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必須被剷除，以色列必須保留駐軍

● ●● 巴以衝突

哈馬斯必須被剷除——Qanta A. Ahmed博士

雖然我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猶太人，但比巴斯一家的痛苦是我的。這種對猶太嬰兒和他們的母親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向世界表明了哈馬斯和綁架他們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墮落。巴勒斯坦人呼籲世界的憐憫、援助、干預和人道，然而你們卻聚集在那些小小的比巴斯棺材周圍，上演一場恐怖的表演。你們歡呼，傻眼，遊行，甚至玷汙嬰兒的屍體，你的仇恨使你失去人性。

哈馬斯每次釋放人質都舉行對人質羞辱而慶祝勝利的儀式

哈馬斯並非孤立，無數倖存者和目擊者向我證明，巴勒斯坦平民興高采烈地參與了這一暴行。因為你是穆斯林，你玷汙了我。我們容忍了不可容忍的事情。對猶太人生前甚至死後的暴力、貶低和無理由的殘害、對婦女的性侵犯、將平民作為人質以及在囚禁中對他們的虐待，都是對所有伊斯蘭價值觀的嚴重侵犯，是對所有伊斯蘭教的玷汙。

哈馬斯訓練幼童成為武裝分子

那些支援哈馬斯的穆斯林無疑是幫兇，必須受到懲處。哈馬斯去見其造物主的時機已經到來。（以色列時報）

以色列必須保留在加沙的駐軍

2023年10月7日，1200名以色列人被謀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提醒，提醒人們允許一支種族滅絕的聖戰軍隊在以色列邊境設防的後果。以色列再也不能允許加沙成為伊朗支援的恐怖主義軍隊的集結地。以色列邊界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被允許建立有組織地派遣敢死隊和入侵旅越過邊界的能力。

確保以色列對加沙的安全控制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這項工作不能外包給任何人；認為外國軍隊或僱傭軍有能力對付哈馬斯的想法是荒謬的。以色列對加沙的安全控制事關生死存亡。

以色列可以留在邊境後面的想法，是受到了一些錯覺的推動，比如哈馬斯被嚇住了，它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它在尋求經濟繁榮。這些錯覺源於我們無法掌握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死亡崇拜的聖戰心態，以及將西方思維投射到我們的敵人身上的傾向。在可預見的將來，任何國際外交或安全保證都不能消除以色列在加沙完全行動自由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是巴伊蘭大學阿爾瑪研究與教育中心和貝京-薩達特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加沙人想要什麼

斯科特·阿特蘭和安吉爾·戈麥斯

一月份停火之前，我們在加沙進行了一項由巴勒斯坦政策和調查研究中心（PSR）進行的調查，發現47%的人傾向於清除以色列國。2024年3月的PSR民意調查發現，超過50%的加沙人支援哈馬斯對加沙的控制，因為大多數加沙人認為哈馬斯正在贏得對以色列的戰爭。到2025年1月，只有剩下五分之一的人支援哈馬斯統治。不過，包括巴解組織在內的其他政治派別的支援率甚至更低。此外，大多數加沙人已經不相信哈馬斯贏得了戰爭。

哈馬斯幼童

然而，大多數人繼續致力於哈馬斯的治理信念：例如將伊斯蘭教法作為土地的法律，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代有權返回他們在1948年失去的家園，以及尋求巴勒斯坦人的國家主權。

加沙人明顯傾向於從宗教而非政治角度看待與以色列的衝突。1月份，只有1%的人認為自己“不信教”，而67%的人認為自己“有點信教”，31%的人認為自己“真正信教”。“真正有宗教信仰”和“有點宗教信仰”的人都認為以色列人明顯不如巴勒斯坦人有人性。

斯科特·阿特蘭是牛津大學戰爭特徵變化研究中心的傑出研究員安吉爾·戈麥斯是馬德里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外交》)

加沙人不是無辜的，好日子到頭了

許多返回的以色列人質說，他們是關押在普通人的家庭中，受到虐待和折磨的不是手持槍支的大鬍子狂熱分子，而是做父母、女兒和兒子的加沙人。這種幸災樂禍的殘忍行為在文明世界中是絕無僅有的。聲稱大多數加沙人是被殘暴的領導人劫持的無辜者，是一種禮貌的虛構。哈馬斯越是善於屠殺猶太人，人們就越支援他們。

關於國際法和人權的詭辯夠了。我們看到了聯合國、國際法院和紅十字會所作所為。嚴肅對待這些老朽而冷酷的惡人的妃子，是任何道德上或智力上嚴肅的人都不應該考慮的選擇。

猶太人日曆上的普珥節（Purim）是為了慶祝猶太人認識到正義不僅意味著推翻哈曼的邪惡法令，還意味著迫使所有那些急於參與屠殺的人面對自己行為的後果。和他們一樣，我們也在與數以百萬計的小哈曼作戰，這些兇殘的劫掠者，我們越是寬恕他們，他們就越膽大妄為。

加沙人並不是長期受苦的無辜者，他們不幸生活在哈馬斯幾十年的灌輸下。他們是對宗教嚴格詮釋的忠實信徒，他們相信將上帝的敵人送上劍是一種榮耀。我們必須堅持他們的手不能靠近我們的脖子。

“巴勒斯坦”合法性的瓦解

一年前，我允許自己樂觀地認為，也許一個不同的巴勒斯坦身份可能會出現：一個脫離反猶太主義的刻薄、革命的第三世界主義狂熱和虛無主義的死亡崇拜的人。我試著想象這樣一種未來：巴勒斯坦人能以某種方式找到建立在務實共存基礎上的新身份。但到目前為止，所有人都應該清楚，當你的主要手段是綁架平民，並在公眾的歡呼聲中炫耀他們的遺體時，你就喪失了一場民族鬥爭曾經享有的任何道德資本。

巴勒斯坦人從未找到一條可行的政治道路。相反，作為一種表達方式，一種身份認同是在無休止的怨恨、受害者和恐怖迴圈中培養起來的。反覆的戰爭，拒絕從地區權力鬥爭或全球革命中解脫出來，拒絕接受和平協議，以及對殉難的文化美化，創造了一種有毒的人格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