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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賞十萬，找一隻鴿子？》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趙淑荷
編輯 | 吳擎
大約從2024年9月開始，人們開始在北京的各條衚衕裡看到一條標語以不同形式頻繁出現，它們有的是潦草的手寫，有的是貼紙，有的是塗鴉，內容取自著名的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戈多明天準來。”
這不是人們約定好的快閃，也並沒有明確的起因和影響，一句被不同的年輕人悄悄留在衚衕裡的標語，像某種無害的病毒一樣複製、貼上、傳播，跟它的出處一樣難以理解，但易於感知。
3月中旬，北京。我在距離東四十條僅兩公里的工體，見到了兩個“鼓樓青年”。他們跟我談論自己的電影，提到《等待戈多》時，我想起了這個標語。
大豆和阿毛，兩個在北京生活超過十年的外地青年，在2021年，因為太無聊了，拍了一部跟他們的生活一樣“無聊”的電影。
電影叫《東四十條》，這也是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電影的兩個主角，一個叫東四，一個叫十條，他們在排一個不知所以的隊的時候，碰巧穿了一樣的褲子，莫名其妙成了朋友。有天他們在衚衕撿到一張尋找走失賽鴿的廣告，懸賞十萬元，於是他們決定一起在北京找賽鴿。
《東四十條》劇照
時間緩慢推移，從春到夏，從秋到冬，東四和十條在衚衕裡漫無目的地遊蕩，遇到一些奇怪的人，說一些無厘頭的話，有時候忘了自己還在找賽鴿。電影的節奏很慢，氣質很淡，跟他們的生活一樣無波無瀾，但充滿了有趣的細節。
2023年，《東四十條》在平遙國際電影節首映。紅毯上，緊隨那些國際知名的電影人、華麗耀眼的明星，出現了四個搖搖晃晃、手腳僵硬的年輕人，他們是《東四十條》的四位主創，導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東四和十條的扮演者楊凱航和錢賡。
今年4月，《東四十條》在全國院線上映。大豆分析了標記“想看”的使用者畫像，“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喜歡看文藝片、經常去獨立書店的大學生和年輕人”。
有人籠統地稱這個畫像群體，為文藝青年。然而對大豆和阿毛而言，毋寧說這是一部關於“邊緣”青年的電影。
《東四十條》是從邊緣發出的囈語。但你仔細聽，裡面好像又有一些能被所有人理解的聲音。
電影《東四十條》幕後花絮《卡住的人》
在大豆的講述裡，“共創”是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
有段時間，她跟幾個玩樂隊的朋友當室友，感覺他們那種一起彈琴聊天共同創作的模式特別吸引人，後來她想，她無形中受到了影響，以玩樂隊思維拍了《東四十條》，再大白話一點，就是“一起玩”。
剛來北京的時候，她是一個影迷。2013年，土木工程出身的大豆辭去工作，從浙江搬到北京生活，最開始她住在中國電影資料館附近，這片俗稱“小西天”的區域，是北京的文藝聖地。資料館是一家電影科研機構，會定期對外放映經典老片和藝術電影。那時大豆在北京誰都不認識，只是某天看到資料館門口在排隊，於是也進去排，發現這裡在辦庫布里克大師展。在資料館看到了一刀未剪的《大開眼戒》之後，她開始“不斷地”在資料館看電影，認識了很多熱愛電影的朋友，包括後來拍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獨立電影導演徐磊。
《東四十條》劇組在平遙，右2為大豆
徐磊製作電影的方法讓大豆第一次意識到，拍電影還有一些“非主流”的方法，“你可以找平時總在一起玩的朋友，自己花錢去拍個電影”。
恰好這對大豆來說不算難。
她喜歡熱鬧的生活，再準確一點說，她喜歡感受人與人的連線，喜歡觀察生活。大豆的朋友、獨立電影導演張帥說，大豆特像過去法國那些舉辦沙龍的社會活動家，就是把一些做事的人攢在一塊喝酒聊天，大家相互認識之後，再去做點什麼事。有幾年，張帥感覺大豆的那個大房子裡好像每天都有活動。
2019年，大豆跟朋友一起在鼓樓租了一個很大的房子，月租金很高，所以他們把空出來的房間拿來做民宿，以此覆蓋房租成本。某年中秋節，大豆叫了8個朋友來家裡，計劃每個人吃6個大閘蟹，準備了48只，結果朋友帶朋友，那天晚上來到她的大房子的一共有48個人，她後來的搭檔阿毛就在其中。
阿毛跟大豆不一樣，他“不上班”。他比大豆宅一點，喜歡在家裡打遊戲，當他需要解釋一下生活，他總是拿遊戲當比喻。2007年，他從廣西來到北京上大學，此後再沒離開過北京。從動畫專業畢業後，阿毛並沒有選擇去動畫公司工作，據說這個行業裡，加班現象特別嚴重。後來他短暫地在一家APP研發公司工作過，但因為總是遲到被開除了。
上班似乎成了一件危險係數極高而回報率極低的事，於是他成為了一個自由職業者。
《東四十條》劇照
兩個人聊起拍電影這件事，是2021年的夏天。天氣很熱的時候，人就容易無所事事。他們沒有什麼組成搭檔的意識，只是因為對方恰好跟自己一樣沒有事做，又迫切想有事做。
聊到秋天的第一片落葉落下來，還沒開始行動，他們覺得可能又跟過去很多的計劃和想法一樣，這個電影只能以一個故事或者一篇文章的形式，從他們的生活裡掀過去了。轉機是他們的一個朋友、《東四十條》後來的監製賈世俊，在北京經歷的一次蘋果手錶遺失事件。那天大豆陪小賈找手錶，從手機上看手錶的定位，這個物件飄忽不定，上一秒在公共廁所，下一秒在民宅裡，離他們很近，但就是難以找到。一晚上尋找未果，他們去喝酒。大豆說起自己最近想拍一個電影，故事就跟今晚的經歷有點像，找一個虛無縹緲、難以捉摸的東西。
小賈說，你們應該馬上拍。
大豆說，我不知道怎麼開始。
小賈指了指身邊另一個一起來喝酒的朋友，“他有自己的攝影機，你們馬上就可以開始”。這位被指了的朋友小迪，就是《東四十條》後來的攝影師。
《東四十條》拍攝現場
事情變得簡單了。“有劇本，有導演，有攝影師，燈光可以沒有，但要有錄音師，還有一個人管飯——湊齊這些人，我們就可以拍了。”
再找幾個演員。她向周圍的朋友發出邀請，誰願意不要片酬，就喊過來一起玩，前期拍攝階段的實際成本，基本上就是吃飯的錢。
書法藝術家錢賡和獨立導演張帥來了。在衚衕遛彎的時候大豆踩到一坨狗屎，張帥說，他覺得這電影能成。
拍攝“團伙”初步成型，一起在法國小超市的院子裡颳了個彩票，“刮出多少錢來，我們預算就是多少錢”。他們中了100塊，又拿這100塊去買彩票，最後一分錢也沒掙到。
但電影還是開拍了。東四最後由貝斯手楊凱航出演，張帥後來在裡面客串了一個釣魚佬。據說飾演十條的錢賡氣場很強，大豆說有些朋友會有點“怕”他。實際上他是一個喜歡馬大帥的東北青年，他對自己從事的藝術有嚴肅的狂熱，但是生活裡，他又挺容易動感情。
我問錢賡，我們什麼時候聊聊拍電影的事。他說，整！趁熱打鐵，就明天唄。
也許當時他就是這樣答應了大豆和阿毛。
第三個主角
阿毛跟大豆相識的時候，已經在雍和宮附近住了很久。即便單純按照地理位置劃分，他們也是毋庸置疑的同類，因為他們都是“鼓樓人”。電影裡，東四剛剛搬到鼓樓地區不久，他對十條說：“我聽說鼓樓人都不切實際才搬過來的。”
如果說《東四十條》是以東四和十條為雙主角的電影，那麼鼓樓地區就是它的第三個主角。北京二環內，東四十條、雍和宮、後海、南鑼鼓巷之間，圈出一小塊烏托邦，這就是文藝病高發、文藝青年扎堆的泛鼓樓地區。在這裡，每走五步就能路過孕育了那些知名音樂人的livehouse和酒吧，外國餐廳和老北京館子交相輝映，一同隱藏在北京土著和洋人都離不開的衚衕裡。走到鼓樓大街上扔一磚頭，就能砸死十個詩人、吉他手和藝術家。這裡被《紐約時報》稱為“北京的布魯克林”，是大豆和阿毛居住了十餘年的家，也是電影裡東四和十條常常混跡的地方。
《東四十條》劇照
《東四十條》的美術師白菜說，拍電影的時候，他們會一起尋找“那種出現在衚衕裡你不會把它當回事，但是離開這裡大概不會再見到的東西”。在她看來，鼓樓是一座有層次的舞臺，“每一堵牆、一個門臉、一條衚衕，都像是老北京留下的劇目片段，新生活在其上，疊加出一種混亂感”。老外會騎著電動車下班去吃羊雜湯，搞學術的會在中藥鋪裡蹲守稀缺的藥材，年輕小夥騎著二八大槓跟收破爛的大爺討價還價，稀奇古怪的事情和諧地在這裡發生，白菜覺得這就是城市裡的“人味兒”。
電影裡有一個情節，是東四和十條在前景裡說話，後景有一個人在扯風箏。它就源自某次大豆在公園裡看到一個男人從樹上摘風箏，先用鞋子，然後用樹枝，再然後用釣魚竿，她覺得很神奇，就這麼一件事，他做了四五個小時。電影裡還有個一人高的熊玩偶，也是大豆和阿毛遇到過的，一個總是穿著熊玩偶衣服去交朋友的人，那個人的微信頭像和表情包都是熊。《東四十條》在北京國際電影節放映的時候，大豆發微信問他要不要來看電影，他拒絕了她，“為了生活，很久沒有扮熊了。”
這個“熊人”作為一個衚衕怪人的執著，是“不想以一個普通人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
“熊人”和兩位主演
大豆曾說，如果沒有住在鼓樓，她的生活軌跡可能會與現在截然不同。她在鼓樓認識了太多沒什麼錢但很快樂的人，他們向她證明，生活的答案不只有一種。她提起鼓樓大房子裡搞樂隊的室友。當時大豆每個月要收室友的房租再交給中介，囊中羞澀的樂手總是說，我先給你三百塊，剩下的我過兩天給你。
“我問他你咋了？他就回我，哎，搖滾樂。”
疫情最艱難的時候，樂手室友會唱歌給遠方的人聽，在大豆看來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那些在遠方聽歌的人，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們還在為房租發愁。
對大豆和阿毛來說，鼓樓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結構，留在鼓樓的每個人都會在這個結構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剝離掉了外在的標籤，最後大家記住你的時候，不會記住你有多少資產，從哪個學校畢業，在什麼公司當過什麼總監，而是會說，你是一個有音樂夢的人，或者，一個有意思的人。
在鼓樓生活就像在打遊戲，阿毛說，你好像從來沒有玩過一個目的只是賺金幣的遊戲吧？你拿到金幣是為了買裝備，升級自己，最終還是為了好玩。
《東四十條》劇照
阿毛有時候也會想自己會不會有點太不負責任了。也許這世界上確實也有些事情比“玩”更重要呢？但是好在他生活在鼓樓，“鼓樓不切實際的人很多”，這緩解了他的內疚感，因為他知道自己生活在同類中間。
飾演十條的錢賡回憶，他們幾個一起拍了這麼一部電影，某種程度就是源自一種尋找同類的願望。在一場放氣球的戲裡，錢賡控制不住，眼眶溼潤，因為他在那一刻真切地感受到，“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真好”。
4月，《東四十條》即將在全國院線公映，給很多商業大片寫過海報的錢賡，也知道這不會是一個在商業上討喜的電影，但他對這件事有另一種期望。他的理想是，500年之後，有人偶然看到了這部電影，那就是那個人在對自己說，“哈嘍啊”。
他也會跟他說一聲，你好啊。
雷聲與怒潮
在鼓樓青年中間，存在一個鼓樓二手群，他們平時在裡面交易一些電磁爐、二手衣服，某次一個北京大爺誤入，一直在裡面發出租房屋的訊息，有一條要求，“希望租給正常人”。大家在裡面刷屏：大爺，這個群裡沒有正常人。
如果說，大豆和阿毛在“正常人”眼中已經當了十幾年異類，這幾年，他們開始感受到某種邊界越來越被打破。在某種時代氣候影響下，那個內卷系統的標準和價值，正在被證明並非那麼牢固和堅不可摧。
一個創業受挫的朋友跟大豆說，過去幾年我們在中關村聊融資聊創業，看你們每天在鼓樓就是閒著，喝酒，聊沒有意義的天，覺得你們怎麼這麼墮落，但是現在我們也沒事可做，我發現你們跟當時一樣還在喝酒聊天，我突然有點羨慕你們。
《東四十條》幕後
電影裡，東四和十條，一個被裁員後搬到鼓樓居住，一個長期沒有工作只想做自己的藝術，他們都面臨著要不要回到正常生活的抉擇。電影裡，十條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有人給他介紹工作，他拒絕的理由是自己正在幹一個10萬的大專案。
什麼是“正常生活”？
這個問題，大豆和阿毛也在想。早早地決定不上班的阿毛，不想去玩大多數人都在玩的那個遊戲。一個人賺多少錢，就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開什麼樣的車，買什麼樣的小區，在這個龐大嚴密的系統裡，有人會從中獲得“贏的快感”，但也要承受競爭的痛苦，用阿毛的話來說，最後他們被這個遊戲玩了，這是“玩家的異化”。他相信在金字塔裡，最自由的是頂上的人和底下的人，卡在中間的人最痛苦。外出拍廣告時，託甲方的福，阿毛坐過很貴的豪車，但他不覺得自己如果擁有這麼一輛車就會很快樂，“買輛500萬的車和買個航空母艦，對我來說差別不大。”他想，如果自己開足馬力去掙錢，也無非是去中間地帶痛苦，他寧願待在底層快樂著。
儘管這部電影的所有主創都都受到鼓樓文化氛圍的影響，跟主流社會保持某種無害的距離，但與此同時，你也能很容易地從他們的臺詞裡，看到他們回過身，對“鼓樓人”有某種反思和懷疑。
客串釣魚佬的張帥又瘦又高，走在北京的大風裡，身子有點晃。他理工科出身，現在是個電影導演，他的電影《貘之歌》成了去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的爆款影片，但是今年他說他特別不喜歡它了，“覺得它很做作”。阿毛對《東四十條》也有點這個感覺，到宣發階段，他說有時候坐公交聽到報站名“東四十條”都有點反胃，有點暈眩。
《東四十條》劇照
張帥不確定應該怎麼定義“鼓樓青年”，硬要說的話，他前些年也是其中一員，但是現在覺得他們挺無聊，因為這麼多年了，“還是那些破搖滾樂，或者見面聊點文學”。
鼓樓在那立了幾百年，被文藝青年樹成地標不過幾十年時間，在其中混跡的年輕人換了一茬又一茬，話題仍然大差不差。有人搬走，有人撤離，有人像張帥一樣，開始嘗試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這一切。電影裡，東四認識一個女孩，覺得她跟其他鼓樓人都不一樣，因為“她都沒有紋身”，也有點自我嘲弄在裡頭。
2020年，張帥曾經拍過一個叫《北京部分地區部分青年生活狀況觀察報告》的電影，後來連續拍了幾年，在片名裡標註年份進行區分，實際上是一系列關於鼓樓青年的紀錄片。在豆瓣簡介裡他提到拍攝之前曾經去找大豆聊了聊，促使他拍攝的原因，是他感知到周圍同代的年輕人“普遍很辛苦並且狀態很不行”，所有人似乎都在資本的機器裡變得麻木不仁，他覺得很苦悶。疫情開始後，他覺得不能再等，為此他趕快用花唄買了一臺相機。他說連線意味著愛，而愛能夠抵禦冷漠。
我們能從《東四十條》裡感受到相同的愛，就像錢賡說的，他們在尋找同類。只不過是以他們自己的語言，一種致敬日本漫畫、考里斯馬基的形式。阿毛說他們喜歡的考里斯馬基的電影裡，所有人都板著臉，說著一些無聊的話，但那些人物與其所處的時代之間，一直存在某種對比，或者張力，或者牽引——你能感覺到，這些冷漠的小人物，在面臨一個大問題。
“可聽見雷聲滾滾，可感到怒潮來臨。”時代變遷與中年危機重疊，那幾年，他們都有點苦悶，有點抑鬱，有點焦慮，不知道應該往何處去，又該做什麼。
2019年，錢賡跟一支臺灣樂隊合作的歐洲巡演非常成功，正當他志氣高漲的時候，疫情來了。他被迫在德國滯留，終於到回國的前一天晚上，畫板砸了他的大拇腳趾，他只能坐著輪椅去坐飛機，起飛前，他又發現自己最重要的一個揹包被偷了，裡面有他2014年到2020年之間所有作品的電子存檔。這趟充滿挫折的旅程，讓錢賡開始思考，其實自己創作出來的東西很脆弱，它們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消失。
那段時間，失落和焦慮是他經常感受到的一種情緒。當時就連他遠在吉林農村老家的很多農民親戚都開始失眠，生活由極為單純的體力活構成的他們，原本是最應該睡得好覺的人。
“我老舅跟我說睡不著覺，你就想這種焦慮已經是時代性的，是在整個社會瀰漫的。”錢賡也有“卡住”的感覺，在封閉和靜止當中，大家有點手足無措，“好像睡覺都不知道手應該放在哪裡”。
“2019年之後，我感覺我們已經‘窮途末路’了。”能玩的事情都玩過了，時代一下子變得無聊，而大豆和阿毛最害怕無聊。疫情突然來了，一開始他們還因生活轉向非正常狀態而感到興奮，但很快事情演變成更沉重的荒誕和更無法掙脫的無力感。
阿毛說，想到去拍一個電影，是因為電影可以拍很長時間，也許幾個月也許一年，總而言之，可以讓他們在這件事上“卡住”足夠長的一段時間。那一年裡，大豆和阿毛隔三差五把其他主創聚在一起，吃頓飯喝頓酒，拍一場戲，散夥，等待下次相聚，再拍一場。
據說飾演東四的楊凱航一直以為自己拍的是短片，沒想到最後每個“短片”連在一起，成了一部電影。
鴿子的意義
有關追問意義的問題，阿毛說他喜歡加繆的一句話：你要認識到這個世界不重要，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大豆戳破了他的嘴硬：“他肯定要先去思考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意義才會得到這個結論，就是世界不重要。”
所以這部電影一直繞著生活與理想的矛盾展開，卻不對抗。
為什麼不憤怒？
阿毛引用了福克納小說《燒馬棚》裡的一句話：“你要珍惜自己的血。”珍惜自己的憤怒，不然有一天會無血可流。
電影裡的閒逛和聊天，總是被某種不得已的束縛困住，兩個主角、或者兩個導演，都感覺到了那個東西的存在，儘管他們說不出那是什麼，就像他們說不出自己在找什麼。
他們只是想用自己的語言來說點什麼話，用廢話來抵禦宣言，用空白來拒絕塗抹，如果你覺得這種無厘頭很不正常——那就對了，他們就想問，那種正常的、按部就班的意義，真的是意義嗎？
《東四十條》劇照
錢賡在電影裡寫過一行字：“李白與李小龍”。後來東四和十條在衚衕裡閒逛時遇到一個喝醉的人，他們聊了一會兒太白撈月。這些情節都源自錢賡的真實經歷，也是他想跟觀眾說的話。
2017年，錢賡去香港做紀念林正英的行為藝術，先去了一趟黃大仙求籤，搖出來下下籤，他淚灑街頭。後來他去找一個老奶奶解籤，她告訴錢賡，雖然是下籤，但這是下籤裡的上籤。李白想成仙，但他沒有撈到月亮，最後壽終正寢，但是他成了詩仙，是另一種“仙”。錢賡回到北京，開個人書法專場，第一場表演就寫太白撈月，因為喝了點酒，他摔倒在地上，躺在了墨汁裡，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李白撈不到月亮是因為他沒有到河裡游泳，如果他跳進河裡，就沒必要再去佔有或者抓住月亮了，“因為你跟月亮都在河裡”。
李小龍說，be water my friend。這就是錢賡在李白和李小龍那裡得到的啟示。最終，當他和大豆、阿毛決定展示鼓樓青年在北京城裡的衝突和掙扎的時候，就選擇了這樣一種be water的方式，用一種日式脫力系的無厘頭來解構他們的焦慮和困惑。他們都喜歡日本漫畫，都知道，其實那些淡淡的尷尬和搞笑，都誕生在那一代日本青年生活壓力最重的年代。
《東四十條》劇照
電影剛剛面世的時候，就有人問過大豆和阿毛，你們是不是富二代，生活裡沒有什麼煩惱，所以才拍這麼無聊的東西？大豆和阿毛當然不是富二代，他們只是物慾低，沒錢也可以“躺會兒”，也可以“卡住”，這就是他們“反規訓”的地方。阿毛問我，你看過大冰直播沒有？裡面有個河南安陽的農婦，她只有5000塊錢和一輛電動三輪車，她打算種完麥子，就往南走，去看看西雙版納。
就像旅行不是中產的特權，閒逛和瞎聊也不是富二代才會有的生活。阿毛覺得如果《東四十條》真的有點意義，那意義可能就在這，告訴世界，生活不是隻有一種，還可以有東四和十條的這一種，找鴿子的這一種。
找賽鴿這個情節，一開始只是因為大豆和阿毛真的在衚衕裡撿到過一個找鳥的啟事，他們把這個情節拿來用，改成了更有北京都市傳說特色的賽鴿。大豆和阿毛也是在拍攝過程中才意識到“找賽鴿”對每個人都有象徵意義。它不能被具象化為理想或者愛情，“但反正你生命中總有一個東西懸在那，你去尋找它，它忽近忽遠，可能曾經被你抓到過一點邊角，也可能到最後都沒有來。”
就像貝克特的戈多。
電影拍完之後，這隻“鴿子”就不再完全屬於他們，因為觀眾會把自己的生活投射上去，跳海的創始人梁二狗在《東四十條》的豆瓣短評裡說：“關於要不要找鴿子我糾結了很多年，後來有一天我不糾結了，發現青春也就過去了。”
《東四十條》劇照
《東四十條》是大豆和阿毛的青春片。鼓樓讓他們的青春比大多數人更長，但它還是會結束，最現實的原因，是他們當中沒有人能在鼓樓買得起房子。在結束之前，他們面臨著一種既普遍又私人的迷茫，轉身的時刻還沒有來，也不確定如何在當前的狀態下繼續前進。
電影最後一場戲是東四和十條在結冰的河上行走，不發一言。浙江人大豆和廣西人阿毛，來到北京之前都沒有見過會結冰的河流，這讓他們覺得很新奇，彷彿冬季之神一聲令下，全世界都停滯了。他們終於找到了能夠隱喻自己的生活的事物，停下來的河，跟他們不知所終的未來一樣。
東四和十條從冰層裡挖出一個耳機，與冰下的河連線著，但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聽到了什麼聲音。
“儘管他們的生活凝固著，但是春天就要來了。那裡並不存在一個明確的答案，生活就是挺複雜的。”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於受訪者，部分來源於網路
//本文首發於《南風窗》雜誌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