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降低了未來風險防範的儲蓄需求。
社會養老金、失業保險、醫療補助等福利專案，部分替代了個體透過自身儲蓄來應對失業、疾病、養老等未來風險的需求。
這降低了個體的“時間偏好”（即對未來滿足相對於當前滿足的重視程度），使得人們更傾向於即時消費而非儲蓄。
儲蓄是資本形成的源泉，儲蓄率的下降直接導致可用於投資的資源減少。
以上的各種後果共同造成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即減少資本形成的直接來源。
稅收，特別是針對儲蓄回報（利息、股息、資本利得）和企業利潤的稅收，直接從潛在的儲蓄和投資中抽取資源，將其強制轉移到（通常是）消費領域。
這等於強行提高了社會的總體時間偏好率，阻礙了資本的深化和擴充套件。
第二、侵蝕資本形成與維持的機制
資本不是同質的，而是由無數相互關聯、具有特定用途的生產資料構成的複雜結構。
資本的形成和維持需要持續的儲蓄和明智的投資，福利制度對此造成多重損害。
福利制度進行了強制性資源轉移，也就是從生產者到消費者，從投資到消費。這種強制性財富轉移，透過稅收，資源被從那些透過生產和服務滿足他人需求而獲得收入的個人和企業手中拿走，轉移給那些當前未參與生產或生產較少的人。
這本質上是將資源從更有可能用於再投資和擴大生產（低時間偏好者）的領域，強制導向即時消費（通常是較高時間偏好者或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比如將年輕人的儲蓄轉移到老年人的到處旅遊。
這直接減少了用於維護現有資本存量和創造新資本品的資源總量。
設想一個簡化的例子：政府向A（生產者/投資者）徵稅100元，用於給B（福利領取者）發放補助。
A原本可能將這100元用於購買新機器或存入銀行（最終被用於貸款投資），而B很可能將其用於購買食品或支付房租。
雖然B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但用於擴大未來生產能力的資本品投資卻未能發生。長期累積下來，這種從投資到消費的系統性資源轉移，必然導致資本存量的增長放緩甚至萎縮。
福利支出規模超過真實儲蓄增長時，經濟發展將陷入停滯。
當福利支出規模龐大，特別是透過政府借貸（赤字財政）來融資時，問題更為嚴重。
政府發行債券為福利融資，會吸收社會上的可貸資金，與私人部門爭奪稀缺的儲蓄資源，導致利率上升（或被人為壓低，造成更嚴重的扭曲），從而“擠出”私人投資。
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債務最終透過貨幣增發（通貨膨脹）來“支付”，這相當於對所有貨幣持有者和儲蓄者徵收隱形稅。
通貨膨脹扭曲價格訊號，侵蝕儲蓄的購買力，破壞長期投資所需的經濟計算環境，最終導致資本的消耗而非積累。
許多福利國家的歷史都伴隨著持續的財政赤字和通脹壓力，這正是資本受損的體現。
福利制度還在干擾市場價格訊號與資源配置
市場價格在傳遞分散知識、協調經濟活動中發揮著核心作用。而福利制度透過非市場化的方式分配資源，嚴重干擾了這一過程。
它首先會破壞勞動市場的價格訊號：
最低工資法（常與福利制度相伴）和慷慨的失業救濟金，人為地抬高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或降低了失業的成本。
這使得低技能工人的真實邊際生產力可能低於其法定或實際“保留工資”，導致結構性失業。市場無法透過自由浮動的工資來“出清”勞動力市場，資源（勞動力）被閒置。
福利還創造了各種“福利懸崖”，即當領取者收入增加時，福利會急劇減少，導致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這進一步抑制了人們增加工作時間或提升技能的動力。
福利制度還將讓資源流向走向錯誤方向。
在自由市場中，資源（資本、勞動力）會流向最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領域，這是透過企業追逐利潤和消費者支付意願來實現的。
福利制度則根據政治標準、社會目標或官僚決策來分配資源。這意味著大量資源被用於生產“福利服務”或直接發放現金，而非根據市場需求訊號進行配置。
這導致了米塞斯所說的“經濟計算問題”。由於福利的提供和分配缺乏市場價格和盈虧機制的約束，政府機構無法判斷其資源使用的效率，也無法與市場中的替代方案進行有效的成本效益比較。
結果往往是巨大的浪費、低效和資源錯配。例如，用於支援某個衰落產業的失業救濟，可能阻礙了勞動力流向新興、更有前景的行業。
福利制度還扭曲消費模式與生產結構。
大規模轉移支付改變了社會的總需求結構。
對福利領取者而言，其消費能力並非來自其市場貢獻，而是來自轉移支付。這可能導致對某些商品（如基本生活品）的需求被人為推高，而對那些需要更高儲蓄和投資才能生產出來的資本品或創新產品的需求則相對不足。
長此以往，經濟的生產結構會向滿足短期、基本需求傾斜，而犧牲了長期增長和技術進步所需的資本深化。
中國的老年保健品行業如此發達，就是這個原因。
奧地利學派的分析揭示，福利制度並非簡單的“零和遊戲”或“社會安全網”，而是一個深刻干預經濟微觀基礎和動態過程的系統。
它透過削弱工作和儲蓄激勵、直接消耗和誤導資本形成、以及干擾市場價格訊號，從根本上損害了生產力提升和資本積累這兩大經濟繁榮的支柱。
福利制度對全球資本與生產力的實際影響
我們審視現實世界的資料和趨勢，以印證這些機制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實際影響。
自20世紀初，特別是二戰以後，“福利國家”的理念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發達國家）興起並迅速擴張。各國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的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轉移支付）佔GDP的比重持續攀升。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其成員國（主要是發達國家）的公共社會支出（ 一個衡量福利支出的常用指標）佔GDP的平均比重，從1960年代的約10%左右，增長到1980年的約15-20%，到2000年進一步上升至20%以上，近年來（疫情前）穩定在20-25%的水平，部分歐洲高福利國家（如法國、芬蘭、丹麥）甚至超過30%。
以美國為例，雖然其福利體系與歐洲模式有所不同，但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療補助等強制性支出也佔據了聯邦預算的絕大部分，並且呈現長期增長趨勢。其總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重也從20世紀中葉的個位數增長到近年來的接近20%。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雖然起點較低，但在過去幾十年中，許多國家也效仿發達國家，逐步建立和擴大了各種社會保障計劃，其公共支出中用於社會福利的部分也在增長。
這必然導致生產率增長放緩。
許多發達國家在經歷了戰後初期的快速增長後，從1970年代開始，普遍出現了生產率增長放緩的現象（所謂的“生產率悖論”）。這恰好與福利國家大規模擴張、政府支出和稅收負擔顯著增加的時期重疊。
這不是巧合。不斷加重的稅收負擔削弱了投資和創新的激勵；勞動力市場因福利和管制而僵化，阻礙了資源向高效率用途的流動；資本形成因儲蓄減少和資源轉移而放緩。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單位投入所能帶來的產出增長減慢。
許多高福利的歐洲國家長期面臨較高的結構性失業率，以及較低的勞動力參與率（尤其是青年和老年群體）。
這就是因為福利制度提供的“失業補貼”和高稅收對工作積極性的雙重打擊，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僵化。這直接意味著寶貴的人力資源被閒置，生產潛力未能充分發揮。
福利承諾往往具有剛性，難以削減，而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又使其支出持續增長。在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許多國家的福利支出超出了其稅收能力，導致政府債務急劇膨脹。例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日本的鉅額國債，很大程度上都與不可持續的福利體系相關。
高額債務本身就是對未來生產力的透支，意味著未來的稅收負擔更重，或者面臨通脹/違約的風險，這些都嚴重損害了長期投資和經濟穩定。
精確統計全球每年用於福利（轉移支付）的總金額非常困難，因為定義、核算方式各國不一，且資料分散。但我們可以透過主要國際組織和大型經濟體的資料進行合理估算。
國際勞工組織（ILO） 定期釋出《世界社會保護報告》（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根據其報告（例如，參考接近2022/2023年的資料版本），全球公共社會保護支出（不包括醫療，但包括養老、失業、家庭福利等）通常佔全球GDP的10%以上。考慮到醫療支出也是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國家公共醫療支出佔GDP的5-10%），兩者合計，全球廣義的福利相關公共支出可能佔全球GDP的**15% – 25%**之間。
OECD成員國（佔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公共社會支出平均約為GDP的20%以上。將其推廣到全球，並考慮非OECD國家較低但仍在增長的比例，可以得到一個粗略的數量級。
全球GDP規模： 根據世界銀行或IMF的資料，2022年或2023年的全球名義GDP大約在100萬億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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