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全國的民意和上海的民意不一致，這也許是今天上海抗疫如此艱難的原因所在。
1、
香港這一輪Omicron疫情，已經進入尾聲，社會逐漸恢復正常。香港這輪疫情，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參考物件。一個人口密集，之前沒受到過前幾輪疫情的嚴重衝擊的城市，在Omicron疫情面前，會面臨什麼樣的處境。
香港這一波疫情，也就2個月左右。第一個死亡案例是2月初，到現在2個月多一點。整個香港應該70%以上的人口都感染過病毒。港大在3月22日估算就已經有440萬實際感染人數了。
香港的防疫措施，所謂的減少社交接觸，自願居家隔離，在Omicron面前，基本沒太大用，避免不了全民感染。居家隔離的作用，是減少對醫療系統的衝擊。
香港社會崩潰了嗎？沒有，2個多月後，已經基本恢復正常。付出了8000多條生命的代價，當然，大多數是老人。
放開意味著什麼？香港的案例已經比較清楚的告訴了我們。全民感染，總人口大概千分之一的死亡率。（日本、韓國、新加坡更低，萬分之二三）但是，社會沒有崩潰，2-3個月後，能恢復正常。
防疫方針這件事，科學上其實已經比較清晰了。放開會面臨什麼樣的情況，不同疫苗接種人群的死亡率會如何都有可參考的資料。Omicron對整體社會的影響，遠大於流感。但對打過三針疫苗的個體來說，感染了也不需要恐慌，沒啥了不起的。科學上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今年下半年會不會有新的更厲害的變種。
剩下的，其實就是政治問題。
2、
今天的上海，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上海市民的境遇很糟糕。
我在上海認識的人，基本上壓倒性的認為，應該放開，學習香港模式，幾乎沒什麼例外。當然，我沒有更廣泛的資訊來源，但我相信，上海市民中，認為應該放開，學習香港模式的比例，遠遠大於全國平均水平。
為什麼會這樣？很好理解。因為上海市民，目前承受著巨大的痛苦，這種痛苦程度，大機率大於香港市民在2-3月份承受的痛苦程度。
如果香港市民在2-3月份的平均痛苦程度是5，也許上海市民的平均痛苦程度是10。
在10和5之間選擇，上海市民肯定羨慕香港，希望走香港模式，畢竟10級痛苦大於5級。
在這個情況下，上海市民期望放開，學習香港，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真實世界比這個更復雜。
我住在北京，昨天週末出去玩，堵車堵得一塌糊塗。今天去公園跑步，鶯歌燕舞，人山人海。
北京市民目前的痛苦程度，也許是1。絕大部分市民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如果在北京做個調查，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北京市民，不希望像香港那樣，來一波群體感染。在1和5之間選擇，北京市民肯定選1。
如果問深圳市民，估計大部分也不願意學香港來一輪。大部分深圳市民也許會覺得：好不容易動態清零成功了，嚴防死守住了香港的外溢，為什麼要前功盡棄來一輪群體感染？
廣州目前封了一部分，但我相信廣州市民現在也不願意學香港。
那麼，問題來了，動態清零和開放這個決策制定時，是參考上海市民的民意為主，還是參考北京深圳廣州市民的民意為主？
在一個地方自治的聯邦制國家，如果法律規定這個決策是地方政府做，那麼，估計主要參考的就是上海市民的民意。
但中國是大一統國家，是全國一盤棋。這個決策，主要參考的是全國人民的民意。在這個問題上，目前，全國的主流民意，大機率是和上海市民的主流民意不一致。
所以，上海市民希望放開，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要在上海，我也希望放開。但這個決策，是全國性的決策，不是上海自己的決策。
即使在上海，假設動態清零成功，這次總感染人數也就幾十萬，離群體感染很遠。今年冬天，新一輪疫情來了，這次上海沒事，別的城市出事了。
那時，如果再問上海市民的意思，我相信，支援放開，走香港模式的人，會比現在少得多。很多上海市民也會想，我辛辛苦苦付出巨大代價，好不容易控制了疫情，憑什麼因為其他城市的失誤，我也得跟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同時，城市和鄉村，在這個問題上的利益也不相同。動態清零，人口密集的城市的防疫壓力更大。放開，醫療條件差的鄉村，受到的損失更大。放開對大更有利，對鄉村不利。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會有不同的民意。
我在WB上發起了一個調查，一共5000多人參加。其中只有16%的人支援全國都放開。40%的人支援上海和全國都不惜一切代價動態清零。
剩下44%的人認為，如果清零代價太大，上海可以作為開放共存試驗區，採用類似香港的政策。上海到國內其他地方，等同於出入境，按規定集中隔離10+7天。
從全國所有階層所有地區民意的角度，我相信，支援全國都放開的還是少數。在當前這個時間點，全國範圍堅持“動態清零”的總體方針還是相對更穩的。
3、
然而，新問題又來了。
傳染病防疫，需要市民的通力配合，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上海抗疫，主要依靠的是上海的幹部和群眾。全國其他地方也就能支援一下。
如果上海的主流民意是：放開最好，應該走香港道路。那麼，消極抗疫，不願意配合，是非常正常的表現。即使上海的基層，估計也幹勁兒不足。
這和20年初的武漢完全不同。20年初，幾乎所有武漢人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一定要抗疫成功，成功清零。
所以，上海的抗疫比當年的武漢，就難得多。而上海市民的消極，是很正常的。畢竟，如果只考慮上海和上海市民的利益，也許，香港模式確實比現在封城更好。
在這個情況下，決策者怎麼辦？
一個選擇當然是放開，也可以只放上海，把上海當成放開實驗區，隔離起來。我之前也寫過一篇關於這個選項的文章。
另一個選擇就是，極其強硬的告訴上海，放開是絕對不可能的，沒有一點點可能的。
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告知後，上海市民面對的選項，就不是在封城和香港模式，不是在痛苦程度10和5之間選擇。而是，在“努力配合，快速清零”與“消極抗疫，拖拖拉拉“之間的選擇。快速清零的痛苦程度是10，拖拖拉拉清零的痛苦程度會是20。
那時，上海市民，不管心裡多不爽，也只能選擇“努力配合”，痛苦程度為10的這個選項。
只要上海市民還存在走“香港模式”這個痛苦指數為5的幻想，就很難讓每個人都配合抗疫。只有他們認識到只有“清零”一種可能，才能改變思想，更大程度的配合。
在“懦夫博弈”中，限制己方的選項，可以大幅增加博弈的勝率。
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我個人認為對上海市民來說，不要再期待“放開”和香港模式了，這個選項大機率不存在。現在也沒什麼別的辦法，就是盡最大努力配合，儘快清零吧。
4、
民意是個很複雜的東西。不同階級，不同地區，不同立場的人，對事物的看法大相徑庭。不同群體的民意大多數情況是相互衝突的。
西方選舉政治解決這種衝突的方法就是靠多數票。誰的票多，誰說了算。而人群被各種各樣的議題所分裂，政治家們就想辦法在各種分裂的人群中，爭取更多的選票。比如窮人這個階級，被墮胎、控槍、平權等多個議題分成不同群體。這樣確保無法形成按階級劃分的統一聲音。
中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也是分裂的。對事物的看法，完全不同。
西方政治家可以把獲取更多選票做為決策的核心標準，透過各種民調來獲取資訊，然後迎合民意。而中國的政治家的決策難度更大，能參考的東西更少。錯誤的決策，也無法把責任推卸給民意。
清零還是放開，這個決策非常難，選任何一個，都會引發相當規模群體的不滿。而中國的國情，又沒法用選舉政治的手段，把決策責任推給民眾。
我已經認為，中國應該學會利用網際網路做民意調查，利用民意調查結果支援決策，塑造輿論。這個套路雖然是選舉政治慣用的，但我們真可以借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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