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許鞍華怎麼形容自己的性格，她說：“不是個壞人，但也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善良（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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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馬寫在前面：
日前在倫敦，我專訪了我的偶像許鞍華導演，也寫下了我人生中最長的一篇人物專訪。許鞍華何以成為許鞍華？她靠何從香港北角一路走上威尼斯影展領獎臺，成為全球首位斬獲威尼斯終身成就金獅獎的女導演？
我試圖從5個關鍵詞入手“叩問”，並回顧許導由“奇績”壘疊的50年光影人生。
文章完成後發給她看，按照我以往的經驗，近萬字的長文多少會有修訂，但意外的是，許導居然一字不改。由這個小細節，其磊落的性格與開闊的心胸，可見一斑。
很慶幸當年我特別把這本《許鞍華說許鞍華》背到了英國，這才得以在倫敦請許導為我簽了名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非非馬一票難求。77歲許鞍華導演在倫敦國王學院的電影大師課，一早便告售罄。在社交媒體平臺“小紅書”上，我不時刷到“求票”貼。一早售罄的，除了大師課還有許鞍華出席映後對談的兩個特映場——《胡越的故事》（1981）和《傾城之戀》（1984）。該系列活動是正在倫敦花園電影院（The Garden Cinema）舉行的香港電影新浪潮（1979-1989）影展的一部分。大師課當天，國王學院偌大的報告廳坐得滿滿當當。大部分都是年輕的面孔，又以女生居多。待到提問環節，手臂如林。是我見過氣氛最積極熱烈的交流活動。顯然，4年前《第一爐香》上映時所引發的爭議和批評，並未影響許鞍華作為導演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尤其，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觀眾中。畢竟，她是全球首位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殊榮的女性導演。從1975年進入影視業，許鞍華的職業生涯迄今50年整。她六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紀錄至今無人打破。金像獎歷史上兩部“大滿貫”電影（即同時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編劇等五項大獎），都是“許鞍華作品”——《女人，四十》（1995）和《桃姐》（2011）。蕭芳芳憑前者獲得柏林影后，葉德嫻憑後者榮膺威尼斯影后。許鞍華也成為業界著名的“影后製造機”。此外，許鞍華還曾三獲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與李行、杜琪峰、侯孝賢一起保持著最高獲獎紀錄。綜觀其長達半個世紀的職業生涯，許鞍華雖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優秀，也不止一次遭遇批評，但就像倫敦場大師課主持人、專注於中國電影研究的國王學院教授Chris Berry所描述：許鞍華是香港電影界最受尊敬的導演之一，也是最少被同行“講壞話（bad words）”的導演。香港業內流傳著一個段子：徐克來到一個場子，大家都會點頭打個招呼，但許鞍華來了，所有人會起立。以批判性而著稱的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在任何場合提到許鞍華都會不吝讚美，稱她是自己最尊敬的女導演，沒有之一。我是從上世紀90年代讀大學開始瞭解許鞍華，後因工作緣故不止一次採訪過她——我完全明白這些評價因何而來。十分幸運的是，時隔近20年，我居然有機會在倫敦再度專訪許鞍華。要感謝她這麼多年都沒換電郵和電話。採訪原定一個半小時，但最後聊了2個多小時，我們從她反思兒時所接受的教育，一直聊到她現在如何應對衰老、下一個拍攝計劃。我最好奇的是：許鞍華何以成為許鞍華？採訪當天，儘管身體有些許不適，但她還是耐心地讓我問完了所有問題。就如給她拍攝紀錄片《好好拍電影》的文念中所言：她時常都非常遷就別人。今年5月23日就要滿78歲的她，依然步履如飛，思維敏捷，也依舊坦誠率真，不時就會哈哈大笑，猶如稚童。採訪期間，她大約咳嗽了三四次。從第一次咳嗽症狀出現，她就從包裡掏出了口罩。我怕她戴口罩講話不舒適，連和她說不打緊，但她很堅持：“我怕傳染給你。”
1. 赤子之心：銀幕內外的溫度
1947年5月，許鞍華出生於遼寧鞍山。這是她姓名中“鞍”字的出處。5個月大時，她隨父母遷居澳門，與祖父母團聚；5歲又轉去香港定居，長住北角。待她再回鞍山，已將近60，去拍攝《姨媽的後現代生活》（2006）在鞍山的戲份。許鞍華的父親曾做過國民黨文書，母親是日本人。但從小接受“抗戰教育”的許鞍華，直到16歲才震驚得知自己的母親是日本人。因為母親在家中一直不被允許說日文。從小就善於體察大人間細微情緒的許鞍華，能敏銳地察覺到自己的祖父母並不太喜歡母親。母親也總顯得格格不入。在紀錄片《好好拍電影》（2020）中，許鞍華的胞弟許靖華說，家中三個孩子最害怕母親，因為母親要求嚴厲，打孩子都會三個一起打。面對母親的嚴厲與責打，許鞍華是最為倔強的那個，堅決不認錯，不流一滴淚。這讓母親更加生氣、出手更重。在許鞍華的妹妹許曼華看來，家姐的個性是極倔強又極感性——幼年曾因一隻小鳥死了媽媽而“哭得稀里嘩啦”。母女從緊張對峙到後來互相理解與和解，被許鞍華拍進了半自傳電影《客途秋恨》（1990），扮演“許鞍華”的是張曼玉。2022年，許鞍華母親過世，結束了母女二人超過半個世紀的“同居”生活。許鞍華一直陪伴照料母親，直到臨終。並且，堅決不肯送進養老院。即便，她的弟弟妹妹都曾如此建議。畢竟，許鞍華自己也都70多歲。在紀錄片裡，我們看到許鞍華陪母親去看診，神經大條地記錯了日期，歉疚地向母親道歉。但她更會非常細心地在母親上計程車時，用手為她遮擋車頂，以免她的頭被磕撞。
年輕時倔強，成年後的許鞍華卻對母親遷就柔軟，“不然呢，難道讓她來遷就我嗎？”外表看上去粗線條，但許鞍華內心非常柔軟細膩。曾經做過她副導演的關錦鵬形容其：心地善良。曾經和她合作了《男人四十》《玉觀音》的編劇岸西則說，和許導合作非常踏實，因為她很值得信任，永遠對大家有交代。工作中，許鞍華也有發急的時刻，也會為工作有脾氣，但第二天開工，她便拎來一大堆奶茶和菠蘿包，並且上來就給大家道歉。她生怕紀錄片過於美化她，直嫌裡面展現她“罵人”的片段太少。可跟她拍戲多年的導演文念中說，片中那段已經是她“脾氣最大”的一次，“她其實真的很少發火。”我問許鞍華怎麼形容自己的性格，她說：“不是個壞人，但也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善良（哈哈哈）。”並不意外的回答。她向來都抗拒被“拔高”，不論在哪個維度上。在我眼中，許鞍華最鮮明的一個特質，是赤子之心，真摯淳樸。她的心，永遠是熱的。也所以，她其實並不合適拍冷峻、蒼涼的張愛玲。
《女人，四十》 (1995)劇照
2. 知識分子導演：
在獨立中尋找自己的答案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與《黃金時代》（2014）的編劇李檣曾形容許鞍華：導演是她的職業，本質是知識分子。這個形容無疑精準貼切。何謂“知識分子”？核心不在於掌握很多知識，而是具有“獨立性”——能堅持獨立的身份、獨立的思考、獨立的表達。當然，許鞍華成為“知識分子”及至成為“知識分子導演”，也是在不斷自我尋找之中慢慢確立。首先，許鞍華當然具備愛思考的天性，有強烈的求知慾和好奇心。自小學開始，她就是班裡提問最多的學生。當然，也是功課第一流的學生。1960年代，她拿獎學金入香港大學讀了本科、碩士；1972年，她成為香港第一個拿獎學金去倫敦讀電影學院的學生。她告訴我：“那時候，上大學的人很少，出來就有金飯碗。”她坦言年輕時也曾經因“學霸”身份而自視頗高，但前幾年她開始反思：從小接受的教育，其實並不真正培養人“思考”。她和妹妹被父親送進教會女子學校聖保羅學校（St. Paul's Convent School）讀書，這是香港傳統名校之一，涵蓋小學和中學。我檢索發現，澳門賭王家族的何超瓊、何超鳳姐妹也就學於此。教會學校是英語教學，旨在培養適合彼時“殖民地發展”、瞭解西方文化的精英人才。對許鞍華這樣的香港中產家庭小孩，上教會學校是當時情勢下的最優選，雖然也透著尷尬與無奈。“作為中國人，祖國的文化你不懂，但殖民地裡那套東西你不抓緊學，又無法生存。”許鞍華從小學到大學、研究生，都是接受的全英文教育，所以許鞍華的英文比中文更好。她和我郵件簡訊往復，全是英文。回顧自己一路在香港接受的教育，許鞍華直言：“我認為我們是沒有被教育成懂得思考的。”老師只是叫你背書，告訴你很多information（知識資訊），比如哪年簽訂了馬關條約，但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卻沒有人問，“也沒人教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工具。”進入大學，情況在許鞍華看來也並未好轉多少。只不過，“讀書”變得看似“更輕鬆”。一週通常僅6節課，平均每天一節，然後就是佈置學生寫論文交作業。她說當時會有些苦悶，課少，老師教得也少。那時候的她，認為大學應該教一些更有條理的東西，教一些更實用的技能。比如她讀比較文學，那至少應該多掌握兩門語言，會做翻譯。“你學了文學鑑賞，可大家都懂欣賞啊，就我學的這點東西，你怎麼能夠成為一個專業者？你最多算一個興趣者（哈哈哈）。”許鞍華從小受的精英教育，是“人要為了一個目標而奮鬥”，這也符合她的天性。她用過人的勤力，來填充心裡的空落。大學同學形容她是全年級最勤力的學生。即便當時很多大學生都不用功讀書，甚至連課也不去上，可許鞍華卻不止上了本系的所有課程、將課堂筆記借給同學們抄，還去蹭其它系的課，比如哲學課，“很感興趣，就算聽不懂也都要聽（哈哈哈）。”她回憶說，那會不是在上課，就是在圖書館，但還是學得很懵，“拿了高分就高興，可其實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拿高分（哈哈哈）。”最終，許鞍華以“一等（first class）”成績優異畢業。那為什麼會想去唸電影？她解釋說，因為寫碩士論文時遇到挫折，寫美國詩人龐德，卻怎麼都不順，一不順她就去看電影，因為她自小就是影迷，寫文章時也經常把電影寫進去。導師乾脆建議她：你不如去讀電影吧。她如願申請到獎學金去讀倫敦電影學院。“本來是想學了繼續當電影研究者或者做文書工作，結果那個學院是真專門教人怎麼拍電影的。做的作業就是拍電影。”所以，限於時代背景，許鞍華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遠大志向”，“立志”要當一名“職業女導演”的。但倫敦電影學院的“實戰”教學，卻讓許鞍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實。“因為在這裡學到的都是很實在很具體的技術、技能。”是她日後可賴以為生的本領。顯然，電影“虛實相間”的特性，很適合許鞍華。她的性格與人生態度裡，既有非常“務實”的部分，也有非常“務虛”的部分，就像她一直非常感興趣文學、哲學與音樂。儘管，她也大笑著跟我自嘲：“中文寫不好，英文文章也寫不好，想要搞懂哲學卻始終搞不懂，鋼琴學了好幾年卻彈得節奏全錯，最後只能放棄（哈哈哈）。”倫敦的學習，塑造了她“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一個善於讀書的同學建議她，要從當下的實際案子出發，解決這個案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這會帶來逐一攻破問題的踏實感，也帶來做成事情的滿足感和成就感。這個方式非常適合不知如何落地、不知從何開始的初學者。許鞍華覺得這個方式對她很管用，於是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做事都不想縱橫與宏觀，只從當下的實際案子入手。
至於思考深度，儘管處女作《瘋劫》一齣手便大獲成功，被稱讚為“香港電影新浪潮”代表作，但她拍了幾部戲後都還認為自己：“不夠資格做電影作者，沒有獨特見解，沒抱持什麼視點和世界觀，只不過是好好講個故事出來，就這麼簡單。”直到《投奔怒海》（1982）獲得在戛納參展的機會，她很“懵”地發現，自己的名字居然和馬丁•西科塞斯這樣的大導演一起出現在了當地影評雜誌的封面。她回憶這段往事的表情，帶著點“難以置信”，又有點“受寵若驚”，還有點自嘲：“你突然就變成了一個國際導演，感覺像做夢……”
這當然是對她的巨大肯定和鼓勵，但是，在一定時期也成了她的“拖累”。因為，香港電影市場的整體環境與土壤是極度現實與商業的，很難承托起一個作者導演想要對標“戛納”的期待。消化這種“落差感”，需要時間，也需要心力。所以，儘管內心開始想要往作者導演這條路上走，但許鞍華還是得隨行就市，要根據實際能拿到的資源來拍戲。畢竟，拍電影，是一場過於昂貴和奢侈的表達，需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和。關錦鵬在紀錄片裡說，許鞍華經常和他講，要把每一部電影都當成自己的最後一部戲來拍，因為分分鐘可能就沒人投錢給你拍下一部。所以我能理解，許鞍華為何一直強調自己的拍攝其實沒有什麼計劃，更談不上規劃，只是一部一部地往下拍。很長時間裡，她也都喜歡解構“拍電影”之於她的“意義”，更喜歡強調它是自己的“一份工”。但事實上，她又從未放棄探尋思考自己的電影之路。“只關注解決當下的具體案子”，一度是許鞍華最青睞的工作方式，但她拍了一段時間後，意識到這個方式的侷限。一個創作者想要真正有突破、往前走，就無法迴避思考更宏觀、更深層的命題，叩問自己的文化身份與態度。比如：我的藝術創作特長在哪裡？我的文化取向究竟是什麼？是在這樣的深入思考、自我尋找中，許鞍華明確了自己的幾個原則。排在第一的，便是“獨立性”。所謂“獨立性”，就是自己在當下誠實認同的。這種獨立性，不以是否講政治或是否反主流為標籤，只關乎自己的真實內心。盡力去做“有價值”的電影，而不以賺錢多寡、能否成功作為考量。很多人都覺得許鞍華的電影很有“社會議題性”，但她最根本的出發點其實是關注人物的命運、人和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只不過，所有的人，都是歷史與社會中的人。他們的命運，都無法脫離時代。從早期的“越南三部曲”到《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從“天水圍”系列到《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乃至遭遇激烈批評的《第一爐香》。而許鞍華自己同家人的身世命運，又何嘗能剝離開時代背景？從個人生活中的母女關係、求學履歷，到親歷港片的興衰起落，再到走進合拍片時代，這些都一一呈現在她的作品序列裡。
3. 獨行俠的“奇績”：
紀律與韌性的勝利
香港導演陳果曾形容許鞍華是“獨行俠”，在魚龍混雜的香港電影圈始終單打獨鬥，不站任何山頭與幫派，也沒有穩定合作的班底，一個人拍得很辛苦，卻居然一直堅持到現在，“何止是奇葩，簡直是奇蹟。”許鞍華入行50年，電視大概拍了20集，電影導演作品剛好30部，著作等身，也榮譽等身。放眼全世界，她作為女性導演所創造的履歷表，就算不是“奇蹟”，至少也是“奇績”。獨行俠的“奇績”如何累積而成？靠作品、靠誠信守諾、靠超強的執行力、靠韌性與堅持，還有永不言棄的樂觀精神。雖然拍的多為文藝片，但許鞍華始終將導演的“職業”身份看得重。這種高度自覺的“職業性”，意味著遵循職業約束的框架，按時按點地交活。所以，業內都知，自《書劍恩仇錄》後，許鞍華拍戲不超期，不超預算，也絕不會跟老闆要求補拍。她不追求完美。因為在她這裡，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她堅持用“紀律性”來要求自己和團隊成員，也曾捨棄與一位很有才華卻缺少紀律性的編劇繼續合作，就因為擔心“到點交不了貨”。許鞍華是個認真做調研的導演，但她卻不喜過度思慮一切想清楚才做。思考到一定程度，她就會先憑直覺幹起來，邊做邊想。比起慢工細活，她更喜歡一鼓作氣，快快完工。這些工作習慣，保障了許鞍華超強的執行力。她和我說，“累積職業信譽非常重要，它代表著你的堅持和努力，這是需要透過時間，透過一部部作品慢慢積累的。”許鞍華積累職業信譽的一部分，還包括她從不亂花錢，非常節省。為了確保拍片不超預算，她自己的吃住行都同劇組一起，沒有私人助理，和副導演坐一輛車，和劇組吃一樣的盒飯。為她拍紀錄片的文念中說，從未見過哪位知名導演像她這樣。業內皆知許鞍華不善談片酬，要價也不高。在採訪中，我們談及這一點，她說，到後來其實已是她的主動選擇，所以從來都不會覺得“不公平”“不服氣”，更無意抱怨。“我一直都跟自己說，許鞍華的戲不賣錢，我憑什麼跟老闆要那麼多錢，如果我收的比別人高，他們就未必會請我。我也不是多高尚，我只是希望要的少一點，好爭取多一點機會拍片、多一些創作的自由。有人肯投錢給我拍戲，我已經覺得很幸運。”表達去光環化，害怕被美化與拔高，這就是許鞍華。
靠著獨特的“價值換算體系”，也靠著多年積攢下的職業信譽和口碑，幾度起落的許鞍華總能絕處逢生。譬如，因為兩部合拍片《玉觀音》《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先後票房失利，許鞍華一直找不到下一部戲的投資。王晶伸出了援手，投了她130萬港幣，拍一集電視電影。當年《客途秋恨》上畫時，王晶曾公開嘲笑許鞍華的戲沒人要看，甚至說她不該再繼續拍電影。但數年之後，王晶公開宣稱：香港導演裡，他最佩服的是許鞍華。他後來投拍的這部電視電影，便是《天水圍的日與夜》。最終，這部超低成本的作品，斬獲多項大獎，許鞍華再次“翻身”，跟著完成了《天水圍的夜與霧》，以及口碑與票房雙贏的《桃姐》。
4. 衰老練習：
與恐懼共生共存
5月23日，許鞍華將迎來78歲生日。我問她這些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她絲毫不迴避地答道：“學習面對衰老。但我發現，你習慣衰老的速度，永遠趕不上你變老的速度。哈哈哈。”再問：會恐懼嗎？她也完全不掩飾：“當然會啊！我對所有這些腐敗、枯萎、死亡、敗壞等等這些東西，都覺得很恐懼的。”我又問：怎麼克服呢？她卻哈哈大笑：“就恐懼啊，沒辦法呀！你又不能變成另外一個人啊！”她說，自己能做的，就是儘量推遲衰老的程序，同時又努力學會接受這個過程。並儘量避免悽慘的情況發生，提前為自己做好一些“保障”。
比如給自己買房，不至於老無所居，有一定存款可以不愁衣食，吃一些保健品，也堅持規律鍛鍊，還能有幾個好朋友互相支援。“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到了，就算對得起自己了。但是，我也認識到，衰老這場仗，才是人生中最難打的仗。”
5. Keep Rolling，永遠“新浪潮”
法國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特呂弗曾說：“新浪潮”既不是一個運動，也不是一個學派，更不是一個團體，而是一種品質。從這個角度來講，77歲的許鞍華一直都很“新浪潮”。哪怕，“香港電影新浪潮”作為一項電影運動已經成為“歷史”。但許鞍華身上的“新浪潮”氣質從未褪色。因為，她從不固步自封，在自我革新的路上一直步履不停。就像她那部紀錄片《好好拍電影》的英文名——Keep Rolling。
綜觀許鞍華作品序列，從型別到題材，從製作方式到電影語言，許鞍華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儘管作品褒貶不一，她也從不苛求完美，但她每做一部作品，都會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每次開拍新戲，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拍得輕鬆會周身不適，拍得很辛苦才覺得舒坦。於她而言，不存在“走出創作舒適區”的問題，而是“舒適區”從不存在。她戲稱自己這代人，從小受的教育就是：搞文藝創作，一定要做到極致，廢寢忘食。你只有做事做到“入魔”才能做成，所以你是沒有資格好好做“人”的。但她的嚴格，主要針對自己。許鞍華在工作中會發急，但她從沒有大導演的“脾氣”與“傲慢”，一是源於教養，二是源於——她“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大導演”。因為她拿來對標的，是黑澤明、安哲羅普洛斯。她說，“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清楚自己的位置，這個世界上厲害的人太多了。”她笑稱，就她觀察到的，那些覺得自己很牛的人，其實沒有一個是真正牛的。真正牛的，都不會覺得自己很牛。所以，在許鞍華的低調謙遜背後，我看到的並不是“自我貶低”，而是一種極高的自我要求，以及自信。因為自信，所以才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一直看到自己的不足並勇於行動，才能一直自我革新、一直前進。
就創作而言，她現在最覺矛盾的一點是，自己的經驗比過去更豐富，她自信有能力拍得比從前更好，可身體機能卻在衰退。她告訴我，以目前的身體狀況，她每天大概能支撐拍戲6小時，但這顯然達不到目前的行業標準，一般而言每天拍戲10個小時是常態。所以，她也在猶豫是否要轉做監製。如果還想繼續拍，以什麼形式來拍?她的確沒有徹底放棄拍戲的可能。在我的追問下，她說自己正在準備《妾的兒女》，每天都在弄劇本。她與時俱進地想要嘗試電視劇，“可能會與其他幾位導演聯合拍攝。”Keep rolling的許鞍華，不是什麼新浪潮的“遺老”，而是永不靠岸的浪頭。她，永遠值得期待。
謝謝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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