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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飛和董小姐的婚外情把協和醫學院“4+4”學制推到公眾質疑的風口浪尖。“4+4”是從美國學來的，我相信最初將它引入到協和醫學院來，獲得批准，推動這個過程的動機應當是善意的。但是中國的社會現實會把一個“有靈活性”的政策搞歪，變成“特權”和人情的後門，挖公平正義的牆腳，這個風險非常真實，並且在董小姐身上涉嫌嚴重發生了。
美歐的大學能搞寬進嚴出，我們的大學能那樣搞嗎？老胡在貝爾格萊德常駐過，那裡大學的學制基本是模仿西方的，我採訪過一所機械學院，我記得那所學院一年級是幾千名學生，到了二年級刷掉一半，最後畢業的只有七百多名。中國高校的學制是反過來的，屬於嚴進寬出，大學和研究生院都是入門最難，能進去的人，各種素質都有一定保障，畢不了業的是極少數。
雖然被罵得很多，但是中國社會里最後最站得住腳的是高考。這種人才遴選考試的嚴肅性是中國從科舉創立後不斷完善、強化的結果。古代科舉作弊是要殺頭的，順治年間的考場舞弊案一次就處決了18人。
“4+4”在西方有先例，而且被認為是成功的，表明這個學制本身並非不可採納，但是它來到中國，必須“中國化”。也就是說，高考完全憑成績說話的嚴厲錄取標準需要加入進來，將西方在“4+4”中的推薦制部分由標準的研究生考試或者同類考試取代，它不應成為一個“特區”，而應成為研究生統考的一個分支，規則明確，面向所有學生。如果有推薦，也須像“保研”那樣有公開的標準，拒絕任何暗箱操作。
中國的現實就是，只要“推薦”取代入學考試，某種程度走歪就會是八九不離十的，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另外“4+4”是否應當改成“3+5”，或者做其他調整，應當廣泛聽取醫學界的意見。畢竟學醫很難，是所有學科中耗時最長的，“4+4”學制與普通醫學博士的“5+3+3”學制相比，明顯縮短了時間，這也觸及了行業內不同學習路徑之間的公平問題，需要更加廣泛的意見徵詢。
中國是超級人口大國，經濟總體量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但是優質崗位對於龐大人口基數來說還是太少了，這導致了社會競爭的超級激烈。公平問題從來都是中國公眾對社會政策的首要關切之一。古代聖人就在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問題在孔子時代2000多年後其實並未真正改變。中國人口多導致的激烈競爭和資訊傳播的迭代加速，使得一些領域裡的這個問題甚至變得更加突出了。
所以說圍繞“4+4”的這次公眾輿論引爆，決非偶然。它提出的警示是：我們的社會在施行每一項改革時，對公平的考量和保障都須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