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24
本文字數：5577，閱讀時長大約9分鐘
作者 | 第一財經YiMagazine 崔碩
“名校萬千，適己為上。”深圳理工大學2025年校園開放日，教務長趙偉在宣講會上說。今年，這所年輕的大學將開始招收它的第二屆本科生。在此前的公開演講中，校長樊建平如此形容本校的特色：“它是第四代大學，它將融入社群、成為所在社群的核心。”
深圳的大學樂於強調自己的與眾不同。最鮮明的案例是2012年開始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學，它在創辦之初試圖從頭到尾革新大學的管理體制，包括最根本的決策機構和招生方式；此外，多個在深圳開辦分校區或研究院的名校，也會給予深圳的校區更大的自由度，不論是在教師激勵機制還是校企合作上。
這背後是深圳對發展高等教育的長期渴望——和其他一線和新一線城市相比，這座年輕的城市缺乏高等教育的歷史沉澱。過去40餘年裡，深圳投入了大量資源試圖補足短板，早在1983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就曾說過這樣的話：“破釜沉舟、背水一戰，賣了褲子也要把深圳大學辦好。”
當時，深圳大學是深圳唯一的學術型全日制大學。如今，深圳已經擁有17所高等教育機構，包括本地從零建起的大學、高等職業教育機構、各類研究院，以及外部名校的深圳校區。
2016年，深圳制定了一個10年期高等教育發展規劃，此後深圳建設了8所大學。這一規劃的核心數字目標——20所左右的高校、3到5所綜合排名全國前50、全日制在校生25萬——在2025年已基本實現。
雖然截至目前，深圳僅有南方科技大學一所本地的“雙一流”大學，但這些多樣的嘗試已經開始獲得認可，標誌性的兩個案例是：2024年，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在黑龍江省的分數線超過了本部；首次招收本科生的深圳理工大學在廣東省的最低投檔線追平了中山大學。
深圳高等教育的三個階段
2024年，深圳教育支出達1020.55億元，對部分省會城市來說，這相當於是一整年的財政收入。其中，高等教育每年約200億元——在1983年，這個數字僅為500萬元。
1983年到2020年，深圳的高等教育投入總量和增幅均居廣東省第一，規模僅次於北京和上海，生均經費標準是省內其他高校的兩倍。
穩定是深圳對高等教育投入的一個隱藏特點。2010年以來，深圳市財政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年增長20％以上，這個增幅在疫情期間也保持住了。
“在經濟發展的上行階段保持高等教育高投入相對容易，下行階段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仍然不變，這很難得。”南方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劉緒 說。
大學發展與政府規劃的一個錯位在於，前者的發展需要10年甚至數十年的投入，而政策支援專案的週期往往為3到5年。人才、經費、配套資源的“補給”能否持續，是大學教師最關心的問題。
深圳的“孔雀人才計劃”從2010年開始實行，到現在為止，人才計劃的名稱、申請和審批的機制有所調整，但是經費一直沒有變，“對大學老師來說，也是能夠不心浮氣躁地工作的重要原因”，劉緒說。
但長期的資金支援並不意味著深圳有一個跨越40年的高等教育規劃，它的大學發展也經歷過不同方向的嘗試。
劉緒在研究中系統梳理過1980年代以來深圳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她將深圳高等教育的發展劃分為3個階段：新興階段（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整合階段（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和跨越式階段（2000年代中期至今）。
在新興階段，深圳的高等教育發展側重於服務當地經濟的實用需求，即出口導向型加工業。深圳大學和深圳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作為深圳的首批高等教育機構，分別滿足加工產業的職業技能培訓需求，以及地方政府人員在繼續教育和學位提升上的需求。
199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在全國鋪開，深圳的出口加工產業已經沒有獨特的政策優勢，它的產業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此時，深圳高水平大學人才的缺口極速擴大。
在這個階段，深圳開始鼓勵“異地辦學”，也就是請名校開辦深圳校區。大學城和虛擬大學園逐步建成正是由此開始的。2002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研究生院入駐深圳大學城，3所研究生院的主樓毗鄰，你可以在活動展板上同時看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講座公告。廈門大學等院校的研究生院則陸續入駐深圳虛擬大學園。
這些研究院的重要生源是企業高管。“深圳的企業高管和高階管理人員都在飛往北京和上海繼續深造，因為當地缺少條件。”在訪談中，一位工作人員這樣告訴劉緒。
深圳曾期待這些研究院能整合為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甚至將大學城裡的3個研究生院合併為一所新大學，但最終這一方案沒有成真。
所以在第三階段，也就是2010年代前後，深圳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標再次變成建立自己的綜合性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的籌建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啟的。
一位參與了南科大辦學過程的前教育局工作人員告訴劉緒，深圳於2009年被指定為國家改革試驗區，這對於南科大意義重大，南科大因此享有更高的創新自由度。
不論是經費還是師生規模，都不會直接決定大學的面貌，但它是大學生根發芽的基礎。
為什麼選擇深圳的大學
“我相信你們大多數人選擇深圳大學，是因為深圳這座城市。”趙芳還記得研究生開學典禮時校長的開場白。在社交網路上，深圳大學被稱為中國最靠近市中心的大學之一。它的周圍有超過200家上市公司，從粵海校區的食堂出來就能看到騰訊總部的logo。深圳大學的學生常開的一個玩笑是：“去周邊實習比去校園角落的教學樓裡上課還要近。”
不同於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中距離主城區遙遠的大學城，深圳的大學城地處南山區麗湖，商圈、企業遍佈，有多條地鐵穿過，交通便利。根據智聯招聘的資料，過去十多年，深圳都是中國大學生畢業留存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先選城市、再選學校的邏輯在深圳的大學中十分普遍，並且不僅限於學生。劉緒從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畢業後回到國內求職時，她首先確定的是自己要在哪座城市生活：要國際化，環境也要好——深圳機場“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標語讓她心生親近。
當師生實際與大學接觸後，會發現深圳的大學的確與這座城市風格相近。趙芳是來自華中地區某二本院校的藝術生，初次考研她選擇了華中地區一所“985”高校的新聞傳播專業，複試時她提到自己的電子競技研究方向，但全場老師“面無表情”。第二次考研，她把目標定為深圳大學，最初的原因只是因為這所大學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對研究生的本科學校沒有那麼高的要求，但趙芳沒有想到，考研複試時，面試她的老師們對她提到的電子競技方向很感興趣，最終她順利透過面試。
招生方式也能體現深圳的大學更積極的態度和更柔軟的身段。每年的招生季，除了特別忙的院士，即使是正教授、講席教授，南科大所有在職老師都必須參與面試環節，去招生現場和考生聊。頭幾年招生時，招生組還會帶很多箱南科大校園自產的荔枝。張倩來自華北，高考分數超過南科大當年分數線三十多分，當她選擇南科大時，周圍驚訝之聲不少，畢竟她的分數足以選擇一些名氣更大的學校。南科大打動她的是具體的承諾，“他們許諾我入學可以跟著‘大導’做實驗——不是教學實驗室，是真正的科研實驗室，承諾可以出國去學科的頂尖高校交換。”
張倩在高中時就接觸過科研，瞭解這個體系內部複雜的生態結構，她很清楚，對於已經確定要走上研究、科研之路的學生而言，找到一個靠譜、有能力的導師是最重要的——他最好還能在業內享有一定話語權。
《第一財經》YiMagazine曾在2018年報道過南科大的大學改革，尤其是教學和管理上的機制創新，簡而言之，它的目標是減少行政機構的干預和摩擦，賦予教師和學生更大的自主權。多位南科大的師生在接受《第一財經》YiMagazine採訪時都提到，如今的南科大在基本管理體制上已經與中國其他大學接近，沒有那麼多“顛覆式的創新”，但高效、務實的風格還是保留了下來。同時，這種風格也普遍存在於深圳的其他大學之中。
南科大實行教研教授PI制（Principal Investigator）。在南科大，教研序列教師作為獨立PI，不分職稱高低，都有獨立團隊和研究資源。劉緒以助理教授的身份入職，她有獨立辦公室，擔任博士生導師。在劉緒看來，南科大的這套制度有很利於形成好的學術文化與組織生態，同時可以最大限度激勵教師的積極性，有利於原始創新和持續攻關。
張坤是北京人，在美國求學並從事研究工作多年後前往香港科技大學任教。2019年，張坤成了位於深圳的北大滙豐商學院的副教授。“我考慮過回北京，當時跟北大光華、清華有很深的交流接觸，也考慮過上海的中歐商學院等。但北大滙豐確實很不一樣。”張坤說，“一般大學學者與學生之間是有距離的，但這裡很小。”
北大滙豐商學院建築內部的細節也打動了張坤——與學生相關的辦公室都設在教學樓的一層，每層都設有很多交流空間。據《第一財經》YiMagazine記者不完全統計，主樓的7層空間中，至少有20處可供休息、交流的桌椅。“作為一個建於十多年前的教學樓，它很好地利用了各種空間，你從上往下看，不是一個大天井，而是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平臺、小格子，仔細去想，其實都很前沿。”
2022年進入深圳大學廣告系的葉宸感受最明顯的是，2024年上半年他的課程中逐漸湧現了不少與AIGC相關的內容。一些專業課的老師不排斥使用AI輔助課程作業，很多業界分享的內容也調整為AIGC相關的實操，這讓葉宸感覺自己與行業前沿的距離拉近了：“我一下子覺得廣告業又活起來了。”
根據深圳市發展改革委2024年的一份計劃，深圳將圍繞積體電路、生命科學、人工智慧等領域佈局10個前沿交叉學科。
但師生們日常生活的活力與新意並不能完全掩蓋一個根本的焦慮：學校的“檔次”。深圳的大學生更傾向於留在深圳，但深圳本地企業的人才需求仍然大於本地的供給。在與外地知名高校畢業生的競爭中，日常的緊密校企關係並不會帶來太多額外的優勢。
在南科大這樣的新學校，出國深造是非常主流的選擇，因為不論是找工作還是考研，這個學校的招牌在全國範圍內都還不夠響亮，這也是不少受訪大學生眼中深圳高校的普遍硬傷。
王薔即將升入大四，現在正是複習、準備期末考試，衝刺保研的時候，“學校保研率低得可憐。談到這些比較嚴肅的未來發展問題時，深大確實會讓我後悔一下為什麼來了這裡。”
葉宸在入學後的頭兩年裡也曾感到後悔。“看著同分數段的同學去了暨大、華師，心裡總覺得自己‘輸在了有211名頭背書的起跑線’。”
校企近距離
深圳的大學與城市中心和大型企業的近距離，不只體現在地理位置上，更體現在緊密的校企合作。這也是深圳的大學相比於其他城市最鮮明的特點之一。
在深圳的大學裡，隨處可見深圳企業的身影，它們可能是合作實驗室、共同培養的定向班級、宣講、創業孵化器等各種形式。
“產學研結合”是中國各個大學都重視的方向，深圳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一些，它的大學在規劃之初就被納入了產業發展中。
深圳理工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光明研究院、中山大學深圳校區等高校所在的光明科學城是深圳重要的大學聚集區，但它的定位從一開始就不是大學城，而是科研和產業結合的城區。
這種背景下，深圳的大學生有更多直接參與校企合作、開啟職業生涯的機會。
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啟動校外導師制度，幫助準大四的學生獲得行業資訊、人脈和接觸企業的機會。它允許各行業的公司人擔任校外導師，針對就業、行業的發展趨勢等話題給予幫助。
跨境創新加速器XNode大灣區負責人藍翔自去年開始擔任校外導師。他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今年港中深有超300名校外導師，每位導師負責2到4位學生。導師大多來自科技、金融、快消、諮詢等多個行業，約30%擁有博士學位，逾50%的導師具有境外求學或工作經歷。“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讓學校和學生跟城市產生深度連結的機制。”
藍翔曾指導一位大四的學生如何投遞簡歷、面試，並對其面試覆盤。“他會告訴我第一輪面試的情況，他希望怎樣表述、呈現自己，他希望的崗位大概是什麼樣子。我會針對他的期望值以及相應的科技型公司的情況，給予他一些面試方面的指導，並且幫他判斷，在他的備選裡哪些可以作為重點。”最終，他指導的同學拿到了中國一家AI獨角獸的面試機會並在這家公司實習了6個月。
藍翔發現，入駐南山智同崇文園的很多企業都是由大學孵化而出的。“地處大學城更接近創新的源頭。我覺得這是它跟深圳其他空間不一樣的地方。”南山智同崇文園於2019年2月投入使用，憑藉區位優勢，園區吸引了大量高校創業企業。速騰聚創創始人邱純鑫此前在哈工大（深圳）攻讀博士，將研究課題商業化後，他在大學城創立基地的小房間裡成立了這家日後國際領先的雷射雷達公司。
深圳在大學機制上的先行嘗試也給了校企合作更大的自由度。企業博士後工作站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根據2020年10月11日印發的一份深圳的綜合改革方案，深圳被賦予了設立和撤銷企業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分站的許可權——此前這個許可權需要先向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提出申請，再向全國博管辦提出申請，採取一事一議的方式獲批。事權下放後，2024年深圳共設有324個創新基地，15個分站，9個本部招收單位。
北大滙豐商學院的張坤認為，深圳的創新模式不是學術研究推動商業，而是市場反向驅動科研創新。“如今各個城市都在做產學研的聯動和商業閉環，但深圳的經驗是從最後一環倒推的路徑。”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由學術大咖、行業專家先行，而深圳的先行示範來自企業實踐，來自市場需求。
某種程度上，這種權責下放帶來的改變，是整個深圳高等教育的縮影。長期的資金投入、多元的辦學形式、高效的行政體系、緊密的校企關係，也都源自於此。本質上，它是對廣義的市場需求的回應。
這並不奇怪，畢竟一座在改革開放中誕生的城市，它的高等教育也充滿改革開放的基因。
（應受訪者要求，張倩、王薔、葉宸、趙芳為化名。）
感謝秦朗、朱詠玲、張淳奕、賴丹琦對本文提供的幫助。
2人帶144個LABUBU入境被海關查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