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魯薇薇
如果你或家人曾經歷過重大疾病，看《黑鏡》第七季第一集時，是不是也覺得有哪裡不對勁？明明講的是疾病，卻一點都不痛苦；明明講的是照護，卻沒有一點疲憊。這篇文章，從疾病的日常運作角度，看《黑鏡》到底漏掉了什麼。
網飛大熱劇《黑鏡》第七季近日迴歸，在豆瓣斬獲近9分的超高評分。作為一名醫療人文研究者，刷到首頁評論中“第一集家裡如果有病人的都懂吧”，我便迫不及待開始追劇，想看看一向以深刻挖掘人性著稱的《黑鏡》，能就“身體與疾病”這一話題做出怎樣精闢的討論。結果看完第一集，卻大失所望。
不可否認的是，第一集自有其突出優點：它對疾病做出了極好的經濟分析。女主是一名患有腦瘤的教師，在切除腦瘤、植入腦機後，為了每日雲端備份、調整腦機算力，女主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時間休眠，一天有12-16小時陷入昏睡。因為休眠，女主沒辦法持續工作，收入減少，而腦機公司每個月的訂閱費用卻不斷增加——她一生病，就返貧；越貧困，就越負擔不起治病的費用。女主的經歷，教科書一般地展示了資本主義疾病經濟學：在人人都透過工作換取金錢以購買生活和醫療必需品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生病帶來的機體功能喪失必定導致勞動力的喪失和社會功能的喪失；被自由市場判定為“殘次勞動力”的病人，很難阻止自身滑入“貧-病”交加、不斷自我強化的惡性迴圈中。
《黑鏡》意在批判盤旋在普通人老、病、死旅程上虎視眈眈的資本禿鷲，這本是好事，但令人失望的點在於，對於這樣一部具有現實主義批判野心的作品，它用來傳達批判資訊的載體：被疾病折磨的身體，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消失的具身性之“光頭去哪兒了”：被美化的疾病體驗，與被忽視的腦機硬體
如果觀眾對於劇中疾病有所瞭解，可能會發現一處非常違和的劇情：女主從始至終沒有光頭。女主患有腦瘤，需要做開顱手術才能切除腫瘤、放置腦機，而開顱手術前為了方便頭皮表層消毒，需要全面或者區域性剃光頭（由於大腦有血腦屏障、正常抗感染藥物無法進入大腦，因此，術前消除感染風險非常重要）。同時，開顱手術後也應放置3-7天引流管，引流血液和腦脊液，避免這些積壓導致顱內壓升高、造成感染等問題；引流管引流速度過快，會造成頭暈，速度過慢，又會引起嘔吐，一切都需要除錯和平衡。然而劇中，女主做完手術後醒來就是長髮、乾淨、美麗，沒有禿斑、不用拖著引流管，沒有導尿管沒有嘔吐物，彷彿一切與這場疾病相關的不如意都是純然由金錢上的窘迫造成的。
如果你碰巧仔細觀察過腫瘤醫院附近的城中村，就知道毛髮缺失會對人的自我觀感造成怎麼樣的影響：在國內腫瘤醫院的附近，必然有生意紅火的假髮店，因為化療會傷害毛囊細胞造成腫瘤患者大把脫髮，所以許多腫瘤患者乾脆治療一開始就把自己剃成光頭，每天戴假髮和帽子去醫院，假髮是腫瘤醫院的剛需品。
之所以有這麼強烈的假髮需求，絕不僅僅是“社會對女性施加的嚴苛審美規訓”，也或多或少關乎病人的主動權和尊嚴：首先，光頭在人群中非常顯眼，會導致別人或無害或惡意的凝視，也會讓某些有社會經驗的人立馬意識到“這個人生病了”。不少患者都曾講述過別人看見自己的光頭立馬如避瘟神一般避之不及的經歷，而假髮則解決了人群中第一眼的排斥，同時也把講故事的權力交還到病人手上——關於“我生病了”這件事，是否告訴別人、什麼時候講述、究竟告訴誰，這一切從被動的宣告又重新變回了病人能夠掌控的選擇。
其次，對於部分患者來說，維持“正常生活”的慣性非常重要：光頭的形象對家人來說非常陌生，看向自己疏離的眼神讓人非常難受，自己也更習慣有頭髮的造型，更重要的是，有頭髮能夠維持一種“我和生病之前是一樣”的錯覺，這讓每天都處於“治療-復發”不確定性包圍之中的患者獲得些許安全感。
可以說，假髮是一種腫瘤患者剛需性的心理安慰。
然而這一切曲折對女主來說是不存在的：光頭形象的震撼不存在，新形象對伴侶造成的陌生感不存在，由此帶來的汙名化、生活中的凝視、不便是不存在的，麻醉術中用的導尿管、引流管、瘢痕增生、頭痛統統都不存在。
沒有血淚，沒有屎尿屁和嘔吐物，腦瘤這種疾病只是在抽象層面推動了劇情進展，並沒有實質上汙染女主生活的點點滴滴。
由於失去了對身體等物理存在的重視，《黑鏡》第一集對於醫療剝削的想象也非常淺顯懶惰。一般來說，再精密的儀器，在不間斷地使用中都會毀損。內建的腦機也是如此，腦機會移位、鏽蝕、老化，搞不好還會造成感染、腦疝，要不斷維護，必要時重新手術取出並更換。同時，由於外科手術的精度問題，難以把腫瘤細胞完全切除，腦瘤幾乎是必定會復發的疾病，復發後二次手術、介面重製又是一個嚴重問題。
但在第一集中，醫療公司的剝削和對消費需求的創造僅僅停留在軟體層面，即雲端標準版（standard）、加強版 （plus）、 豪華版（lux） 的每月訂閱費，對硬體和手術反而不置一詞，甚至把手術設定成一次性的免費誘餌。這未免把手術效果想象得太一勞永逸，太不符合資本巨頭逐利的本性。
如果發生在現實中，一定會有腦機醫療器械供應公司，像某品牌故意縮短手機電池壽命、促進大家消費新機型一樣，生產時故意縮短腦機的使用壽命，加快患者二次開顱更換新機的頻率，從而讓患者為不斷的手術、腦機更新付款而疲於奔命。整個產業鏈條中，患者身上可供敲骨吸髓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軟體有下嘴處，硬體又怎麼會被忽略？
二、消失的具身性之“照護者就不會累嗎”？模範丈夫敘事，與漢娜阿倫特的勞動理論
《黑鏡》第一集中，不僅是女主身體的物理存在被完全忽略了，男主的身體也是如此。男主的存在完完全全只是一種精神象徵，象徵著對女主矢志不渝的愛情：得知女主生病後，男主日復一日加班為妻子賺取雲端訂閱費用；明明身體已然很勞累，依然在家24小時保持著無懈可擊的好脾氣，甚至在兩人吵架時也不指責妻子拖累了自己；在漫長的工作日後，依然有精力體力保持著和妻子的親密；主動為結婚紀念日慶祝攢錢，雖然經濟已經很緊張，但是他寧願去暗網上直播喝尿、老鼠夾夾舌頭、拔牙，也要把錢用來重溫結婚時的賓館之旅；等經濟拮据到女主決定去死時，男主依然只會依依不捨地勸女主不要這麼早離開他……
倒不是說疾病一定會耗盡兩人之間的感情，只是工作加班的壓力，照護病人的精神和肉體勞動，長期生活在焦慮、看不到希望的環境裡，三者疊加在一起，就算是鐵人也會感到耗竭。現在，只要是個人都能理解為什麼打工人說996三個月，回到出租屋什麼都沒興趣做、只想躺著，或者變成毒婦、發瘋創飛全世界。大家理解打工人，卻期待照護者在遠超996強度的身體和情感勞動中一成不變、情緒穩定、積極向上，這不僅是對人類情感的高估，更是對照護這份無薪工作赤裸裸的輕視。
《照護的邏輯》的作者安瑪莉·摩爾曾經引用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經典區分，解釋人們為什麼把和吃喝拉撒睡相關的工作視為低等。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中把人類實踐分為三種，從最低階到最高階，分別是：勞動（labor）——最低層次。勞動是為生存服務的、重複性的生物活動。它是“動物性”的，和身體強烈相關，只對自己有用。工作（work）——中間層次。工作為生活服務，需要技能、技巧，能夠結成新的社會關係，它超越了純粹的私人領域，對社會和他人有用。行動（action）——最高層次。行動指在公共領域（阿倫特主要指政治）與他人互動，自由、自發，是彰顯個體獨特性的行為。行動完全超越了私人領域，脫離了低階的生存、生活趣味，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所在。
漢娜·阿倫特的等級劃分上承古希臘人文主義的傳統，比如亞里士多德把為身體所需的勞動看作是最不自由的行為，是奴隸的生活方式；為了生活所需工作，是古希臘小商販和手工業者為了斂財的生活方式；只有行動——即少數能夠參與城邦政治的男性有產者（公民）聚集在一起辯論——這樣的行動超越了功利屬性，能夠採取行動才是“人”，他們所享有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也只有這種自由才能產生永恆的“美”。這有點類似於中國古典時代對“勞力者”和“勞心者”的區分，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類似思潮在生活中的體現，比如過於強調人的精神性而忽視人的具身性、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對身體需求的超越、超脫日常的工作更有價值等等。它們是長期歧視家務勞動、照護勞動的思想來源之一，人們覺得家庭主婦、照護者“呆在家裡什麼也沒做”。
古典人文主義對勞動的等級性劃分和對超越生存必需的推崇，無疑屬於一種奴隸主的道德觀：它產生於一個允許人身依附關係存在的城邦時代，維護生存所需的吃喝拉撒等勞動都能讓奴隸代勞，而奴隸主可以憑藉繼承的財產從小商販手中輕易換取生活必需品。——簡而言之，為什麼他們推崇超越性？因為不超越的髒活、累活、苦活都被他們奴役的人給幹了。
在現代社會，沒有奴隸可以壓迫、又沒有充足的資金把勞動外包的原子化的普通人，除了親力親為，難道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更別說對身體的照護根本就不遵循“勞動-工作-行動”如此武斷的三分法，因為照護既是個人的、也是家庭的、更是社會的。照護的物件既是某個人的吃喝拉撒，同時照護者也維護了自己和被照護者的關係，無薪照護勞動更大大節省了社會的醫療資源和福利制度的資金和人力投入。如果非要用古典人文主義的陳詞濫調來描述的話，對身體屎尿屁的關懷和照護本身就具有超越性。
正因為照護這一勞動偉大、繁重且總被低估，《黑鏡》第一集對男主“始終如一”“依依不捨”的單薄描寫就更讓人難以忍受。在真正由照護者講述的故事中，更多還是照護者（如孩子）在失智老人第N次把大便抹在剛換的床單上後忍不住崩潰大叫、責罵老人，責罵完了又痛悔自己亂髮脾氣的故事。照護者也理解這並不是病人的錯，但照護者也會疲勞也會失控。在病人死去時，照護者既會感到悲傷，但同時也會感到解脫。因為照護者也是血肉之軀，身體會被高強度勞動消耗，精神會被身體的勞累所影響。任何試圖否認、美化、簡化這種高度複雜感情的嘗試，都是對照護勞動的輕視。
三、結論：當對疾病的描繪沒有光頭與屎尿屁——失去了身體，也就失去了真實
總體來說，《黑鏡》第一集有現實主義批判的雄心，卻講了一個抽象的、懸在真空裡的故事：它宣稱講述了一個關於疾病的故事，可對身體的處理卻浮皮潦草。女主的身體不會被疾病消耗，男主的身體不會被工作和照護消耗。女主生了一場抽象的病，男主抽象地愛著生病的妻子，一切問題都來源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彷彿如果錢不是問題，愛就可以戰勝一切一樣。
這充其量是一篇關於經濟剝削的寓言、關於兩性之愛的童話，與身體、疾病、照護了無干係。作為被它高舉的現實主義批判大旗吸引而來的觀眾，看完之後卻讓我感到無動於衷，畢竟現實裡的醫療故事實在比導演的空想悲慘太多了。
劇情裡的一個鏡頭，可以完美代表這個故事“身體邏輯”缺失的調性：男主為了給妻子的訂閱續費，直播喝尿挑戰賺錢，喝完尿後，他站在水槽邊仔仔細細地給裝過尿的杯子消毒，導演意圖用這個鏡頭讓我們感受到病人家屬的無奈和悲情。——可導演唯獨不知道的是，尿是無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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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龔思量。
本期微信編輯：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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