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錄：世界秩序轉移與中國

本文為芒格家族資產管理人、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李錄4月接受訪談內容整理。李錄分享了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 AI 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話題的見解。希望本文對您有所幫助。

01.

世界秩序轉移

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

李錄：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徵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徵，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

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特朗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

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箇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

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萬億，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萬億。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透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

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

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

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透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迴圈。

02.

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

問：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

李錄：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最重要的時期。

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特朗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

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象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

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

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迴圈。

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 WTO 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哪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

第三種，首先宣告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 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

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

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

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

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

這種新的“WTO 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

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透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

03.

創新井噴的時代

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

李錄：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

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

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

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

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

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

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計算、AI 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

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

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

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

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開啟，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

04.

AI 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

問：你怎麼看 AI 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李錄：AI 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

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

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

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

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慧（AGI）或超級智慧（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慧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慧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

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

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慧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

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 AI 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 AI 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 AI 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

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