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21年6月11日訊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週四（10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鼓吹，美國“有能力‘保衛臺灣’”。只要看看歷史，就會知道這是說大話。看看當時美國的檔案檔案，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海軍幾乎無力越過臺灣海峽的條件下，美國都沒有為臺灣而防禦金門，更沒有兌現其“協防颱灣”的承諾，那麼在50多年後的今天，在中國海軍現有裝備條件下，如果出現中國統一戰爭，“臺獨”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國會給予其多於美國當年對韓國、南越的援助。本文選自《張文木戰略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一卷第二章第三節。
中美博弈的經驗告訴我們，“臺灣問題”只是美國用於與中國進行戰略利益交換的籌碼；臺灣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取決於中美關係變化以及美國遏制中國或中國反遏制的能力。“臺灣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僅不是中美關係的焦點問題，而且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次要問題。朝鮮戰爭使美國對華外交進入冷戰軌道，此後，在1949年底即將被美國拋棄的臺灣才被納入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美國西太平洋戰略防禦鏈環之中。即使如此，臺灣在美國環島防禦鏈環中只是一個虛擬的，因而美國也從不去認真“維修”的環節。
一、臺灣在美國環島防禦鏈環中只是一個虛擬環節
從1953年艾森豪威爾上臺到1969年約翰遜下臺，是美國強硬對華政策的高峰期，當然也是中美關係中的對立要素表現最充分的時期。即便是在這樣一個時期，當炮擊金門事件發生後，美國所做的事不是進攻，而是不斷提高需要美國“出兵”的門檻，美國想的不是“共同防禦”而是如何拋棄負擔。國務卿杜勒斯就明確表示: “我們不想拿我們的軍事力量或聲望到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去冒險。”“即使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八年戰爭期間，都完全給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美國隨之做出逼蔣放棄金門、馬祖的決定。如果聯絡1972年出現的尼克松主義，可以說這一時期表面強硬的美國對華政策後面已透露出尼克松主義的氣息。尼克松眼中的臺灣只不過是美國為了全球利益與中國進行戰略交換的籌碼，而不是美國戰略利益本身。犧牲臺灣可以是“零售”，也可以是“批發”，這多取決於美國的“估價”及中國統一祖國的意志。道理很簡單，臺灣既然不是美國西太平洋戰略的絕對目標，那美國就不會——當然“臺獨”分子也不要指望——為臺灣“安全”提供絕對的保障手段。
美國人也明白，長遠看，臺灣必須是中國的，只是美國不甘心，它需要從阿留申群島到菲律賓連起一道阻止中國力量東進太平洋的“防波堤”，正如當年美國將英國當作法德力量擴張的“防波堤”一樣。這個堆在太平洋西岸的“防波堤”，對美國而言，最理想的是北由日本為起點，南下經臺灣到菲律賓一線。為遏制中國，美國拉起這條自北向南的鏈條。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為了組接這根鏈條南北兩端而進行的戰爭。戰爭失敗結果表明：美國事實上根本沒有力量保住這根鏈條，因為它根本沒有那麼大的資源來“維修”和“保養”這根鏈條。除了給美國提供了幾個機場和情報收集地的作用外，這條鏈環從一開始就沒有對中國起過什麼作用一樣。1954年成立的東南亞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是這個鏈條的主幹， 可在1955年它就在萬隆會議上向新中國敞開大門。這說明，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沒有能力單獨或聯合多邊組織阻止中國的統一程序。
尼克松明白這一點，1972年他在關島說：“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們應當幫助他們，而不應當發號施令。”讓亞洲人經營亞洲，將西太平洋地區留給位於西太平洋的亞洲國家，是尼克松主義的精義。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說明美國人認識到：太平洋西岸是美國目力可及而國力不可及的地方，尼克松說“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亞洲不是美洲人的亞洲。
1972年尼克松主義出現後，美國在東亞築起的這道“防波堤”在臺灣島一帶出現了斷環。而美國彌補這部分“斷環”的方式是“守險不守陴”，即加強了日本、關島和菲律賓一線的軍事安排，推動日本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的增長，沿中國東海岸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臺灣形成拱衛之勢。如果臺灣“失守”，這種安排也可形成遏制中國東入太平洋的第二道攔截。在這兩道攔截力量的佈局中，臺灣只是一個虛子，而從臺灣東面的北马里亞納群島、關島到南面的菲律賓，美國布的則是實子。其目的就是保衛從美國到馬六甲海峽的海上生命線，馬六甲海峽是美國西太平洋全部戰略的“心臟”。
二、只要中國統一祖國的意志堅定不移，美國對臺灣的“保護”能力決不會比50多年前更強
對美國言，防禦北马里亞納群島和關島是遠高於防禦臺灣的關鍵利益，臺灣只是它的外圍利益。臺灣離美國的海上生命線較遠而離中國大陸太近，它在美國戰略中食之無味又棄之可惜，因而早晚——當然是在美國再次需要中國與之進行尼克松式合作的時候——要送還中國的“大禮”。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海軍幾乎無力越過臺灣海峽的條件下，美國都沒有為臺灣而防禦金門，看看當時美國的檔案檔案，如果當時澎湖真的有事，美國“協防颱灣”的承諾也不能當真。那麼在50多年後的今天，在中國海軍現有裝備條件下，如果中國統一祖國的態度足夠堅決，美國對臺灣的態度決不會比50多年前更好。如果出現中國統一戰爭，臺獨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國會給予其多於美國當年對南越的援助。
不信，請這些人研究一下19世紀70年代英俄是怎樣輕而易舉地拋棄曾與之“建交”阿古柏偽政權的。為什麼，阿古柏在中國新疆猖獗十年，卻為左宗棠一年消滅，其原因就是佔據印度的英國手夠不著，而沙俄又不願為這一“虛子”而得罪中國。最重要的是阿古柏盤踞的地區並不在英俄關鍵利益區域，英俄犯不上為此與中國開戰。英國的關鍵利益是印度洋，因而它只在印度洋北岸下注；而俄國只管通往印度洋的中亞線路，沙俄後來向中國拖延交還的伊犁地區，就在這條線路的東側。現在反視“臺獨”分子，論其所處形勢尚不及阿古柏時期，鑑於臺灣海峽的海上屏障作用對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消失，那敢於玩火的“臺獨”的命運，也不會比阿古柏更好。如果還不信，那就請這些人看看當年拿破崙為什麼將路易斯安那、俄國為什麼將阿拉斯加如此廉價地拋給美國？其原因就是這些地區是法國和沙俄在未來美國崛起後必然守不住的地區。守不住，就廉價出賣，賣不了就送人情，這是西洋外交的常識。這樣的常識如還不懂，那就請看看從1949年到1972年美國對臺政策是如何從信誓旦旦到部分拋棄臺灣的歷史吧。
道理很簡單，要美國動用絕對手段，必須是針對絕對目標，兩者必須匹配。那對中國而言，臺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決定中國會為此在必要時動用絕對手段以打擊“臺獨”勢力，實現祖國統一；但臺灣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甚至也不是關鍵利益。既然如此，“臺獨”分子指望美國用它的全部資源只為其面子與中國大陸全面開戰，那隻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當年老羅斯福把進入東北打日本的活交給斯大林，就是因為當時的朝鮮半島不是美國人的核心利益，正因此，美國人——當然，那個不太懂事的麥克阿瑟除外——也不會在朝鮮投入全部力量。
美國加圖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蓋倫•卡彭特不寫的《即將來臨的美國為臺灣與中國的戰爭》一書，就臺灣問題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 ：“美國繼續對臺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證的政策，是基於這樣一種承認，即臺灣是美國的一種有限的或‘邊緣性’利益，而非至關重要的利益”。“對臺灣的安全保證需要承擔巨大的而非極小的風險。中國現有20多枚洲際導彈能夠打到美國城市。在未來幾年內，這一數量可能會增加到幾百枚。即使一場最初僅限於臺灣海峽的小規模武裝衝突，也可能會升級以至失控，而置美中兩國決策者的意圖於不顧。對於美國來說，這種程度的風險只能在保衛其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時才能承受，而維持臺灣事實上的獨立並不符合這一標準”；卡彭特最後提出結論性的政策建議，認為“美國在臺灣獨立問題上不持任何立場。我們無意支援或反對臺灣的獨立。同時，我們不應承擔任何義務，去保衛一個（事實上或法理上）獨立的臺灣”。該書洋洋數十萬言，對美國政府的建議其實就是一句話：讓“臺獨”自生自滅！
三、抓住歷史可能出現的戰略機遇期實現兩岸統一
驕傲使人落後。蘇聯解體後，尤其是在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得手後，美國外交的驕橫之氣到了極點。21世紀初，小布什上臺後，揮師中東，幾年下來，花費了天大的代價卻離其中東戰略目標越來越遠：中東形勢越反越恐，美國在伊拉克難以自拔，現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殺將回來，以至小布什在中東捉襟見肘，併為此怪罪於伊朗，要向伊朗開戰。果真如此，那美國將從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氣”、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終會進入“三而竭”。
目前美國國內政治主題與尼克松上臺前面臨的關於“越戰”的政治主題十分吻合，美國外交重蹈尼克松之前美國追逐高目標而使國力嚴重透支的錯誤，將迫使尼克松主義在美國捲土重來。
尼克松主義的實質是利用地區均勢調節而非直接介入地區危機。這種策略是英國傳統均勢外交在美國經兩位羅斯福到尼克松的繼承和發展。20世紀上半葉，西奧多·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兩屆政府唆使並利用日本挑戰並打敗中國（1895）和俄國（1905），繼而在太平洋戰爭之初再次利用日本將英法勢力驅出東亞；之後，美國又聯合英國、中國和蘇聯打敗日本。由此才出現了基於雅爾塔框架的美國世紀。二戰後，美國外交拋棄均勢策略，重蹈20世紀初塔夫脫單槍匹馬介入亞洲事務的失誤並在朝鮮半島和東南半島嚴重受挫。這些失敗說明，如果不至少與亞洲一個大國合作，擔負著兩洋防務重任的美國根本沒有獨立解決這一地區危機的能力。困境中的美國人再次認識並選擇均勢外交，這就是尼克松主義。
蘇聯解體後，美國人又忘乎所以，再次步入杜魯門拋棄均勢外交單槍匹馬介入地區事務的誤區並再次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可以斷定，今後一段時期，美國對中東的控制力將大幅下降，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是美元因失去其物質承擔者即石油的有力支援而乏力迴天，經濟疲軟將迫使美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收縮其戰略邊界。尼克松主義將在美國外交中經反覆試錯後被迫成為必須的選項。
首先，與20世紀70年代不同，促成21世紀美國尼克松主義出現的地區在中東。中國不僅不是目前造成中東危機的當事國，而且還是國際社會解決中東問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與20世紀比，21世紀初中國面臨的周邊安全壓力已大大緩解。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安全壓力多來自中國東部海上，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西南、西北、東南均出現“雪壓冬雲”的嚴峻形勢，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國安全壓力集中於北域，蘇聯在中國北疆大兵壓境，虎視眈眈。這一切均延遲了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進入21世紀後，中俄戰略協作關係的確立大大穩定了中國西南、西北的安全形勢，而東面以“臺灣問題”為牽引的安全壓力卻日現升級。與此同時美國也深陷中東戰場，這與20世紀60年代初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給中國提供瞭解決西南壓力的時機的相似，目前的國際形勢給中國提供了難得的、較為持久的和更加從容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歷史機遇。
選擇也首先是和平的選擇。只要臺灣方面願與大陸人民共守“一箇中國”的原則，那麼在任何時候，中國政府都不會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但和平的誠意應當是雙向的，其前提就是決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祖國分割出去。目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國際形勢對“臺獨”分子十分不利，而對海峽兩岸所有熱愛中國的中華兒女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卻是大好時機。海峽兩岸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時機，做國家統一的功臣，不做分裂國家的罪人，儘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以最和平的方式推進國家的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要抓住併成功利用這樣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也是有條件的。這首先表現為中國政府仍然要保持毛澤東、鄧小平那一代領袖的張弛有度的高超膽識和堅定不移的國家統一意志。其次，中國大陸內部不發生——當然我們也要防止我們的對手很可能在這個時期人為製造——動亂及由此產生的分裂。不然的話，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極限就不限於臺灣，而是像20世紀40年代末那樣由長江直進中國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