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新世末期,印度次大陸與歐亞板塊相撞,逐漸形成了興都庫什山脈,同時將印度次大陸與歐亞文明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透過興都庫什山脈的山口入侵了南亞次大陸,並在當地設立了種姓制度,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成了高種姓,而矮小黑瘦的印度本土達羅毗荼人成了低種姓,那些不服從這套系統的異見分子,成了賤民。
這套種姓制度將下位者的服從視為美德,將抗爭視為罪惡。
從此之後,馬其頓、莫臥兒等帝國紛紛從興都庫什山脈山口南下,每隔幾百年就給當地帶來征服與殺戮。當新的統治者到來之後,他們沒有摧毀種姓制度,反而強化了它。
在歷史的一次次征服與毀滅中,這套奴役思想,逐漸滲透進了印度的核心。

1947年,獨立的鐘聲敲響,英國人強加在印度人身上的枷鎖,被歷史的洪流所沖垮。印度憲法宣佈種姓制度從印度法律上廢除,每一個印度人享有平等的權利。
然而,頭上的辮子易剪,心中的辮子難除。種姓制度不但沒有被廢除,還與印度官僚體系產生了奇妙的融合,並最終影響了整個行政系統。
壹公務員系統種姓化
在印度獨立數十年後的一個下午,年輕的人力車伕的兒子戈文德賈斯瓦爾受邀來到富商朋友家遊玩,兒童之間純粹的友誼往往具備超越階級的力量,當他們還沉浸在愉快的遊戲中時,富商父親回來了。這位精明的商人只一眼就看穿了戈文德賈斯瓦爾的貧困,隨後詢問了他的種姓。
得到答案的富商父親勃然大怒,他告訴自己的兒子,不要再讓這個低種姓的人來到我們家。那一天,戈文德賈斯瓦爾的童年走向了終結,他看見了成人世界的殘酷。此後他致力於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途徑,直到一位老者告訴他,在印度,人們嫌貧愛富,如果你不能改變你自己以及你的家庭,你的一生都會被別人嫌棄,如果你想要被人尊重,就去參加IAS考試,成為全印公務員的一員。
2006年,戈文德賈斯瓦爾透過IAS考試。
如果不瞭解印度公務員制度,你就無法理解這個故事是多麼勵志。戈文德賈斯瓦爾參與的IAS考試全稱是全印公務員制度,被稱為全球最難的國考。其每年只招募700人,卻有100萬名考生參與角逐。
印度所有縣以上領導崗位幾乎都由IAS公務員擔任,但凡考上IAS公務員,起步就是地區專員(等同我國副處),退休必到聯合秘書(等同我國正廳)。印度政府2022年的資料顯示,全印範圍內,IAS公務員僅有6785人。前文提到的戈文德賈斯瓦爾,今年開始擔任印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廳聯合秘書,成為正廳級幹部。
毫不避諱地說,IAS公務員制度,其起點之高,晉升之快,哪怕你翻遍全球文官系統,都找不到第二例。一旦考上,那就是爽文小說般的逆襲。什麼鄉長,局長,科長,在IAS勝選者面前,都得站起來喝酒。在正常情況下,任何國家的行政系統,都講究自下而上逐級提拔,而在印度,卻出現了IAS這種直接一步登天的考試程式,其根源在哪裡呢?
IAS公務員系統,源於大英帝國ICS帝國公務員制度,是英國為了控制殖民地,而招募高階文官的考試培訓程式。簡單來講,這套人事系統的核心不是招募公務員,而是招募統治者。
從1863年開始,英國允許印度人參加ICS公務員考試,第一位被錄取的印度人,叫薩廷德拉納特·泰戈爾。他是著名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叔叔。從這裡開始,這門考試就具備了一定的種姓色彩,雖然ICS公務員考試不對候選人的種姓進行限制,但參與考試的絕大多數候選人都是有著豐厚家底的高種姓商人或者地主豪強,因為考試地點在倫敦,一般人根本沒辦法去參考。
哪怕今天,印度IAS公務員考試在全印設立考點,但能夠考上的大部分都是有家底的考生,畢竟考試培訓、教材購買,都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再加上一些考生長達十年的脫產備考,一般的家庭還真頂不住。上文提到了的勵志典範人力車伕之子戈文德賈斯瓦爾,其實他爸有20多臺人力車,為了支援他考試,前前後後賣掉了一半的家底才將其託舉到這個高度。
故事來到這裡,肯定會有人問,透過IAS考試的低種姓會被高種姓歧視嗎?答案是否定的,印度人的姓,往往與職業相關,所以很多人可以簡單地透過姓來推斷對方的種姓。而那些透過IAS公務員的候選人,都會在姓前面加上IAS三個字母,由此表明自己來自一個新的種姓階層。換句話來講,那些透過考試的人,他們就不再是賤民、吠舍和首陀羅,他們成為了IAS。印度公務員考試沒有改變種姓制度,而是締造了新的種姓。

一些低種姓的學生,透過IAS考試,成功逆天改命,不但迎娶了高種姓白富美,還能收取鉅額嫁妝。根據2023年的統計,IAS公務員結婚,平均會收取女方嫁妝1100萬盧比(摺合人民幣100萬)。最高的一位,收了一億盧比的嫁妝(摺合人民幣800多萬)。
這就是印度種姓制度的靈活之處。他們總會將統治者接納其中,成為整個系統最大的受益者。從法律層面來講,印度沒有種姓,但當無數印度公務員將IAS放在自己姓名前面時,哪怕高種姓富商看見這三個字,也會恭敬地雙手合十,向對方表達敬意。這意味著,種姓已經嵌入了印度的骨子裡。
這些擁有權力的統治階層,就成了種姓制度的支持者,並維持著這套系統的運轉。這就是種姓制度的可怕之處。
在歷史上的種姓制度中,高種姓被視為純潔的象徵,低種姓被認為是不潔的,需要在飲食、住宿乃至個人衛生方面進行嚴格區分,以確保高種姓不被汙染。同樣的邏輯,也被應用在了印度公務員系統的細節之中。
2009年,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離開美國,接受了時任印度總理辛格的邀請,加入印度政府,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在財政部工作期間,他發現其工作的樓層有一間廁所,僅供印度財政部三位大臣使用(財務大臣、稅收大臣和支出大臣)。
考希克·巴蘇透過無數次會談與鬥爭,終於讓大家意識到,首席經濟學家與三位大臣屬於同等地位。在認識到這個問題的第二天,工作人員就在這間衛生間中增加了一條擦手巾,上面刺繡著首席經濟學家字樣,與另外三條繡著財務大臣、稅收大臣和支出大臣字樣的毛巾,放在一起。
這就是印度這個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背後,無法逾越的等級枷鎖。印度憲法中所有關於人格平等的文字,在這一條繡著職位的擦手巾面前,是那麼的蒼白無力。當殖民程式與印度本身的糟粕文化相結合,程式改變了文化,文化侵染了程式。
貳官僚集權化
在印度,公務員是透過考試選拔的;而政客,也就是總理、部長、邦長這些職位,都是透過人民選舉產生的。許多政客在當選之前,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行政工作,所以這些人一旦當選,就必須依賴種姓化的公務員系統,推進工作。
雖然我們一直在提及印度公務員制度存在種姓化的問題,但鑑於印度公務員考試嚴格的篩選程式,能夠透過考試的人,往往還是有著極強的專業性和極高的智商。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印度國內行政系統是由印度公務員系統所主導的。
1967年,印度商務部部長迪內什·辛格在宣佈新的進出口政策後,召開記者會。在會議中一位記者詢問部長,新的進出口政策會給印度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正當迪內什·辛格準備開口時,商務部首席秘書KB Lal(IAS公務員)直接奪過話筒,告訴部長迪內什·辛格:這個問題對於你來講太複雜了,還是讓我來解答吧。
這裡並不是KB Lal(IAS公務員)過於自負,而是很多印度政客,真的難當大用。公務員長期在行政系統任職,他們熟悉具體事務,而且需要為未來做考量。而很多政客僅僅任期幾年,很多人之前甚至從未有過行政經歷。
70 年代末,印度人民黨政府第一次執政北方邦時,其大多數廳長都缺乏執政經驗,其中一位剛剛當選的行政廳長熱衷於市政改革,上任伊始就要求公務員系統拿出一份具體的建議書,當時負責此事務的部門秘書非常上道,準備了一份長達十頁的說明介紹背景,討論各種替代方案的利弊,並列出大約十五個行動要點,將其傳送給廳長批准。三小時後,檔案就回來了,廳長用印地語含糊地寫道:“我不同意。”
部門秘書垂頭喪氣地走進廳長辦公室,表示他為這些建議付出了很多努力,你不能如此輕率地處理它。廳長對部門秘書的抗議感到驚訝,他告訴部門秘書,你應該早點告訴我你為此做了多少努力,隨後該廳長拿起檔案把“不”字劃掉,變成了我同意,並要求公務員按此執行。當場就把部門秘書給看傻了,當天晚上,該部門秘書找到邦首席秘書,要求調換到其他部門,他無法接受自己與這種蠢貨一起工作。
此事由印度聯邦政府前首席秘書T.S.R.Subramanian寫出,他同時表示:在1962年透過IAS考試後,長達幾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在印度見過的這種水平的官員,比比皆是。簡而言之,印度政客人菜癮大,全靠我們忠誠的公務員,艱難地維修著南亞次大陸這片土地的治理。
但是,在尼赫魯等印度政治家的自傳中,情況又截然不同。印度政治家經常寫道:印度公務員系統圈子文化嚴重,政客對於整個公務員的系統完全不瞭解,各部門的公務員在完成本部門任務時非常高效,一旦出現跨部門行動,就變得極為緩慢互相推諉。政客的意志無法被公務員系統完全執行。這也是印度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公務員系統與政客存在嚴重製約,雙方並不能高效配合。
而一切,在上世紀70年代,這一切都被改變了。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當選印度總理,隨後爆發了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在戰爭中,英迪拉·甘地集中權力處理各種事宜。戰後,其設立的總理辦公室被保留了下來,成了一個超級機構。

印度總理辦公室,有點類似於清朝的軍機處,由專業人士組成,並向各個部門派遣監軍,以監督印度各個部門執行總理決議的情況。隨後,印度地方也開始效仿中央,設立了邦首席部長辦公室。變相將權力集中在了總理和首席部長身上,形成了事實上的獨裁治理。
這個過程,就是印度政客逐漸馴服公務員系統的過程中,印度行政系統的主導權,開始從公務員向政客轉變。
到了今天,印度總理辦公室這種機構,已經擁有了推翻其他部門決議、並向所有人發出指示的權力,而且這些指示常常是口頭形式發出,甚至沒有任何書面檔案可供證明。也就是說,印度公務員制度已經徹底變成了印度政客的附庸,但這一切並沒有改變印度本身的行政效率,當政客拿下公務員系統,如臂使指後,印度的行政效率,反而更低了。
叄選舉困境
不少印度公務員在退休後,批判政客缺乏長遠意識,並認為這些所謂的部長和總理,並不關心除了選舉之外的其他問題。
事實上這話就說得偏頗了,對於印度政客來講,選舉不只是一門生意,更是一門投資。相比於家境優渥,透過考試獲取權利的公務員來講,印度政客的崛起之路,就骯髒得多。很多政客出生於極為艱苦的環境,透過給政黨或者某個大佬拉取選票,走街串巷,宣傳推廣,逐漸步入政壇。
而很多機會,往往伴隨著犯罪與屈辱,在印度文學作品中這些內容屢見不鮮。《貧民窟的火》就描述了女性黨派成員,為了競選機會眼睜睜看著自己女兒被殺害。《白老虎》中,來自農村的售票員為了從政成了大佬的孌童,大家表面尊重他,背後都在嘲笑他。
他們從印度村莊開始攀登政治階梯,見證了一路的血雨腥風,當這麼一個見證了底層黑暗的人,一路走到了村長,局長乃至縣長的位置,請問他們會友好且善良地對待印度群眾嗎?
而在得到這些關鍵崗位後,他們為了能夠繼續往上爬,就需要進一步參與選舉,在印度選舉是一項花費巨大的事業。必須用更多錢才能換取入場券,印度邦一級的議會選舉通常花費三四千萬盧比(人民幣335萬)乃至八千萬盧比(人民幣670萬)。國會選舉開銷上億,摺合人民幣800多萬,在印度,這絕對算是一筆鉅款。而這些資金,往往是有代價的。
一名政客,可能在多次失敗後,才能贏得選舉。而大選一旦獲勝,他就必須連本帶利撈回來,因為他不敢保證下一次選舉,他還在這個崗位上。
為什麼印度政客不關注政策的長期性和連續性?答案就在這裡,他們自己都沒辦法確認自己職位的長期性和聯絡性,哪怕十年後印度GDP超越美國,只要自己不在崗位上,那就一切歸零。
所以在印度政治遊戲中,就是一個零和博弈。如果自己任期內,做了什麼長期性舉動,很容易出現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情況。在自己任期不確定的情況下,一些看起來短視的決定,反而是最佳選擇。
印度政客往往會在一些地區開工醫院,以此獲得當地支援,但並不批覆剩餘資金,以此確保醫院不能按時完工,避免成為下一屆政府的政績。
由於下一次勝利不確定,他必須在本任期內儘可能多地賺錢。這意味著他需要用一個任期,撈夠三代人的錢。每次選舉都會重複這一過程,這就是為什麼印度幾乎是刨底掘根的腐敗,他們連腐敗的可持續都做不到。
在阿米爾汗的真相訪談節目中,印度調查局官員就聊到這麼一件事,他們去印度地方調查水壩建設情況,結果地方官員先開車帶他看一座大壩,再繞一圈讓他看同一座大壩,就這麼一座大壩從不同角度重複看了四次後,告訴調查官員,你看四座大壩都在這裡,直接把調查人員氣笑了。最後他們發現,印度政府撥了四座大壩的款,當地只修了一座。
可以說,這種不計算後果的腐敗,成了印度治理體系中的巨大頑疾。而這一切的根源,恰恰就是印度選舉制度本身。印度這種透過投票選舉官員的制度,迫使所有政客借錢參選,而政客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必須選擇撈錢回本,政治變成了一種生意,甚至是創業。
當這種一心只有選舉的政客主導公務員系統後,印度公務員就發現了一個神奇的現象,自己部門所有的成績,都被政客包攬在自己身上,因為這樣有利於下次競選。而一旦出現問題,政客就會為了自保,將責任全部推到負責實際事務的公務員身上,久而久之,情況就惡化了。印度公務員也知道遊戲規則了,直接躺平擺爛。
肆組閣權
在上世紀80年代,印度一些當選議員因為各種原因選擇叛逃到其他政黨,導致各地政府難以維繫。直到1985年,印度通過了第52修正案,並在憲法中加入了第10條款,強制要求各黨派議員遵守黨派紀律,任何違反黨派指示的投票或者退黨視為叛逃,一律取消議員資格,至此印度政壇才算消停一會。
但隨後,更大的問題出現了,印度是議會內閣制國家,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組成政府。但在實際操作中,印度絕大多數邦議會選舉中,第一大黨都無法取得50%以上的多數黨席位。這樣一來,這些大黨就必須與小黨聯合才能獲得組閣權。
這就導致一些政黨為了組閣,毫無政治原則,一個共產黨可以與宗教黨派結盟,一個左派政黨可以和右派結盟。這樣一來,只要大家籌齊50%的席位,然後就開始組閣撈錢,至於選舉中的政治承諾,那都是狗屁。
這種無原則政治以及粗俗動機,使大多數選民對政治或治理不再產生應有的興趣,所以印度缺乏那種為了政策而投票的選民,因為大家都知道,投誰都一樣。

而這種多數黨組閣的政治規則,這就意味著,為了能夠成功組閣,印度大黨派必須與小黨派聯合,組成聯合政府一起執政,根據印度通過了第52修正案,小黨派加入或者離開,都是集體性的。這就意味著大黨派必須安撫這些小黨派,防止他們脫離政府,導致垮臺。
這種政治設計極大地增加了小黨派的談判能力,民主理論上應該是大多數的勝利,但在這種操作下,小黨派可以利用槓桿獲得更大的政治回報,從而使部分群體獲利,反而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為什麼印度貧民窟長期存在,因為貧民窟存在一系列黑社會控制的票倉。黑社會掌控了貧民窟的公共資源,以此要求當地居民,為其支持者投票。而這些黑社會黨派哪怕只佔有很少的席位,也可以透過這種多數黨組閣規則,獲取足夠的談判籌碼。同時,他們會在政策上要求執政黨向其居民傾斜,比如提供更多的福利和更好的基礎設施建設。
在這種遊戲中,貧民窟與黑社會政黨深度捆綁,居民透過支援黑社會政黨得到了福利,黑社會政黨透過選票,獲取了政治權力。這些黑社會政黨會幫助貧民窟改善環境,但絕不會讓貧民窟消失。這也是為什麼印度國大黨逐漸潰敗的原因,源自城市中產階級的國大黨,是真幹不過這些黑社會政黨。而這也是莫迪的人民黨能夠贏得勝利的關鍵,印度莫迪所領導的人民黨,是一種法西斯式的民族主義政黨,他比一般的黑社會更殘忍。
這一點,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騷亂中就有體現,僅僅一個星期,莫迪的支持者在街道上,殺傷了3000多穆斯林,事後沒有任何懲罰。這是一般黑社會,所做不到的。
伍正義遲到就等於正義被否定
看到這裡,很多人肯定會為印度行政系統的問題感到震驚,大家一定會問,此刻印度司法系統在做什麼,難道在眼睜睜地看著問題發生嗎?
事實上相比於腐朽的印度治理體系,印度司法系統的弊病更大。截至2024年資料,印度全國有超過5000萬起案件懸而未決,按照目前的速度,印度司法體系需要300多年才能結案。印度約有77%的囚犯正在等待審判,而全球的平均比例是33%。在1100多萬未決民事案件中,近四分之一的案件已拖延至少五年,其中大部分涉及土地或其他財產糾紛。
2023年1月,加爾各答高等法院審結了一樁銀行清算案,歷時長達72年。1952年當地銀行宣佈破產,債權人要求清算,雙方產生糾紛,直到2023年才被正式判決。同年6月,在經歷42年的漫長審判後,梅因普里村莊屠殺案的兇手被判終身監禁,此時他已經90多歲了。與他一同犯罪的其他九名嫌疑人,在漫長的審判中相繼離世。而案件的大部分受害者,也被這漫長的法律程式給熬死了。
當然,這些案件最終還得到了一個好的結果,印度更多的案件則因為時間過長而無人問津,更要命的是,印度很多鐵案,因為審判時間過長,導致證人死亡,記憶模糊,證據丟失,最終不得不將嫌疑人釋放。
在全球強姦率的統計中,印度每10萬人有2.22起強姦案件,而瑞典、美國、德國每10萬人分別有85.59、41.82和15.06起強姦案件。乍一看,是不是印度對於女性而言更安全?但實際上,核心在於印度司法緩慢,導致女性不認為法律途徑可以得到正義。而在長期的審判過程中,被害者不得不一次次回憶案件經過,不斷攪擾受害者的生活,一些受害者在長期的審判中頂不住壓力被迫撤案,另外一些受害者直接選擇不報案。
這就導致更多印度男性有恃無恐,因為他們知道,印度法律很難審判他們,而且更多的女性會因此默默承受。
在印度實際的司法操作中,拖延成了一種武器,給予了犯罪分子無限的資源去說服或者推倒證人證言,也給了團伙犯罪篡改竊取證據的機會,甚至一些證據隨著時間流逝和機構重組,自動就消失了,那麼隨之一同消失的也有印度人民所渴望的正義。
民眾對於正義的不信任讓政客開始使用犯罪攫取利益。2004年印度議會選出540多名當選議員。其中居然有近1/4有犯罪記錄,而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直接翻了一倍,近一半的印度議員有犯罪記錄,其中不乏綁架、強姦等重罪。
在選舉過程中,一些議員甚至會驕傲地將自己犯罪記錄公佈出來,以此震懾其他競選者。而當這些議員組閣之後,因為擁有了職位,所以對他們的調查就更加謹慎,大量受害者會在加害者當選後選擇撤案,以防自己被報復。
為了應對印度司法系統的拖沓,一些有良知的印度警察發明了假遭遇戰,以此作為懲罰犯罪的武器。2019年,一名26歲的獸醫在海德拉巴被輪姦,四名犯罪嫌疑人先輪姦了受害者,隨後將其悶死,並用毯子裹住屍體,在橋下焚燒。

如此惡劣的犯罪點燃了印度當地民眾的怒火,四名犯罪嫌疑人被快速抓捕,特倫甘納邦首席部長下令成立一個快速法庭,審判被告的指控罪行。但所有人都知道,哪怕是快速法庭,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做出判決。
轉機出現在當年12月,四名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期間,被警方押往犯罪現場回憶,在現場兩名罪犯搶奪警員手槍,雙方發生槍戰,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擊斃。只能說,這就是典型的法外處決。事情曝光後,這些法外處決的警察變成了英雄,數萬人走上街頭聲援他們。
2022年印度最高法院任命的調查委員會在其報告中得出結論,所謂遭遇戰都是演的,是警察執行了法外處決,此事被移交給特倫甘納邦高等法院採取進一步行動。截止到今天,都沒有一名警察被處罰。而這樣的法外處決,在印度比比皆是。假遭遇戰,成了印度法律最後的手段。
這裡聽起來有些痛快,但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假遭遇戰,都是腐敗警察用來處決那些印度社會正義人士的手段,只要行政系統點頭,司法系統就有無數個方法讓那些心懷正義的有識之士消失,也就是說,印度司法系統不但沒有遏制印度的腐敗和犯罪,反而他們自己就在犯罪。
畢竟在任何司法系統中,法外處決都是極大的犯罪,因其本質上是對司法程式的徹底顛覆。
司法系統的法外處決,源自印度司法系統的緩慢與拖延。而印度司法系統的緩慢與拖沓長期存在,但印度行政體系從未想過改變。知道這套系統運轉的公務員,無法下達這種決策。而具備決策權的印度政客,則沒有魄力進行這種改革。
這是印度官僚主義的通病,具備專業素養的公務員,沒權利決策;具備決策權的政客,不敢決策。大家可以糊弄一下選民,在一些小問題上打補丁,但在真正關於國體的大問題上根本不敢下重注。
人民選擇了政客,政客控制了公務員,公務員產生了官僚體系,低效的官僚體系最終傷害了人民,形成了一個閉環。
陸結尾
一個看似公平,但充滿種姓色彩的公務員體系;一群執著於選票,而不惜一切代價的政客;一個普遍執行法外處決的司法系統。這就是印度所謂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行政系統的底色。
為什麼印度行政系統會有這麼多問題?其實答案很簡單。印度行政系統源自什麼?英國殖民體系。它本身就是為了奴役印度,而非治理印度而設立的。從一開始,整個印度行政系統,包括選拔考試都是有問題的。IAS公務員制度,就是典型案例。
而在獨立之後,印度議會透過選舉,選出了政客,他們不是政治家,他們是新的殖民者。他們利用英國人遺留的殖民系統,不斷從印度攫取利益,然後存到海外的銀行。印度俗語就說,在歐洲有一個國家叫瑞士,有很多白人和黑錢。
印度共產主義學者不止一次寫道,印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是一群公務員、政客和資本家所統治的殖民地。1947的獨立只不過是讓印度,由英國人的殖民地,變成了印度人的殖民地。如果你站在殖民地管理的角度,再去看印度政府,你就會發現,一切不合理的舉動都能說通了。

法外處決的司法系統不是問題,畢竟對於殖民地司法系統而言,法外處決本身就是維護壓迫制度的必然行為。低效的行政也不是問題,對於殖民地行政系統而言,低效且長久存續,才是第一要義,快速的機構改革反而不利於統治。
所以,當你覺得印度行政系統存在弊病時,那就是你看待它的角度不對,只要你站在一個殖民者的角度去看,印度今天的行政體系,利用6785名IAS核心公務員,牢牢地控制住了一個15億人的國家,你就可以看清這套系統是多麼強大。
英國人走了,但這套系統卻遺留了下來。就如同種姓已經被從法律上刪除,卻依舊留在人們心中一樣。
印度統治階級,利用這套系統,重新構建了新的種姓階級。只不過這個新系統的婆羅門,比之前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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