發掘出來了。但是不要小瞧了儒生兩千年洗腦的威力，就像秦始皇這樣的人，長久以來都是以暴君的形象存在的。明清時期帝王廟供奉了188位皇帝，甚至連晉元帝司馬睿、宋高宗完顏構這些玩意都拉進去湊數了，就是沒有秦始皇。
但是毛主席說了：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再比如曹操，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大奸臣的形象，京劇裡就是白臉的代名詞。而且人們黑曹操也不是黑他屠城，而是黑他殺了孔融、殺了崔琰這些世家大族，黑他對朝廷不忠。
但是毛主席說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我們看毛主席一定要“翻案”的這些歷史人物，帝辛得罪了貴族、祭司，秦始皇得罪了儒生，曹操得罪了世家大族，都是有一些共同點的。“歷史宜粗不宜細”——為的就是用“粗”來掩蓋背後“細”的真相。
若不是別有用心，為何要歷史如此之“粗”？
（二）要抓主要矛盾
當然，還必須要強調的是，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講客觀、全面、公正——簡而言之要講辯證法。雖然本文說了紂王很多好話，指出他其實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君主，但是被歷朝歷代的文人“層層加碼”潑髒水。
但是，畢竟紂王那個時代還是奴隸社會，不可能產生多麼先進的思想。紂王任用奴隸為官、清算宗室貴族力量、打壓祭祀神權，都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服務的——為了他不斷征伐擴張。現在有些網文把紂王都吹捧成反封建旗手了，好傢伙，人家還在奴隸制社會呢你擱這反封建了。
毛澤東主席一方面評價紂王“能文能武”“為華夏文明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紂王好大喜功，濫用民力，把透過戰爭俘虜來的大量奴隸用來修建大型工程，以至於“沒有做好俘虜工作”，讓周武王趁虛而入。這就是評價歷史人物的辯證法——講究矛盾的兩個方面。
同樣的，辯證法講究“抓主要矛盾”，紂王的主要矛盾是他大大擴充套件了華夏文明的邊界，以及被文人士大夫潑了各種荒謬的髒水黑了三千年，所以毛主席的評價重點在強調紂王的功績，以及當代人應該有的嚴謹歷史觀——“要翻案”。
同理，對於秦始皇的評價，主要矛盾必須是大一統、書同文車同軌，次要矛盾是秦朝的苛政。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其實老人家也很明白的批評過：
“秦始皇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評論，要一分為二。秦始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統一六國以後，喪失了進取的方面，志得意滿，耽於逸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遊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這次戰爭掀開了我國封建社會中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的序幕，在歷史上有很大意義。”
要抓主要矛盾，最明顯的例子還是曹操。老人家是這樣評價曹操的：“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中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
這其中有四個關鍵詞：統一北方、抑制豪強、發展生產、推行法制，毫無疑問都是站在歷史進步的角度來談的。但是曹操有一大黑點，就是屠城——三屠徐州，“泗水為之不流”。打荊州的時候為啥百姓們“用腳投票”，成就了劉皇叔“攜民渡江，以人為本”的美談？就是因為曹丞相屠城的名聲在外，荊州當時就有不少徐州的難民（諸葛亮一家就是從徐州逃難來的），誰能保證曹丞相不再來一次？
我們看毛主席點評歷史人物，他誇諸葛亮的話一樣很多，因為諸葛亮也是法家寒門的執政理念，也是以法治國、公正廉明、勤政愛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批評諸葛亮的有且僅有一句話“隆中對二分其兵”。但是因為諸葛亮千年來都是“賢臣”的典範，而曹操這是戲臺上“白臉”的代表，所以諸葛亮不需要“翻案”，而一定要強調給曹操“翻案”。
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戲裡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這段話就是問題的關鍵：曹操被黑了一千多年不是因為他屠城被黑，士大夫們屠城的也多了去了，就沒把老百姓當人過——“不做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他曾文正公“曾剃頭”屠遍了小半個東南，一樣被當成聖人捧。曹操被黑是因為他得罪了世家大族，因為他抑制豪強，因為他搞唯才是舉，因為他殺了孔融，殺了崔琰。
孔北海是什麼人，大儒。崔清河是什麼人，大儒。所以仔細品味一下老人家的那段話，什麼是“反動士族”，什麼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為什麼“書上這麼寫，戲裡這麼演，老百姓也就這麼說”？
簡而言之，歷史的天平一直是處在一個不正的狀態，“翻案”就是要把歷史的天平重新擺正。
（三）顛覆“儒教敘事”
其實我們不難看出，紂王對待奴隸俘虜很苛刻，秦始皇濫用民力，曹操直接屠城，在我們當代人的價值觀來看，這些都是需要批判的。毛澤東主席何嘗不是明白這一點，但是他為什麼一定要為這些人翻案？同樣是抓主要矛盾的問題——這些人被黑了幾千年，背後有一個非常難以撼動的“思想枷鎖”。
這個思想枷鎖，就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先賢們，立志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對待歷史，我們要把孔孟、儒家和儒教分開來看。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的思想是一回事，後來董仲舒“獨尊儒術”搞的“天人合一”那一套理論又是一回事，再後來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三綱五常”又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孟子也不知道啊，他們的思想不斷演化發展“層層加碼”，成為了桎梏中華民族千餘年的“思想後腿”。反對一個成為體系的、迫害新思想與社會進步的“儒教”，而不是反對有修身養性、學習實踐思想的“儒家”，也不是反對孔子孟子本身，這是需要有的一個基本立場。
譬如毛主席就說過：“黑格爾是馬克思的老師，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後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學習孔夫子。我們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出幾個黑格爾呢？”
再比如這一段評價：“孔子在認識論上與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他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等關係的說明。”
毛對於孔子的評價有兩個核心點：一是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他認為這是很先進的平等思潮；二是孔子實踐的立場，很多正確觀點是從周遊列國的實踐中得來的。我們都知道，毛主席的夢想就是做一個“教員”，而《實踐論》是他哲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他對於孔子這個人肯定談不上厭惡，至少也是“心有慼慼焉”。
但是對於孔家店、儒教的門徒，那就是兩個概念了。儒教千餘年根深蒂固，太難了，他們舉著孔子的大旗，我們想要打倒，怎麼可能不誤傷？
毛主席曾經表過態：“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作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方面正在大搞什麼‘尊孔讀經’。我們要強調：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
這些“尊孔讀經”的人，恰恰就是千餘年來的既得利益團體——地主士大夫階級。
從經濟層面講，他們是大地主、大鄉紳，農民土地要租他們地，借錢要找他們貸；從政治層面講，他們參加科舉博取功名，基本壟斷了一個國家的官僚；從思想文化層面講，他們推崇程朱理學所規定的儒家思想，是保守主義的集中代表。
所以紂王他們要潑髒水——因為儒家奉周文王為正統。紂王喜歡妲己就是沉迷美色，周文王生一百個兒子就是多子多福，好像他姬家是無性繁殖出來的。所以秦始皇他們要潑髒水——因為“焚書坑儒”。所以漢武帝他們也不喜歡，就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武帝抑制豪強，鹽鐵專營，把很多作威作福的地方大戶拉去充邊了。士大夫們就是地方大戶啊，屁股決定腦袋，所以必須批判漢武帝“窮兵黷武，與民爭財”。
同理，漢文帝被推崇為“三代之下唯一賢君”，文景之治被譽為“文治”的典範。但他們壓根不信儒教，人家推崇的是道家黃老之學。只是因為休養生息、清靜無為，尊重讀書人的意見，“不與民爭財”，所以成為了儒教敘事中的“完美皇帝”。
當然，我並不是說漢文帝有啥不好或者漢武帝完美無瑕，只是否定漢武帝，推崇漢文帝，可以看出屁股決定腦袋的道理。相比而言，毛澤東對文景二帝的評價就兩句話：“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
“儒教敘事”厭惡一切改革，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就得動既得利益。大家都維持原狀，農戶年年交租，草民年年還利息、服徭役，這樣不好嗎？比如王安石在歷史中往往是以一個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現，便如朱元璋這樣的一代雄主，也難免會被士大夫們的歷史“洗腦”——
老朱一看見臣下提“理財”這兩個字就炸毛：說“理財”都是王安石這樣的大奸臣才會搞，為的就是盤剝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國搞的民不聊生嗎？張居正變法的時候也是頻繁被罵是“當代王安石”，張居正還得在反駁裡面加上一句臣絕不是王安石那樣的。但按理說王安石為官可比張居正清廉多了。
不止是王安石，只要沾上“改革”二字，就要被“儒教敘事”所貶低。比如永貞革新中的柳宗元和劉禹錫，後世評價並不像如今這麼高。蘇東坡這樣的大才子，對於柳宗元的詩文推崇備至，但還是要特別強調柳宗元人品不行——
“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柳子厚敢為誕妄，居之不疑。”蘇軾直接質疑柳宗元的道德品質和修養，扣了一頂“小人”的帽子。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儒法大辯論”期間，柳宗元的政治立場，以及他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觀，才得到徹底的正名，與他的文學成就一併熠熠生輝。
對王安石的“翻案”要早一些，近代戊戌變法期間，改革派也需要給自己找價值觀背書，所以梁啟超寫了一大堆文章為王安石正名。梁給王安石下了一個定語“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意思是數完堯舜禹湯這些人就數王安石了，可見要把歷史的天平擺正了，另外一段要加多大的砝碼。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時代，他搞變法，當時很多人攻擊他，他不害怕。封建社會不比今天，輿論可以殺人，他能挺得住，這一點很不容易做到。”
（四）古為今用
維新派為王安石平反要為他們的“改革價值觀”背書，毛澤東主席為紂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是要顛覆幾千年的儒教敘事，樹立起當代需要的價值觀——革命敘事。
“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是革命敘事。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是革命敘事。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是革命敘事。
“盜蹠莊蹻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是革命敘事。
毛主席給紂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更要給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領袖翻案。在封建士大夫的筆下，農民起義軍是賊、是寇、是亂黨、是逆民，而毛主席則不吝把最熱切的讚美給予勇於反抗的農民起義軍。比如“盜蹠”的這個“盜”字，就是統治階級的汙名化稱呼，毛卻稱之為“流譽後”。
再比如陳勝吳廣起義與秦始皇的這組矛盾，上文中也提到了老人家的評價——“秦始皇志得意滿，耽於逸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遊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這次戰爭掀開了我國封建社會中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的序幕，在歷史上有很大意義。”
批判《武訓傳》也是這個道理。明面上來看武訓是千古義丐、乞討辦學、支援教育，多麼高尚多麼值得肯定啊，但是為什麼被禁呢？歷史上，武訓三十歲和哥哥分家得地三畝，變賣得錢一百二十吊，合討飯所積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鄉紳婁峻嶺，楊樹芳替他向窮人放債生息，從三十歲到五十歲，武訓積得土地二百三十多畝，現錢二千八百多吊，成為地主兼高利貸者。
看到問題了吧，武訓乞討得來的錢，離辦學遠遠不夠，他是以“辦學”為名，央求當地鄉紳為他發高利貸——二十年時間土地增長八十倍，現錢翻了三十番。說白了武訓辦學的實質就是，以為統治階級宣傳價值觀為名，成功進入統治階級的吸血體系中獲得利益，再用所獲利益宣傳封建價值觀培養新一代奴隸。當然，武訓這個人沒有這麼高的見識，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謀私利、懷有美好願望的，但是他做的這個事，在當時把舊社會舊價值觀砸的稀巴爛的共產黨人那裡，不被批判才怪。
簡而言之一句話：武訓就是被封建社會儒教價值觀PUA的人，而他要繼續維繫、宣傳、鞏固這個PUA體系，成為了這個價值觀的幫兇。
可以看到，毛澤東點評歷史人物，是有著非常鮮明的現實意義的。他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其次才是一個通讀二十四史的歷史大學者。而這種歷史觀就與儒家傳統的“厚古薄今”產生了根本分歧。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范文瀾同志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興。（這時站起來講話了）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史學的傳統。敢於站起來講話了，這才像個樣子。文章引用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當然，我也不贊成引秦始皇……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儒生們“厚古薄今”，也無非要為現實服務。他們吹上古三皇五帝鳥生魚湯，其實是為其總體保守主義的立場所背書，另外以鳥生魚湯的大旗來制約當下的皇權。不要以為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搞起鬥爭來精明著呢。比如影射體系就是儒生們最喜歡用的，《評新編歷史劇XX罷官》不就是典型麼？
吳晗這個人很有意思，他當年寫了一篇朱元璋的小冊子《由僧缽到皇權》，把明太祖從頭到尾黑了一遍。後來吳晗交待材料的時候承認了：“由於當時對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
毛澤東主席很尊重這些知識分子，給吳晗的《朱元璋傳》提了不少建議。比如吳晗吹捧彭瑩玉：“彭瑩玉可以說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氣，勤勤懇懇播種、施肥、澆水、拔草。失敗了，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做起，決不居功，決不肯佔有新播種的果實。彭祖師的名字會嚇破元朝官吏的膽，但是起義成功以後，就煙一樣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間去了。任何場所，以至記載上，再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了。”——大家看明白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麼？誇彭瑩玉“回到人民中間去了”，是鼓吹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了之後就“讓賢”“退位”，至於讓給誰呢？當然是“賢臣”們吶。
寫彭瑩玉這一段“私貨”毛主席就提出了不同意見，他直接表示：“像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簡單明瞭。最後毛澤東在給吳晗的回信中寫出了一個結論：
“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話雖然說得很委婉，也算是直至核心了——你這一套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可惜啊，肺腑之言，有些人就聽不進去。
所以文人士大夫能搞“暗示”，就不許我們革命領袖搞“暗示”啦？我們的“革命的暗示”還要打敗他們“儒教的暗示”。
（五）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儒教敘事過於根深蒂固，已經深入所有中國人的骨髓中了，所以想要顛覆難上加難。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屢次舉過韓丁《翻身》這本書中的例子——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威廉·辛頓在重慶談判後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成就，深受觸動，創作了以土改為背景的長篇紀實文學《翻身》，其中就詳細記載了關於封建士大夫對於勞動人民的精神奴役方法：
等到土地多得自已經營不過來了，就把它租出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報應。根據這種觀點，張莊的一大部分財富為幾戶人家所據有——實為武力掠奪——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證明。無地少地的窮人若對此不服氣（地主沒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點），就總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錢人之所以有錢——他們這樣開導佃戶——是因為他們吉星高照；而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一齣孃胎就生不逢辰。
這可以透過測“八字”推算出來。還有一種更加迷感人心的名堂是看風水。這種迷信認為基地有某種靈氣。據說，富人發財是因為他們的祖宗墓址選在山、水、風都很吉利的地方。窮人受苦則是因為祖宗葬錯了地方。既然有錢人靠著風水先生的指點，總有辦法找到一處理想的基址，而窮人卻只能隨便找個倒黴的土坑當做葬身之所，那麼這種命運便是永世註定的了。
張莊的地主有意識地宣傳這類思想。他們積極支援用各種方法和手段向人們灌輸“正統觀念”。在那個只為少數人開辦的村學裡，儒家的《四書》《五經》被列為主要的學習課程，過年唱戲，宣揚的是“善惡報應”；“孔聖道”大力提倡祭祖，並且請神婆來扶乩；“北老社”則宣揚佛家聽天由命的消極思想；到了近代，那個在保衛歐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殘餘方面積累了幾世紀經驗的天主教教會，又成了反對社會變革的頑固堡壘。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毛主席雖然說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是思想上跪著的人比比皆是。經過了很多實踐，做了很多嘗試的老人家做出了一個偉大的論斷：要在經濟革命、政治革命之後，進行文化上的革命，徹底改變人的思想。
這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巨大創新，在日本、美國、歐洲都掀起了很大的波瀾。馬爾庫塞、薩特、居伊德波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們，非常認同這一理念，在法國發動了“五月風暴”，並結合歐洲的特點，提出了要用藝術融入日常生活、用藝術作為武器解構資本主義的觀點。
在中國，毛澤東主席發起轟轟烈烈的“儒法大辯論”也是這個緣由，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什麼是新思想、什麼是舊思想、什麼是唯物史觀。當然，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程序，偉人最後十年殫精竭慮但是依然不夠我們的民族去實現這個宏願。當然這些事情只能慢慢來提，現在一筆帶過，將來一定也會重新提起。
文章的結尾再舉一個朱元璋的例子。有一個普遍的以訛傳訛謠言就是朱元璋禁《孟子》，因為孟子中有“社稷次之、君為輕”之類的話。其實朱元璋從未有把《孟子》設為禁書，他只是出了一個《孟子節文》，要求節文之外的言論“科舉不以取士，考試不以命題”。說到底就是出了一個《孟子》的官方解釋版，你原書愛怎麼流傳怎麼流傳，我官方考試以我朱元璋的官方解釋為準。
不過朱元璋死後，官員們立刻奏請朱棣不再將《孟子節文》當做科舉依據，因為它與朱熹批註的《孟子》有出入。有趣的是《孟子》沒成為禁書，《孟子節文》反而成為了禁書，到明末清初時，許多藏書家都表示《孟子節文》已經失傳，而一直到清朝滅亡、故宮變成博物院之後，人們才在宮廷檔案館裡發現了這本書的明初刻本。這就牽扯到一個話語權的問題，是文官士大夫集團最敏感的神經——你皇帝怎麼能來解釋經典呢，解釋經典的權力一定要在我們文官集團手裡。
與《孟子節文》遭遇同樣命運的是《大誥》，這本書非常有名，是朱元璋親自編寫的普法反腐教材，要求老百姓家每人收藏一本，若犯罪可以憑藉此書減刑，同時《大誥》中的種種反腐案例是作為科舉出題的依據。結果朱元璋死後《大誥》同樣被排除出考試範圍，相關政策也沒有人去認真執行。
等到了清初編寫《明史》的時候，史官們想找一本《大誥》作參考，已經找不到了。朱元璋內心咆哮：都說老子搞文化專制，老子才是文化專制的受害者好不好，我一開國皇帝的書成了準禁書找誰說理去？
姜文拍了一部《邪不壓正》，這部電影從名字到劇情統統都是“明示”——就是為的醋包的這頓餃子。
《邪不壓正》中“老三”殺死了師父，成為了炙手可熱的“朱局長”，同時也成功改寫了歷史。第三部中展示除第二部“汙名化”之外的另一種“誅心模式”。親手殺了師父和師母、把土地賣給日本人種鴉片的朱潛龍，成為了槍斃毒販、伸張正義的大英雄：
而生前最反對鴉片的李師父，塑像立在了一片罌粟田上。老三年年祭拜，百姓也年年旁觀這種活動：老三成為了受人敬仰的英雄，而李師父在圍觀群眾看來，也是在為老三背書，證明著老三的忠誠與報恩。
所以說，立塑像的目的不是為了繼承，而是為了誅心，老三透過立塑像，也就獲得了對李師父的最終解釋權，李師父生前反對鴉片的理念也就永不為人所知。老三不但爆了李師父的頭，還誅了張麻子的心。
本文主要從歷史的評價出發講解歷史，是希望大家明白兩點——
第一，歷史是要為現實所用的。我們要明白，儒生給紂王潑髒水，給秦始皇蓋棺定論，說王安石是大奸臣，說雍正得位不正，都是有現實目的的，是為了維護士大夫階級的利益和話語權。用“儒家敘事”去定義暴君、奸雄，而儒生們永遠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花。
第二，一切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相關的決與議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毛主席說過，兒子們出了修正主義，孫子們也是會反對的，這就是辯證法中“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看紂王的平反等了三千年才來，這三千年他已經成為了文人創作暴君形象的反面典型。“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歷史終將會被歷史重新定義。
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資本囚籠》全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