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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新加坡的教育環境競爭激烈。最近發表的一項學術研究報告稱，與之前類似調查中的美國受訪者相比，新加坡人對透過多基因胚胎篩選和基因編輯等新生殖基因技術提高人類認知能力的認可度要高得多。
平均而言，新加坡分別有 48% 和 57% 的受訪者願意使用基因編輯和多基因胚胎篩查，以確保他們的後代有資格進入一流大學。這兩個數字遠遠高於美國受訪者中分別為 34% 和 43% 的相應數字。因此，我們討論了新加坡是否應允許透過提高認知能力來改善教育成果的一些注意事項。
第一個警告是，透過提高推理能力，認知能力增強的後代的自主性會得到提高,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然而，在新加坡這樣一個以羞恥為基礎、競爭激烈的儒家社會中，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在這個社會中，個人經常會因為認為自己落後於同齡人而產生不滿情緒。
相反，認知能力得到提高的後代的自主性很可能會受到其父母嚴厲的 “虎媽式教育 ”的限制，因為他們在為這些技術投入鉅額資金後，會 “提高 ”對這些技術的期望值。
第二個警告是，認知能力的提高可以改善後代的整體福祉和個人幸福,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然而，這些認知增強的後代可能會有獨特的動機和願望，這些動機和願望可能與其父母和社會的理想化願景和更高期望不一致。這種脫節可能會導致他們的個人幸福和整體福祉下降，特別是如果他們努力實現父母和社會強加給他們的不切實際的期望的話。
在新加坡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和以羞恥為導向的儒家文化中，一個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往往取決於其超越或跟上同齡人的能力。允許透過此類技術提高認知能力只會加劇 “紅皇后 ”效應，即認知能力得到提高的後代需要付出越來越多的努力，才能在與同樣接受了類似認知能力提高的同齡人的競爭中保持其相對的社會或學術地位。父母必須教導子女，真正的成功不在於超越他人，而在於以感恩、貢獻和道德力量為根基的有意義的生活。因此，重點應放在培養孩子面對環境和挑戰的應變能力，灌輸知足常樂的理念，培養他們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感。人生畢竟是短暫的旅程，因此，在善良、誠實和正直的價值觀指導下，尋求幸福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警告是，認知能力的提高有可能改善後代的未來前景和人生成就,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然而，在新加坡，良好的學歷已不足以保證認知強化後代的就業前景和事業成功。新加坡和其他亞洲國家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導致了過剩的高素質大學畢業生，目前每十個年輕的新加坡成年人中至少有八個擁有大專以上學歷。這就造成了本地就業市場的失衡，越來越缺乏具備相關技術和職業技能的工人。
近年來，新加坡政府日益認識到就業市場的失衡是新加坡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並強調教育改革必須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保持一致。允許透過多基因胚胎篩查或基因編輯來提高認知能力可能會加劇當前的失衡，使本已飽和的就業市場上大學學位持有者供過於求，並加劇具備相關技術/職業技能的工人的短缺。這可能導致青年就業猖獗和政治不滿。
新加坡政府決策者應仔細研究其他亞洲國家，以瞭解競爭激烈的教育體系培養出過剩的高素質大學畢業生所帶來的社會弊端。在日本和韓國，許多大學畢業生面臨有限的就業機會，往往被迫接受低薪、福利少的兼職或臨時工作，助長了 “打工經濟”。在中國大陸，許多高素質的大學畢業生從事藍領工作，導致失業或未充分就業青年的幻滅感和社會疏離感與日俱增。
第四個警告是，允許廣泛、自由地使用認知強化技術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 “公平競爭”，從而促進更高水平的社會經濟平等,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在分配完全公正的理想條件下，所有家庭的後代都能接受認知強化，國家對貧困家庭給予補貼，這種說法也許是正確的。但在現實中，這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接受的。這些技術和相應的臨床輔助生殖程式的高昂成本，將使這些技術和程式昂貴得令人望而卻步，並限制了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家庭獲得這些技術和程式。
預計國家將缺乏補貼貧困家庭提高認知能力的政治意願，因為這種昂貴的醫療程式既不能挽救健康，也不能挽救生命。由於這些先進技術主要只提供給較富裕的家庭，認知能力的提高很可能不成比例地分配給富裕階層，從而進一步加劇現有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這可能會加劇新加坡多種族社會中的種族緊張局勢，因為不同種族群體之間已經存在巨大的社會經濟差距。廣泛使用這種認知增強技術會導致少數族裔更加邊緣化，這將不利於新加坡政府促進建立一個更加和諧、包容和有凝聚力的社會的努力。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警告是，新加坡人口迅速老齡化，出生率急劇下降，昂貴的認知增強技術可能會進一步加速該國人口的衰退，因為這些技術會給未來的父母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如前所述，新加坡政府不太可能補貼這種用於提高認知能力的新生殖基因技術，因為這些技術既不能挽救生命，也不能拯救健康。儘管如此，社會和同齡人的壓力可能會使未來的父母難以抗拒使用這些技術，以給他們的後代 “人生最好的開端”。
然而，如果沒有國家補貼，準父母將不得不承擔這些新技術的高昂費用，這將使他們在考慮生育更多後代時猶豫不決。因此，預計許多原本希望生兩個或更多孩子的夫婦最終會因為沉重的經濟負擔而選擇只生一個 “認知能力超強 ”的孩子。這可能會加速新加坡人口結構的衰退，對其未來的經濟增長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長期生存造成嚴重後果。
總之，新加坡的醫療政策制定者必須認真考慮上述注意事項，並嚴格評估允許使用此類技術提高認知能力可能帶來的社會反響。社會文化差異可能會導致新加坡與西方國家在醫療保健政策的優先次序上有所不同，後者更重視對社會的整體危害或利益，而不是病人的自主權和個人選擇。
皇文進(新加坡生育和試管嬰兒諮詢私人有限公司)、孫寧宇(上海中醫藥大學)和 賽義德·穆罕默德·穆赫辛 (Dr. Sayyed Mohamed Muhsin, 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 IIUM)
（文章原標題為：《新加坡必須警惕透過新生殖基因技術提高認知能力》。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新加坡眼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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