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指控多所大學串通操縱學生助學金的訴訟，揭露了精英大學區別對待特權階層與普通申請者的內幕。
訴訟檔案顯示，在喬治城大學，校長並非依據學生的成績，而是透過查閱其父母的捐贈記錄來決定錄取名單。在麻省理工學院，某位校董會成員向學校施壓，要求學校錄取其商業夥伴的兩位子女。在聖母大學，一名負責特殊申請者名單的招生官員在給同事的郵件中寫道：“真希望明年富豪們能生出更多聰明的孩子！”
這項訴訟始於2022年1月，原告（精英大學的一些學生們）指控美國十餘所院校存在操縱學生助學金、價格壟斷的行為。包括達特茅斯學院、西北大學和萊斯大學在內的十所頂尖院校此前已與原告達成總計2.84億美元的和解協議。
原告在週二向伊利諾伊州聯邦法院提出申請，希望將針對剩餘五所院校（麻省理工學院、聖母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喬治城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案件升級為集體訴訟。原告要求的賠償金額是6.85億美元。根據美國反壟斷法，如果集體訴訟資格獲得批准，賠償金額將增至三倍以上，超過20億美元。
對於那些正在焦頭爛額地準備大學申請、且進入頂尖名校機會愈發渺茫的普通家庭來說，這起訴訟無疑加深了他們對精英院校根據家庭條件區別對待申請者的質疑。
訴訟稱，聖母大學風險與合規委員會曾表示，大量錄取捐贈者子女的做法一旦曝光，將嚴重損害學校聲譽。2020年，該校錄取的申請者中約有4%（86人）與捐贈者存在關聯。在這86名學生中，高達76%需要“特殊關照”才能被錄取。
曾擔任聖母大學本科招生副校長的唐納德·畢曉普（Donald Bishop）在2012年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該郵件已作為訴訟證據提交）：“今年，捐贈者對我們的招生決策產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影響。學校把太多名額給了捐贈者的子女，導致30名原本憑藉自身優異的學術能力可以被錄取的學生失去了機會。”
1999年至2008年間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招生副院長的薩拉·哈伯森（Sara Harberson）在2023年10月為此案作證。哈伯森稱，賓夕法尼亞大學會為來自大家族或與校董會成員相識的學生貼上“特殊權益獲得者（bona fide special interest）”的標籤。“這些學生幾乎肯定會被錄取。即使大學招生人數超額，這些學生也會受到保護。”
喬治城大學的一位前校長則會建立一份“校長名單”，這份名單上的學生通常會被優先錄取。然而，這位校長在挑選進入名單的學生時，依據的並非學生的學術能力或綜合素質，而是其父母的捐贈歷史和捐贈能力。訴訟稱，這位校長經常在該名單的頂部寫上“請錄取（Please Admit）”的批示。
對此，喬治城大學、聖母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發言人均表示，學校將積極應訴，並堅稱所有學生都是憑藉自身實力被錄取的。聖母大學的發言人表示，他們堅信“每一位被聖母大學錄取的學生都完全符合要求”。
精英大學常常標榜自己是唯才是舉的學術殿堂。而週二提交的訴訟內容援引了多年來校領導高層的私密通話、郵件內容以及大學內部報告，揭示了精英大學如何屈服於經濟壓力，犧牲了更優秀的來自普通家庭的申請者，轉而錄取富家子弟。
這並非精英大學首次被曝出關於招生腐敗和不公的醜聞。在另一起關於大學招生種族偏好的訴訟中，人們發現哈佛大學擁有一份“Z名單”，專門用於幫助那些自身能力稍差，但家境優渥的申請者進入哈佛。
無論你是否願意接受，精英大學仍然會積極維護與捐贈者的關係。對於中國學生來說，提升自我競爭力仍然是唯一可靠的應對方法。就像我們說過無數次的那句話：“僧多粥少”是美本申請永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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