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一種宣傳聲音，說民國出大師，這個宣傳策略的背後，是把畢業生的職業生涯成績單，與大學教育階段的文化資本（或稱人力資本）積累的有效性，簡單地進行因果關係連結之後，得出一個民國大學很成功的推論，以對照今天的不成功。那麼，這種因果關係連結在社會實際中間能不能成立呢？

本文著重揭示在個人學習成果之外的各種成功要素，以及特殊歷史時段造成的“低才高用”那種機會結構，對人們職業生涯成績單的巨大影響，側重於呈現學生畢業後的機會結構與大師級成績單的關係。本文分析的結果，揭示出大學教育僅僅對個人的門檻素質有效，而對數十年之久的職業生涯成績單而言，更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機會結構”——畢業生可以得到多少機會去展示自己和提升自己，而大師級人物的成就，主要是與個人能否得到各種超出同學的職業機會有著密切關係。

緬懷民國，穿民國服裝照畢業照，已經是一種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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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國教育推崇的宣傳策略，是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把個人文化資本的第一次重要積累狀況視為一種原發性的動力機制。無論一個人多麼能幹，他都是處在社會網路中間的一個節點，其成功或者不成功，主要是由節點與網路的關係來說明而不是相反。這種宣傳策略到處流行，內在邏輯是耦合了今天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大多數的歷史唯心主義方法也與這種顛倒個人與社會關係的世界觀有關係。

依據這個宣傳策略，民國大學教育的成功性就體現在：大學作為畢業生文化資本積累鏈條的關鍵一環，極為成功地生產出合格的人才，這些人才被其職業生涯所證明。由此反推：民國的大學畢業生的成功，就在於其個體文化資本積累的成功，也就證實了大學教育的對於文化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在這個宣傳策略背後有一個這樣的解釋邏輯：用畢業生個體職業生涯的成績單，去說明大學教育對於文化資本積累的有效性，簡單對兩者進行因果連結之後，就會得出那樣的結論。

同樣的宣傳策略和解釋邏輯，也常見於對於黃埔軍校的吹捧：例如說國民黨創辦的黃埔軍校多麼厲害，其畢業生一從軍領軍，北洋軍閥很短時間內就灰飛煙滅，這樣的歷史成績單足以證明黃埔軍校是多麼牛叉。不過，雖然這個宣傳策略雖然到處都可以遭遇講述者和傳播者，但是背後的文化資本積累的有效性邏輯，卻無法進一步深挖，因為，黃埔軍校的招生物件多為中小學畢業生，而軍校培訓時間很短同時培訓深度嚴重不足，政治訓練內容不超過黨校短訓班，軍事上也只能提供入門級的軍事訓練，因此深挖文化資本積累邏輯，就比較缺乏說服力，所以宣傳策略僅僅把北洋覆滅與黃埔畢業生的成績單進行因果連結就算了。

等到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就創辦了中央軍事學院之後，招收學生起點才繼續提高，培訓內容才改為大學教育階段的，此時的人力資本積累狀況，更為高階，但是中央軍校畢業生的職業生涯成績單則遠遜黃埔系。在這裡，宣傳策略的成功，與解釋邏輯的巨大落差，尤為明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化資本積累的有效性不是職業生涯成功的唯一原因。

一般而言，人們很信服自然科學的成績，哪怕是民間文化水平極低的人士，也從不懷疑“硬本事”——有個到處流傳的諺語說“生鐵補鍋、本事值錢。”

那麼多的兩院院士出自西南聯大，在其畢業生中間佔據接近百分之五的比重，其中理科和工科畢業生成為院士的比例更是超過百分之十，這個比例恐怕是人類教育史上空前的奇蹟。這樣的職業生涯成績，與大學階段的人力資本積累狀況之間的關係，特別值得深入挖掘。

我們還是從一個具體的案例著眼，去看待成功者需要怎樣的個人素質之外的條件。茅以升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橋樑專家，是美國留洋的工學博士，1955年被評為兩院院士。在1955年之前，他最成功的巔峰代表作品是錢塘江大橋，這是中國第一座跨越大江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當然也代表著中國業界的最高水平，如果要在土木工程方面選評院士，擁有此類最亮眼業績的人士，肯定會是當之無愧的首選。

同時，我們也觀察一個不成功人士的職業生涯，來加以對照。李文驥是北大土木門第一屆畢業生（1913年畢業），在其後的職業生涯中間，多次在頂級專家手下打雜，在詹天佑手下幫助搞鐵路線測量，在茅以升手下幫助修橋，此一類的低端技術活兒幹了不少，但沒有單獨主持過重大工程。假如他不是去世過早，1955年評選院士也當然不會考慮他。說是“生鐵補鍋本事值錢”，但是你補鍋數目嚴重不足，還是補鍋的學徒工地位，肯定不足以支援職業生涯高評的。

很多人都覺得時代或者國家虧欠了自己，不少自高自大的知識精英都是這個模子，但這個李文驥格外不同，他特別有意思的一面是：他是那種有著高度的事業心，卻總也找不到高階事業可做的人。民國初年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就跟著洋教員到武漢測量長江大橋選址狀況，還一起向民國政府呼籲在武漢修築過江大橋以紀念辛亥革命勝利。國民黨政府不是不想幹，奈何手上錢少幹不成，所以這個別出心裁的呼籲也就沒有成功，他們那一夥也沒有得到做重大事業的機會。1935年前後，李文驥此時已經薄有聲名，竟然鑽門道找政府要到一筆錢來，具體展開武漢長江大橋的前期工作，拿到這筆錢之後，他率領隊伍在長江河床上鑽探了一條備選路線，鑽探完一條線路並獲得資料後，國民黨政府就沒有了後續資金給他，他就只能夠憋屈地停手了。

等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李文驥已屆暮年，但依然壯心不已，他上書毛主席，繼續建議建築武漢長江大橋，以紀念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這高度體現了一個有著事業心的人才，在追尋重大事業方面的不改初心。民國年間，武漢北段的平漢鐵路和南端粵漢鐵路都已經通車，在武漢建築長江大橋，絕對是當時中國排在最優先地位的第一選擇，因為實在是沒錢，所以長江天塹就硬是成為中國南北鐵路主動脈的梗阻，時限長達數十年之久。李文驥當然清楚交通投入的優先地位和重要性，但他為了提高這大橋在國家決策中間的優先性，不得不把自己還不算熟悉的政治要素押上去，試圖藉此去爭取決策層的重視，從而得到最最優先的資源分配地位和專案立項機會。

我們看到李文驥為了幹一番事業，幾十年間，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去爭取資金投入和機會，也就是說在技術事業之外，花太多時間和心力去爭取機會了。

1950年代在長江大橋前期論證工作中間，李文驥在三十年代進行的前期工作資料被評為“技術上有可行性”，這當然沒有否定他的工作成績，但是工程選址需要多重方案對照優選之後，才能夠獲得最後的可行方案。後來的大橋線路選擇，是在五個路線鑽探資料基礎上進行優選的，他最初鑽探的那條線路也是備選方案之一。這說明，技術作為“硬本事”也往往只是門檻條件，最終的技術實施方案則需要巨大資金投入去獲取基礎資料，然後加以優選才能夠獲得可行的技術方案。

也就是說，個人的技術素質只是門檻條件，但並不是唯一的決定性的條件，這對於那些達不到門檻條件的科技人員而言，他們的素質是“好的”。但是，在門檻條件之上的條件才是決定性的，專案最終實施方案的選擇，是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去獲取大量資料作為比選基礎，經過這樣的前期投入之後才能夠獲得資料優選結果和最終實施方案。如果沒有大量投入的支撐，任何可行的技術經濟方案是無法產生的。不僅長江大橋如此，其實每一個重大工程論證都需要巨大的前期資金投入。

李文驥有著高過門檻條件的素質，也有著數十年如一日的高度事業心，但是，終其一生卻未能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援他去完成一個可心的工程。等到新中國成立之後，資金籌集的門檻條件已經達到，但李文驥真的是“馮唐已老”天不假年了，他在自己去世之前的幾個月，雖此時身體狀況極差但依然一心撲在長江大橋事業上，這真的可以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在此，需要對李文驥先生的事業心和執著，給以由衷的敬意。

民國年間最高投資年份的資本投資比例也沒有達到過國民生產總值的5%，新中國成立之後，資本形成率過低的現象得到了根本逆轉。投資佔比例短期內提高到20%以上，大量的工程和工地迫切需要技術人員，但民國的大學教育又嚴重準備不足，由此，1950年代出現大量的“低才高用”狀況。這是人才市場上的特定需求關係所決定的：需求極端殷切但供給卻嚴重不足。需求殷切的原因沒有任何別的奧秘，就是大量投資推動的海量工程專案，現在特別缺乏技術人才去掌握，這與李文驥畢生找不到建橋資金的狀況，發生了根本逆轉。

由此，新中國的許多大工程往往由初出學堂且毫無經驗的“小蘿蔔頭”去主持，例如1949年開始的治淮工程，錢正英（本科畢業的小丫頭）就在那裡擔當工程技術部副部長，她資格淺和級別低所以是副職，但技術上是她當家。幾十年後淮河水利委員會的專家們回顧“錢正英當家”的過程，說她還是幹過一些蠢事，例如某個分洪區建設中間她竟然推薦了人力挖掘土方去降低地平面的方式，以增加蓄洪量，這個選擇投資耗費極大但卻收效甚微。當然，學徒工階段乾點蠢事還算正常，大家也沒有怎麼計較她。而另外一個小蘿蔔頭潘家錚，28歲就主持新安江水庫（千島湖）工程設計，這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利水電工程。一個人有了這樣的高起點，只要不是缺乏門檻素質或者特別不敬業，毫無疑問會在自己三四十年的職業生涯裡，交出格外靚麗的成績單的，最後，作為全中國頂尖人才評選標誌的兩院院士選拔，大概不會遺漏這樣的人和他們的成績單。

錢正英和潘家錚以“小蘿蔔頭”主持巨大工程，而李文驥畢生孜孜以求的長江大橋專案，付出數十年的努力，連前期論證資金都找不全，這種巨大的差距，有力地說明了個人職業生涯的支撐，除了門檻技術條件之外，最重要的是國家或者私人的專案投資能力帶來的機會，有了這樣的機會才有個人職業生涯的成績單。如果沒有投資能力在背後支撐，哪怕是具備了門檻技術條件，因為得不到練手的機會，其職業生涯的高度就會很有限。

從這簡單的案例分析中間可以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來說，門檻素質是重要的，這往往與大學教育有關，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機會與人才數量的對比，而這個背後就是投資能力在起作用了。李文驥具備門檻素質，但是畢生沒有遇到足以施展其才華的機會，懷著高度事業心而度過空落落的一生。後來，錢正英和潘家錚等人，遇到了海量投資造成的機會，以較低的門檻技術素質和低得多的事業心，就已經成就了其職業生涯的許多亮點，幾十年後獲得肯定和高評並當選為院士。

民國年間畢業的工科畢業生，在1950年代遭遇到新中國的巨大投資能力，很多幸運者被“低才高用”，累積下來的職業生涯亮點就很不少，這會在兩院院士評選中間佔據了極大的優勢。而後來的年輕一輩哪怕初始技術水準遠高於他們，也往往被貶低去從事瑣碎的技術細節工作，白白靡費青春時光而沒有做出一件大業。

在工程之外的自然科學研究中間，雖然不是如工程專案那樣機會完全是由“錢堆出來”的——機會與投資的關係沒有那麼絕對，但也在較小程度上與投入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係。畢竟，無論哪一個方面的科學技術研究專案推進，都離開不長期有序的資金支援。與民國年間相比，新中國投入“兩彈一星”和其他基礎研究方面的人力物力資源，無疑數十倍於從前，而相關科研機會卻同樣是由一個相對小的科研共同體使用的，只要這群人具備“及格型人才”的初始門檻條件，長期有序的投入和協作努力，肯定能夠“堆出來”靚麗的職業生涯成績單的。

據老田訪問中科院地理學所陳傳友教授得知，1958年國家部署大規模對青藏高原的科考，學者們從國家銀行金庫裡提出銀洋，自己用籮筐挑著走上青藏高原，開始了此後持續數十年的大規模研究工作。因為當時西藏尚未展開民主改革工作，很多牧民還不知道有共產黨執政這回事，他們賣東西還只認銀洋。對於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大規模研究，進行了十多年之後，文革後期開始大量發表成果，引起海內外極大重視和肯定。當時的研究工作，不象今天那麼急功近利，年年月月都要報專案找課題經費，然後再結項或者各種考評填表，而是完成必要性與可能性論證立項之後，大家分工協作幹下去直至完成就好了，這暗地裡吻合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真功夫投入要求，所以既沒有引起“過度行政化干預”也很少“惡性競爭和人為造假”的弊端，高原科考短期內就較為順暢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地學部很多院士都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做出了傑出成績的人士。

從這個簡短的分析中間，可以看出職業生涯的亮點，確實與門檻技術素質有關係，但這個不足以證實大學教育的成功，僅僅能夠說明大學培訓了一定數量的“及格型人才”，但及格型人才遭遇到海量投資造成的海量機會之後，才會帶來“極高起點”的職業生涯，從而在一個人三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間，留下遠超朋輩群體的亮點和高評，最終足以支援其當選為兩院院士。而這種“極高起點”的職業生涯之所以存在，恰好是大學教育嚴重不足決定的——這是大分子除以小分母以後肯定會得出的大商數。也就是說，較大的商數決定於兩個因素：新中國提供的大分子和民國決定的小分母，捨棄任何一個條件，大商數都不會出現。

西南聯大畢業生，意外地遭遇到一個投資迅速膨脹的階段，才會出現大商數——“低才高用”的時間段——這相當於是給極低數量的備選人才，突然賦予海量的極高職業起點和成功機會。也就是說，新中國投資能力大增帶來的機會（分子增大），遠遠超過民國大學教育能力積累下來的及格型人才儲備數量（分母過小），這個大商數，是歷史和政治的突變和質變造成的。在一切正常社會中間，殷切的社會需求往往會同步甚至預先催生大學教育的擴張，人才數量儲備總是遠大於社會能夠提供的機會數量，也就是說，大分子和小分母的對照，是歷史遭遇到革命性的突變時期，才偶然造成那樣一種特殊的人才供求狀況。

而1950年代的“低才高用”時間段，是與革命後共產黨執政能力大幅度提升，把社會經濟剩餘轉化為資本的比例迅速得到提高，由此造成了海量投資帶來的施展機會。同時，由於民國大學教育的過分落後，具備門檻條件的“及格型人才”數量過少，才會帶來一個具體的抽樣樣本集合中間，相當高比例的及格型人才都獲得“低才高用”機會，從而帶來了西南聯大畢業生中間兩院院士達到百分之五（理工科畢業生超過百分之十）的反常狀況。這不是說明教育成功的好例子，恰好相反，這是說明歷史質變帶來的“低才高用”的極端偶然性案例。

時至今日，雖然“基建狂魔”發力，“鐵公基”專案超多，但是候補人才數量更是數十倍百倍地增加了，也就是說，雖然分子增加了但分母增加得更快，結果商數大幅度下降了，今天只及1950年代的幾十分之一。結果，今天就算是研究生畢業生哪怕是遠超門檻素質，如果本人不是足夠優秀，要進去鐵道部大橋局設計院謀一個職位，都有不小的困難。

1950年代的“低才高用”狀況，早已經歷史性地終結了且基本上不可能再現，今天的普遍狀況是“高才低用”，一個人哪怕自身再優秀，想要在今天這種機會結構中間創造出足以評上院士的職業生涯成績單，難度不輒是增加了數十倍之多。最後的結果，總還是有人獲得最頂尖的成績單，但肯定不會過分集中於某所高校就是了，哪怕這所高校的教育再成功畢業生再優秀，都無法逆轉機會結構“小而分散”的分佈特點。

西南聯大學生中間院士比例極高的狀況，還有一個個人生命週期方面的特殊狀況，最終有助於形成這個空前絕後的高比例。西南聯大1937年8月創辦（初在長沙），1946年7月停辦，其畢業生年齡到1950年前後，算是一個人生命週期中間創造力最好的時期，所以能夠在新中國長期佔據技術領導崗位，並且能夠把自己的科技研究事業與國家的高投入，長期實現最緊密的結合。因此，這一批畢業生才能夠超越前輩學長，擔負更多和更長時間的技術性領導工作（具有體力和精力優勢），也能夠壓倒後續的學弟學妹霸佔住技術領導權——把學弟學妹貶低為技術助手，從而成就最靚麗的職業生涯成績單，這批人真所謂“生逢其時”。

在這裡，機會與個人的相對商數很重要，如果人均機會過少——商數過小，人們就不得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爭取機會，如同李文驥那種爭取方式，或者更多地花時間與同事同行競爭那個幾分之一的機會，惡性競爭甚至會引發各種旁門左道競爭手法，損害事業心和從業體驗。在機會大把的情況下，一個人能夠更多地把時間花在正事上，少受各類“機會競爭”必須有的拉人事關係的牽纏，集中時間和精力投入主業做到更快出成果。也就是說，機會少的時日，還得花費大把時間精力去競爭機會，個人有限的時間需要在從事技術業務與從事競爭事務之間進行分配，機會越少競爭越是激烈，就越是會顯著增加“非技術業務”投入的時間。特殊時期，機會多而競爭少，會造成一種另類的成功條件——能夠大量減少個人投入在“競爭機會”上的無效消耗。

說到這裡，忽然想到，很多“黑五類子弟”出回憶錄抱怨說在共產黨中國，從沒有得到過公正待遇，職業生涯總是陷在投入多收益少的不利處境中。但西南聯大畢業生的職業生涯亮點和兩院院士比例，相當於是用大資料說明了一個相反的事實：在人才市場上供求關係即便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也是起作用的。也就是說，那麼壞的反右和文革，都未能破壞特殊時段的供求關係，以及由這個特殊供求關係造就的人類歷史上最反常的職業生涯成績單。以此而論，經濟規律的作用，實在是太強大了，相當於是超過了政治力量不合理干預的最高能力，這才有了一大批“剝削階級子弟”（民國年間的大學生基本上不會有普通工農子弟）在新中國長期擔負技術領導崗位，並最終獲得靚麗成績單而評上兩院院士。

據說，反右專門迫害知識分子，文革除了迫害知識分子之外還專門打壓“黑五類”，不過從兩院院士比例看，這兩個時期的壞，還未能從根本上損害這一批舊統治階級子弟的“低才高用”狀況，由此，才遺留了一些人最津津樂道的“民國出大師”狀況。應該說，全中國頂尖技術人才的兩院院士集中於一個狹小的樣本群體的狀況，在整個的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絕後的。那群人的職業生涯成績單之靚麗，是歷史特殊階段投資能力忽然海量增加之後造成的反常狀況——投資能力支援的職業機會數倍超過了高等教育的累積能力，這種狀況在此後的中國和全世界，都不具備再次複製的條件。

社會科學方面的情況較為複雜，舊時代的社科精英學者，其所遵循的“舊研究正規化”，與中國革命造就的新精神狀況，其間有著較大的不可通約性，很少有人順利地完成了“正規化轉換”和由此要求的“深度再學習”過程，從而未能在新中國的精神生產領域做出實質性的貢獻。

相反的例子也有，但留下的社會印象更為惡劣，因為遭遇到歷史的兩次一百八十度轉折，結果那些人就因時因地隨時變換立場和褒貶標準，最後自己也可能不太好意思了，就自己創造出一個“兩頭真”的人才分類概念，用於自況。“兩頭真”的意思是說：他們在蔣政權時期是真的，毛時代是假的，鄧時代又成了真的。

今天回顧，善變的是聰明人，每一個時代都吃得開，很多人既沒有完成真實的正規化革命，也不善變。大多數舊的社科精英，未能在政治革命後的正規化革命要求下，主動跨越過內在的“不可通約性”鴻溝，正因為他們自己的不主動，所以遭遇到行政壓力硬性驅趕其進行被動“正規化革命”（或稱“思想改造”）的各種狀況，這帶來很大的心靈苦痛和精神衝擊。等到革命被告別之後，那些老的社科精英有些人又出來說話，採取的方式是簡單出一口惡氣，硬說“老子從來都是對的”“錯的是革命本身”，時代質變引發的正規化革命要求和不可通約性，都被他們說成是假的和不存在的。舊精英採取此種粗暴方式去總結精神生產的曲折歷史，近年來呈現出高開低走且差評日增的趨勢。

應該說，老的社科精英出一口惡氣，不承認正規化革命以及不可通約性的存在，把過去的精神生產領域的曲折歷史，簡單歸結為壞人打壓好人的情緒化敘事，這不僅不是學術的，甚至還是反學術的。這種“出一口惡氣”的歷史總結方法，基礎是心靈創痛積累下來的記憶和情緒，在表達上不超過土改時期“老貧農訴苦”的學術含量，也很難說有著更高的道義基礎。

更為嚴重的是，從此種“出氣歷史敘事”衍生出來的對社科研究的負面影響，反而被日益放大。大體而言，此種“出氣歷史敘事”帶來兩個方面的負面後果：一是過度肯定民國年間不成熟的學術框架以及外來學術，二是過度否定或者輕率地處理歷史和政治過程形成的經驗材料，結果在社科研究中間，不管是對經驗材料進行考辯甄別，還是對材料進行學術梳理，都受到“出氣歷史敘事”的顯著扭曲，這不利於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程序和自主性提升，也有害於社會科學的真正進步。

社科精英在社會結構鉅變時期的表現和問題，似乎就是過分執著於文化資本積累和存量，未能及時跟上結構變化，大體上也算是個人姿態與社會關係擺放錯位的結果。當然，這也反應認識進步遠遠滯後於實際的規則，就如同黑格爾那句名言所說“密涅瓦的貓頭鷹要到黃昏才起飛”，而強硬的思想改造相當於是要求貓頭鷹在清晨就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