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女性的命運，
誰來做主？誰來講述？
章子怡飾演的詹周氏一出場，像是一個渾身燃燒著的女人。
暗紅色的頭巾遮面，衣衫染血，穿過巷弄，將裝著丈夫屍體頭顱的提包扔進蘇州河；另一旁，知識分子女性西林創作的《玩偶之家新編》在戲院上演，臺下觀眾一片鬨鬧。
出走的娜拉，與殺夫的詹周氏，在同一時空下，形成強烈的互文。
猶記得去年戛納電影節《醬園弄》首映禮上，章子怡走上闊別五年的戛納紅毯，兩分多鐘的清場禮遇，全場歡呼她的名字，走出了一種“熹妃回宮”的爽文人生。
但詹周氏的故事，與大女主爽文相去甚遠。
一個女人受夠了積年累月的家暴虐待，走上殺夫碎屍的絕路。等待著她的，是1945年的舊社會里，男權、特權、霸權交織而成的時代鐵幕、社會圖景。
一個女人「醒了」，想做一個人而非玩偶，走出家門，站在“墮落”還是“回來”的岔路。
娜拉與詹周氏，早已凝練成一種女性命運的集合體，連同她們的覺醒，跨越時代的輪轉、制度的更迭以及思想的波動，發出沉重的叩問——
決心出走的女性，決心與命運掰手腕的女性，決心為自己而活的女性，何以找到“第三條路”以及更多可能？
困住「詹周氏們」的
暴力圍城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裡，當娜拉選擇出走，丈夫海默搬出道德、法律、宗教三座大山對娜拉進行束縛，試圖迫使娜拉繼續履行妻權。
在詹周氏身上，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到，來自丈夫、社會、結構的三重暴力，如何對一個女人展開圍剿。
《醬園弄·懸案》劇照
在那個女子婚後必須冠以夫姓的時代，只有男人有權利休妻。
一個女人想要擺脫丈夫無休無止的家暴與虐待，出路只有死。
不是自己死，就是對方死。
與其說這是選擇，不如說是同歸於盡。
連詹周氏自己也明白殺夫的下場。
所以一開始，她索性沒想活。
這一抹破釜沉舟的意味，根植於發生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女子殺夫”敘事的底色。
傾注了自我毀滅的決心，撞向千百年來難以撼動的父權制度的柱子，換來幾聲迴響，以及世人的目光與嘆息。
一個以命搏命的女人，拿自己的生命，搏的是自己的命運。
冠夫姓的名字，具象化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掌控。命名權的實質是話語權，而話語權的實質是掌控。
“詹周氏”這個稱呼，不僅鎖住了她的命，更隱喻了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合集。
《醬園弄·懸案》預告
女性首當其衝的，是來自丈夫的家庭暴力。
才女蕭紅，逃離包辦婚姻之後本以為在愛情裡得到了救贖，卻承受著伴侶蕭軍的出軌與暴力，寫下“他給我以拳頭，我給他以微笑”。
電影《還有明天》裡，迪莉婭的一聲早安換來丈夫沒緣由的一記耳光。第二次、第三次，耳光、毒打變成家常便飯。
蘇敏結婚後，家裡的經濟大權由丈夫掌控，蘇敏每每開口要錢都要忍受丈夫的指責與打罵。她總覺得多幹點活就能得到丈夫的一個好臉色。
在婚姻裡，蕭紅、迪莉婭、蘇敏，她們是被夫權束縛的「詹周氏」、是被暴力消遣的客體。
蘇敏曾在自述裡寫道：“在老一輩的中國女性眼裡，婚姻的底線從來不是由女性說了算，而是男人做主。只要他還要你，而不是選擇別的女人，你就有無數個理由繼續留在這場婚姻中。”
困在婚姻對女性“隱忍為德”的規訓裡，「詹周氏們」選擇為了家庭忍受暴力，活在最小單位的霸權陰霾之下。
上：電影《黃金時代》湯唯飾演蕭紅
中：電影《還有明天》
下：電影《出走的決心》改編自蘇敏真人故事
如果說詹周氏在審訊室裡遭受的毒打，是男人對女人的洩憤，是強權對弱勢的征服。
那麼更強烈的、如墜入深海般的失語，發生在社會語境裡。
民國女作家關露評論這場殺夫案時寫道：
倘若詹周氏走了另一條死路——
吞下安眠藥數片，或是來沙爾一瓶（一種消毒防腐藥）；麻繩一根或者胯帶一條。
次日見報，標題為《詹周氏自殺身死》，沒有人嘆息，也沒有人討論。
在舊時代的眾生相里，普遍存在一種圍觀的暴力。
電影裡，詹周氏被丈夫當眾毆打的畫面中，周圍麻木不仁的鄰居肖像彷彿共同編織了一個密不透風的牢籠。
除了冷漠，還有戲謔。
看客眼中，殺夫案不過是“自古姦情出命案”的桃色逸聞。
殺夫案被改編成舞臺上的滑稽戲，以最大程度的熱鬧供人消遣。
比起觸目而切膚的家暴，這些隱形的暴力同樣留下刀劈斧鑿過的傷痕。
女性失語的處境，在種種圍觀裡，被放大。
《醬園弄·懸案》預告
在歷史的褶皺裡，在不被看見的角落，女性的命運上演著相似的輪迴。
詹周氏賭上命、哪怕下輩子也要擺脫的丈夫的頭，其實根本殺不死、逃不掉。
因為那不只是來自一個男人、某個男人的暴力，是囂張在舊時代、舊制度、舊思想裡的結構性暴力。
結構性的暴力，不由分說地抹去了女人的姓名和主體性。
迪莉婭的一生從未真正屬於自己。她的自由、她的工資，甚至她每天的去向，都被丈夫牢牢掌控。
即便是拒絕纏足、抗婚、談論婦女議題的許廣平女士，也被困在家裡，悲不自勝。
身為家中長女的蘇敏，早早承擔起照顧三個弟弟的家務重擔。她想著結了婚，是不是就能不做或者少做這些家務？
關於女性的沉痛敘事，不是因為需要被看見才不斷重複，而是因為看不見的還有更多，才需要重複。
《醬園弄·懸案》劇照
就像電影《醬園弄·懸案》英文片名《She’s got no name》的隱喻，千千萬萬個“詹周氏”，在多重暴力的圍剿下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名字。
被他者化的女性，困在那條逼仄的弄堂，找不到出口。
「娜拉」出走後的
第三條路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那場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預判了娜拉的兩種命運：墮落，或是回來。
「娜拉」出走之後，是否有第三條路？
電影《醬園弄·懸案》透過展現不同女性對命運的反抗，給出了「娜拉」出走後的另一種可能。
在上世紀40年代，婦女解放思潮正在上海流行。但以詹周氏、王許梅為代表的底層女性，奉行的不是自由平等的解放理論。
沒有人教給她們，什麼是自由解放，什麼是經濟獨立。
但生而為人，對活著的渴望，深埋在人性的本能裡。
舊時代的鐵幕和生存處境雖然困住了她們的主體自由，卻無法阻止一個人求生意志的覺醒。
《醬園弄·懸案》劇照
結構性的暴力，倒逼出王許梅在監獄裡的生存智慧。
王許梅嘴裡說著女人的三大“法寶”，意味著她深諳女性的身體在殘酷世道里的功能屬性，她不惜以此為籌碼，為了活著離開，為了“告訴眾人我王許梅回來了”。
這種不肯被輕易犧牲的生命力，決定了王許梅看向詹周氏的目光，與那些冷漠的圍觀、戲謔的審視不同。
圖源：微博@楊冪工作室
牢房裡，王許梅給詹周氏讀報，讀西林寫下的《為殺夫女辯》，詹周氏第一次認識了自己。
不是醬園弄裡頂著臉上的疤痕被丈夫拳腳交加的自己，也不是審訊室裡形同螻蟻被嚴刑逼供的自己。
詹周氏看見了揮刀砍向丈夫的自己。
想活下去的念頭，其實在她揮刀那一刻就有了。
只是她沒有察覺，滿心想著要徹徹底底丟了那顆頭顱。
然而算命瞎子說的話，何嘗不是一種命運對女性的擺弄？
《醬園弄·懸案》劇照
被押送庭審的途中，詹周氏一次次聽到人群中有女人喊著“反對無頭公案開庭”。
庭審上，西林站出來，打破權力與制度審視下的沉默，大聲告訴她：“詹周氏，不要屈服！”
電影裡最令人澎湃的橋段，莫過於庭審上詹周氏開口自辯，她的眼神、面孔、聲音與同一時空下的王許梅、西林發生交疊。
她們的眼神里，寫著同一種不認命的勇氣。
必須承認的是，在時代的侷限裡，有些覺醒未必動輒得咎，或摧枯拉朽。
帶著強烈生存慾望的王許梅，經過一番困獸猶鬥，化作槍決後不甘心消散的青煙。
知識分子如西林，也要帶著宜人的偽裝遊走於名利場，隱藏起自己中性打扮的稜角。
迪莉婭攥著選票奔向爭取平等權利的明天，但性別權利和家庭暴力無法一夜之間被改寫和消除。
出走的蘇敏，在看過大海、踏過草原，把房車開上4000多米海拔的雪山放聲歌唱之後，仍要掣肘在離婚的泥淖中。
女性的覺醒，從來不等同於復仇爽文。
上：電影《醬園弄·懸案》王許梅
中：電影《醬園弄·懸案》西林
下：電影《還有明天》迪莉婭
在不自由的黑暗裡，她們選擇跟命運槓上。
選擇睜開雙眼直視、看清這世上的不公與殘忍。
這從來不是一件帶著爽感的事情。而是一場且痛、且阻、且長的抗爭。
即便站在一片未知裡，她們相信還有明天。
還有奪回自己姓名的時刻。
電影《還有明天》
出走的第二年，蘇敏換了一輛房車。提車的那天，她在鏡頭裡笑中帶淚地說：“我終於有自己的家了。以前很多東西都不屬於我，很多東西都沒有我的名字，但是這個終於可以冠上我的名字了。”
沒有“墮落”，也沒有“回來”，出走的蘇敏，在今年走上了戛納紅毯。
蘇敏與《出走的決心》導演尹麗川亮相戛納
從娜拉留下關門聲之後，人們對其命運的猜想從未停止。
事實上，比起找到第三條路，出走的「娜拉們」各自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比起絕望地以命搏命，她們握住利劍——也許是筆桿、是選票、是新車、是自由——走上舊秩序與新思想之間反覆拉鋸的戰場。
今天，我們對女性抗爭的想象、對「娜拉」出走的猜想，還可以更豐富、更廣闊。
詹周氏殺夫是一種抗爭，想活下去也是。
王許梅的生存詭計同樣是抗爭。
蘇青、關露、蕭紅、許廣平的寫作同樣是抗爭。
那隻攥緊選票、抹掉口紅的手，同樣是抗爭。
一場刻不容緩的出走同樣是抗爭。
“詹周氏”不是一個女人真正的名字，醬園弄也並非真正的戰場。
她們從命運的廢墟里出走，會找到自己的名字。
女性自我發現的路，遠不止三種。
有些選擇，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