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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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4年，深漂女詩人鄔霞在單身媽媽和打工作家的身份裡進退失據。
27年前，14歲的鄔霞從四川故鄉初中輟學，到深圳成為一名女工。2014年，她作為工人詩歌電影《我的詩篇》中唯一一位女工詩人，走進大眾視野。
今年，鄔霞42歲。作為單身母親，她和兩個女兒居住在城中村。嘗過學歷低下、經濟貧困的苦，她如今苦苦追逐著超大城市水漲船高的准入門檻，努力阻止兩個女兒陷入和她類似的命運。
夏夜，深圳西鄉共樂舊村一棟抱手樓內，鄔霞躺在客廳的舊沙發上，面色蒼白憂鬱。
屋內，斑駁的牆壁上粘著一張墨綠色海報，是她在自傳《我的吊帶裙》新書分享會時留下的，鄔霞母親撿來準備去賣的紙殼，佔據了院子裡一小塊空地。這是鄔霞在城中村住了3年的家。
今年，鄔霞42歲了。自14歲初中輟學，她隨父母深漂27年，一直租住在深圳市寶安區“相依為命”。鄔霞另外的身份是作家，也是一位單親媽媽。她19歲開始在打工文學刊物上發表短文，2015年，成為工人詩歌電影《我的詩篇》中出現的唯一一位女詩人，走上上海國際電影節紅毯，後來又登上央視，這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此後這10年，鄔霞不斷和貧困鬥爭，離婚、父親重病、貧困……也時常出現在媒體上。而她的困頓，也常常成為她被攻擊的理由。
6月底，鄔霞在出租屋的廁所門前跌倒。她感到水泥臺階堅硬鋒利的邊緣直抵背部，背部很快腫痛起來。看病要錢，她在出租屋裡硬挺了2天，拍了受傷處的照片發給附近一個開推拿店的小老闆看，對方判斷說是“骨裂”。這種情況難以自愈，於是，傷後第3天，鄔霞才由母親用輪椅推著，穿過不平的小巷，抵達寶安醫院。在醫院經過一番檢查，醫生診斷鄔霞2-4根腰椎，橫突骨折。從醫院回到家，鄔霞按照醫生的囑咐服藥，在家休養。她每天起床後只能斜躺在客廳的舊沙發上，忍受著背部“發神經似的疼痛”。
用鄔霞自己的話說，2024年上半年，她忙碌，但“顆粒無收”。
2月末，因父親患帶狀皰疹住院，鄔霞和母親、妹妹輪流在醫院陪護。鄔霞負責一整個白天。清早，她六點半送兩個女兒上公交車，就趕去醫院，給父親擦藥、換尿墊、餵飯，緊盯著他的需求。陪床27天，父親睡著的間隙，她抱著手機刷題，準備5月份系統整合專案管理工程師的考試。
回家後，她接著用電腦上課、刷題。為趕進度，常常要熬夜到凌晨兩三點。
4月底，一家省級刊物向鄔霞約稿，1萬字左右的約稿，她寫了一個月。忙起來的時候，她就利用碎片時間，在手機上寫幾行字，回家再複製到電腦上。這筆5千餘元的稿費8月發放，因此上半年還是顆粒無收。
因為經濟困頓，家人們其實希望，鄔霞這次骨折傷好後，能夠去找一份工作。
另一方面，在家養傷的鄔霞，為一件和錢有關的事焦灼不已——兩個女兒讀私立學校統共需要一萬六千餘元的學費，尚未湊齊。
受傷前一週，鄔霞剛剛為大女兒申請了初中學位。深圳實行積分戶籍制。作為外地戶籍人員，鄔霞只有擁有對應學歷，再加足夠的社保年限，攢夠積分落戶，孩子才能讀公立學校。
14歲，她到深圳打工，35歲才在深圳交上社保。為了入戶給孩子辦入學，2020年起，她在照顧孩子、寫作之餘，也開始學習，準備自考大專及工程師。去年，她靠自學拿到大專畢業證書。
6年的社保，加上自考的大專文憑，鄔霞幾乎榨乾了自己這些年空閒的時間，終於在手裡攥了67.6分。不過，距離孩子入學公立學校74分的門檻，還差6.4分，她依然只能給大女兒申請私立初中的學位。
在公眾號上，她記錄了這些年漂泊於深圳無房、無戶口的困窘與無助，卻招來謾罵。有人將她與同因《我的詩篇》走入民眾視野的詩人陳年喜比較。說她天分與才華耗盡，“繼續寫作也是浪費時間”。有人因她生存維艱還“做文學夢”而不滿，說要罵醒她。
鄔霞在留言下回復，講述她作為單身媽媽，憑一己之力要解決孩子的戶籍、房子和生活費的不易，對方卻諷刺她作為清貧的詩人對房子和戶口的渴望：“你要等到一間大房子才來寫作嗎？”
在貧窮的催磨中，記錄和寫作作為宣洩，一直是鄔霞少有的精神出口。2022年，鄔霞的自傳體書籍《我的吊帶裙》出版，她在書中袒露了打工往事與一段婚姻，卻因一些細節不符合讀者對“完全解放的女作家”的期待，而招致攻擊。名氣為她帶來的，更多是凝視，她曾在採訪中講述了媽媽為一家人付房租的故事，又招來了“啃老”的罵名。
這些注視難說是否過於苛刻。擁有共同來處的鄔霞和陳年喜，仍在線上保持著聯絡。2022年9月，鄔霞出新書後，陳年喜在朋友圈為鄔霞發言，說出她作為出書背後，作為貧困的單親媽媽，不易的處境：“她沒有如我們這些男性廣泛閱讀的時間、自由和條件，也少有廣闊涉及社會生活層面的機會，思考、寫作到這個層面已堪稱優秀”。
圖 | 鄔霞在家中
2013年，鄔霞58歲的父親確診糖尿病、因中風、重度抑鬱住院。近幾年他的身體每況愈下，生病住院，都是鄔霞和母親、妹妹輪流陪護。這些年老人無法工作，他的商業養老金，多用來買藥。當時，深圳文學圈的許多文友對鄔霞伸出了援手。鄔霞的父親走出了鬼門關 ，但家中花光積蓄，還欠下了外債。
鄔霞的母親李金秀做洗碗工、去街上撿垃圾，維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這兩年，鄔霞靠著從電腦維修店280元購入的店主淘汰的舊電腦上課、準備考試，也用這臺電腦寫作來湊齊讓女兒們讀書的開銷。
自小，創造收入，就是鄔霞生活裡最重要的命題。
1982年，鄔霞出生於四川內江潮水村。90年代，她曾羨慕住在城裡的姑姑家連廁所裡都貼著白色瓷磚，鄔霞發誓要“努力讀書，將來當老師，住在那樣明淨的房子裡”。
1996年到深圳的時候，鄔霞在製衣廠成為了一名童工。在大城市，只有工廠對學歷、背景有限的女孩敞開大門。流水線旁，她休息、閒談都不被允許。那時候，她一天站十多個小時，到最後胸悶氣短、腳底鑽心地疼。平常日子，回到宿舍洗漱完畢，1點多能入睡，遇上工廠趕工，還要通宵加班。
這樣的工作強度，僅能兌換來400元月薪，還要承受突如其來的責罵和名目繁多的罰扣項。在工廠做滿3個月扣50元調整金，在宿舍吃夜宵罰扣50元，沒戴廠牌罰款200元。入廠第一個月，鄔霞站在街邊洗漱時，便因沒戴廠牌，在大庭廣眾下被提著衣領揪到宿舍，自尊心強的她和媽媽躲在宿舍小床上相視而泣，還被罰扣200元。
在這樣的環境下，女工們生髮出應對的生存策略。鄔霞母親選擇的方法是忍耐。自1989年她到深圳打工，就是靠著忍氣吞聲，賺來足夠兩個女兒上學的錢。一些年輕的女工，則選擇輾轉各個工廠，攢夠嫁妝錢就離開。也有女工加班之餘，去培訓班學習電腦技術，希望學成後找一份文員工作離開這裡。
鄔霞選擇了寫作。在工廠，女工們之間流傳言情小說。90年代，暢銷小說家席絹、瓊瑤的小說傳入到內地，看多了，在工廠的第二年，鄔霞也開始寫。寫在父親的工友特意為她留下的薄如蟬翼的稿紙上，她在創作的小說裡命名人物，操縱命運。上下午10分鐘的休息時間，她讀小說。午休時，她穿過廠區長長的天橋，趕回宿舍寫上幾句。夜晚加完班，她在通宵明亮的宿舍內繼續寫到凌晨2點。
那時候，鄔霞夢想成為瓊瑤那樣的暢銷書作家，讓一家人住進明淨的房子。言情小說寫作是她的避難所，也為她提供了冰冷工廠裡難得的情感上的養料和關懷。當然，還寄託著她逃離工廠的願望。不過，這次嘗試，以她收到深圳當地一家知名報社的退稿信而告終。
離開工廠的願望仍在。2000年，鄔霞在一本名為《星河影視》的雜誌上，看到大連一所藝校的招生資訊。她花光在工廠存下的7、8千元，在父母陪伴下去了學校。到了學校，鄔霞發現，學校裡只有她和另外一個女孩子是打工妹。其他的學生“家裡都是做生意的”。她在這間學校待了1年學習編劇，學校給幾個成年的女孩準備了一個留校工作的機會，“最終留下了一位大學生”。
工廠興盛的年代，打工文學也在繁盛。2001年，從大連回到深圳的鄔霞，在家裡的出租屋整日寫作，仍是寫言情小說。80年代末，順應著深圳的打工熱潮，打工刊物諸如《佛山文藝》《打工族》興起，1988年，打工文學刊物《大鵬灣》在深圳、東莞兩地發行，月發行量一度超過10萬冊。鄔霞至今記得，“打工皇后”安子憑藉寫作和出版言情小說，成為一代打工人的夢想。
在打工文學界等待初露頭角的同時，鄔霞輾轉在各家工廠。2001年到2004年間，她做過倉管、製衣工。趕貨通宵加班到凌晨5、6點，她閉眼打瞌睡，再被拿剪刀的手重重墜落的聲音驚醒。她短暫地被介紹做了5個月文員，最末尾時“工廠工資都快發不出”，遭遇供應商性騷擾，對方賠償了5000元，工廠領導扣下了3000元。鄔霞懷著複雜的心情拿著2000元回了家，此後1個月，她憂懼被尋仇，只敢繞道離開。
2001年，鄔霞以“夢瑤”為筆名發表短文，沒有稿酬，但鄔霞像那段時光中所有懷揣文學夢的青年，在封閉中寫了6年，渴望被看見。
蟄伏多年沒有迴響，鄔霞決心自己創造一些機會。
她給深圳幾家報紙挨個打電話，其中一家報紙來採訪了她。受到關注後，鄔霞得到了人生中第一臺液晶顯示屏的新電腦，她激動得“臉頰發燙”，她“第一次覺得深圳是一座溫暖的城市”。那是深圳打工文學風起雲湧的時代。被報道後，鄔霞受到關注並參加了魯迅文學班的作家培訓班。在那裡，鄔霞第一次接受純粹的職業的文學指導、訓練和鼓勵，知道了什麼叫純文學、小說。一位同行告訴她，言情小說市場已經飽和，“你是寫不出來的”，建議她可以以打工生活為素材寫作。
2007年，鄔霞在出租屋以她在工廠生活的經歷，寫下的《吊帶裙》等小詩發表在《打工文學》（現名《寶安文學》）創刊號上。
2015年，《我的詩篇》上映，鄔霞走上電影節紅毯時，有人告訴她，或許你今天晚上就能找一份心儀的文字工作。鄔霞重燃希望，她希望藉此能找一份工作，獲得女兒的撫養權，擺脫婚姻改善家境。
她四處託人尋求一份有穩定收入的文字工作，但對方 “一聽說她初二的學歷”，便不了了之。她也得到過四川宗親的一些“關照”，宗親推薦她去開單，20多天一單未開。
也有人問她是否離開深圳選擇去東莞求職，那裡競爭壓力小，但在深圳寶安區居住多年，租房、給父親看病都已習慣，鄔霞還是決定留在深圳。
因貧窮的出身只有低學歷，因低學歷在就業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無法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此迴圈。鄔霞回憶起她隨《我的詩篇》主創參加活動時，“人家看我在螢幕前笑，不知道我在家裡哭”。
求職不順，她想著去做小生意。她能獲得的資訊仍舊是，招工資訊和廣告，循著地鐵站收到的傳單上的地址，她花費1500元報名學習攤煎餅果子。到了“學校”，十幾個人站在高溫的鍋臺前練習攤餅皮，她站上一天，回家後臉上的紅暈也不消散。她開始學習後，才意識到後續找幫手和場地，也是問題。
圖 | 2月末，鄔霞在醫院陪護父親
在《東京貧困女子》一書中，記者出身的作者中村淳彥曾總結過對女性陷入貧困的原因的觀察：貧困，是在出身和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健康狀態、就業、政策、制度、個人和配偶的性格及人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發生的。每個人面對的現實五花八門，各不相同。
鄔霞21歲時被催婚。她從身邊的女孩身上見過婚姻的模樣。發小結婚後，和丈夫住在鐵皮房內。妹妹生完孩子4個月後，孩子被婆婆帶回老家，妹妹做不了主，只能暗自哭泣。
“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未來？”鄔霞一度抱著不結婚、靠寫作養活自己的想法。微弱的女性獨立意識萌芽，現實生活卻並未給它提供野蠻生長的土壤和養分。
2009年，鄔霞和父母相繼失業。作為家中長女，鄔霞把父母養老的責任揹負在身上。她意識到，靠自己想要在深圳立足，並不現實。
鄔霞在寫作中展示出的大膽熱情和生命力，和她在婚戀上的退守傳統相當矛盾。這在她的成長軌跡中又有跡可循。
在工廠時，閱讀言情小說是鄔霞的精神出口，以至於工廠區充斥規訓和異化的生活，沒有阻擋鄔霞飛揚的想象力。但閱讀言情小說也強化著女性需要被男性看見、對男性依附的暗示。
正如學者珍妮斯•A. 拉德威在《閱讀浪漫小說》一書中所分析，浪漫小說塑造了百分百關注和迎合女性需求的男性，同時也強化了屬於女性的情感陷阱，女性只需純真、善良、美麗，自然會獲得男性的關注與支援。
潛移默化地，鄔霞希冀著在婚姻中追求“浪漫愛”。
也是在那前後，鄔霞經人介紹認識了前夫。前夫和她一樣來自農村，認識時，告訴她自己“年入十幾萬”。鄔霞坦承，那是她已對流離失所的生活深惡痛絕，想要退回看似安全的傳統婚姻和家庭中。她夢想著，婚後“男主外，女主內”，她一面相夫教子一面繼續寫作，兩人能齊心協力地建設小家庭，以後在深圳安居樂業。
談戀愛時，男人以借工程款的名義，陸續借走她的存款，她想著“都是一家人”，沒有防範。聽到他和別人吹噓“輸光了”工程款，她才發現他口中的“打點小麻將”其實是賭博。2011年，鄔霞生下大女兒，前兩年，女兒需要24小時照顧的時候，鄔霞抽空寫文章勉強為生，一度要靠父母接濟。2013年懷第二個孩子時，男人說：“如果是女孩子。你自己養。”
二女兒出生後，她獨自照顧兩個女兒，有時在電腦上剛打上兩行字，女兒就哭鬧著找媽媽，她才意識到，獨自照顧兩個孩子幾乎不可能同時兼顧寫作。
2017年，鄔霞離婚時只得到了小女兒的撫養權。當前夫將大女兒送回她身邊，要她帶著讀書時，鄔霞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有人勸她，多為自己想想，把大女兒交給奶奶帶。但鄔霞做不到。離婚前一年，鄔霞去湖北探望大女兒，當時孩子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讀書，她看見的，是孩子張開雙手要媽媽抱，站在堆著衣服的床邊寫作業，臉色蠟黃。還有一次，大女兒坐在爺爺的三輪車上翻車，“腿上縫了七八針”。
離婚那年鄔霞34歲，和社會脫軌4、5年。得到了一位文友的提醒，她才知道，女兒們想要在深圳讀書，需要先拿到深圳戶口。文友幫她梳理了自考大專和工程師的流程，她開始備考。
也因花錢自考，她又往貧窮的深處更進一步。
2018年，兩個女兒進入小學，鄔霞每天清早6點起床，往返3小時接送兩個女兒。在家時，她要去買菜、洗衣、打掃、給在家養病的父親做飯。看書和考題，佔據了她本就不多的閱讀和寫作時間。
去年，鄔霞靠分期付款維持開支，自考拿到大專文憑，這給了她很大的信心。2020年前後，她開始準備工程師考試，這項自考一年有2次，分別在5月、11月。每年考試月提前兩三個月，鄔霞每天還要花上幾個小時聽直播課、刷題。考試對她來說難度不小，她去年考過一次，沒過，今年上半年的考試宣佈取消後，只剩下一次機會的鄔霞更覺壓力。
6月骨折之後，鄔霞在家中休養了近兩個月。聽課、寫作都需要使用電腦，無法坐下，意味著她長時間無法寫作，兩個月沒有收入。
趕在8月30日學校劃學費前，鄔霞從網貸上借了一筆錢週轉。之後，她收到了《天涯》雜誌的稿費，得以償還部分借款。
生活似是永恆這般捉襟見肘。解決了學費的危機，鄔霞父親的身體，有了新的病兆。他的牙齒一顆顆脫落，吃不下什麼。虛弱到站起時雙腿顫抖，連行走時也需要家人牽著前行。
鄔霞考慮著，該去再次找一份工作了。她計劃投一些文案類的工作，不管怎樣，先試一試。
27年來，鄔霞回過故鄉兩次。家裡的房子已經坍塌，住在縣城的親人也多已離散。故鄉對於42歲的她來說，是年幼時曾居住過14年、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多年後她見到讀書時的同桌，對方說起當初鄔霞輟學下深圳打工的事：“我覺得你好酷。我也想這樣！” 鄔霞不附和，反而和他開玩笑，“你當時怎麼不攔我一下？”
內心深處，鄔霞真的希望當時有人能攔住輟學的自己。她記得父親當時說 “女孩不用讀太多書，會寫信就行”，遠在深圳打工的母親聽後，哭了整整一夜。如果那時候有人攔她一下，就好了——鄔霞想——把書繼續讀下去，人生或許能因此多出更多選擇。因此，在為女兒選學校的時候，她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申請了質量相對最好、學費最貴的那一個。
過去一年，鄔霞統計過，她靠稿酬、獎金、文友介紹的勞務工作，平均月收入大約有5千多元。去掉她的社保、孩子的學費，她還堅持供著給自己和女兒買的商業保險。那本是鄔霞在妹妹做保險銷售時為幫襯妹妹買的，保費一年要萬餘元。後來經歷愈多，她越發堅持續保。
原因無它，鄔霞想給自己和女兒購入一份保障，不用像2013年那樣，父親突然病重，沒有醫療和商業保險報銷，一家人傾盡積蓄還負債。
最近，鄔霞發現大女兒的性格愈發沉默。前段時間，開朗的小女兒也說“不想讀書”，學校太遠了。積分不足的鄔霞沒有太多擇校權，兩個女兒就讀的是隔壁村的民辦學校，通勤要轉公交車加走路，一度早上去學校要50分鐘。她們清早6點半要起床，在家來不及吃飯時，就拿著包子混合著汽車尾氣將早餐吃進去。
她問女兒，不讀書你想要做什麼？小女兒說：“想躺平”。鄔霞因為這個答案很緊張，也內心酸澀。她決心無論如何都要拿到工程師的證件，這趕得上能讓小女兒讀教學質量更好的公立初中。
她依舊不知道，自己能支撐孩子讀書多久，兩個孩子的學費要從哪裡來。只是，貧困又無能為力的日子她過夠了，她決心盡己所能拖拽，讓兩個女兒免於迴圈她的一生。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每天講述一個從生命裡拿出來的故事
撰｜崔玉敏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