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週前，歐盟外交官員還樂觀地表示，預計不會像日本、韓國、加拿大等美國盟友那樣收到來自特朗普的關稅信函。
然而7月12日，特朗普在自家社媒平臺貼出了發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墨西哥總統辛鮑姆的信函。
信中列明歐盟將面臨的30%新關稅——明顯高於4月初所宣佈的20%，同時提出“對美國完全開放市場準入，不向美國商品徵收任何關稅”等激進要求。
至於墨西哥，特朗普用語更加不客氣，除宣佈30%關稅外，還表示“須制止毒梟將整個北美洲變成毒販樂園的企圖”。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關稅信函通常是先在社交媒體上釋出，再由正式外交渠道傳遞各國，這是一種非常失禮的行為。
關稅壓力之下，歐盟內部矛盾日趨尖銳。
簡單來說，德國擔心汽車出口，愛爾蘭擔心製藥業，義大利和匈牙利領導人則顧及他們跟特朗普的親近關係。
這些依賴對美出口的國家希望歐盟委員會迅速妥協以達成協議，德國總理默茨日前稱“寧願快刀斬亂麻”。
與德國2024年創下1720億美元的對美出口紀錄不同，同期法國對美出口只有510億美元，且產品高度多樣化。
法國對美出口主要貨物包括航空航天產品、飲品、藥品和化妝品等，毛利較高；不僅如此，法國還進口了近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這些不依賴對美出口的國家腰板很硬，希望歐盟委員會堅持底線不要妥協。
特朗普關稅威脅發出後，馬克龍第一時間在X平臺上“強烈譴責”，要求歐盟委員會“運用其擁有的多種工具，加速準備可信的反擊措施”“現在是義無反顧地捍衛歐盟利益的時候了”。
這就是歐盟跟美國搞關稅談判最大的難題所在——如果犧牲法國的飲品、波蘭的農業去為德國汽車爭取優惠條件，內部必然炸鍋。
馮德萊恩只能和稀泥般表示：
“美國對歐盟出口徵收30%關稅將對跨大西洋的必需品供應鏈造成干擾，傷害兩地商家、消費者及病患。歐盟繼續尋求在8月1日前與美國達成協議，但會採取一切必要方式保障歐盟權益，包括相應的反制措施。”
實際上，歐盟在談判中已經做出了諸多重大讓步，比如原先困擾美歐關係的“數字稅”問題（即歐盟針對美國科技大廠的罰款），歐方悄悄從預算提案中刪除了徵收數字稅的內容。
可即便這樣仍無法讓特朗普滿意，雙方在汽車和農產品稅率上陷入膠著。
經過這幾個月的觀察，特朗普的談判策略已逐漸清晰——我只在我框定的範圍內跟你談判，有幾個重要領域我是一定要賺便宜的，免談。
汽車（減少進口）和農業（增加出口）就是特朗普一定要賺便宜的兩個領域。
馮德萊恩是前德國國防部長，這讓特朗普對她更加沒有好感。2020年1月特朗普曾明確警告馮德萊恩：“你們欠我4000億美元，你們德國人沒有支付這筆必須支付的防務費用。”
長期以來，歐盟、日本、韓國等美國盟友之所以能夠與華盛頓維持穩定而緊密的關係，一個關鍵原因在於美國獨特的決策機制。
儘管美國每四年就可能迎來一次總統換屆，但真正更替的只是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等少數“正部級”以上高官，以及小部分“副部級”關鍵崗位。
大多數負責政策執行和細節打磨的中層官員——比如助理國務卿、助理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區域主管們——其實是長期留任的“職業文官”，他們構成了美國政府真正的“骨架”。
更重要的是，在傳統體制下，新總統上臺後通常不會馬上拍腦袋做決策，而是依賴內閣部長們的建議，部長們又必須徵求下屬文官系統的專業意見。
這是一套層層傳導、步步過濾的機制，確保美國的對外政策即便換了總統，也有相當的延續性與可預測性。
美國的盟友們可以透過與中層官員頻繁對話，實現政策上的互通有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白宮的最終決策。
然而這一切在特朗普手中被徹底打破。
特朗普繞開了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專業官僚體系，採取類似“CEO治國”或“美版中央集權”的方式——高效、直接、自上而下。
尤其在外交事務領域，特朗普往往親自定調，不需要也不願意等待專業機構的“政策打磨”，這使得美國盟友們再也無法透過“慢慢說服副國務卿”這種溫和路徑來影響白宮政策。
對於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在內的絕大多數美國高階官員來說，他們的影響力明顯被削弱了，套用一句官場名言：
“你想什麼呢，領導已經替我們想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執行。”
很多朋友或許忘了，歐盟成立以來最致命的一擊——英國脫歐，就發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當時他曾力挺英國脫歐政黨，給歐洲一體化程序造成嚴重打擊。
2019年6月3日，特朗普偕夫人及子女抵達英國，展開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
當時正值脫歐辯論最激烈的階段，特朗普在行前對英國內政頻頻放炮，不僅干涉英國首相選舉，還為“候任”首相提出“脫歐方略”——拒絕向歐盟支付500億美元的脫歐費，並退出脫歐談判（即“硬脫歐”方案）。
“空軍一號”專機剛在倫敦著陸，特朗普就發推文大罵批評他的“留歐派”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是“冰冷如石的失敗者”。
連美國《華盛頓郵報》都看不下去，擔憂稱“如果說現在英國像一個汽油桶，那麼特朗普就是一根火柴”。
為了激勵“脫歐派”，特朗普宣稱，一旦英國無協議脫歐，他將立刻推動與英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以彌補英國在對歐盟貿易中的損失。
如今再回頭看今年5月8日英美達成的關稅協議，特朗普給英國的條件確實相當不錯了——10%關稅+進口汽車配額+購買美國飛機和農產品。
我們甚至可以反向推理一下，假如歐盟最終拿到了比英國更好的條件，那豈不是向世人宣稱應該抱團應對美國？進而證明歐盟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這是特朗普絕對不能容忍的。
前文提到過，早在去年美國大選結束後，布魯塞爾就擬定了應對特朗普歸來和中美戰略競爭大局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繼續給白宮交“投名狀”。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對歐盟貿易的強硬立場可能會推動中歐走得更近，這種說法固然沒錯，但需要注意的是，歐盟首先將窮盡所有辦法“討好”特朗普，走投無路之際才會尋求其他路徑。
歐盟當前的做法是私下承諾跟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緊密合作，並公開製造一些小的對華貿易摩擦，以此作為跟美方關稅談判的籌碼，只不過特朗普不買賬——他要立竿見影的效果，反感任何拖延戰術。
中策是“戰略自主”，等民主黨歸來。
在對美示好受挫的情況下，不排除歐盟仍拒絕改善對華關係，即兩邊均不做妥協，堅守待變。
如此一來政策延續性固然保持住了，也不用“切換軌道”，但接下來歐盟將在關稅、產業升級和地緣政治領域同時面臨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的壓力。
實際上，特朗普團隊內部一直有“對歐雙軌政策”的思路，拒絕把貿易政策和軍事安全捆綁在一起，並希望在地緣政治領域與歐洲切割——美國集中力量應對中國，歐洲對付俄羅斯；我不需要你的幫助，你也別指望我幫忙。
下策是向東方借力。
什麼情況下歐盟會“放下身段”向中國示好呢？需同時滿足“美方一意孤行”和“自己獨木難支”兩個條件。
2025年如果歐盟無法跟美國在俄烏停戰、關稅、軍費分攤等問題上進行有效協商談判，最有可能採取的做法是戰略自主，只有當戰略自主之路走不下去時才會想到中國。
國際政治中，很多時候“一動不如一靜”，既然美國與其盟友的矛盾日益發酵，那中國的做法就應該是靜觀其變，根據形勢發展隨時調整自身策略。
比如策略性緩和與美國之間的矛盾，讓特朗普把壓力施加給歐盟、日韓和東南亞身上，進而尋求“統戰空間”。
說起來，中美矛盾其實主要集中在地緣政治領域，經貿關係是被前者波及的。
中美在戰略產業領域早就分道揚鑣，目前美國對華進口貨物多為“實打實的需求”，其中許多品類其國內已不再生產，也大機率無法“迴歸”。
而特朗普心心念唸的那些真正能迴歸、想回歸的產業，如汽車、半導體、製藥、鋼鋁等，則多在歐洲和日本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