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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張是之
今天剛看了一個影片，摩根士丹利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在一個訪談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我覺得挺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錯在哪裡。
這其實也是當下很多國家福利福利制度的兩難困境，一邊是人性對保障的渴望，另一邊是經濟規律的冷酷警告。
他的基本觀點是這樣的，他認為我們在公共社會福利上的投入力度還不夠，相比於發達國家，以及和我們接近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福利上的投入佔比都比我們更高，所以我們要向他們看齊，我們的社會福利還沒有達到養懶人的地步。
影片放在這裡，裡邊有介紹他的觀點。
實際上可以說，我們正身處一個爭奪社會福利話語權的時代，提高福利投入的呼聲也在日益高漲。
但是，當我們深入剖析福利制度的本質與影響時，我們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悖論：那些看似美好的福利承諾，往往編織著一張既困住受助者，也會拖垮經濟活力的無形之網。
1.福利幻象
社會福利本質上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財富轉移遊戲。
在這場遊戲中，張三的錢透過稅收和福利系統流向李四，再由官僚機構分配給王五，最終到達趙六手中。
福利制度的運轉核心不是創造財富，而是重新分配財富。
比如，北歐國家常被視為福利社會的典範。
但是這些國家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普遍較高，芬蘭、丹麥和瑞典都超過50%，增值稅標準稅率更是高達24%-25%。
如此高的稅率，才能支撐起全民醫保、免費教育和失業救濟等福利體系。
所以真相是，高福利必然伴隨高稅收。
北歐模式形成的背後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理、宗教和政治因素，簡單的複製貼上只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2014年歐盟19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佔GDP比重超過20%，其中法國高達34.3%，德國29.1%，英國27.4%。而同期中國同口徑社保支出僅佔GDP的10%左右，近幾年才逐步提升至11.5%。
當人們歡呼福利擴張時，很少意識到，自己正是那個財富被轉移的“李四”。
2.人性困境
福利擴張最隱蔽的危害在於其對工作倫理的侵蝕，當一個人無需付出代價就能獲得福利，其努力工作的動力必然在邊際上遞減。
這是無法迴避的人性規律和經濟法則。
國外許多人寧願領取失業救濟也不願工作，因為工作所得扣除通勤成本和時間消耗後，實際收益可能還不如救濟金可觀。
這種激勵扭曲在年輕群體中尤為明顯。在法國這個社會保障支出佔GDP高達34%的國家，約20%的大學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一半學生被迫半工半讀。
許多人因工作導致的“疲倦和緊張”最終放棄了學業，這個時候福利依賴開始代際傳遞。
福利制度一旦形成，就會產生自我強化的惰性。
第一年發福利是驚喜，第二年就是滿意，第三年就會視為理所當然，等到後面你經濟支撐不住福利支出想取消，必定會招致不滿，導致沒有人能夠取消。
這種心理依賴和路徑依賴，使得福利制度陷入“只能增不能減”的剛性困境。
而現在所謂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已陷入了這種多重困境。
義大利作為社會福利支出佔GDP30%的“高福利國家”，卻面臨著公共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
大約有1100萬人因公立醫院排期過長而等待治療或轉向私立醫院，其中650萬貧困患者因無力承擔私立醫療費用只能放棄治療。
在養老領域，西方福利制度的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劇。英國大約有16%的老年人陷入貧困，德國老年貧困率從2010年的14%升至18.7%，瑞典65歲以上老人貧困率達16.1%。
事實就是，西方的高福利未能解決公平問題，反而製造了新的不平等。
法國每年的養老金支出佔GDP高達14%，但老年貧困率仍達9%，其制度對高薪者十分友好，而低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則遠低於平均水平。
3.邏輯錯誤
在這位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的觀點中，他引用其他國家的福利支出資料，實際上隱含了一個邏輯前提，那就是，他認為發達國家的這些做法都是對的。
甚至是，他可能會認為，正是這些發達國家的這些高福利做法，才讓他們成為發達國家。
然而真相是，發達國家今天之所以是發達國家，並不在於他們的福利高，而在於他們過去歷史上更自由。
發達國家也有很多錯誤的經驗，並不是說發達國家的做法就一定是對的，我們就一定要去借鑑和引進。
這首先是一個邏輯學的問題，而不是統計學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看到發達國家也在搞高福利，就跟著他們學，肯定要被帶坑裡去。
福利政策必須尊重經濟規律和人性本質。
所有的免費都有價格，所有的饋贈都含代價。
在社會保障這張大網中，我們既是潛在的受益者，也是隱形的支付者。
當我們呼籲提高福利時，不妨先問自己，我準備好成為那個被轉移財富的“李四”了嗎？
2025年0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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