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的美股暴跌拉動了全球股市暴跌。最近總有朋友問我的不確定性模型是否預測到了這次股災。這篇兩週前寫的關稅和美股的關係，現在回頭看看，應該是最早敲響警鐘的吧。。。
美股暴跌：精心佈局還是關稅之禍？
2025-03-19
下面對之前的內容進行一些補充和更新。
關稅落地，貿易戰打響，全球資本市場籠罩在不確定性的陰霾之中，市場的劇烈波動成為這場戰爭最直觀、強烈的反應。
在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稅後的短短兩天內，美股市值蒸發高達6萬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而當他話鋒一轉，宣佈暫緩部分關稅時，市場隨即大幅反彈，市值回升5.1萬億美元。美國三大股指經歷了近幾十年來最動盪的時期都未曾有過的一輪震盪。
2025年4月9日，標普500指數大漲9.5%，創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單日百分比漲幅。道指飆升逾2900點，漲幅達7.9%，創下有史以來的最大單日漲幅。納指則暴漲12.2%，創下自網際網路時代以來的最高單日漲幅。
這場動盪不止席捲美國，歐洲、亞洲的主要市場同樣劇烈震盪，全球市場在特朗普政策反覆之間上演高頻“過山車”行情。
掀起這場風暴的關鍵人物特朗普，其對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影響，已經超過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所造成的衝擊。
自上世紀80年代初聲名鵲起以來，特朗普便不斷鼓吹用關稅對抗“不公平貿易”。在以其政策反覆無常著稱的政治生涯中，關稅——這個對他來說“字典中最美的詞”始終如一。
按照經濟學定義，關稅主要有三大功能：
1）保護本國產業：透過提高進口商品價格，增強本土產品競爭力；
2）增加財政收入：政府透過徵稅獲得資金；
3）調節貿易平衡：限制外國商品大量湧入或鼓勵出口，調節貿易逆差，或作為談判籌碼，對其他國家施加政治影響力。
這些作正是特朗普一直強調的目標：用關稅填補減稅計劃帶來的稅收缺口，同時兌現他讓美國再次“偉大”和“富裕”的承諾。
但，現實遠比口號複雜。
首先，這是一個數學問題。
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早已揭示：高稅率未必帶來高收入，反而可能抑制經濟活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
所的分析進一步指出，若要以關稅全面取代所得稅，所需稅率將遠超企業和消費者的承受能力。
然後，這是一個經濟學常識問題。
特朗普堅稱“關稅由別國支付”。但凡學過經濟學就會知道，這筆賬最終會落到美國消費者頭上。
表面上，關稅確實由外國出口商向美國海關繳納，但出口商要維持利潤，必然不願承擔這筆稅費，於是提高價格，把稅費轉嫁給美國進口商。進口商出於同樣的理由進一步把稅費轉嫁給終端消費者。最終的結果就是，進口商品價格上漲，生活成本攀升，普通人的錢包首當其衝。
更糟的是，關稅作為一種累退性消費稅，它對低收入群體的打擊遠大於富人，這恰恰擴大了貧富差距，會進一步削弱社會消費能力。
那麼，特朗普口中的“製造業迴流”和“就業復興”又會如何呢？關稅真的會把製造業和就業機會帶回美國嗎？
答案是否定的。
自195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在就業結構中的佔比就已從40%降至7%，未來50年，自動化和AI還將繼續蠶食剩餘的空間。要讓一個全球先進的服務型、技術型經濟體重新變為勞動力密集型製造大國，無疑是一種倒退。
更現實的問題是，全球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不可能在短期內重構供應鏈和製造力。當面對高達40%、50%甚至更高的關稅時，它們的選擇就是大規模削減成本，最終引發裁員潮。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21年的研究，特朗普的關稅已直接導致美國約24.5萬個就業崗位流失。
在貿易關係方面，歷史也早有前車之鑑。
1929年股市崩盤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出臺，將關稅推至歷史高點，試圖透過貿易保護提振經濟，緩解農業領域受經濟衰退的衝擊。不料引發各國報復，全球貿易崩塌，經濟雪上加霜，失業率飆升至歷史峰值，世界陷入深度蕭條。
這一被批評為“史上最愚蠢法案”的政策，間接加速了二戰的爆發。戰後，美國開始主導全球貿易自由化，70年來始終奉行開放政策。而特朗普正試圖用關稅，重寫這一切。
如今，全球貿易摩擦日益升級，關稅政策反覆無常朝令夕改，而市場最懼怕的，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的反覆無常——究竟是談判籌碼還是長期戰略？——讓投資者無所適從。股市的劇烈震盪，正是對這種混亂的即時反應。
美股暴跌，是失誤還是設計？
關稅的短期影響已顯而易見：股市動盪、財富縮水、投資者恐慌。
從市場資料看，美股的表現可謂糟糕。標普500指數在特朗普2.0上任後悉數回吐漲幅，納指一度跌逾11%，進入技術性熊市。在他執政的前50天裡，美股表現為2009年奧巴馬上任以來的最差。
經濟基本面也不容樂觀。亞特蘭大聯儲預計，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將萎縮2.8%，這將是自2022年短暫技術性衰退以來，經濟首次出現萎縮。就業市場亦顯疲態，1月新增就業14.3萬人，低於預期的16.9萬。私營部門新增崗位僅7.7萬個，遠不及預期的14.8萬。
這些都與特朗普上任時承諾的“經濟繁榮”背道而馳，衰退的預警持續升級，爭議四起。美國財政部長將此解釋為“排毒期”（detox period），而特朗普本人則稱之為“過渡期”（period of transition）。
當被問及是否預期經濟將陷入衰退時，特朗普回應道：“我不喜歡做這種預測。但我們確實正處在一個過渡階段，因為我們正在做一件大事——我們正在把財富帶回美國。這是一個大動作，而這種轉變總伴隨著一段震盪期……我相信這最終會帶來好結果。”
這些表態，反映出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訊號：他並不迴避經濟衝擊，甚至視之為轉型的必要陣痛。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美股的暴跌，是關稅政策的無心之失？還是“有意策劃”的經濟收縮？
精心策劃的自我重塑還是不計後果的經濟豪賭？
有意策劃股市暴跌，聽上去有悖常理。畢竟，股市上漲歷來被視為經濟強勁的訊號，是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喜聞樂見的“政績”。然而，不按常理出牌，也是特朗普的行事風格。
從1.0版本的“建牆”口號到2.0版本的關稅攻勢，他總是慣用混亂的局面製造強勢的政策敘事，在危機中攫取戰略主動權。
對美國而言，當下這種混亂背後，隱藏著一場關於經濟結構轉型的重塑。
多年來，美國深度依賴消費拉動型增長，這一結構積累了通脹風險、債務膨脹和資產泡沫。如今，美國債務總額已高達34萬億美元，其中7萬億亟需再融資。而債券利率一度飆升至4.8%，令年化利息支出突破1.12萬億美元。高利率帶來的高融資成本，正在迅速侵蝕財政空間。
特朗普試圖打破這一舊格局，將美國經濟從消費驅動轉向投資和企業以及製造業驅動——一種以“供應側”為核心的結構性再塑。製造混亂，或許正是這一圖景的開端。
首先設想如下路徑：透過打擊股市，迫使資本從高風險資產撤離，轉向債券市場，從而推高債券價格、壓低收益率。其目的明確——迫使美聯儲放鬆政策，降低債務融資成本，換取長期的財政喘息。
此舉似乎初見成效，10年期美債收益率從年初的4.8%已下行至4.29%，雖然看似細微，卻能在鉅額債務基數上產生可觀節省。可控的“市場恐慌”，成了強迫降息、緩解財政壓力的工具。
但這並非全部。特朗普還計劃削減政府支出，壓縮醫療、住房、食品等福利專案，削弱對消費的依賴；同時透過減稅和放鬆監管，刺激企業投資，強化供給側能力。這種從需求向供給的轉型，理論上可緩解通脹與債務壓力，卻也勢必在短期內冷卻經濟、引發社會陣痛，甚至埋下衰退的種子。
歷史上，美國透過“短期混亂換取長期利益”的先例並非沒有，而後果往往是由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承擔。
最典型的例子，是1979年保羅·沃爾克對抗通脹的“利率衝擊”。
美聯儲將利率拉高至17%，隨後更是飆升至19%。股市對此迅速而一致地作出反應：在他宣佈決定後的兩天內，美股暴跌8%，創歷史新高。 標普500指數在1982年8月之前下跌了 27%，兩年內大幅下滑。
結果是雙底衰退、百萬製造業崗位消失、出口暴跌、全球債務危機橫掃南方世界。但到1983年，美國通脹被壓制至2.5%，經濟迎來複蘇，“沃爾克衝擊”（Volcker shock）被美聯儲奉為經典。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本·伯南克就曾稱讚沃爾克的“獨立性”以及他敢於直面政治風暴的勇氣。
然而，比通脹更深遠的，是經濟模式的轉變：美國從製造業國家蛻變為金融資本強國，其海量消費與債務吸納了全球產能，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去工業化，是一體兩面的產物。而這一由沃爾克推動的“全球化體系”，如今正成為特朗普試圖摧毀的物件。
在特朗普眼中，“混亂不是深淵，而是階梯”。他不在意短期失業、市場暴跌，甚至不惜挑戰美聯儲的獨立性。他更關心如何重塑規則、重設利益分配，哪怕賭注巨大，也要爭奪歷史主動權。
對全球經濟而言，這場“可控衰退”路徑混亂、代價沉重、破壞性極強，結果也難以預測。
如果說特朗普的國內策略是賭上經濟結構重塑的“可控混亂”，那麼他在國際上的戰略更像是一場全球性的“膽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
這是一種典型的博弈模型：兩個司機駕車迎面駛來，誰先轉彎誰就是“膽小鬼”，不轉的可能贏，但也可能一起毀滅。
特朗普的貿易戰與關稅戰略，正是這種博弈的真實演繹。他將盟友、對手甚至國際秩序視作籌碼，依仗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和債務國的地位，試圖逼迫各國在關稅、匯率、安全與財政上重新談判。
他的核心邏輯非常明確：透過製造不確定性引發動盪和恐慌，迫使他國“先轉彎”，從而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博弈的風險極高，但對一個曾多次破產又成功翻身的商人來說，風險從來不是障礙，反而是一種慣性策略。
特朗普政府經濟顧問Stephen Miran曾撰文指出，美國應同時使用關稅和安全威脅，迫使盟友接受削減美國國債收益率，甚至不惜以“債務違約”來施壓。關稅是這一計劃的有力工具，把美國信譽當籌碼，把美元霸權作為槓桿，迫使其他國家進行談判。
這一策略似乎已經部分“奏效”：越南等國家已承諾削減對美商品關稅，美國稱另有50多個國家也已請求重啟貿易談判。
在長達數十年的國際貿易博弈中，美國是其制定並裁判規則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如今時移世易，美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構成主要的競爭壓力，歐洲也成了一個代價高昂的變數。
面對變局，特朗普選擇直接踢翻談判桌，要求全球改變規則“重新開始遊戲”。他真正的目的，是透過壓低美元匯率，來重振美國製造業、對沖中國的崛起，同時維持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核心地位。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的目標不是穩定，而是顛覆。他要用“可控混亂”迫使制度自我調整、重塑規則。
只是，賭局太大，參與者眾多，失控的風險就越高，崩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更何況，世界並非任由他擺弄的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