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週報|震驚世界的法國集體性侵案;億萬富翁的“星際”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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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週報以翻譯、掃描輿論場上的觀點文章的方式,為讀者呈現全球思想動態。本期思想週報,我們關注震驚世界的吉賽爾·佩利科特案引發的關於性暴力和父權制的重新討論,以及馬斯克的驚人財富和政治野心所蘊含的危險。
文|賈敏,季寺
震驚世界的法國集體性侵案
2024年12月19日,震驚世界的吉賽爾·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案在法國阿維尼翁法院落下帷幕。現年72歲的吉賽爾指控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在2011年至2020年間多次給她下藥並在她睡著時強姦她,並從網路聊天室招募了至少72名其他男子在其失去意識時對其實施強姦,其中50人與多米尼克一同受審,另外20多人則因身份不明而逍遙法外。這起案件於今年9月初開始審理,經過長達15個星期的審判,多米尼克被判處最高刑期20年,50名年齡在26歲至74歲之間的同案被告中,46人被判強姦罪,兩人被判強姦未遂罪,兩人被判性侵犯罪,刑期3年至15年不等。多米尼克還因拍攝其女兒卡羅琳 (Caroline) 以及兒媳奧羅爾 (Aurore) 和席琳 (Celine) 的淫穢照片而被定罪。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19日,法國阿維尼翁,吉賽爾·佩利科特離開了法院,在法庭宣判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因實施和策劃對她的多人強姦事件而被判處20年監禁後。

《衛報》在12月20日的一則報道中指出,這起案件的恐怖和墮落程度震驚了全世界,並重新引燃了對於同意和性暴力的討論。吉賽爾做出了一項在此類案件中不同尋常的舉動,她放棄了匿名權,讓審判公開進行,她說自己是在為被下藥後受到侵犯的“所有女性”作證,從而確保“沒有其他女性重複這種經歷”。她說,“我被獻祭在罪惡的祭壇上”,“他們把我當成布娃娃,當成垃圾袋”。為了駁斥眾多嫌疑人關於他們認為整個過程是經過吉賽爾同意的角色扮演的說法,吉賽爾的法律團隊要求在法庭上播發這些性虐待影片,透過展示吉賽爾在影片中處於一種接近昏迷的麻木狀態而不是睡眠狀態,從而駁斥這些辯護理由。吉賽爾告訴法庭,強姦一詞不足以形容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她說那是酷刑。吉賽爾公開自己經歷的勇氣讓她成為了女性主義偶像,她提出的“羞恥必須改變位置”(從受害者一方轉移到加害者一方)成為了著名的女性主義標語,整個審判期間都有支持者在法庭外對其表示支援。《世界報》、BBC等多家媒體在報道中提到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對吉賽爾表達了感謝,稱她的高尚和勇氣感動和激勵了法國和世界。
《衛報》12月11日釋出的《強姦犯可能就在家中:多米尼克·佩利科特是如何成為有史以來最惡劣的性罪犯之一的》一文提供了有關這起案件的更多細節。2020年9月12日,多米尼克因在距離其居住的馬桑村(Mazan)20分鐘車程的卡龐特拉鎮上的一家大型超市偷拍四名女性裙底時被保安發現並報警後被捕,警方沒收了他隨身攜帶的兩部手機並仔細查看了其中的聊天記錄,隨後搜查了他的家。警方在他的手機、電腦和硬碟上發現了上萬份強姦和性虐待的照片和影片,從而開啟了對於這起法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強姦案的審判。而事實上,多米尼克在2010年就曾因在法國東部塞納馬恩省的一家超市偷拍裙底被捕,當時只交了100歐元罰金就得以脫罪,吉賽爾從未被告知此事,法國在2018年針對這一行為出臺了更明確的法律和更嚴厲的處罰。72歲的多米尼克是一名退休電工和房地產經紀人,在他被捕後,警方發現其DNA與1999年發生在巴黎郊外的一起受害者為年輕地產經紀人的強姦未遂案件中發現的血跡相符,多米尼克在警方出示DNA證據後認罪;警方還懷疑其與1991年一名23歲房地產經紀人被強姦和謀殺的案件有關。這兩起案件仍在調查之中。
全世界都在問,如此駭人聽聞的事件怎麼可能發生?吉賽爾和多米尼克的婚姻持續了超過50年,兩人有3名子女,6名孫輩。多米尼克會帶兒子和孫子去看足球比賽,會給孩子辦生日驚喜派對。當警方在2020年11月告訴吉賽爾警方發現了她被強姦的影片之前,她已經因為經常性的昏厥、記憶喪失、腦霧和極度疲勞感而擔心自己患上了絕症,但她諮詢的所有醫生包括神經科醫生在內都沒有考慮過藥物使用的可能性,也沒有對她進行過藥物檢測。而多米尼克堅持陪她看包括婦科醫生在內的所有醫生,吉賽爾一直認為他是個好男人,從未懷疑過他。多米尼克告訴法庭,從60歲開始,他在性方面變得更加“苛刻”,當妻子不願滿足他的一些要求時,他開始對她下藥。2013年夫婦兩人退休並搬到位於普羅旺斯的馬桑村之後,他開始邀請其他男人強姦他的妻子,並且在隨後的幾年裡對此“上癮”。
吉賽爾在法庭上表示,法國社會中強姦和性虐待的規模值得人們吸取教訓:“強姦犯不一定是在深夜停車場遇到的人,強姦犯也可能是家人和朋友。”多米尼克在審判中說,“變態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變成的”,暗示其犯罪行為與他自己在童年時期受到的性虐待有關。其餘50名被告中也有很多人在童年遭受過性虐待,這一比例可能高達40%。但正如法庭精神病學家洛朗·萊耶(Laurent Layet)在審判中所說的那樣,“你成為施暴者並不是因為你曾經是受害者”,指出兩者在科學上沒有因果關係“非常重要”。50名被告有著不同的職業和背景,其中包括一名護士、一名記者、一名士兵、一名計算機專家,還有農場工人、卡車司機和商店員工。他們中部分人在兒童時期遭受了疏忽和虐待,但另一些人從小上鋼琴課,童年生活有如田園牧歌;一些人有家暴、違法駕駛或盜竊的犯罪記錄,另一些人沒有;有些人已婚,有些人單身;有些人在學校裡學習吃力,但其中有一人擁有兩個學位;有幾個人抽大麻,有些人不抽菸;五人在被捕時被控持有虐待兒童的圖片,許多人使用色情內容……在審判期間,媒體有時稱這些人為“普通人”,但萊耶認為,從醫學和法律角度來看,他們不能被稱為“普通人”,否則意味著所有男人都可以做出這樣的事;但也不能說他們是“怪物”,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具備連環殺手的特徵。吉賽爾的律師安託萬·加繆(Antoine Camus)認為他們之間不存在共同點,他說,這些人只是選擇了強姦。
“普通人”成為了這場審判的一大焦點。BBC近日釋出的“吉賽爾·佩利科特:一個普通女性如何撼動法國對強姦的態度”一文對相關爭議進行了梳理。9月21日,一群包括演員、歌手、音樂家和記者在內的法國知名男性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主張佩利科特案證明男性暴力“不是怪物的問題”。公開信中寫道:“這是男性的問題,是每個男性(Mr Everyman)的問題……所有男人,無一例外,都從支配婦女的制度中受益。”公開信還為尋求挑戰父權制的男性勾勒了一張“路線圖”,提出了“讓我們停止認為雄性天性可以為我們的行為辯護”等建議。
顯然並不是所有男性都願意接受這樣的觀點,網路上關於此案的很多爭論都集中在“所有男性”都有可能實施強姦這一有爭議的說法之上。一些男性使用#NotAllMen(不是所有男人)標籤對此進行反駁。有男性在社交媒體上發問:“我們沒有要求其他女性因為行為不端的女性而羞恥,為什麼僅僅身為男性,我們就要承擔這種羞恥?”很快,很多女性對#NotAllMen標籤表達了憤怒,有些人附上了自己受虐待的細節。記者Manon Mariani寫道:“這個標籤是由男性創造、被男性使用的。這是一種壓制女性痛苦的方式。”網紅男性音樂人Waxx隨後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讓那些使用標籤的人“徹底閉嘴。這與你無關,與我們有關。男人殺人。男人攻擊。句號。”女性主義組織成員Elsa Labouret則認為,法國人的態度仍然需要被挑戰,“我認為很多人仍然認為性暴力是性感或浪漫的,或者認為這是一種法國人的做法”。她認為對此提出質疑並且完全不接受這種說法至關重要。
此案的另一焦點是“化學屈服(chemical submission)”,巴黎毒癮監測中心的化學專家Leila Chaouachi 博士表示,阿維尼翁審判只是讓人們提高對毒品和強姦認識的長期鬥爭中的一步,她認為這需要被當作一個真正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一個關係到所有人的健康問題,而不僅僅是正義問題。還有很多聲音要求法國法律對於“同意(consent)”做出更加明確的規定,目前該國法律中對強姦的定義並不包含這一概念。也有觀點認為真正重點應該是增加警方的資源而非改變法律。
《倫敦書評》日前刊登的“沉睡的女人”一文中,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與政治的蘇菲·史密斯(Sophie Smith)對吉賽爾·佩利科特案背後的“強姦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文章指出,吉賽爾認為她的前夫和其他強姦她的男人是“大男子主義和父權制社會”的產物,這樣的社會“讓強姦變得平常”。作為例證,史密斯分析了凱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暢銷謀殺懸疑係列中“深受愛戴的”私家偵探傑克遜·布羅迪。在她看來,阿特金森筆下的布羅迪是“所有人都可以支援的那種正派人——不是聖人或者天使,而是行走、說話、抽菸、罵髒話的#NotAllMen的化身”。該系列的第二部《善意惡行》(One Good Turn)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布羅迪在他曾經的客戶、當時的戀人朱莉婭沉睡時和她發生了關係,並且是在明知“理論上來說這當然屬於強姦”的情況下選擇這麼做。然而從讀者到評論家,布羅迪的越軌行為似乎都被輕易接受了。史密斯由此認為,佩利科特案和傑克遜·布羅迪小說從文化的不同角度表明,男性權力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被允許選擇不聽從理性、良知、證據和女性的證詞,而女性則被期待無視這種權力的本質。
史密斯指出,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產生了“阿維尼翁怪物”和幾十名加入他的男人的“強姦文化”的邏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不是“怪物”,而是那些粗魯但正派的、我們會愛和原諒的男人,思考我們之所以壓抑著對於脅迫、傷害和信任的小焦慮,究竟是因為我們深信他們不是怪物,還是因為擔心表達焦慮會導致他們的離開、排斥或是憤怒反應。父權制並不意味著男人不能體面、善良地行事,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男人有時候比女人更好、更可靠。但父權制意味著,沒有人能夠聲稱自己永遠不受其影響。它始終存在於背景中,激發、獎勵和掩護那些決定(無論多麼短暫地)脫離好男人軌道的男性。問題的關鍵在於,父權制將女性置於充滿疑惑的情境中,使她們無法區分哪些男人可以信任,哪些則不能,哪些行為她們可以感到安全甚至樂在其中,哪些行為則應該引起警惕,這對男性和女性都會造成傷害。因此,真正正派的男人應該認真對待這種存疑的情境,並願意對這些慾望的來源和意義展開對話。
吉賽爾相信她的證詞——她在熒幕上的身體和她在法庭上的話語——可以改變社會。她的決定意味著一些女性會意識到自己和她一樣是藥物性侵的受害者,一些醫生會考慮提供這方面的檢查和診斷。但史密斯提出的問題是,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社會是否會發生變化:“男性是否會認為自己與產生多米尼克·佩利科特及其共犯的文化有牽連,進而努力改變這種文化和他們自己嗎?如果不會,我們是否至少會創造條件,投資於專業支援服務、公共住房、托育服務和成人教育,讓女性有尊嚴、安全地離開施虐的男人?或者,我們只是繼續要求資金不足的司法系統將壞男人繩之以法?”
億萬富翁的“星際”權力
任何一個人擁有如此巨大的財富,其明顯的不道德性對任何有基本同理心的人來說都顯而易見。但對於馬斯克和其他14位身價超過1000億美元的人來說,這種不道德性幾乎成了次要問題。他們的個人財富對民主的威脅,正如經濟學一貫認為壟斷對功能性市場的危險一樣,是一種扭曲社會的存在。 
僅憑2.5億美元的直接支援——再加上花費440億美元控制X(前身為Twitter),以及3000萬用戶時間線背後演算法的掌控權——馬斯克得到了一個“聯合總統”的回報。不然如何解釋他在巴黎聖母院重新開放時與特朗普和其他國家元首一起露面的行為?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5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擬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計劃舉行會議,馬斯克攜兒子參加。

近日,英國《衛報》發表了Alexander Hurst的評論,認為埃隆·馬斯克或多或少已經成了一個“流氓國家”,是時候加以遏制了。作者認為,馬斯克的意圖是自私且險惡的,他那相當於一個國家的資源讓他能夠肆無忌憚地藐視法律。為了形象化這種情況,如果把一美元比喻成一米,那麼馬斯克的財富足以讓他往返火星,而一個普通的百萬富翁只能往返巴黎和阿姆斯特丹。 
儘管X的估值和使用者數量都在快速下降,但如果僅以此來評估這次收購的意義就大錯特錯了。X的作用已經發揮:它幫助特朗普當選了。一項研究表明,該平臺的演算法被調整過,以支援傾向保守派的使用者。特斯拉股票自特朗普當選以來暴漲超過40%,顯然與公司基本面無關,而是投資者在押注未來將有前所未有的機遇。特斯拉和SpaceX憑藉公共合同和補貼成長為巨頭,而從xAI到Neuralink,馬斯克的其他公司也有望因他在法規制定中的內部影響力而受益。 
但這種財富寡頭統治還不夠,因為對於那些已經擁有一切的少數人來說,從來沒有“夠了”這回事。馬斯克的新癖好是攻擊公務員、大幅削減社會支出,以及針對最弱勢群體。他最近發推寫道:“大多數情況下,‘無家可歸’這個詞是個謊言。它通常是用來形容暴力吸毒者和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宣傳詞”。 
最寬容的解釋是,馬斯克在“鄧寧-克魯格曲線”(鄧寧-克魯格效應是一種認知偏差,指的是能力較低的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能力較高的人則往往低估自己的能力)上的不同點間搖擺。他是一個出色的風險投資家,他的科幻迷般的投資創造了比奢侈品或快時尚更有趣的公司。但這也讓他擁有了無法估量的資源來在地緣政治或社會正義方面表現得像個胡言亂語的傻瓜。而更不寬容的解釋——他曾經的朋友薩姆·哈里斯在最近一次播客中這樣描述他——是他“明顯地、肉眼可見地精神錯亂……整天吸氯胺酮並隨時發推”,已經被自己的演算法激進化,把自己包裝成鋼鐵俠託尼·斯塔克,其實更像是邪惡博士。 
但財富寡頭統治和在美國推行激進社會議程仍然不足以滿足馬斯克的胃口,他將目光投向了其他國家。在過去的半年裡,他攻擊了阻止移民拘留計劃的義大利法官、推廣虛假資訊並煽動英國騷亂,提出直接干預英國選舉政治的可能性,並一再無視歐盟關於X平臺內容稽核和虛假資訊的法律。 
當某一國家以這種方式行事時——干預選舉、發動虛假資訊戰、操控社交媒體——其他國家會公開批評它,甚至施加制裁。而馬斯克不僅僅是一個有觀點且有大量追隨者的普通公民。他的巨大財富、對X的掌控,以及他在美國政府中的新地位讓他成為一個特殊的存在。那麼,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或者至少回應它呢? 
馬斯克的億萬富翁同行選擇了姑息政策,甚至公開表達熱情,對特朗普和背後的操控者頂禮膜拜,這一點不足為奇。更令人驚訝的是,著名記者和大型媒體機構也選擇了類似的方式,助長了特朗普透過訴訟來進行壓制和恐嚇的活動(例如他對《得梅因紀事報》的最新訴訟),原因僅僅是該報發表了他不喜歡的民意調查。 
相比之下,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民粹主義省長道格·福特採取了一種較為強硬的立場,至少在言辭上如此。當特朗普挑釁稱要將加拿大併入美國並對加拿大加徵關稅時,福特表示:“如果特朗普這樣做,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切斷他們的能源供應”。
在國際上,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亞歷山大·德·莫拉埃斯採取了更加實際的行動來應對馬斯克的挑戰。當馬斯克的公司在巴西的行為違反了當地法律時,德·莫拉埃斯不僅沒有退縮,還將馬斯克的公司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處理,凍結了馬斯克的星鏈資產,並要求電信公司阻止訪問馬斯克的社交媒體平臺X。這時,馬斯克退縮了。
接下來應該輪到歐盟採取行動了。歐盟的職責是保護其公民,而不是表現得過於寬容,也不是對馬斯克和X公司可能違反的法律給予象徵性的懲罰,而是應該堅定且果斷地表明:即使馬斯克擁有“星際”般的財富,也不能因此逃避法律制裁。
馬斯克對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支援在12月中旬掀起了廣泛爭議。據德國媒體《明鏡週刊》報道,馬斯克在其社交媒體平臺X上發文稱:“只有另類選擇黨才能拯救德國。”這條推文釋出後不久迅速引發熱議,被多家國際主流媒體廣泛報道。 
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在接受《法蘭克福匯報》採訪時直言,馬斯克的言論是“極不負責任的”,可能助長極右翼勢力的崛起。他呼籲公眾警惕國際富豪干涉德國政治。德國綠黨聯合領導人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則在社交媒體上批評馬斯克“無視德國曆史的敏感性”。 
《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馬斯克的言論超越了自由表達的界限,凸顯了其在全球政治中的影響力。這篇評論指出,馬斯克透過X對另類選擇黨的支援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達,還可能試圖影響德國選舉結果。《衛報》的評論文章則更進一步,批評馬斯克是“一個跨國企業家,利用財富推動個人政治議程的典型案例”。 
路透社報道稱,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級工廠是歐洲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基地之一,德國政治環境對其至關重要。評論指出,馬斯克可能透過支援另類選擇黨施加壓力,以推動對企業更有利的政策,如削減能源稅和減少環境法規。 
同樣是12月中旬,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馬斯克與英國改革黨(Reform UK)黨魁奈傑爾·法拉奇進行了會晤,討論向改革黨提供高達1億英鎊的政治捐款可能性。會晤地點未公開,但據推測發生在倫敦。英國改革黨是一個極右政黨,其前身是脫歐黨(Brexit Party)。主要目標是在當時推動英國順利脫歐,在完成脫歐後,改革黨重新定位,將其重點轉向國內政策和經濟改革,主張削減企業稅,嚴格邊境管控,限制難民入境,他們還主張傳統家庭價值觀,反對多元文化政策。
英國主流政界對此事件反應強烈。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譴責馬斯克“試圖透過鉅額資金破壞英國民主制度”,並呼籲政府加強對外國資金來源的審查。保守黨內部則表現出複雜態度。一些保守黨議員擔憂改革黨可能分裂右翼選民基礎,而另一部分則對馬斯克的立場表示歡迎。 
馬斯克作為外國商人,計劃提供1億英鎊的捐款,金額之高在英國史無前例。這引發了對英國政治是否會被外資操控的擔憂。《衛報》評論稱:“馬斯克的捐款計劃是對英國民主的直接挑戰,將一個極右翼政黨推向主流,不僅會動搖現有政治格局,還可能破壞英國政治的根基”。《泰晤士報》評論稱,馬斯克的潛在捐款行為表明他希望透過支援特定政黨影響英國政策走向,尤其是涉及技術監管、稅收和市場開放等議題。《華盛頓郵報》評論稱,馬斯克的行為可能會加劇全球對科技巨頭干預民主政治的擔憂。 
《經濟學人》的一篇分析文章認為,馬斯克對改革黨的興趣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共鳴,而是與他的商業利益密切相關。改革黨主張放鬆對科技企業的監管,這可能為特斯拉和SpaceX在英國的擴充套件提供便利。同時,有分析認為,馬斯克的行為反映了科技巨頭在政治領域的新模式:不再滿足於單純的遊說,而是透過直接資金支援和社交媒體平臺影響公眾輿論,進一步塑造政策環境。改革黨若獲得馬斯克的捐款支援,可能成為一支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甚至影響英國與歐盟未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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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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