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坦福大學大一新生P同學
作為一名力爭進入頂尖大學的優秀高中生，我深知必須迎合大學的喜好。因此，在申請材料中，我呈現了一個精心包裝過的自己。
為了塑造理想的申請形象，我不得不隱去一段對我人生至關重要的經歷。我的心理健康問題隨著疫情的爆發而急劇惡化。新冠疫情不僅讓世界停擺，還將我和數百萬青少年困在了焦慮不安的內心牢籠中。青少年自殺率從2017年的17%躍升至疫情期間的37%。難以承受的痛苦讓我一度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尋求解脫。
結果是，我被送往了一家住院治療中心，度過了漫長的65天。在那裡，連我帽衫上的繩子都會因為太危險而被取下。這些規定也許是出於安全考慮，卻同時向我傳遞著一個無聲的資訊：我壞了，需要被修復。
起初，我深信不疑，以為掙扎就是我的全部，彷彿我天生就有某種缺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從工作人員和其他患者那裡獲得了力量，他們的支援幫助我與周圍的世界恢復聯絡。我重新掌握了人生的主動權，並且多年來第一次感到自己充滿動力，想要帶著目標、希望，以全新的視角去擁抱生活。
這份重新燃起的希望，開啟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段可以安心地在大學申請文書中分享的時光。過去的掙扎被我小心翼翼地美化和潤色，修改成了我確信招生官會接受的版本。
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因為我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招生論壇曾直言不諱地警告：“大學會把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視為負擔。”一位招生顧問甚至笑著說：“大學為什麼要冒風險錄取一個可能大量佔用他們有限的心理健康資源的學生呢？”
坦白真實的過去，對我而言是一場風險極高的豪賭。大學招生官對申請者心理健康狀況的負面看法，源於社會長期以來對心理疾病的偏見和汙名。儘管美國近一半的本科生都曾遇到過心理健康問題，但它仍然被視為一種弱點。即使是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也不願意冒險錄取那些坦誠自己曾面臨心理健康挑戰的學生。
我決定在申請過程中隱瞞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這並非出於羞愧，而是基於現實考量。我害怕招生官認為我太脆弱，害怕人生中最糟糕的那些時刻會成為我的標籤，但我為自己的沉默付出了代價。
我的沉默，客觀上助長了我一直以來渴望打破的汙名。我無意間傳遞了一個資訊：心理健康問題是令人羞恥的事情。而這樣做，也使得大學沒有機會看到逆境如何塑造了我的韌性、力量和領導才能。
如果我選擇完全坦誠，我會告訴招生官過去的經歷如何塑造了現在的我：我如何從心理健康危機中走出，如何透過分享自己的經歷去鼓勵他人，這段經歷如何激發了我對大腦研究的熱情。最重要的是，我會展示它如何加深了我的同理心，並使我成為一個更堅強、更成熟的人，但我選擇了沉默。
我在申請過程中刻意與“心理健康問題”保持了距離。即使現在，我仍然為隱瞞而感到內疚。如果當時我選擇了坦誠，結果會怎樣？我是否還能被現在的學校錄取？抑或會因風險過高而被拒之門外？
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但我確信，我們所經歷的掙扎至關重要。它們撼動了既有的成見，驅動變革，並喚醒我們共通的情感紐帶。
當學生們因為害怕被貼上“高風險”的標籤而不敢公開過去的掙扎時，這無疑會加劇他們對“自身存在缺陷”的自我認知，彷彿一部分真實的自我必須被深深掩藏。在這個過程中，高等教育也因此失去了它一直強調的堅韌精神和多元視角。
我不會再做同樣的選擇。當我未來申請醫學院時，我會毫無保留地分享過去的掙扎，不僅僅是因為我拒絕繼續隱藏，更因為這段經歷塑造了我的行動和成就。
我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其他人也能在他們的申請中這樣做。我希望他們意識到，韌性不是負擔，而是財富，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值得被驕傲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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