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政治正確的地位無法撼動?特朗普:取消DEI政策

上月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宣佈,取消聯邦政府的DEI政策。他表示,政府將只承認“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並計劃透過行政命令消除聯邦層面的DEI規定。
此舉獲得了許多美國民眾的支援,一個月以來雲集景從的效果也說明,美國社會苦DEI久矣。

DEI政策的由來:從平權運動到制度化改革

多元化(Diversity)、公平(Equity)和包容(Inclusion),簡稱DEI,最初源於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旨在推動不同種族、性別和社會背景群體在教育、職場等領域獲得公平的機會。
DEI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隨著社會變遷、法律調整以及企業文化演進而逐步形成的政策框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因種族隔離、性別歧視等問題積累了大量矛盾。黑人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風起雲湧,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誕生,禁止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國籍的歧視,尤其是在就業、教育和公共設施方面。
這些法律措施的核心目標是透過政策干預,彌補歷史上的結構性不公,促進社會資源的更公平分配。這是美國社會的巨大進步,為全世界的平權運動都樹立了榜樣,也為DEI政策的形成奠定了法理依據。
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女性、少數族裔和LGBTQ群體的權益逐步受到關注,美國社會開始從“反歧視”向“主動促進多元化”轉變。這一階段,DEI政策從政府擴充套件至企業和高校,成為系統性的管理模式。
進入2020年代,隨著“黑命貴”運動、MeToo運動和LGBTQ權利的進一步提升,DEI政策進入深化階段,但也逐漸走向高度政治化。
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引發大規模抗議,許多企業、大學和政府機構承諾增加DEI投資,設立種族公平培訓,甚至調整招聘和晉升標準。一些機構開始規定領導崗位的性別或種族比例,引發“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爭議。
DEI的高潮發生在2021年。拜登政府於當年6月25日釋出行政令,指示每個聯邦機構實施或增加“DEI”培訓計劃,制定“內部政策和程式以支援”員工“過渡”到另一種性別,並向白宮指導委員會提交年度DEI計劃和報告,建立“機構公平團隊”,並任命一名“首席多元化官”來監督合規性。
這項政策還直接干預參與政府訂單的企業。例如《晶片與科學法案》規定:半導體制造商若想獲得美國政府及其下屬機構的資助,必須滿足一定的DEI要求。
全社會大力推進DEI,一方面的確增加了弱勢群體的機會和福祉,另一方面這種矯枉過正也在很多領域製造了災難性的後果,包括政府機構、教育體系和企業界。
  • 政府機構:能力不重要,標籤才重要
我的華人朋友Jack在一家國會授權的聯邦金融監管機構工作。可想而知,在這裡工作,沒有幾把刷子,是不可能鬥得過世界上最聰明的金融犯罪分子的。他就是上海交大的本科、南加大的博士。
雖然這家機構一把手是“瘦白男”,但中低層的內部晉升機會出現,白人男性都明白,只要競爭對手裡有少數族裔(亞裔不算,主要是黑人)、LGBTQ、女性,或者多個身份疊加,能力和資歷就都沒啥用了。
這家聯邦機構的狀況在美國已經算很正常了,洛杉磯消防局(LAFD)的案例更為極端。
此次洛杉磯大火,洛杉磯消防救援局局長克勞利(Kristin Crowley)也被千夫所指,她和多位高層都是LGBTQ,並在消防這個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危險領域,大力提高女性和LGBTQ人士的比例,她被指責將DEI凌駕於正常業務之上。
DEI團隊負責人Kristine Larson, 洛杉磯消防救援局首位女同公平局局長(Equity Bureau Chief),年薪399,000美元,在洛杉磯消防救援局排名第二,公平局的權力甚至超越了傳統HR部門。她是平等消防組織共同創始人,透過不斷指責洛杉磯消防救援局存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而獲得這份工作。
  • 企業:不敢有違政治正確,影響正常運作
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軍用飛機制造商波音,是美國工業製造的“扛把子”,也是DEI的典型受害者。波音招聘的過程中,被指不僅引入了大量因身份標籤而獲得錄用的少數族裔,而且當在波音工作多年的工程師與這些專業能力不足的新人發生爭執時,因為政治正確偏袒新人,拋棄了波音傳統的工程師文化,導致很多核心工程師離開波音。
波音飛機近年事故頻發,被認為與此深度相關。波音也因此陷入了嚴重的危機,波音的股價從2019年的最高點446美元一路下跌到如今的182美元。不僅在航天領域被SpaceX打得體無完膚,在最重要的飛機制造領域上,昔日老大波音2024年只交付了348架,不到老對手空客的一半。
我家附近的沃爾瑪有很多收銀員是殘障人士,甚至坐著輪椅上班;門口迎賓的服務員有些是唐氏兒。顧客對他們都非常友好,老顧客還會樂呵呵多聊幾句家常。這樣的DEI是受到所有人歡迎的,但沃爾瑪有些其他的DEI政策就不太受歡迎了,比如受LGBTQ團體的壓力所迫,在網站上銷售面對未成年人的性和變性商品。沃爾瑪在選擇供應商時,也以增加性少數群體創辦的供應商數量為榮。
矽谷和華爾街的巨頭們,也迫於壓力,為選擇變性手術的員工放長假並報銷鉅額的醫療費用。
  • 教育:未成年人變性,學校要對家長隱瞞
在義務教育階段,加州很多華人家長對公校避之唯恐不及,這與一個法案有關。
2025年1月1日生效的加州AB1955號法案,禁止公立學校將孩子的性別轉換決定通知家長。也就是說,還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自己決定變性,學校會支援這一行為並對家長隱瞞。變性手術的費用還是家長的醫保負擔的。
當加州州長紐森2024年7月正式簽署AB1955成為法律時,和大多數家長一樣,馬斯克也極力反對,稱“這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立即宣佈將X和SpaceX總部遷往德州。他的大兒子已經在加州做了變性手術。
到了大學申請階段,DEI也是亞裔躲不開的噩夢。
美國大學錄取優待少數群體是眾所周知。2009年出版的一本書《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 Race and Class in Elite College Admission and Campus Life 》 ,作者研究了10所名校9000名學生的資料。這項研究製作了一個表格(如下圖),展現了被錄取的不同群體的SAT/ACT分數“優勢”或“劣勢”。
根據上表可以算出,亞裔要比非裔學生在總分1600分的SAT考試中高出440分,才能取得同樣的入學機會。打了10年官司的哈佛“歧視亞裔”案中,哈佛大學被指控在招生時實行“種族配額”,利用“亞裔領導能力不足”等刻板印象對亞裔學生進行“個性評分”,並在學業等客觀評價方面對亞裔學子實行“超高標準”,使得亞裔一直受到“隱形的歧視”。
“學生公平錄取組織”在訴狀中說,在哈佛大學的錄取中,同樣處於學業最優秀的10th decile(學校排名前10%)的申請者中,亞裔的錄取率只有12.7%,而非裔和拉美裔則高達56.1%和31.3%。
上了大學以後也避不開DEI。
2020年,“黑命貴”事件期間,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會計學教授戈登·克萊因收到一位黑人學生的郵件,這位學生要求對黑人學生“特殊成績寬容”。他沒有同意,表示學術標準對所有人是統一的,結果因20000人簽名抗議而被UCLA解僱。

政治正確,似乎無法撼動

DEI政策的初衷是促進社會進步,確保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獲得平等機會。與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比,的確是個巨大的進步。但如果一個社會不以個人能力為主要業績評判標準,而是更看重各種身份標籤,那也是病態的。
美國黑人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曾諷刺說,“如果你一直相信‘任何人都應遵守相同的規則,並在相同的標準下得到評價’的話,那麼你在六十年前是個激進派,三十年前是個自由派,今天則是一名種族主義者。”
民主黨和“進步人士”在推行DEI政策時,走向了矯枉過正的極端,反而製造了新的不公平。更有甚者,只要有人對此有微詞,就會被社會輿論和左派團體口誅筆伐,往往會因此“社死”,丟了工作。
我在一家教會學校參加過一次宣講會,駐校牧師談到這所中學的學生LGBTQ社團的時候,用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表述。連最保守的基督教機構,也要對《聖經》明確反對的LGBTQ阿諛奉承。
由此可見,政治正確似乎成了言論的禁區,強大的力量似乎無法抵抗。

其實是個紙老虎

其實整個美國社會對這種政治正確的反感早有苗頭。
上述哈佛“歧視亞裔”案的結局就可見一斑。2023年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在招生中的“平權行動”,支援了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的訴求,宣佈高等院校招生時不能考慮種族因素。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多數意見中寫道,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不考慮種族、膚色或國籍的任何差異”,因此必須適用於每個人。他認為很多大學長期以來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即“檢驗一個人的試金石不是其克服的挑戰、培養的技能或學到的課程,而是他們的膚色”。
黑人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寫道,“雖然我痛苦的意識到我的種族和所有遭受歧視的人所遭受的社會和經濟上的蹂躪,但我始終希望這個國家能夠遵守《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明確闡明的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都是平等的公民,並且必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待。”
特朗普在此次總統競選中,之所以能以較大優勢戰勝哈里斯,除了通脹等經濟因素,迴歸常識、迴歸傳統價值觀也是非常重要的勝選因素。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打破DEI的行動勢如破竹,得到了大企業和聯邦機構的響應。
沃爾瑪在競選水落石出之前就宣佈取消DEI政策,大批網際網路巨頭也在特朗普宣佈新政策之後應聲而行。
雖然有一些反對聲音,但沒有掀起預想中的巨浪,似乎一夜之間整個美國都從DEI中解脫了出來。
我的朋友Jack所在的那家監管機構,雖然可以不用理會政府的命令,但也在第一時間發全員郵件宣佈撤銷內部的DEI部門。他的白人同事歡欣鼓舞,又覺得有奔頭了。
關於如何在促進多元化與維護公平競爭之間取得平衡,這還會是一個長久的話題。一個社會有多元聲音,可以互相制衡,就不會長久陷入極端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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