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月初，餘秀華與鄔霞的網路罵戰引發文學圈的討論，文人吵架從來不是壞事，圍觀她們吵架總比看明星八卦有趣多了，更何況還是兩位女詩人。
因為這次隔空罵戰，讓公眾知道了鄔霞的現狀。
她正在經歷著人生的黃昏，貧窮的生活反覆折磨著這位從流水線上下來的女詩人。
她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離婚、單身媽媽、賭博且出軌的前夫、父親重病自殺未果、深圳城中村漲價的房租、兩個女兒即將面臨沒錢上學的困境，67歲的母親李金秀要靠撿垃圾維持生計……一直沒有錢這件事，快要把她逼瘋了。
接通鄔霞電話時，她剛剛到家不久。每天早晨她要坐公交車送小女兒上學，然後獨自到公園溜達一圈。
彼時深圳的天氣已經相當炎熱，三十多度的高溫，陣雨總在不經意間襲來。潮溼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大雨將落的低氣壓，像極了某種說不出口的委屈。
寫作這件事，救不了鄔霞一家人，可是寫作是這位女詩人貧苦生活的精神出口。
5月12日，事發一週後，鄔霞寫了一篇名為《一個奇醜無比的女詩人給傾國傾城女詩人餘秀華的道歉書》以此道歉，連說三遍“對不起”。
罵戰起因是鄔霞在自己號上寫了篇文章，餘秀華親自給她留言，稱她“你寫得太差，所以沒有第二次出版，你要好好讀書，你差太遠了！而且不要天天拍照片，你不好看，你在以色示人，該死”。
鄔霞反擊餘秀華“缺乏口德，像個潑婦”，言語不和，兩人在留言區互撕起來，好一派熱鬧景象。
幾天後，鄔霞坦言幾年前寫餘秀華的幾段話，不存在辱罵，畢竟那部紀錄片就叫《搖搖晃晃的人間》，更不可能瞧不起殘疾人。
“如果我是在罵她，我根本懶得解釋，可餘老師罵我是真的有侮辱性的字眼，也罵過我的女兒。”
作為旁觀者，不做評判。
鄔霞感到委屈的是，明明被人罵了，怎麼還被說是蹭流量想出名，明明生活還是老樣子，粉絲還是寥寥幾千，連破萬都沒到，這場罵戰並未給她帶來多少流量。
更值得思考的是，大家為何只愛看她們吵架，卻不願關心絲毫鄔霞這種底層打工作家的女性困境。
人生不光苦，苦人之間還要互相鬥。
在這之前，鄔霞與餘秀華僅有過兩次交集，參加《魯豫有約》錄製，到天津大劇院朗誦詩歌，兩人沒有任何過節。
餘秀華嘲諷鄔霞“以色示人”，不過是鄔霞的文章，幾乎都會配上自己的照片，下方會用幾行小字記錄當天照片背後的實況。
鄔霞坦言文章用自己的照片配圖也是沒辦法，她聽朋友講用網路照片會侵權，便讓大女兒給自己拍照，如今小女兒拍的多一些。
拍照的時間也就幾分鐘，因為她還要忙著給兩個女兒做飯。
這些照片看起來樸實無華，鄔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母親李金秀在外面撿回來的，她前幾天照片抱在懷裡的粉色玫瑰花也是從垃圾堆撿的。
鄔霞抱著母親撿來的花拍照| 受訪者供圖
沒有精緻妝容，沒有構圖，只有一張憂鬱蒼白的臉，有人讓她找個好看背景拍照，她回覆四個字：
“沒有背景。”
對話時，我說這個回答很妙，一語雙關。鄔霞笑個不停，表示贊同，稱要把這個對話寫進自己正在寫的非虛構新書中。
她是掙扎在生存溫飽線上的底層寫作者，鄔霞試圖借寫作與命運抗爭。
這個過程是漫長而滿足的，時而伴隨著焦灼、無奈。
年輕時的鄔霞與父母| 受訪者供圖
鄔霞說自己是一個沒有故鄉情結的人，鄉愁在她這裡不存在。
在深圳生活了快30年的她，偶爾會想念自己的老家，四川內江市潮水村是鄔霞的來處。
村子裡沒有河流，她不明白村名的由來，也同樣不明白離自己村子幾里路的隔壁村那座橋為何叫殺人橋，她打算下一部懸疑小說的名字，就叫《殺人橋》。
鄔霞是第一代留守兒童，父母都去深圳打工了，她和妹妹被送去了外婆家，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妹一起玩，也不會覺得孤單。
小時候的鄔霞和妹妹| 受訪者供圖
父親去到深圳打工一年後，就回老家了，因為心底放心不下兩個女兒。
儘管家庭貧困，但父母都給了鄔霞最好的愛，沒有農村常見的重男輕女，童年還算幸福。
14歲那年，讀初二的鄔霞開始想念自己的母親，她站在教學樓的走廊上，望向前面的馬路，很希望媽媽突然出現在那裡。
也許是本身學習成績不好，數學從未及格過，繼續讀下去也考不上大學的現實；也許是過於思念獨自在深圳打工流浪的母親，這一切因素讓鄔霞決定輟學。
父親鄔發洲對女兒的學習方面不是很在乎，他覺得女孩子只要能夠寫信就可以了。
少女時期的鄔霞與父母| 受訪者供圖
遠在深圳的母親李金秀知道女兒輟學的事情後，哭了整整一夜，她覺得女兒不繼續讀書很可惜，也害怕女兒墜入和自己相同的命運。
1996年秋天，年僅14歲的鄔霞離開家鄉四川內江，和大娘的三女兒一起坐上了去往深圳的綠皮火車，那座到處是高樓大廈的遙遠城市。
到了深圳後，鄔霞才瞭解到原來父母拍照的背景不是真正的高樓大廈，而是照相館的一塊背景布，她原本還以為母親李金秀過上了體面的城裡人生活。
年輕時的李金秀，光彩照人| 受訪者供圖
還沒等鄔霞回過神來，她就稀裡糊塗地進了廠，少女時光戛然而止。
母親李金秀帶著鄔霞進松高製衣廠時，託人幫忙才讓女兒混進去，她個子矮、皮膚黑、身形瘦，直筒式的工衣遮住嬌小的身軀。
上班不能說話，女工們個個面無表情，自顧自地埋頭重複手裡的動作，像是沒有靈魂的機器。
流水線製衣廠工作時間非常長，一天站著工作十幾個小時不能坐，下班後腳底和腿劇痛無比。
鄔霞在進廠一週後通宵加班，一分鐘都沒休息，她感覺自己氣短、腿腳麻木就要昏倒。
工作服溼透了，她擦掉頭上的汗，繼續加班。旁邊有個女孩年齡和她差不多大，痛苦到一直在叫“媽媽”。
鄔霞一抬頭就能看見自己的媽媽，可一想到母女二人都在同一場域受苦，心裡就很難過。
鄔霞之前在天橋右邊的廠區幹活| 受訪者供圖
在松高製衣廠四年時間裡，鄔霞哭了200多次，她每天都害怕去上班。
一走進車間，她就雙腿發軟，除了漫無休止的流水線勞作，有時還會被當眾謾罵，那關乎尊嚴。
在女工宿舍，鄔霞從不主動和人說話，大家都覺得她性格古怪，其實是她的想法和她們不同，心比天高的她總認為自己活著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溫飽，生活應該不止於此。
枯燥辛苦的流水線勞作，讓鄔霞苦不堪言，她產生了寫小說的念頭。
進廠之後，她看過中國臺灣女作家的言情小說，16歲的鄔霞開始在廢紙上編織愛情故事，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人生第一篇小說《三角戀》，後來又擴寫成一個長篇，反反覆覆寫了三遍，改名為《破鏡重圓》。
在廠裡寫小說的時間全是她擠出來的，工廠中午休息一個小時，往嘴裡迅速塞幾口飯後，鄔霞就從飯堂跑回宿舍，為了節省時間，她把碗交給媽媽洗。
跑回宿舍後，她連氣都來不及喘一口，就拿起筆拼命寫寫寫。
晚上下工回到宿舍，當舍友們都睡去後，鄔霞還在奮筆疾書，寫到凌晨兩點，早晨七點半再起床去上班。
鄔霞站在工廠對面拍的工廠| 受訪者供圖
在她的小說裡，女孩們都過得比她幸福，寫作成為鄔霞的精神支柱。
千禧年，鄔霞開始在打工刊物發表文章。在《湛江文學》發表，一篇150元的稿費，有一次她取了稿費在西鄉公園給父親買了一件背心。
2007年，從工廠離開後，鄔霞得到去廣州魯迅文學院學習的機會。
在魯迅文學班，她第一次接受正統的文學指導與練習，知道了什麼叫純文學、非虛構寫作。
那一個月，是鄔霞來到深圳後過得最快樂、舒心的時光。
老師溫和謙遜，講課水平很高，她的寫作水平有了提高。同學們也很友好，下課後，大家會相約一起吃飯、唱歌，鄔霞唱歌好聽，她從小喜歡唱歌，聽楊鈺瑩，也聽韓寶儀。
小時候的她第一個夢想是當歌星，那個時候鄔霞還不知道有作家這個職業。
她躺在柔軟寬敞的床上，覺得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想起在工廠的某些時刻。
下班後，女工們都睡去了，外面的月光皎潔無比，鄔霞會悄悄地下床，穿上吊帶裙，躡手躡腳地溜進女廁所，月光照在鐵窗玻璃上，她對著玻璃看見穿吊帶裙的自己蠻好看。
一個月的時間飛馳而過，鄔霞結束了魯迅文學院培訓班的學習。
回到深圳後，她在出租屋以自己做女工的真實經歷，寫下了那首代表詩歌《吊帶裙》。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吊帶熨平/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然後從腰身開始熨起/多麼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隻白淨的手……”
鄔霞喜歡穿吊帶裙，那是她想象中美好事物的隱喻。她心氣比一般打工妹要高，想著自己總會過上好日子，嫁一個有房有車的男人，而不是在工地上幹活的人。
毫不意外的是，鄔霞最終還是嫁給了後者。
對方是透過文友介紹的，朋友說他人品好，包工程，愛打點小麻將，沒有錢。
鄔霞心想朋友把他說得那麼好，便決定和這個人交往試試，就算他是個窮男人，也可以經歷從無到有，從苦到甜，在深圳快樂地生活。
她沒等到這一天，還發現自己懷孕了，對方讓鄔霞把孩子生下來，說他會照顧，結果整天泡在麻將館。
她想分手，最後在身邊人勸說下停止了這個念頭。
2011年，孩子馬上就要出生了，因為要報銷一部分費用，她才跟著他回老家領了結婚證。
28歲的鄔霞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命運即將跌落谷底。
沒有婚禮，沒有彩禮，只有無盡的隱患，原來婚前朋友口中的“他愛打點小麻將”是賭博。
女兒生下來後，沒錢買奶粉喝，也從沒穿過新衣服，都是撿別人穿剩的，因為衣服太大穿上直往下掉。
鄔霞原本想的是，結婚後丈夫可以承擔生活開支，自己的稿費給父母。
現實是丈夫天天和狐朋狗友打麻將，不給一分生活費，自己全天帶孩子，寫作時間少得可憐。
微薄的稿費支撐不了生活，要靠爸媽接濟，自己所剩不多的幾千塊稿費全部被丈夫拿去賭博輸光了。
懷第二個孩子時，家裡人都勸她不要生，鄔霞捨不得，堅持要生下來，丈夫對鄔霞說：“你要是再生個姑娘，你就自己養。”
小女兒出生後，無情的丈夫說到做到，連一句關心和問候都沒有，真的讓鄔霞自己養。
她一人照顧兩個女兒，分身乏術，還得想著寫東西賺錢。
這段婚姻走到第五年時，鄔霞吃盡了苦頭，看不到一點希望，她終於在發現丈夫出軌後，下定決心離婚。
鄔霞和兩個女兒| 受訪者供圖
賭博、出軌和家暴，犯一樣鄔霞都應該和他離婚，更何況這幾樣他都犯齊了。
沒有穩定工作，鄔霞只拿到小女兒的撫養權。
她直言，自己和他沒有愛情，好像也根本沒有經歷過婚姻。
人到中年，生活的重錘從未想要饒過她。
貧窮與疾病常常相伴而生，2013年，鄔霞的父親鄔發洲被診斷出糖尿病、腦梗塞、膽結石、高血壓等九種疾病，還患有重度抑鬱症。
為了不拖累家人，父親吃了老鼠藥自殺，還好被送到醫院救了回來。
父親鄔發洲幾十年前就得過抑鬱症，在看著家裡越過越窮，兩個女兒都經歷了不幸的婚姻、離婚後，每天思慮過重，便舊病復發。
年輕時的父親，意氣風發| 受訪者供圖
生活很苦，苦到超乎人們的想象。
寫作15年，家裡還是一貧如洗。
曾經在製衣廠重複勞作的女工，堅信只要堅持寫下去就能衝破階層困境，但現實冰冷且無情。
鄔霞想要放棄，可是命運向來不由分說，2014年，導演秦曉宇打算拍一部紀錄片電影《我的詩篇》，鄔霞的詩歌《吊帶裙》被選用。
導演帶著攝製組來到鄔霞家時，向來節儉的李金秀，差點激動地要去理髮店燙頭。
鄔霞的衣櫃裡裝滿了各種吊帶裙，有20塊錢一件的，也有15塊錢的，這些便宜的地攤貨，承載著她心底的浪漫。
紀錄片《我的詩篇》片段
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燈光師對鄔霞說：“你好好配合，明年這部電影要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到時候你就不用住這個房子了。”
鄔霞相信了，她期待著自己可以住上明亮、寬敞，不需要合租的房子。
2015年，《我的詩篇》上映，主角是烏鳥鳥、鄔霞、吉克阿優、陳年喜、老井、許立志六位打工者。
他們是工人、農民，是最普通的勞動者，置身於幽深的礦井與轟鳴的流水線，根本沒時間讓位給悲傷。
鄔霞是這部紀錄片裡唯一的女主角，她穿著自己最喜歡的一條前短後長、玫紅色吊帶裙走上電影紅毯，這是她在深圳地攤上花了70多塊錢買來的。
平常不穿高跟鞋的她走起路來一搖一擺，不像在場的女明星那般優雅。
她的另一邊，女主持人在熱情地採訪劉亦菲和宋承憲，鄔霞抿著嘴唇非常緊張。
這年，她33歲。
有人告訴鄔霞，“今晚過後，你或許就能找到一份心儀的文字工作”。
她滿懷希望，希望藉此能找到一份穩定的文字工作，獲得大女兒的撫養權。鄔霞雖然沒錢，可仍然堅持要把兩個女兒都帶在身邊。
作為曾經的留守兒童，她深知孩子沒有媽媽在身邊的那種感覺，只要一想起就覺得心痛。
電影節之後，鄔霞錄製了《魯豫有約》和《冷暖人生》，還上了央視五一特別節目《工人詩篇》，那是她前半生人生最高光的一年。
遺憾的是，當聚光燈消失後，鄔霞的人生沒發生多大變化，她去找工作，對方一聽說她連初中學歷都沒有，便沒了下文。
鄔霞沒有學歷，難以找到體面的工作，也就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
期間，她去一家電子廠做文員，短短5個月工廠倒閉，拖欠工資。鄔霞輾轉於好幾個工廠，還做過倉庫管理員、前臺、擺過攤，均以失敗告終，她迫切地想謀一份安穩的工作而不可得。
她也發表過一些作品，但寫作依然沒有多大起色，關注的人寥寥無幾。
鄔霞知道自己在寫作上並非天賦型選手，需要努力練習，多寫多練才可發生質變。
鄔霞在用第二臺280元的電腦寫作| 受訪者供圖
鄔霞過去和家人住在深圳破舊逼仄的城中村，陰暗、潮溼、每天晚上與合租的人搶沖涼房，因水電費的事情被罵。
母親有時哭得緩不過氣，就怪女兒，如果不是她為了寫作來深圳租房，就不會受別人的氣。
人們都說深圳遍地是黃金，可是鄔霞只知道自己的母親在撿垃圾。
母親李金秀之前一直在飯店洗碗，每月工資3000多元，去年鄔霞的妹妹喊母親去帶孩子，閒暇時李金秀就去撿垃圾，能賺個1000塊。
鄔霞的很多衣服、耳環、玩具、電風扇、吃飯的茶几……都是母親撿來的。
在“撿回來”的出租屋裡，一家人相依為命。
鄔霞不寫點什麼的話，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不知道靠什麼支撐活下去。
時代發展迅速，深圳更是如此，可鄔霞家的條件從來沒有改善過。
她原本夢想著自己成為暢銷書作家，能讓一家人住進明亮乾淨的房子，她可以擁有一個自己的書房，安靜寫作。
剛來到深圳時，鄔霞租住在一個叫翠景花園的地方，名字聽起來像高檔小區，實則是一片老舊破敗的農民房，牆上全是草，她打趣似地說：“我看應該叫翠景草原。”
鄔霞性格很好，即便被生活壓得要喘不上氣，依然愛笑。
她和家人在翠景花園住了20年，直到深圳改造舊房，原本的農民房要重建為公寓，租給光鮮亮麗的白領們。
在這其中，鄔霞與一家老小是挪移者，她們被驅趕後，要想方設法找尋新的容身之所。
從2021年至今，鄔霞一家人都住在深圳寶安區共樂村，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社群人口異常密集，被稱作握手樓，懸在半空的電線亂七八糟得纏繞在一起。
每天早晨，電動車、三輪車、來來往往的人群穿梭在此，擠得根本走不動。
住在這裡，生活相對便利，有超市、水果店、滷肉熟食店、菜鳥驛站……
鄔霞的家在共樂村更深處，找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七拐八拐才能到達，外賣小哥和快遞員給她打電話要說半天才能找到，或者乾脆就找不到，要不然就送到另外一個地方。
她住在下塘129號，他們就送到上塘129號，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她已習以為常。
不停上漲的房租讓鄔霞壓力倍增，2021年5月9號，剛搬到共和村的時候，每個月2900元，原本說好租夠一年加100塊，沒成想一年後，房東要漲600塊，在反覆交談後，最後以3250元續租。
她有一首名叫《出租屋》的詩，記錄下了住處的惡劣環境之一。
“出租屋見證著時間的流逝/它的牆皮已經脫落/老鼠、蟑螂、蚊子來去自由/我偶爾會嫌棄它/也得感謝它/收納了我們”
深圳的高樓大廈，與她無關。住在爛房子裡，鄔霞也不想回老家，有時她想象一下要回到農村，就感覺脊背發涼。
這些年，鄔霞只回過兩次老家，內江的天總是霧濛濛的，她很不喜歡。
她貪戀深圳的好天氣，這裡的夏天如此漫長，可以穿很長時間的裙子。老家的氣候也不適合父親養病，很少見到太陽，空氣中總瀰漫著一股化不開的霧氣。
大女兒的戶口在前夫那裡，回到老家沒法上學。父親的身體也會越來越糟，可能連命都沒了。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鄔霞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鄔霞一家人| 受訪者供圖
在鄔霞的記憶裡，自己一直為錢糾結。
她是一個只有生存，沒有生活的人，常年臥病在床的父親日漸消瘦，鄔霞和母親、妹妹輪流照料，按時帶著去醫院做檢查。
鄔霞努力截斷“留守兒童長大成為打工者，再生下下一代留守兒童”的命運迴圈，她迴圈了母親李金秀的命運，也害怕兩個女兒步自己後塵。
她靠自學拿到了大專畢業證書，為了深圳戶口讓孩子讀公立學校，鄔霞還考了兩年工程管理證，書很厚，題很難，考的人很多，她考了兩次都失敗了，為了考證還榨乾了這幾年的寫作時間。
兩個女兒現在在讀民辦學校，離家遠、學費貴。她6點55分和孩子出門，如今大女兒讀初中了，不需要她去送，她坐公交車送小女兒上小學。
鄔霞和兩個女兒
回到家後，她給臥病在床的父親做完飯，就做做家務，收拾一下“撿回來”的家，開啟從維修店買來的280塊舊電腦開始寫作。
鄔霞如今手裡這個舊電腦，是第二臺280元的電腦，第一臺已經壞掉了。
她不知道自己能支撐這個家多久，只知道如果日子繼續這樣貧苦，是絕對沒有錢供兩個女兒讀高中的。
大女兒喜歡畫畫，她在想是否可以讓孩子學個手藝，可以自己開店，總歸不能和自己一樣，走上打工的命運，過暗無天日的閉塞生活。
她已盡力拖拽，不讓兩個女兒成為深圳的第三代打工者。
大女兒畫的畫| 受訪者供圖
鄔霞說自己一點也不留戀活著，更不願意像爸爸那樣將來變成一個臥床老人，完全失去掌控自己身體的本能，失去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鄔霞如今每天早晨6點20分就要起床，第一件事是要給小女兒燒開水，學校無法直接開啟水，要在家裡燒開水放涼，再倒進杯子裡。
與以往不同的是，最近小女兒的書包裡還多了一個雞蛋。
前些日子，鄔霞帶著瘦小的小女兒到一兒童健康機構查身體，孩子的骨齡相比於同齡人偏大，這意味著要長高的話，存在困難。
醫生建議每天給孩子吃個雞蛋，補充蛋白質，鄔霞這才意識到，原來自己以前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她內心倍感懊悔。
2018年，鄔霞和兩個女兒。那是鄔霞最後一次燙頭髮，對話時，她說花幾百塊捨不得，養孩子越來越吃力| 受訪者供圖
我問鄔霞，走到今天，已經是自己拼盡全力的結果了嗎？
“不是，我會繼續拼命，尋找出路的”，鄔霞這麼回答，她是石頭縫裡開出的野花，夾縫求生。
鄔霞最近送完小女兒上學，坐公交車回家時會先到寶安公園走一走，為了正在寫的非虛構新書她幾乎黑白顛倒，身體有了不舒服的訊號。
5月17日，鄔霞在寶安公園| 受訪者供圖
她是別人眼中“可憐的女作家”，也是這個家的頂樑柱，平日裡鄔霞喜歡唱歌，也許是為了躲避現實生活的重壓。
聽韓寶儀的歌時，沉浸在其中，鄔霞暫時忘卻自己沒有錢沒有煩惱的現實，感覺活著也蠻好。
當音樂結束，一切照舊，共樂村的嘈雜聲與父親的嘆息聲一同襲來，鄔霞又要為明天的飯碗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