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華高萊斯“技術要點”系列叢書《智造迴歸都市》，本書正在編校中，網路版搶先看！
作者丨徐航
1. 真相：工業齒輪驅動的花園城市
2. 目標：打造東南亞製造燈塔
3. 戰略：新加坡“工業救亡”之路
4. 載體：從荒漠到綠洲，讓城市適合製造
5. 舉措：從綠洲到燈塔，迎接智造迴歸
6. 總結：世界工廠，需要一座製造燈塔
01
真相：工業齒輪驅動的花園城市
要談論新加坡的製造業，首先要破迷除信一番，因為多數人眼中的新加坡與製造無關。她是亞洲金融中心、擁有世界級港口，完善的福利制度，整潔的城市環境，以及讓遊人流連忘返的濱海灣、聖淘沙和烏節路……
從各個角度看，新加坡似乎都是一座以服務業為本的城市，經濟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服務業佔比常年超過70%，遠高於製造業。
然而，這只是假象。從1965年獨立起，製造業始終是新加坡的立國之本！李光耀就曾說過，“自工業革命以來，沒有任何一國在成為工業強國之前就變成經濟大國，也沒有任何一國僅僅憑藉服務業就能成長為一個經濟強國”。
將製造業作為立國之本，對新加坡而言並不容易。因為她天生自帶工業發展的一切弊端：土地狹小、原料匱乏、人力不足、政局不穩、沒有腹地……在眾多不利條件下，新加坡卻從一片毫無基礎的製造荒漠，逐步成長為全球製造業強國。
在GDP年均增長7.7%的高速發展勢頭下，新加坡製造業常年保持20%左右的經濟佔比，始終領先於零售、金融、運輸等服務業門類 ，是新加坡第一支柱產業。尤其是在半導體、生物醫藥等先進製造領域，新加坡的競爭力絲毫不遜於德日等老牌製造強國。
雖然新加坡製造業一直保持強勢，但也經歷過相對的低谷。尤其是1980年代後，雖然新加坡成功轉型高科技製造，但各項成本逐漸高企，工業發展動力逐步減弱。
為了尋找第二增長曲線，新加坡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主動轉型知識經濟，提出了製造與生產性服務並重的新經濟戰略，不僅讓金融、資訊諮詢、零售等服務業佔比顯著提升，而且科技研發能力也突飛猛進。
在此期間諾獎得主西德尼·布倫納引領新加坡生物醫藥騰飛的故事，至今仍是“無中生有”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經典案例。但有得必有失，生產性服務業高速發展的同時，新加坡製造業佔比卻逐年下降，從2004年27.12%逐漸回落至2016年17.48%，陷入了相對低谷。
此後形勢突變，隨著中美貿易戰開啟，全球製造業格局面臨重構。新加坡抓住機遇，迅速制定了新的經濟戰略，實現了製造業的復甦。到2022年，新加坡製造業佔比已經回升至20.5%，並順勢提出了“製造業2030願景”，計劃在2030年前將製造業增加值再提升50%。
可以說，驅動這座花園城市的工業齒輪，再一次全速運轉了起來！
02
目標：打造東南亞製造燈塔
如果新加坡的製造迴歸僅僅停留在經濟效益維度，與我國的發展也並無矛盾。畢竟作為一個規模有限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只能搶佔部分高階利基市場，無法覆蓋所有制造業門類。但新加坡的野心不止於此，她真正覬覦的是全球製造業的領導地位。
在“製造業2030願景”中，新加坡政府明確提出，要打造“全球先進製造業的商業、創新和人才樞紐”。對此，我國必須高度關注，因為新加坡追求的不只是經濟效益，而是要聯合東南亞共同參與全球製造業競爭，改變現有的供應鏈格局，對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發起直接挑戰！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全球製造業競爭正漸漸演變成一場零和博弈。標準普爾釋出的資料顯示，由於國際商品市場萎縮，全球製造業經理人指數（PMI）自2023年下半年起始終低於50%的枯榮線，處於持續衰退態勢。
由於訂單有限，各國製造業陷入了內卷：歐洲製造愁雲慘淡，不論是老牌製造強國德法還是工業新秀波蘭，都陷入持續衰退；東南亞製造則高歌猛進，印尼和印度兩個超級大國持續繁榮，越南製造也在2024年初擺脫了低迷狀態；
而在美洲，製造業衰退的趨勢有所改善，美國、墨西哥、巴西的製造業PMI在2024年都出現了復甦跡象。未來，這種此消彼長的製造業博弈很可能成為常態。
在全球性的製造業內卷之下，未來的製造業競爭將會呈現“燈塔指引+區域協同”的新模式：也就是由核心國家引領，透過貿易協定等形式整合周邊國家資源，形成區域性製造聯盟，共同參與國際競爭。
越南經濟學家阮德成教授曾經準確解釋了該模式的內涵，他說，“越南不需要產業規劃，因為我們有廣州，我們缺什麼直接到廣州去買就行，要什麼產業規劃？”這裡的“廣州”不是廣州城，而是泛指中國製造業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
阮教授的意思是，越南製造的發展，不僅原料、人才、技術來自“廣州”，產業方向上也亦步亦趨。也就是說，“廣州”就是指引越南製造業發展的“燈塔”。
而全球其他地區也在採取類似模式，如新版美加墨協定（USMCA）、東南亞製造聯盟（SMA）、歐洲宙斯盾聯盟（Aegis Europe），包括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都試圖以區域為單位參與全球製造競爭。
理解了這種模式，我們就能看出新加坡製造的真正野心——她要成為東南亞製造的燈塔，以自身在技術、資本、商業模式方面的優勢，點亮東南亞的製造潛能，形成區域性製造共同體。
2021年，在東南亞製造聯盟成立儀式上，新加坡貿工部長陳振聲也毫不諱言地指出，“東南亞經濟基本面強勁，消費群體大，勞動力年輕。雖然新加坡無法在規模或成本上進行競爭，但我們可以利用該地區的集體力量，共同抓住機遇。”
這意味著，新加坡將與定位相似的上海、深圳等城市展開正面對決：2023年11月，深圳提出建設“全球領先的重要的先進製造業中心”；而上海也釋出了《上海市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計劃打造“高階製造業增長極”。這與新加坡的定位如出一轍，競爭在所難免。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必須理解新加坡製造業崛起和迴歸的基本邏輯，才能進行學習，甚至超越。因此本文的重點在於兩個方面：
第一，如何從荒漠到綠洲？本文將梳理新加坡製造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重點關注戰略規劃在新加坡製造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為我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借鑑。
第二，如何從綠洲到燈塔？本文還將闡述新加坡政府在近年來的製造業迴歸中採取的舉措，幫助上海、深圳等城市探索通往全球先進製造中心的路徑。
03
戰略：新加坡“工業救亡”之路
要理解新加坡製造的崛起，我們必須跳出成功者視角——要知道，新加坡可不是什麼天選之子，而是一個“天生斷奶”的可憐孩子，而能夠拯救她的，只有製造業！
新加坡製造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的新加坡剛剛獲得自治權，開始謀劃國家的未來。
新生的新加坡首先要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在歷史上，新加坡的主要經濟來源一直是轉口貿易，而支撐轉口貿易的關鍵則是英國的海上霸權，其標誌性事件有兩個：
一是1819年萊佛士爵士登陸並建立自由港，讓新加坡成為日不落帝國在亞洲的貿易樞紐；二是1824年《英荷條約》的簽訂，確保了英國對馬來半島的控制權，為新加坡轉口貿易提供了優質腹地。從此，馬來半島的橡膠和錫礦透過新加坡運往全球，開啟了一個黃金時代。
然而，隨著1942年日本佔領整個馬來半島，英國在東南亞的霸權被擊碎，新加坡的轉口貿易失去了底層支柱。李光耀對此非常憂慮，他在自傳中發出疑問，“當獨立後的新加坡不再是英國統治下的東南亞核心時，她該如何倖存下來？”沒錯，他用的是“倖存”，足見形勢多麼嚴峻。
然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日本投降後，新加坡又陷入了馬來半島的民族爭端中，先是在1948年被迫進入長達12年的“馬來亞緊急狀態”，經濟基礎遭到進一步破壞，接著又在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過程中因種族問題受到排擠。
最終，在1965年，馬來西亞國會以126:0全票將新加坡逐出聯邦，李光耀淚灑當場。他明白，這意味著新加坡失去了最重要的經濟腹地，也意味著依託馬來西亞大市場的經濟發展戰略徹底破產。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獨立，但李光耀卻說，“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一樣，陷入前所未有的傷悲。”
內憂外患之下，新加坡全國失業率一度超過14%，70%以上的居民住在貧民窟，國家處於動亂的邊緣。當時，被稱為“新加坡經濟發展之父”的吳慶瑞博士每天都活在焦慮中，他回憶道，“每當路過學校門口，看著幾百個孩子蹦蹦跳跳地放學回家，我的心情就極度低落，因為我不知道未來怎樣才能讓他們找到工作……”
為了擺脫困境，曾有人建議大力發展旅遊業，但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政府堅信，只有發展製造業，才能穩定就業，改善民生，國家才有一線生機，他坦言，“旅遊業確實創造了就業崗位並充實了人們的腰包，但它不能解決新加坡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我們內閣成員都知道，讓新加坡存活的唯一道路就是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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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充實了人們的腰包
卻無法解決新加坡的生存發展問題
（來源：圖蟲創意）
雖然前路已明，但卻任重道遠。彼時的新加坡是一片一無所有的“工業荒漠”，要打造李光耀心目中的“綠洲”，必須開闢一條全新道路。
為了快速推進工業化，新加坡決定藉助外腦。1960年8月，新加坡政府向聯合國申請派遣專家團為本國工業化提供諮詢。在眾多候選人中,吳慶瑞選擇了領導荷蘭戰後工業重建的阿爾伯特·溫思敏博士擔此重任。
在前往新加坡前，溫思敏曾擔任著名武器公司西斯帕羅·蘇扎的董事，是一位成功的武器商人。當他離職時，不少媒體報道稱，溫思敏即將回歸他所愛的顧問領域，為新加坡提供經濟戰略諮詢。
“迴歸舊愛”的溫思敏立刻開始謀劃新加坡的製造業藍圖。經過數月的調查研究，他的團隊於1961年5月向新加坡政府提交了《新加坡工業化提案》，該檔案重點強調了吸引外資和發展出口型製造的重要性。
當時，海運集裝箱還沒有發明，經濟全球化還在襁褓之中，溫思敏卻敏銳地指出，“一個工業計劃的成功，不僅取決於國內市場的擴大，更取決於對海外市場的密集出口”。
這一觀點與李光耀的“綠洲戰略”不謀而合，都是要跳出區域限制，用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來吸引發達國家的工業投資，並通過出口產品佔領全球市場。於是，在新加坡政府的盛情邀請下，原本任期只有3個月的溫思敏，成為了新加坡政府的長期顧問。
從1961年到1984年，溫思敏每年都造訪新加坡兩到三次，與新加坡各界就經濟發展問題深入交流，然後直接向李光耀提交報告。更難得的是，溫思敏的工作不僅停留在策劃層面，還經常親力親為，比如參與機構改革，主導招商談判，遊說政企高層等。
而且，他在新加坡的工作幾乎分文不取，或許是興趣使然，或許是與李光耀惺惺相惜，又或許是痴迷於新加坡蒸蒸日上所帶來的成就感……無論動機如何，就結果而言，溫思敏為新加坡製造業的發展勾勒了一幅完整的戰略藍圖。具體而言，他為新加坡製造選定了一條路徑，建立了一個組織，豎立了三根支柱。
▍一條路徑——招商歐美跨國企業，發展出口導向製造業
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後，溫思敏立刻提交了《1965年新加坡國慶日後經濟形勢備忘錄》，指出“新加坡想要生存，必須尋找全球市場，為此應全力招商大型跨國企業。”
這種“招大商”邏輯現在看來司空見慣，但在當時卻是一項創舉。因為溫思敏發現，新加坡工業化的核心問題與二戰後的荷蘭很相似，都是缺乏資本、技術、人才等產業要素。因此，溫思敏借鑑了馬歇爾計劃的思路，讓新加坡設法從歐美經濟強國那裡獲取工業化所需的資源，但不是去乞討，而是去招商。
為了拉近新加坡與西方世界的距離，溫思敏提出了一個看似微不足道，實則意義深遠的建議，就是保留萊佛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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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佛士雕像
（來源：網路開放平臺）
他對李光耀說，“讓萊佛士站在他原來站的地方，這是您在向外界展示新加坡願意接受被英國人統治的歷史。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我們必將需要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以及任何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他們是受歡迎的。所以，只要萊佛士站在那裡，就表明您為新加坡的工業化做好了準備。”
李光耀欣然接受了建議，不僅保留了萊佛士銅像，還在官方層面承認，萊佛士是將新加坡帶入全球化經濟的先驅者，這向全世界展示了開放包容的國家形象，為製造業的全球招商奠定了有利條件。
▍一個組織——改組經濟發展局（EDB），成為製造業招商的主力軍
明確了出口型製造的路徑，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落地。溫思敏作為荷蘭戰後工業重建的掌舵人，非常明白一個道理：戰略規劃要落地，首先要解決組織架構問題，由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從1961年起，溫思敏親自對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將之從一個政府部門改組為一個高效的招商團隊，在全球範圍內遊說企業投資新加坡，並幫助他們在新加坡落地專案。
溫思敏對這件事親力親為。在他的強烈敦促下，新加坡政府將經濟發展局從區區4人擴編到100人左右，並設定了營銷推廣、財務測算、技術諮詢、專案運營、基建配套等部門，為跨國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幫他們儘快完成投資。
同時，為了幫助EDB員工儘快上手，溫思敏親自參與了EDB早期的投促工作。他充分發揮了武器商人長袖善舞的優勢，親自示範如何透過商業協會、領事館、政府貿易代表等渠道開展招商工作，活脫脫一個現實版的“戰爭之王”。
在溫思敏的帶領下，經濟發展局在產業招商方面所向披靡，很快就成為了新加坡製造業發展的核心力量。
按理說，隨著經濟發展局的工作步入正軌，溫思敏已經可以功成身退了。但作為一個戰略諮詢師，他既要解決眼前的困難，也要給新加坡指明未來的方向。在1970年代，他就前瞻性地提出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為製造業發展注入持續動力。這比聯合國提出的“知識經濟”概念早了20年。
在溫思敏的謀劃下，新加坡重點發展了三類生產性服務業，為製造業發展豎立了三根支柱：
第一，打造亞洲金融中心，為製造提供金融支撐。1968年，溫思敏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建設亞洲金融中心的設想，他認為：如果把全球金融服務看做一個24小時不間斷運作的系統，那就必須有多個金融中心城市進行“接力式運作”，亞洲恰好缺少一個倫敦、紐約那樣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正是最合適的城市。
他的構想是，“當舊金山的交易所下午五點關門時，新加坡的交易所恰好在早上九點開張。而當新加坡的交易員們在下午四點下班時，蘇黎世的交易員恰好在上午九點走進交易大廳”。
為了讓這個設想落地，溫思敏親自拜訪了他的荷蘭老鄉——美國銀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長範奧南，兩人共同說服美國銀行（僅次於摩根大通的全美第二大商業銀行）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個亞洲美元市場。
從此，任何人都可以在新加坡建立美元賬戶，最低繳存金額僅為2.5萬美元，而且不徵收交易所得稅。這樣一來，亞洲各國的閒置美元迅速湧入新加坡，形成了一個繁榮的金融交易市場。到1992年，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的總規模已達3554億美元，銀行數量達到193家，最終造就瞭如今的亞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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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佛士坊——新加坡銀行聚集地，最大金融區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金融業始終堅持對製造業的精準扶持。在新加坡，符合條件的製造企業能夠很便捷地從銀行獲得資金，不僅種類繁多，而且模式成熟，比如星展銀行的中小企業貸款就分為稅務貸、應收賬款貸、裝置貸、物業貸、迴圈貸、分期貸、透支貸等眾多品類，能在各種運營局面下為企業提供資金，緩解經營壓力。
第二，發展高階職業培訓，讓新加坡“人均工程師”。溫思敏非常看重職教對工業發展的作用。在荷蘭時，他就曾多次在教育雜誌上撰文，呼籲課程安排要適應工業化對人才的需求。他在新加坡延續了這一思想，認為“我們必須將廉價勞動力升級為高階勞動力。而我們只有手和腦。要想發展，就必須練手，練腦。”
1970年，溫思敏向李光耀提交了一份有關教育的報告，建議擴大新加坡理工學院等大學的理工科招生規模，以滿足製造業對工程師、技工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在溫思敏的呼籲下，如今的新加坡教育體系裡隨處可見鮮明的“工業化特色”，如大量的企業培訓中心，發達的職業教育體系，以及聞名全球的“新加坡數學”。
溫思敏可能也想不到，他的職業教育思想已經演變成了一場席捲獅城的“未來技能運動”。2016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了未來技能委員會，號召所有公民，不論年齡、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都成為終身的技能學習者。
為此，政府給每位公民提供了一個培訓賬號，可用於參與培訓，獲取招聘資訊，投遞簡歷，還可以申請一筆500元的培訓貸款。對職業培訓的重視，讓新加坡能隨時保有一支高水準人才隊伍，始終滿足先進製造業的用工需求。
第三，打造商務旅遊城市，用會議會展促進製造發展。溫思敏認為新加坡“沒有什麼可以向遊客展示的景點”，因此必須成為遊客的“轉口港”，重點強化旅遊配套服務，包括一流的酒店，便捷的交通，豐富的購物空間，以及足夠長的機場跑道等，讓遊客能“一日遊遍東方”。
在此戰略指引下，新加坡旅遊從一開始就體現出濃厚的“商務”特色。根據吳慶瑞回憶，1967年有超過20萬遊客湧入新加坡，其中很多來自香港，但他們不是來旅遊的，而是希望將公司搬到新加坡的商人。
為了踐行發展商務旅遊的思想，溫思敏在1967年親自出馬，攔下了新加坡政府在聖淘沙開發煉油廠的計劃，因為他覺得這裡距離城市太近，發展工業弊大於利，應該建設成讓人逃離城市生活的休閒勝地。於是，他找到新加坡著名規劃師曹福昌，快速編制了聖淘沙旅遊區的建設規劃。
同時，他親自與美國石油公司談判，讓對方主動放棄了煉油廠開發計劃，避免了一場國際商業糾紛。正是這一番努力，成就瞭如今的聖淘沙——以會議會展為特色的商務旅遊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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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淘沙俯瞰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溫思敏為新加坡製造謀劃了藍圖，新加坡人民也在心中為他留下了位置。溫思敏去世後，南洋理工大學設定了“溫思敏教席”，紀念這位新加坡人民的老朋友。
2022年，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親自出席《阿爾伯特·溫斯敏和新加坡》的新書釋出會並指出，“若我國因溫斯敏不是新加坡人就不接納他的建議，我們的新加坡故事會截然不同。”
溫思敏在新加坡的成就，彰顯了戰略規劃對製造業發展的意義：第一，戰略規劃能指引正確方向。比如新加坡招商跨國企業，發展出口型製造，這一模式一直延續至今。
第二，戰略規劃能促進“人盡其才”，透過機構改革，讓專業人來做專業事，這樣戰略才不會因為領導變更而被束之高閣。
第三，戰略規劃能理順發展關係，溫思敏正是看清了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關聯，才會大力提倡發展金融、職教和文旅，從而為新加坡製造注入了持續動力。
藍圖已經繪就，接下來，本文將從空間載體與策略兩方面，分析新加坡如何將戰略落到實處，最終實現製造業的崛起與迴歸。
04
載體：從荒漠到綠洲，讓城市適合製造
戰略很關鍵，但落地同樣重要。李顯龍總理在2017年全新經濟戰略報告中強調，“戰略是第一步，是指南，但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實施它們。”
溫思敏的製造藍圖，首先改變的是新加坡的城市空間。從1962年開發裕廊工業區開始，新加坡從一個毫無製造基礎的不毛之地，逐漸成為一座為製造業量身定製的城市，成了各國企業爭相落戶的“製造綠洲”。我們可以分聚集和擴散兩個階段，來說明“從荒漠到綠洲”的城市空間演變過程。
要成為製造綠洲，新加坡必須擁有一片世界一流的工業園區。1962年，經濟發展局在地圖上挑挑揀揀，最終選中了位於新加坡西部的裕廊，這是一片9000英畝的荒蕪之地，有著鱷魚出沒的紅樹林沼澤和大片廢棄的橡膠種植園。
由於人煙稀少且遠離城市，這裡的建設條件非常惡劣，光基建就花了1億美元。但裕廊也有優點，很適合建設深水港，符合新加坡發展出口型製造的需求。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豪賭，就連吳慶瑞也承認，這是一種“基於信仰的選擇”。
為了吸引跨國企業落戶，裕廊工業區將基礎設施建設放在首要位置。裕廊集團前總裁曼諾哈·基雅塔尼認為，裕廊工業區的基建不只是搞建設，而是要“讓基建成為新加坡製造的競爭優勢，來彌補我們的某些短板。”
裕廊工業區的基建策略是“提前建設，即插即用”。一方面，裕廊鎮管理局在企業入住前就開展工廠、住宅、配套一體化建設，並將裕廊港的建設放在首要位置，1965年就投入使用，成為新加坡出口型製造的核心支撐。
提前建設的基建策略並非孤立的政策，而是與EDB的招商工作緊密配合，讓客戶既能在洽談期間提前實地考察，也能在簽約後迅速投產。當時，裕廊工業區是亞洲第一個在企業入駐前提前建設的產業園區，開創了一種全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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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工業區
但裕廊工業區的運氣並不好，從1963年到1965年間，總共只有12家公司入駐。外國投資人的猶豫不難理解，畢竟彼時的新加坡風雨飄搖，強敵環伺，投資環境並不算好。
為了扭轉頹勢，經濟發展局曾策劃了一次“減兵增灶”式的營銷活動，號召企業在90天內集中舉辦入駐儀式，但每家企業要辦兩場典禮，一場奠基，一場投產，吳慶瑞博士全程參與，極力營造欣欣向榮的園區景象，吸引投資者關注。雖然誇大宣傳不值得提倡，但這也足見新加坡政府開發裕廊的決心。
好在1965年後，裕廊工業區時來運轉。一方面，被馬來西亞驅逐後，背水一戰的新加坡全力招商引資，取消了各種貿易保護政策，讓外資進入更加便利。
另一方面，香港、臺灣深受文革影響，引發了企業的恐慌性出逃。多方有利條件助推之下，新加坡迅速成為亞太地區的投資熱土，裕廊工業區的發展勢頭也昂揚向上。到1969年時，已有181家企業入駐裕廊，其中包括惠普、德州儀器、飛利浦等全球領先的製造業龍頭。
其中惠普的招商過程頗為傳奇，當時談判進入緊要關頭，惠普創始人威廉·休利特親赴裕廊工業區考察。然而，當他準備登上計劃租給惠普的六層廠房時，電梯卻出了故障，眼看大金主即將面臨步行上樓的尷尬局面。
危急關頭，一位EDB員工急中生智，把隔壁廠房的電梯電纜搬了過來，迅速修復了電梯。幸虧裕廊的廠房都是標準化設計，配件的規格也一樣，這才能用“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解決問題。這個小插曲，讓惠普看到了新加坡人的效率和誠意，最終決定投資。
像這樣的傳奇小故事在歐美商界口耳相傳，跨國企業們紛紛拋來橄欖枝，裕廊工業區也逐漸熱鬧了起來。
隨著人口的逐步增加，裕廊工業區開始全力推進職住平衡，透過提供“城市超配套”，為居民提供超越城市量級的各種服務功能，讓他們產生“住在裕廊很自豪”的感覺。
一是居住超配套。從1964年建設裕廊花園開始，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工業區興建了大量花園公寓，不僅提供從一居室到三居室的各種戶型，而且配以大面積的公園綠地，還迅速補齊了學校、電影院、體育館、醫院等基礎生活配套，解除了居民的後顧之憂。
對當時許多在裕廊工作的新加坡普通人來說，搬進花園公寓是一個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二是休閒超配套。大量人群湧入後，裕廊工業區開始建設高品質娛樂設施，強化地區吸引力。比如1971年開放的裕廊飛禽公園，曾有5000只鳥兒嬉戲其中，是全球鳥類數量排名第一的鳥類公園。又如1977年開放的新加坡科學中心，擁有全城第一家球形劇院和可以同時觀測南天半球和北天半球的天文臺。
此外，這裡還有亞洲最大的汽車影院、新加坡第一個室內滑雪場，還模仿長安建了一個古風主題樂園——唐城。
三是政策超配套。為了讓人們留在裕廊，新加坡政府還揮舞起了政策大棒，“逼迫”企業為員工提供住房補貼，當然目的不是收錢，而是鼓勵企業員工搬到裕廊居住，實現職住平衡。
吳慶瑞甚至“威脅”說，如果企業不繳納補貼，政府就在裕廊建立一個收費站，對接送工人上下班的車輛收50美元過路費。在政府的軟硬兼施之下，到1980年，裕廊工業區已經擁有了11萬常駐人口，完成了產業園向新市鎮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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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工業區的超級配套
從1970-1990年，以裕廊工業區為核心，新加坡製造的經濟佔比逐步升至25%左右。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製造不僅高速增長，還完成了華麗轉型，從建國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為半導體、精密儀器、生物醫藥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因此成功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裕廊工業區的成功，不僅讓新加坡擁有了一片世界一流的製造綠洲，也總結出了一套適應製造業發展的土地開發模式。為了推廣經驗，新加坡政府於1968年從經濟發展局中分離出了裕廊集團（JTC），賦予其建設運營新加坡所有產業園區的重任。
在接下來的50年裡，裕廊集團不斷迭代產品與模式，逐步將新加坡塑造成了一座為製造業定製的城市。正如裕廊集團的企業口號：“我們不只是開發商，我們還能改變製造！”
裕廊集團的成立，標誌著新加坡製造業發展將跳出裕廊，覆蓋全城。但他的工作並非對裕廊工業區的簡單複製，而是根據先進製造的訴求定製產業空間。經過數十年的耕耘，裕廊集團在新加坡建成了一系列專業化製造園區，其中許多專案，都可以成為我國產業園區升級的借鑑案例。
裕廊集團的產品迭代並不盲目，而是根據國家經濟戰略進行有的放矢的創新。因此，有必要先對新加坡制定經濟戰略的政策傳統做一個介紹。
新加坡的經濟戰略規劃源於建國後的第一次經濟衰退。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順風順水的新加坡突然遭遇了經濟衰退，企業和國民猝不及防，蒙受了巨大損失。
為了查明原因，新加坡政府成立了貿工部長李顯龍領導的經濟委員會，審查經濟問題並研究解決方案。結果發現，經濟衰退是國家政策跟不上形勢變化導致的。從外部看，石油危機和美元貶值給新加坡的出口型製造帶來了雙重衝擊，發展勢頭受阻。
而新加坡國內經濟政策卻沒有及時調整，一直在提升員工工資和福利待遇，導致企業經營壓力陡增，從而引發了經濟衰退。
好在新加坡船小好調頭，政府迅速採取應急措施，大幅度降低企業運營成本，讓經濟很快重回正軌。從這次教訓中，新加坡人開始明白，作為一個城市國家，自己並沒有太多容錯率，一旦重大方針出現偏差，很可能造成滅頂之災。
因此，必須建立一種機制，對長週期內的經濟發展趨勢展開研判和預測，並提前制定應對策略，這就是新加坡經濟戰略規劃的起源。
1990年吳作棟接班之後，立刻組建了國家長期發展委員會，開展了第一輪經濟戰略規劃，並於1991年2月釋出了一份綜合性報告——《新加坡：下一圈》，其中包含經濟戰略規劃（SEP）、城市概念規劃和國家科技規劃，系統謀劃了國家下一階段的發展戰略。
由此開始，由政府首腦牽頭研究經濟戰略成為新加坡的一項政策傳統，每當外部環境出現重大變化，新加坡領導人都會立即開展戰略研究，比如在1989年蘇東劇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以及2016年中美貿易戰這些關鍵時點之後，新加坡都迅速出臺了新的經濟戰略。而每當新的經濟戰略出臺，產業空間載體也會隨之創新迭代。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樓宇、園區和社群”三個層面分析裕廊集團的製造業空間迭代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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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
（來源：網路開放平臺）
1991年經濟戰略規劃明確指出了對土地資源匱乏對新加坡製造業發展的限制。因此，空間集約利用成為了裕廊集團的重點創新領域。
為此，裕廊集團先後推出了堆疊式工廠和坡道工廠，把標準廠房垂直堆疊起來，透過電梯和能通行集裝箱卡車的坡道，讓生產與物流無縫銜接，這一產品創新讓新加坡工業地產的建築密度從0.5上升到2.1，未來還將進一步提升至2.5。
垂直工廠帶來的不僅是建築密度提升，更是製造業生產模式的轉變，“讓你的上下樓成為你的上下游”。以裕廊集團的最新力作——裕廊化學品中心為例，這是新加坡第一個多租戶高層製造空間，專門承載生產特種化學品的中小企業。
這裡不僅有高規格的安保設施，便利的物流體系，還開闢了一個研發辦公區，以此來吸引高科技化工企業。在這樣一個聚集的產業空間內，企業可以隨時在上下樓尋找合作伙伴。這種“產業鏈上樓”的模式，值得我國土地資源稀缺的大城市學習。
除了向天空要土地，裕廊集團還嘗試向地底要土地。2002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在地底再建一個新加坡”的目標，其中的標誌性專案是裕廊巖洞專案。
專案位於裕廊島下方130米，佔地61公頃，能儲存147萬立方米的各類液態石油化工原料，包括原油、凝析油、瓦斯油、石腦油等，這一設施不僅用於新加坡的國家石油戰略儲備，也是裕廊島石油化工叢集的重要配套，為雪佛龍、埃克森美孚、殼牌等跨國企業提供石油儲存服務。
在1991年經濟戰略規劃中，對製造業影響最大的策略是“發展製造業與服務業叢集”，它要求將所有產業環節和生產性服務聚集到同一個空間內，這從根本上轉變了裕廊集團的產業園區開發思路。
原本，裕廊集團的工作就像姜太公釣魚，提前為企業建設標準化廠房和基礎設施，然後靜等客戶上門。而現在，要聚集特定產業，就得滿足特殊需求，就像為不同的魚定製特殊的魚餌一樣。
以新加坡的晶片製造業為例，從1990年代起，新加坡陸續建設了北岸、兀蘭、白沙、淡濱尼四大晶圓製造園區，他們遵循統一的建設原則：首先，園區必須保障足量供水，因為晶片製造堪稱“用水怪獸”，需要大量用水來清理晶圓並冷卻裝置，這對水資源緊張的新加坡是很大的考驗。
其次，必須建設各種級別的潔淨室，並儘可能確保園區環境無塵，因為幾個分子的塵埃就會降低晶片的良率。第三，要確保廠房建在無振動土地上，否則會影響晶片的功能與使用壽命。此外，由於從事晶片製造工作的都是年輕人，裕廊集團還貼心地為四大晶圓園區配建了跑步道和腳踏車道，滿足年輕員工的運動需求。
從四大晶圓製造園區起步，裕廊集團逐步建設起了各種專業製造園區，比如實裡達航空園、大士生物醫藥園、裕廊島石油化學工業園等。
值得一提的是，裕廊集團的專業園區專案與經濟發展局的招商方向高度匹配，甚至雙方的組織架構都根據產業叢集門類劃分的，這樣才能用好新加坡有限的製造空間，最大限度提升土地畝產。
在專業園區和垂直工廠的基礎上，裕廊集團還從功能融合維度進行了產品迭代，這也符合1998年經濟戰略規劃的願景——打造有全球競爭力的知識經濟體，形成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雙引擎。
在這一目標牽引下，新加坡政府開始將研發能力作為重要的國家競爭力進行培育，於2002年成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這並不是單純的科研機構，它的所有研究都與製造業密切相關。
首先，A*Star旗下所有的研究所分別對應著國家經濟戰略倡導的產業方向，一旦該產業消亡，相應的研究所也會消失，比如曾經的資料儲存研究所就因儲存器產業的衰退而解散。
其次，當參與研發的產品實現商業化之後，A*Star旗下的研究所會主動退出，將市場份額交給企業，比如在半導體檢測領域，當勝科奈米等企業成長起來後，A*Star的檢測實驗室就主動退出，深藏功與名。
發展知識經濟的目標也影響了產業空間的打造。從2000年左右開始，新加坡政府允許土地功能混合，裕廊集團也根據“工作-生活-學習-娛樂”一體化的原則，開發出了全新的產業載體。
緯壹科技城就是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它擁有最先進的潔淨廠房，大量的實驗室、辦公室和會議室，還配建了住宅、商業、公園等一系列生活設施，創造了一個“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生態。
目前已經吸引了16個公共研究機構、5所高等院校、400家領先企業和環球機構，以及700家初創公司。可以說，緯壹科技城已經脫離了產業園區的範疇，進化成為了更具創新力的“智造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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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壹科技城
除了緯壹科技城，產學研一體化的智造社群模式也在其他專案中推廣。
比如清潔科技園，已經聚集了大量水技術、清潔能源、環保材料等領域的高科技公司和研究機構，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裕廊集團承諾優先將他們的研究成果應用到園區的建設運營中，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實驗室。此外，正在建設的裕廊創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模式，將在後面重點介紹。
從裕廊工業區起步，新加坡以戰略規劃引領空間創新，讓適合製造業發展的空間載體遍佈城市各處。目前，裕廊集團管理著全國5290萬平方米的產業空間，入住率高達89% ，讓新加坡成為吸引跨國企業紛至沓來的“製造綠洲”。這種戰略規劃與空間開發的深度聯動，值得我國深入學習借鑑。
05
舉措：從綠洲到燈塔，迎接智造迴歸
隨著戰略藍圖在空間上逐漸落地，新加坡為製造業的持續增長做好了準備。接下來，將回答本文的核心問題——近年來，新加坡如何吸引製造業迴歸？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新加坡製造的野心——她要成為引領東南亞參與全球競爭的“製造燈塔”，要實現這一點並不容易，新加坡必須另闢蹊徑。
2021年，時任新加坡貿工部部長陳振聲深刻闡述了新加坡的製造業競爭邏輯，他認為，新加坡製造不能在價格、效率，質量等基本維度上與他國競爭，因為毫無優勢。因此，新加坡必須進入另一個“空間維度”（原文就是Space），成為全球供應鏈上的關鍵節點，讓這座城市無可替代。
這種“超維度競爭”的思路，在新加坡本輪的製造業迴歸中體現地十分明顯。接下來，我們將分析近年來新加坡製造業的重大舉措，看她如何在工業4.0時代開闢新路，吸引先進製造迴歸都市。我們不妨按照點亮燈塔的步驟來逐一分析：先積蓄能源，再接通電路，最後點亮燈塔。
1.【積蓄能源】普及智慧工廠，形成工業4.0時代的核心競爭力
工業4.0時代的到來，是新加坡製造迴歸的根本原因。這對新加坡最大的利好在於，土地和人力不再成為先進製造落地的制約，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就指出，“現代工廠所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力比過去要少的多，這使得以前在新加坡無法想象的製造活動再次成為可能。”
王瑞傑副總理說的現代工廠就是智慧工廠，也是各國公認推進工業4.0落地的核心抓手。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聯合麥肯錫推出了“全球燈塔網路”倡議，將智慧工廠比作照亮工業4.0時代的“燈塔”。
各國紛紛響應倡議開展智慧工廠建設，截止2023年底，全球已有153座燈塔工廠，其勞動生產率是普通工廠的2.5倍，利潤率則平均高出8-13%。在此趨勢下，新加坡也將智慧工廠作為吸引高階製造迴歸的首要舉措。
2017年，新加坡政府在最新經濟戰略中明確提出，要“構建強大的企業數字化能力”，透過普及智慧工廠，推動工業4.0落地。
為了推廣智慧工廠，科技研究局（A*Star）當仁不讓地挑起了大梁，先後成立了兩個專屬研究機構——先進再製造技術研究所（ARTC）和製造科技研究所（SIM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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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來源：網路開放平臺）
這兩個機構的研究領域相似，甚至現任領導都是同一個人（大衛·洛博士），但ARTC偏重於為大型跨國企業尋求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目前有94個企業合作伙伴，大多是西門子、哈利伯頓、現代這樣的龍頭企業。而SIMTech則專門為中小企業而設，截止2023年4月已經累計服務了3700家企業。
依託這兩個核心機構，新加坡在智慧工廠方面大踏步前進，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打造模型工廠，構建智慧製造“樣板間”。這裡匯聚了新加坡最先進的智慧製造軟體與硬體，覆蓋智慧製造的各個環節。目前，SIMTech和ARTC都建立了各自的模型工廠。
以2018年建成的ARTC模型工廠為例，1400平方米的空間被分為10個區域，分別展示不同領域的智慧製造技術，比如虛擬製造實驗室（數字孿生）、智慧控制室（大資料彙總與分析）、數字化精益生產線（智慧生產流程）等。
模型工廠不是擺設，企業只要支付一定費用，就可以到模型工廠進行見學，並透過A*Star開設的課程瞭解智慧製造全流程，然後根據企業實際需求，針對具體痛點與A*Star展開合作研究，比如製造過程視覺化問題，生產資源最優配置問題，生產流程中的資料整合問題，生產資訊滯後的問題，等等。
在合作研究中，A*Star會傾其所有，應用手頭最先進的工業網際網路、協作機器人、3D列印等領域的技術，幫助企業尋求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從功能上講，模型工廠就像一個售樓處的樣板間：既是推廣先進智造技術的展銷空間，也是說服企業落戶新加坡的招商平臺，一旦企業與A*Star開展合作研發，那麼它就極有可能把智慧工廠落地於此。
第二，建立創新中心，搭建技術研發和企業實踐之間的橋樑。對大多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而言，工業4.0屬於宏大敘事，真正關乎“小民幸福”的是智慧製造過程中更實操的問題。
A*Star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總結提煉，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多個創新中心，幫助企業解決不同維度的智造問題：有專注生產效率提升問題的製造生產力技術中心，有專注於電子、航天、汽車、船舶等領域的精密工程創新中心，有專為中小企業智慧化服務的創新工廠，還有聚焦3D列印的增材創新中心。
創新中心並不是一個實驗室或一個共享辦公空間，而是一種把研發與企業連線起來的機制。
而A*Star就是落實這一機制的核心機構，它是一個7000多人的龐大組織，擁有大量科學家和科研輔助人員，同時還擁有觸達“政企研學”各領域的廣泛合作網，能夠為企業提供各種高水平服務，包括智造人才培訓、技術合作研究、企業數字化諮詢等。
根據年報顯示，2022年A*Star共與企業合作開展了1800個智慧製造專案，橋樑作用盡顯無疑。
第三，普及智慧工廠，助力企業邁向工業4.0時代。無論是建樣板間，還是搭建橋樑，都是為了實現同一個目標，就是落地更多智慧工廠。以A*Star為核心，新加坡盡全力增加智慧工廠的數量，為製造迴歸都市積攢能量，目前已經取得了較大進展。
一方面，大型跨國企業紛紛將最先進的智慧工廠落戶新加坡。比如半導體龍頭格芯的Fab 7工廠，350道晶片製作工序幾乎全部實現自動化，而且在2023年投資40億美元擴建，進一步將AI引入生產和檢測環節。
又如現代汽車，於2023年11月在新加坡建成了全球創新中心，整個工廠沒有一條流水線，取而代之的是27個製造單元，由機器人和人類共同完成生產、物流和檢測。整個生產流程中機器人有200個，而員工只有50人，而且還建立了數字孿生工廠，便於管理者遠端控制生產。
此外，通用、戴森、惠普、美光等也都在新加坡投資建設智慧工廠，這無疑將提升新加坡製造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資訊通訊與媒體發展局（IMDA）於2017年推出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計劃，針對18個製造業細分領域提出了產業轉型藍圖，第一階段是生產端的最佳化，包括引數收集，流程控制，協同機器人等；第二階段是搭建工業物聯網，打通原料、生產和物流等環節，第三階段是最終實現工廠的智慧化和數字孿生工廠的建設。
該藍圖中包含數字化人才培訓、商業模式設計、組織文化重塑等內容，相當於為中小企業提供了一份邁向工業4.0的企業戰略規劃，目前已經有8萬家企業參與其中。
從2014年到2021年，隨著智慧工廠的普及，新加坡製造業勞動力數量下降了18%，但人均工業機器人的擁有量卻升至世界第二，僅次於韓國。
可以說，智慧工廠的普及，不僅讓新加坡擁有了大規模智造能力，同時也積累了各種智慧工廠解決方案，能夠向外進行知識輸出。這樣一來，新加坡就積累起了點亮 “製造燈塔”所需的能量。
2.【接通電路】打通智造走廊，內聯產業空間，外通全球市場
要點亮“製造燈塔”，光有能量還不夠，新加坡必須“接通電路”：也就是在空間規劃上做出針對性安排，一邊串聯國內智造資源，一邊無縫對接國際市場。
正如2017年經濟戰略規劃指出的那樣，新加坡“應該尋求新的、創造性的方式來組織我們的城市，以增強活力和連通性”，將新加坡與全球緊密聯絡起來，以便輸出創新產品和創新知識。
新加坡的空間規劃中，與製造業關聯最密切的是1991年提出的兩條科技走廊，經過30多年發展，它們已經成為新加坡製造聯通世界的“主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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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技走量佈局示意
（來源：網路開放平臺）
一條位於新加坡的西南海岸，以新加坡科學園為起點，向西經過緯壹科技城、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理工學院所在的研發叢集，接著聯通新加坡的第二CBD——裕廊湖區。
然後依次串聯裕廊創新區、裕廊工業區、大士生物醫藥園區等產業聚集區，最後到達全球最大的自動化港口大士港，囊括了從研發、轉化、製造、物流全過程，形成了一條城市級別的“製造流水線”。
另一條位於新加坡東北部，從城市最東側的樟宜機場出發，沿新加坡島的北部海岸線向西北延伸，途徑四大晶圓園區——淡濱尼、白沙，北岸和兀蘭，同時也串聯了諸多特色產業園，比如樟宜商務園、實裡達航空園和榜鵝數碼園，最終到達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最重要的口岸——兀蘭關卡。
這樣的佈局，一方面有利於半導體產品的空運物流，另一方面也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產業合作奠定了基礎。
羅馬城非一日建成，新加坡的科技走廊也是如此。在兩條走廊上，新的產業載體不斷湧現，就像電路中的關鍵元器件，不斷完善著新加坡的製造價值鏈。當前最重要的“元器件”當屬裕廊創新區。
其定位非常之高，裕廊集團稱之為“新加坡對工業4.0時代給出的答卷，……它將在這個全新時代成為一個有力的起點，保證我們始終領先一步。”
裕廊創新區延續了緯壹科技城的“智造社群”思路，融合了四大功能板塊：一是以南洋理工大學、A*Star先進製造培訓學院為核心的人才培訓板塊；
二是以新加坡數字能力中心、盛裕學院（亞洲最大的城市諮詢企業盛裕集團的培訓機構）為核心的研究板塊，三是西門子、那發科等跨國企業聯合新加坡政府建立的工業技術中心；四是現代汽車、禧瑪諾等頂尖跨國企業建設的先進製造工廠叢集。
除了貫徹先進理念，裕廊創新區也匯聚了裕廊集團最先進的產品，舉三個最有特色的例子：一是全自動地下物流系統，既節約了地面空間，又創造了能應用自動駕駛的封閉路徑，可謂一舉兩得；二是完全定製化的產業旗艦專案布林廣場，能根據不同的製造型別提供不同荷載與層高的廠房。
三是一條11公里長的空中生態走廊，直接連通地鐵站、辦公樓、公園等城市功能，堪稱新加坡版高線公園。
南北兩條科技走廊的不斷強化，整合了新加坡最頂級的製造業資源，並打通了新加坡製造對接國際市場的通道。電路已經接通，接下來且看新加坡如何讓“製造燈塔”照亮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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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湖區
（來源：網路開放平臺）
3.【點亮燈塔】構建智造聯盟，引領東南亞參與全球製造競爭
2021年，新加坡政府啟動實施了點亮“製造燈塔”的關鍵舉措——成立東南亞製造聯盟，這並非突發奇想，而是順勢而為。
早在1989年，基於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良好的產業合作基礎，時任新加坡第一副總理的吳作棟提出了新加坡-柔佛-廖內增長三角的構想，計劃將新加坡在工業領域的技術、資本和管理經驗，與兩大鄰國豐富的勞動力、土地與自然資源結合起來，謀求經濟雙贏。
該計劃得到了兩大政治強人馬哈蒂爾和蘇哈托的高度認可，因此升級為國家合作戰略，於1994年更名為印馬新增長三角（IMS-GT），並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以印馬新增長三角為出發點，新加坡逐步與東南亞各國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製造業聯絡。在此基礎上，新加坡在外交、園區和企業三個層面進行了重點部署，構建起了強有力的東南亞製造聯盟，讓製造燈塔的光亮照耀整個東南亞：
在政府層面，新加坡政府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了高等級的國際合作關係，消除了東南亞製造聯盟在政策層面的障礙，相當於掃除了幽暗海域上的迷霧，讓燈塔之光能抵達東南亞的每一個角落。下面我們來看兩個國家間合作案例：
先看新馬合作。自從1989年增長三角提出後，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經濟聯絡日益緊密，2022年，新馬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最大的投資國。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民族矛盾被擱置，雙方經濟聯絡不斷加強。
2023年10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與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進行了新冠爆發以來首次“領導人務虛會”，就建立柔新經濟特區達成了共識。以此為契機，擱置多年的新馬高鐵專案（由吉隆坡直達新加坡）也重獲新生，未來兩國的經濟合作將越發緊密。
再看新印合作，不是印尼，而是印度。新印兩國不僅地緣相近，而且人文相親，印度裔新加坡人的佔比為7.5%，是僅次於華人和馬來人的第三大族裔。早在2005年，兩國就簽訂了印新全面經濟合作協議（CECA），這在當時引發了新加坡國內的極大爭議，反對派認為這對提升新加坡經濟並無幫助，是一筆不划算的買賣。
但李顯龍總理力排眾議，力保該協議通過了兩次審查並存續至今。如今印度經濟迎來騰飛時刻，而新加坡也已成為印度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外資來源地，為東南亞製造聯盟點亮了一塊潛力無限的腹地。
不止上述兩國，新加坡與印尼、越南、泰國等東南亞重要國家都建立了深入的經濟合作關係，這為東南亞製造業聯盟的落地掃清了政策上的各種障礙，包括資本運作、人才引進、技術轉讓等等。
這樣一來，任何跨國企業想要落地東南亞，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在新加坡設定區域總部，然後在各國建立製造工廠，正如《南華早報》所說，“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新加坡作為其在東南亞的“控制塔”，在這裡設立區域總部並實施擴張計劃。”這也是新加坡跨國公司總部數量冠絕亞洲的根本原因。
說完了政治安排，再來看落地舉措。新加坡在東南亞擴充套件製造影響力的模式很簡單，就是與東南亞各國合作開發產業園區。這產生了一種雙贏局面：一方面幫助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加快了工業化程序，同時這些由新加坡公司參與運營的園區，也成為新加坡產業招商中的重要籌碼。
以新加坡-越南產業園區合作專案（VSIP）為例，VSIP專案於1996年啟動，由新加坡勝科工業集團（Sembcorp）和越南國企Becamex IDC共同成立合資公司負責開發，在“越南的深圳”平陽省（Tỉnh Bình Dương）開發了第一個產業園區，此後雙方合作逐步深化，合作開發的產業園區數量也不斷增加。
目前確認開發的園區共有13個，佔地1.1萬公頃，為越南提供了30萬個就業崗位，另有4個園區在建，10個園區正在謀劃當中。
對新越兩國而言，VSIP專案的意義已經超出了經濟合作範疇。2023年8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席了一次特殊的外交活動，既是新越建交50週年慶典，也是下一階段VSIP戰略合作協議的簽訂儀式。在致辭中，李顯龍將VSIP專案稱為新加坡與越南牢固夥伴關係的象徵，是維繫兩國關係的紐帶。
同樣的故事也在東南亞其他國家上演。在印尼廖內省，格蘭特投資集團運營著峇淡印都工業園與民丹工業區，面積超過4000公頃，已經成為新加坡跨國企業建廠的首選地。而在馬來西亞，亞洲最大房地產公司凱德集團也開始在柔佛、檳城等地收購優質工業地產，作為新加坡製造外溢的空間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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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德集團總部
（來源：網路開放平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提到的勝科工業、格蘭特投資和凱德集團，正是東南亞製造聯盟現有的三家戰略合作單位。他們存在的價值，就是幫助在新加坡落戶的企業在東南亞找到製造解決方案。
打通政策通道，共建產業園區，這些都是手段，東南亞製造聯盟最根本的目標，是幫助企業在東南亞尋找合適的供應鏈資源，最終把工廠落地於此。
為此，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推出了“新加坡+1”計劃，為有志於東南亞的製造企業提供一對一服務。在參與新加坡+1計劃的眾多企業中，不乏優質的中國先進製造企業，這一趨勢應當引起我國的高度重視。
比如中國機器人第一品牌新松，自2014年起陸續與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LTA）和新加坡港務局（PSA）開展過合作，不僅充分見識到了新加坡成熟的產業生態，也意識到了東南亞市場的巨大潛力。
於是，新松於2017年成立新松新加坡公司，目前已經成為其在亞太地區的“全能總部”，承擔區域內的研發、製造和投資職能，未來將進一步承擔起為東南亞各地的專案培訓人才的重任。
新松總裁張進對新加坡公司的關鍵角色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認為“新松新加坡已經成為我們在東南亞的支點，不僅侷限於新加坡本地，周邊的業務也都由新加坡團隊支撐。”
在新加坡總部的支援下，新鬆開始發揮自身在工業機器人領域的優勢，深度參與東南亞工業化程序。比如在菲律賓助力東南亞最大電商平臺Lazada打造自動化物流分揀系統，在泰國參與建設東南亞第一座5G智慧工廠等等。
鑑於新松強勁的產業帶動力，新加坡政府已經將其視作重要的合作伙伴。2022年，新加坡前總統哈莉瑪女士授予新松新加坡公司“人類聯合獎”，經濟發展局也將其作為新加坡+1計劃的成功案例進行宣傳。
又如國內製造代工領域的老牌大廠領益智造，在轉型ODM的過程中發現了企業出海的必要性。領益首席技術官徐志文認為，“我們發覺進入到ODM以後需要一個國際化的團隊，要有跨國溝通的語言能力、國際化專案管理和全球佈局的能力，所以我們決定要到國外去。”
經過調研，領益選擇了新加坡作為出海首站，因為這裡不僅能提供企業海外擴張所需的各類人才，而且也是亞太地區跨國企業總部最集中的城市。這就意味著，領益能在新加坡與重要客戶面對面交流。
2021年，在經濟發展局的大力協助下，領益新加坡公司成立，並同步在印度、越南等地開設工廠。未來，領益新加坡統籌所有海外生產基地的研發、製造和人才培訓工作，全力開拓東南亞這個連線亞美歐三大洲，潛力無限的製造業中心點。
新松和領益的案例並非孤立，自2021年東南亞製造聯盟成立後，新加坡確實迎來了一波企業開張的熱潮，根據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管制局（ACRA）統計，從2021年到2023年，新加坡新增企業數量從5.8萬家飆升至7萬家，創造了201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新加坡這座製造燈塔，正變得越來越亮，照得越來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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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世界工廠，需要一座製造燈塔
本文梳理了新加坡製造業崛起和迴歸中的關鍵點，意在為中國製造的未來發展提供借鑑，尤其是上海、深圳等致力於建設先進製造業中心的城市，更應從新加坡身上汲取更多養分。因為作為世界工廠，我們也需要自己的“燈塔”。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新加坡經驗中總結出三個值得借鑑的要點：
第一，招商很重要，但前提是方向明確。在新加坡製造的發展歷程中，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產業方向，在建國初期，為了解決就業問題而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八十年代，為了獲得更大附加值，轉向電子、醫藥等高科技製造領域；2000年以後，為了尋找第二增長曲線，轉向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雙輪驅動；而在如今這個工業4.0時代，則全力突破智慧製造。
在整個過程中，新加坡總是先做好戰略規劃，判明產業發展方向，再設法落實。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制定戰略的時機非常講究，通常是在“黑天鵝”事件發生之後，彷彿在踐行《孫子兵法·形篇》的核心精神，“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在變局中先立於不敗，再尋求發展機會。
因此，我國政府不僅要充分認識到戰略規劃的重要性，更要學習如何在變局之下制定戰略。既然戰略能讓“天生斷奶”的新加坡實現製造迴歸，也必然能幫助底子更好的中國城市實現製造飛躍。
第二，戰略要落地，先得理順組織架構。本文中提到了許多新加坡政府機構，包括經濟發展局（EDB），裕廊集團（JTC）、科技研究局（A*Star）等，他們隨著新加坡製造業發展應運而生，不僅各司其職，而且不斷迭代更新。
最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其下屬的研究所始終緊隨國家產業導向而變動，新的不斷建立，老的自然消亡。這足以證明，在產業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穩定不變的組織架構很難適應不斷變化的局面，只有根據戰略不斷調整組織架構，才有可能適應發展的要求。
拿旅遊業舉例，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建立文旅集團，併為它們注入優質資源和專案，原因就是，在政府現行架構下，沒有哪個部門能夠獨立承擔起旅遊發展的重任，因此需要一個新的平臺進行統籌。而且曲江文旅、成都文旅等珠玉在前，該模式已無需論證。其實製造業領域也是一樣，新加坡的例子就是在告訴我們，只有專業的人才能做好專業的事。
第三，生產要抓牢，但更要搭建生態圈。新加坡成立東南亞製造聯盟的舉措，其實已經挑明瞭一點，全球製造業競爭已經不是在比拼生產力和質量，而是升級到了一個全新維度——誰的產業生態圈更完善，誰就能吸引先進製造迴歸。
新加坡已經用實踐告訴我們，建設產業生態圈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很多實際工作可做，包括扶持實體金融、提升全民技能、迭代產業載體、服務企業落戶等。
如何在統一戰略指引下，協調一致地推進這些工作，這對我國地方政府而言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然而就算再難，上海、深圳這樣的製造業領軍城市也必須迎難而上，因為製造業的零和博弈已經展開，中國想突圍，就必須樹立我們自己的製造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