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文｜吳琪
這個五月，我和王珊的新書《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上市了。為什麼我們要用一本書的形式和體量來記錄一樁發生於2015年的人倫悲劇？案件過去了將近十年，吳謝宇也因為罪行在2024年1月被執行了死刑，我們這十多萬字的採訪調查，能夠給社會提供什麼樣的視角和意義？當我們近距離凝視和剖析案件中的人物和關係時，我們到底在體察和反思什麼？
類似的疑問，是我在記者工作中常常要去回答的——當我們進一步凝視黑暗，我們看見了什麼？
其實在採訪中被人拒絕，對於做社會新聞的記者來說，真是家常便飯。我們總是抱著“必須要採訪到”的決心，懷著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推開一扇扇陌生人的門。一個極端的違揹人倫的慘案背後，親人朋友的情緒非常複雜。迴避，是多數人的一種本能。
在採訪吳謝宇案件中，有幾個情感的瞬間，總是在我腦海裡迴旋。張力文，他是吳謝宇父親吳志堅好友中的一個代表，吳謝宇在2016年初被捕的訊息傳來，他馬上聯絡吳謝宇的小姨，讓她們去看“孩子”時帶足衣服，“我心裡有一個期望，說不定抓錯了人呢？！”但實情讓人震驚。這之後，吳謝宇在看守所給親戚朋友寫悔過書，其中包括寫給張力文的，張力文不回信，甚至也不太想讀信，只託人帶去一句話，“好自為之”。
作為吳家的好友，基於一種傳統觀念的樸素願望，張力文覺得應該做點什麼，“總不能讓這個家庭，一個人都留不下吧”。但是為一個殺了母親的人辯護，他也知道於情於法都不容，更何況網際網路上的輿論，也是一把看不見的利刃。在吳志堅朋友們的聚會上，這些五十多歲的人會因這種爭論而險些互相動手。每一次跟媒體的接觸，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兩難。
張力文是吳志堅和謝天琴的同齡人，他們互相陪伴著，從鄉村（鎮）進入到福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成為家族裡福州的“第一代移民”，從頭建立全新的生活。他們透過高考改變了命運，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篤信“知識改變命運”。過去三四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太多人感受到了現代化帶來的眩暈，前人的生活經驗變得不再管用，這一代人只能靠著自己摸石頭過河，他們也不可避免。福建人重土重鄉，城市規則與傳統社會的衝擊和對撞，他們也感受到了。既要經營孕育自己的小家庭，又要滿足傳統社會對一個人在家族作用中的定位。我從張力文看似龐雜的自我講述裡，看到了非常熟悉的中國整整一代人的人生歷程。
案件從2016年公安偵查到2021年法院一審判決的過程中，公安跟張力文打過幾次交道，因為他是吳謝宇被控告詐騙的受害人。但是對張力文來說，司法意義上與案件的關聯，並不能解答他的困惑，也不能安撫他起伏的情感。
採訪過程中，張力文問我們，“法律是可以給一個判決，但是誰能告訴我為什麼呢？我被通知去參與案件的開庭，僅僅因為我被吳謝宇騙了錢，我是作為受害方去的。可是我所知道的這家人的故事，他們的情感，有誰在乎呢？法官、公安、律師，誰能告訴我，好好的一家人，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張力文說這話時，一隻手扼住另一隻手的手腕，他痛苦地閉上眼睛。那一刻的情感，我覺得很受震動。
在他的理解裡，吳謝宇更應該超越他們這代人，他有那麼顯赫的外在，他完全在城市裡出生長大。在採訪中，吳謝宇父母雙方的朋友都會問道，“為什麼？”在周圍的熟人看來，“他不是以全福州市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嗎，他不是在高考前就被北大‘搶’到手了嗎？”在當下的社會語境裡，還有比這些，更能證明一個年輕人優秀的證據嗎？
插圖｜老牛
我們接近謝天琴好友馬老師的過程也並不容易。2023年初我到福州去找馬老師的時候，王珊囑咐我先吃飽飯，因為她之前為了等待馬老師開口，等了四五個小時。馬老師見到我，非常為難，她說她一想到謝天琴的悲慘遭遇，她就很難睡著覺，口腔就開始潰瘍，她那痛苦又不解的情感流露，也讓人動容。
但是馬老師也一直不能釋懷，她應該是在2015年7月慘案發生前，最後看到謝天琴母子倆在操場上散步的人。她多年來扮演著謝天琴大姐一樣的角色，為她的家庭生活出謀劃策。“為什麼？好好的一家人，怎麼會走到這步呢？”張力文和馬老師提出的疑問，我在想，也許正是記者和媒體的工作空間，或者說是我們存在的一種價值。如果做社會調查的記者，看不到極端事件背後的意義，看不到悲劇帶來的警醒，我們就很難在一次次被人拒絕之後，又試著再一次敲開他們的門。
《三聯生活週刊》記者的採訪傳統比較樸素，只需要呈現出自己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本色，自然而然地開始聊天。在核心裡，記者平時接受的訓練，是把自己作為超脫於某一事件的“陌生人”，不受限於當事人的區域性視角。但這完全不等於在情感上超脫於我們正在採訪的事件，相反地，情感上我們必須投入進去，與任何一個普通人一樣，聽採訪物件講述的時候，有驚詫有嘆氣，當他們難過地閉上眼，我們也經常是紅了眼圈。所有讓我們感慨的地方，也是可以自然而然提出問題的時刻，交談就會順暢地進行下去。
悲劇發生之後，其他人的生活還得繼續。當我走進事發地所在的福州教育學院第二附屬中學（報道中簡稱為“鐵二中”）家屬樓時，這種感覺尤為強烈。
吳謝宇一家三口一直住在謝天琴單位分的房子裡，謝天琴所在的“鐵二中”屬於當初因配套鐵路系統而建立的學校。從地理位置來說，它也處於被迅速現代化的城市給邊緣化的區域。慘案已經過去將近十年了，吳謝宇家在一樓，陽臺上一直被幾塊扯起來的布遮得很嚴實，布面因為日曬雨淋，早已看不出顏色。樓里居住的謝天琴的同事們，多數已經是退休狀態。到了飯點，飯菜的香味從一扇扇門窗飄出來。謝天琴是這撥同事裡年齡小的，當初這些老師們一起從南平調到福州，“鐵二中”特意又給他們加蓋了兩棟家屬樓。2023年，謝天琴如果活著，也到退休的年齡了。
吳謝宇和母親生活的福建教育學院第二附屬中學家屬樓，一堵高高的圍牆分出了兩個世界（張雷 攝）
2000年謝天琴一家三口搬進去的時候，吳謝宇6歲，在這個70平米的空間裡，吳謝宇度過了6歲到15歲的重要時光。在關起門來的三口之家的空間裡，他們的真實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一個看似突發的極端案件裡，母親和兒子成了劇烈衝突的兩方。人們自然而然的疑問是：這到底是媽媽的問題，還是兒子的問題？事情為什麼到了這一步？如果按照簡單歸因的思路，記者的採訪很容易侷限於“在媽媽和兒子之間找問題”的想法裡，到底是這個媽媽讓兒子無法忍受，還是兒子的人格出了大問題？
但是有經驗的調查記者會對這樣的思路非常警惕，我們能猜測到的原因，都可能是這個真實事件的一部分，但不要僅僅因為這些浮在面上的原因，而遮蔽了底下的多重“地層”。真實的生活中，多個元素在同時躍動，有的按照必然性在它的慣性軌道上賓士，有的並沒有明確的方向，還有一些純粹是外來的一瞬間的偶然力量，也有可能改變一件事情的面貌。所以在試圖看到“多因致果”的過程中，記者的思路要保持相當的開放性。
一開始，我們得到的三口之家關係的文字材料，是吳謝宇自己的講述。2021年夏天一審被判死刑之後，他有了強烈的和外部交流的動機，他給舅舅、小姨、姑姑、張力文等七八個人寫信，希望獲得諒解。
可以說，吳謝宇寫這些信，有著非常明確的動機。在此之前的2021年春天，他也寫了100多頁的材料提交給法院的合議庭，希望法官能夠了解他的過去，能給他一次贖罪的機會。這些大段大段的文字，情感上非常黏稠，卻極少有事實的講述。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從幾萬字材料裡辨析出來，他的成長經歷到底遇到了什麼事情，非常困難。
他更多的是“我多麼多麼愛媽媽啊”“我的媽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媽媽”這種濃度很高卻非常抽象的表達。他也跟一審律師說，他最懷念的就是爸爸去世之前一家三口的日子。我們追問律師，那具體是什麼樣的日子呢，他有沒有描述是什麼場景，一家人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中？律師想想說，吳謝宇描述的是他在做作業，媽媽在廚房做飯，爸爸在看電視。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一個缺乏交流的場景，家裡三個人各做各的事情，相安無事而已。但為什麼這個場景對吳謝宇來說，都已經是一個極為滿意的卻只能懷念的狀態？僅僅是因為爸爸去世了嗎？在爸爸去世前，他們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地相處多嗎？關於吳謝宇和爸爸媽媽的相處，我們也透過採訪獲得了兩方不同朋友的口述材料。
張力文帶著王珊採訪了吳謝宇的大姑，大姑講述的是吳家在農村的貧窮和疾病，命運怎麼一次次因為家裡男性的喪失，而把她們推向進一步的窘迫。壓在吳謝宇爸爸肩上的重擔，連跟他十分熟識的張力文都很吃驚：吳志堅為人處世非常和善，讓人很放鬆，也從不小氣。可是誰能想到，他在農村的大家庭，所有的“窟窿”都需要他來不斷填塞。這是他一輩子都不能真正完成的人生“功課”。
大姑對謝天琴的心態有些矛盾，一方面謝天琴在她看來很不好相處，她受了一些氣，也很心疼弟弟在肝癌晚期的境遇。另一方面因為謝天琴對金錢不小氣，大姑又覺得這個弟媳是合格的。在這個小家面前，大姑所代表的吳家的農村大家庭，是幾乎幫不上忙的。吳志堅臨終前的一個多月，她們作為親人，給予了溫暖的照護，這也是她們唯一能做的。吳謝宇上大學以及後來出事，都遠遠超過了農村這一家子人的經驗範圍。大姑除了掉眼淚和難過，做不了別的。
從馬老師、張力文和大姑的表述來看，謝天琴在行為上是一個內斂剋制的人，道德要求高，不願意求助於人。她的潔癖非常嚴重，嚴重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她和多數人保持著距離，沒有往來。跟她接觸的這幾個人，也都是把潔癖僅僅看作她的一個特點，能夠包容的人。吳志堅在大家看來開朗平和，若不是肝癌使他英年早逝，他平穩的人生還能一路向上。
除了謝天琴顯得突出的潔癖，這聽起來多像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啊。待到我們瞭解到更多謝家的歷史，對於代際間家庭創傷的傳承，又有了一層深切的理解。這也是當我們更深入瞭解這個家庭後的感慨，如果不是最後那場慘案，這個家庭顯得多麼平凡而有代表性。
中國有多少在城市裡新建立的小家庭，爸爸以工作為主，媽媽的情感和精力主要奉獻給了家裡。他們不讓孩子做家務，不讓他操心家裡的任何事，就是為了讓孩子一心一意學習。這在很多人看來，有什麼不對嗎？他們總是在忙碌，但是很少用語言去交流情感。那些不可說，無論是家族痛苦的歷史遭遇，還是人與人相處的情感傷痕，都構成了家庭的空洞。
但張力文、馬老師和大姑的講述，也使我意識到了，謝天琴的角色不僅僅是媽媽，吳志堅也不只是一個父親，他們同時是他們自己。也就是說，他們作為獨立的個體，有他們的成長軌跡和時代痕跡，有他們的個性、期盼、慾望與命運。所以我們試圖瞭解的，不僅僅是這一家三口在隱私空間裡的生活，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三個人各自的來處，家族、時代在他們身上疊加的影響。這個事情的景深，使我從一起極端的命案，看到了背後更具普遍性的基底。我們不只是在寫一樁奇觀式的案件，我們不只是在遠處毫不共情地觀望“他們”，我們看著看著，在其中發現了“我們”。
吳謝宇對自己弒母動機的描述，可信嗎？他對媽媽心態的推測，是真實的嗎？因為他在絕大多數的材料裡，他說自己的邏輯是：媽媽不想活了，他希望幫助媽媽解脫。當我和王珊一開始接觸他的自述材料時，對他的講述很反感。因為這裡邊最大的一個邏輯是：我媽媽活得多麼辛苦、多麼不快樂，她想死，我幫了她。可是一旦回到他的處境，那就是他非常想活，希望世人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為什麼媽媽的生命就可以被殘忍剝奪，而到了他自己這裡，生命就這麼可貴呢？
我把我的疑問拋給了吳謝宇的一審律師，她說她也感受到了吳謝宇的分裂。本來按照最有利於他脫罪的說法，那就是講述媽媽的不好。因為媽媽不好，而使他產生了極端暴力行為。而吳謝宇完全不允許任何人說媽媽不好。可是一審真被判了死刑，當死亡迫近了，他真實地感到害怕了，他也不再說“趕緊判我死刑”這樣的話，他確定，自己想活。似乎只有死亡指向自己，他一直躲在“愛媽媽”這個心理狀態背後的自我，才能真的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主張，並把它說出來。他如果能更早地意識到愛包裹的恨意，意識到自己的懦弱和傲慢，是不是反而不用實施如此極端的行為呢？
當我們多次一遍遍細讀吳謝宇的自述材料，似乎能慢慢知曉他的邏輯。這種“知曉”完全不等於認同，而是能逐步適應他想問題的方式。在小家庭一切以他為中心的養育裡，吳謝宇習慣了從自我出發，即使在父母輩的大家庭裡，他也一直因為成績好，被所有人稱讚。在2021年4月交給合議庭的材料裡，他說意識到自己之前的自私，從來不需要考慮別人，也從來不會對同齡人敞開心扉。因為他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名，不需要從任何人那裡汲取能量。
吳謝宇的大量自述、信件、謝天琴的日記和信件，構成了我們理解他們內心世界的一個視窗。謝天琴的私密記錄，完全不以日後會被人觀看而記錄。吳謝宇的自述則有著強烈的活命訴求。所以作為記者來說，並不是簡單地全盤相信吳謝宇的自我表達而採信他的材料，而是在事實比對、情感梳理的過程中，儘量去還原他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
與吳謝宇相處過的中學和大學同學、鄰居、姑姑、表哥、前姨夫、父母的朋友們，也都是我們的採訪物件。2023年7月，王珊還設法採訪到了吳謝宇的前女友。我們感謝所有的採訪物件，他們揭開這些傷口，也有可能讓更多人看到了悲劇的警示性意義。
文字材料和採訪所得的材料，到底能怎麼形成一個相對客觀的呈現，是我們最為在乎的。有的人看到吳謝宇聽話、陽光的一面，有的人看到他作為孩子非常在乎媽媽的那一面，有人看到他活得很機械的一面……正是這些“多面”，讓我們意識到，一個真實的人和他所處的環境，永遠不是單一的靜態的。
回溯起來《三聯生活週刊》報道吳謝宇案的過程，我們的關注跨越了好幾年。2016年案件暴露出來不久，記者陳曉就希望透過採訪吳謝宇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來切入這個事件。她當時的採訪不太順利，吳謝宇的同學那時正處在大四，畢業前夕的年輕人馬上要各奔前程。在這個過程中，陳曉也感受到了，“90後”精英們彼此的疏離。她後來採訪到吳謝宇同一屆的一位男生，他跟吳謝宇交道並不多，但是他對於北大有著自己獨特的“社會觀察”。這也為我們瞭解這個小社會，打開了視野。我們的記者楊璐在為“小鎮做題家”封面做採訪時，無意中採訪了吳謝宇的一位同學，這位同學詳細講述了吳謝宇這樣即使是城市裡長大、但由於思路都侷限在做題的人，到了大學是如何失落、如何發現自己是“小鎮做題家”的。
北京大學校園內景象（圖｜視覺中國）
當王珊2022年再度聯絡吳謝宇的同學時，這時候他們大學畢業已經6年了，成了各個行業裡的精英。或許是生活打磨了他們，或許是他們當年心理上沒有做好準備去面對身邊人的這樣一個慘案，幾年之後，他們反而願意去直視這件事情。王珊採訪到了吳謝宇大學同寢室的同學，以及他的一位師兄。兩位都毫無保留地向我們講述了他們和吳謝宇相處的細節，他們的認知、疑惑和感觸。我們的記者王海燕也曾在吳謝宇2019年被追捕歸案之後，對吳謝宇的親戚、同學、朋友、吳謝宇在重慶逃亡時的同行等做了深入採訪。正是基於以上種種同事們的努力，使得我在2023年初進入到這個案件採訪時，已經有了認知的一些基礎。後來我和王珊獲得的關於這個案件的各種司法材料，也為我們的報道提供了嚴謹的事實。
謝天琴在仙遊的老家，位於格局比較傳統的街坊四鄰當中。與主幹道垂直的若干個街巷，曲曲彎彎，一眼看不到頭，鄰居們掛出來的衣服，晾曬的瓜果，開敞的大門，使得這裡煙火氣十足。謝天琴一輩子在逃避的，就是這種氣息。她是在抵抗環境中成長的，她內心的艱難和壓抑，可想而知。吳謝宇本來作為90年代出生的人，並不用天生揹負外公的苦難和奶奶的窮困，但是家族命運的傳遞，以我們看不見的方式，影響著我們。而他作為一個有主動性的個體，沒有選擇往善的方面改變些什麼，而是用最極端的惡來剝奪媽媽的性命，毀滅命運。每每想起仙遊那些傳統的街巷，樸實的人家，我都忍不住非常感慨。
謝天琴仙遊縣城老宅所在的街巷（張雷 攝）
在我寫這篇長文的過程中，主編李鴻谷也給了我非常重要的意見和提醒。李大人作為一名老記者，深知要公正合理地敘述一樁人倫慘案，並不容易。他提醒我不要試圖去找到一個答案，可能並不存在一個我們想象中的“答案”，它並不是一個放在長凳上的物品，等著我們去拿取。逼近真相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或許就是最真實的但也並不明瞭的“答案”。他也讓我不要太過試圖解釋一個人內心的惡從何而來，這是多少哲學家文學家也解釋不清楚的命題。他說，每一代人面對命運，都有他們承受和抵抗的方式，看到這些，呈現這些，是我們的責任。還要感謝三聯生活書店的同事在這本書後期製作、出版過程中付出的熱情與耐心。我們也很感謝這本書的特約編輯、我的同事羅丹妮，她的專業性和熱忱，使我們更加確信這本書的意義。
新聞報道永遠受時間的約束，我們永遠在缺憾中，抱著一堆採訪得來的殘片，努力拼出生活原本的形狀。寫作過程中，多次沉浸在這個慘案的材料中，使我會不由自主地掉眼淚。但是記者要做的，是凝視黑暗，而不被黑暗帶走。我知道我們記錄的不是一樁僅供獵奇的慘案，我們多多少少從中看到了身邊人的影子，看到了時代的痕跡，看到了我們培養孩子的急切，看到了高速度發展被遺落下來的情感缺憾。一開始，我們以為我們在觀看“他們”，然而沒想到，湊近了，這裡邊看到的卻是“我們”。沒有人是這個社會的“陌生人”。
5月9日19:00，我們邀請作者吳琪、王珊，與嘉賓老師甘陽、梁鴻、賈行家一起，從這本書出發，聊聊案件背後的複雜動因與可能的癥結，從各自不同的視角探討：
為什麼這樣的悲劇會發生？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在法律的判決之外，我們的社會該怎樣理解這樣一樁案件？
沒有人是這個社會的陌生人，也許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做出某種改變，不再讓悲劇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