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晚清的風雲人物，李鴻章絕對算得上一個。
從古至今，人們對他的評價呈兩極分化。
有人說他是英雄，憑一己之力為大清續命；
也有人說他是“賣國賊”，只會割地求和。
李鴻章去世後不久，為了紀念這個影響了中國近代史40年的名人，梁啟超為其寫下傳記——《李鴻章傳》。
作為李鴻章的公敵，梁啟超在書中沒有刻意誇大其成就，更沒有為其鳴冤。
他以客觀公正的視角，向我們講述了李鴻章的一生。
讀完這本書，我們會發現，李鴻章這個人，實則無法一言以蔽之。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
“譽謗滿天下”，是對李鴻章一生最貼切的評價。
他的前半生，為中國創下無數豐功。
1823年，李鴻章出生於安徽廬州府，這一年，歐洲各國開始把勢力侵入東方。
那時的中國，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1850年，李鴻章進入翰林院，之後不久，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洪秀全帶領的太平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
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那時的李鴻章正在安徽巡撫手下做幕僚，聽聞曾國藩抵達建昌，立刻投入恩師麾下。
憑藉曾國藩的信任，李鴻章很快成為了他的左右手。
1861年，太平軍將領李秀成率50萬大軍東征，杭州、寧波等城市紛紛被攻破，作為經濟命脈的上海危在旦夕。
當時的八旗兵已毫無戰鬥力，只得向曾國藩求助，曾國藩決定讓李鴻章帶兵前往支援。
這是李鴻章建立功名的開端。
他回到老家募兵，三個月的時間募集到6000人，立名“淮軍”。（後來淮軍成了清末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之一）
這支隊伍，在李鴻章的帶領下所向披靡，與太平軍的幾次交戰都大獲全勝，僅用兩年時間，就掃平了太平天國10餘萬大軍。
立下赫赫戰功的李鴻章，維繫了清政府的穩定，被封為一等肅毅伯。
這麼來看，李鴻章這個人極具軍事才華，一上沙場就所向披靡，能臣也！
但梁啟超對李鴻章這段經歷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李鴻章是時勢造就的英雄。
李鴻章的勝利，當然離不開他精巧的用兵之道，但更重要的，是他趕上了一個機遇滿滿的時代。
那個時候，歐美各國剛和中國通商，不希望中國處於戰亂，面對清政府和太平天國，他們打算支援一方打壓一方。
起初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提出“平等博愛”的太平天國上，不料太平天國內部常常自相殘殺。他們知道這些人難成大業，於是轉而幫助清政府。
李鴻章到達上海後，一支由洋人軍官領導的僱傭軍立刻被納入李鴻章的指揮，他們還向李鴻章提供了先進的洋槍洋炮。
依託上海殷實的財政，李鴻章一年時間擴軍近7萬，加上洋人軍官的訓練，淮軍成為了一支實力極強的隊伍，這才為他後面的戰爭打下了基礎。
所以若以天縱奇才來論斷他，顯得偏頗；
但說他是空殼竹筍一無所是，那更是錯誤。
應該說，李鴻章抓住了時代的機遇，發揮了自身的才能，於是一飛沖天。
他憑藉著不俗的才能，在時代的浪潮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對於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梁啟超是這樣評價的：
李鴻章所以為一世俗儒所唾罵者以洋務，其所以為一世鄙夫所趨重者亦以洋務。
“洋務”二字，概括了李鴻章三十多年的事業。
在上海的日子裡，見識了西方船艦武器的李鴻章深知清政府的落後。
他提出要向西方學習，大力發展軍工業與貿易。
而後開鐵路、建招商局、織布局，大力發展實業，再用賺到的銀子造船造械，籌建海陸兩軍。
但就是這兩支他花十年練就的兵力，卻在甲午戰爭的時候被敵人打得潰不成軍。
洋務運動就此走向了失敗的終點。
同樣是將近三十年的改革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讓一個落後的小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李鴻章看到了他們在教育、軍事、交通上的舉措，卻沒有看到明治維新是全國上下一條心，從技術到社會的全面變革。
中國的洋務運動，既不是國策，也沒有被全民接納，身為領導人的李鴻章甚至都沒有決策權。
1888年，李鴻章奏遣朝廷修京通鐵路，摺子送到朝廷時，守舊派的大臣們炸開了鍋。
有人說會動了龍脈，有的說會衝撞了祖上，導致這事一直沒有進展。
李鴻章見狀，和當時的親王商議，找個機會讓慈禧太后體驗一下火車，沒準太后一高興就同意了。
於是慈禧來到頤和園體驗火車。
當火車開動時，看著這麼一個龐然大物，在沒有人拉動的情況下還能又快又穩，慈谿很是驚訝。
親王一看有戲，剛想跟慈禧提修鐵路的事情，沒想到這時慈禧說，前面這個冒著黑煙，發出嗚嗚聲音的東西不好，能不能拿掉。
當時的法國工程師在一旁解釋，說這個是火車頭，如果把它拿掉，車廂就走不了。
沒想到慈禧卻說：“怎麼走不了，讓奴才們拉著走不就行了？人少了拉不動，就多派些人好了。”
這就是李鴻章面臨的局面——
推動一切事情，還要精心策劃，最終也不一定奏效。
洋務運動的結果，或許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
李鴻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揹負著賣國的罵名。
他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人們視為“當世秦檜”。
但梁啟超認為，中國的衰敗，李鴻章固然有責，但即便李鴻章沒有犯錯，當時的中國也很難逃脫被侵略的命運。
李鴻章的轉折之路，起於甲午戰爭，他享譽整個時代的好名聲在這期間被完全埋沒。
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872年，日本和朝鮮發生爭執，他任憑朝鮮自行交涉，最終給了日本出兵的藉口。
而在日本已經擺好作戰態勢時，李鴻章沒有第一時間想好應對策略，而是求助俄國和英國進行調停。
兩國都假稱一定盡力，卻在暗地裡拖延，等著坐收漁翁之利，最終讓日本搶佔了戰爭的先機。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開始就已經定勝負的戰爭。
李鴻章這種“聯合制衡”的外交策略，最終也成為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理由。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歐美各國紛紛以抵禦別國的理由，逼迫中國租借土地。
1898年，剛剛親政的光緒皇帝，痛恨李鴻章誤國行為，下令解除了李鴻章的各項職務。
從結果來看，李鴻章是一個失敗的外交官，但並不代表所有的罪責都應該由他承擔。
在甲午戰爭時期，整個朝廷都充盈著一股驕橫的氣焰，面對危機，他們不但不出手相助，反而處處掣肘。
甲午海戰開打時，他們坐山觀虎鬥。
劉公島戰役，艦隊在投降以後，竟有當事者給日軍寫信，讓他們返還“廣丙號”，聲稱這艘船隸屬於廣東水師，而這場戰役“跟廣東省無關”。
於是有西方評論家說道：
“日本與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是與李鴻章一人的戰爭。”
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擁有才華和遠見，也抱著一顆強國之夢，他在位高權重時做了很多努力，卻也沒有衝破腐朽的枷鎖。
最終成了一個徹底的悲劇人物。
這句話，表達了梁啟超對李鴻章命運的感慨，但又何嘗不是抒發自己的心聲？
在寫《李鴻章傳》時，梁啟超剛剛經歷維新變法的失敗而流亡國外，他為李鴻章沒有人支援而感到悲涼，就像在朝廷中的自己一樣。
在那個動盪不安、充滿黑暗的年代，沒有人該承擔責任，也沒有人不該承擔責任。
只是李鴻章作為位高權重之人，錯誤被無限放大，成為揹負一切的千古罪人。
因此在我們批判李鴻章時，或許也要回看自身：
國民之責任，自古來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耳。
這個國家，這片土地，實則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
興亡之責，在吾肩臂。
無論何時，我們都要奮力託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