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成年”的實感不是來自18歲生日，而是畢業工作掙錢後，從父母開口跟自己要錢開始。
年輕人要按月給父母交工資或給“住傢伙食費”，或按需承擔家庭開支，又或一次性給父母包大額紅包。
當父母開口要錢，給不給，給多少，對仍為生存而打拼的年輕人來說，不是個容易的決定。
有剛工作的美甲師，剛掙2000元，父母要求每月上交1500元；
有河北小學教師工作半年，工資到手不到一個月，父親就急了：怪她沒有主動交，不知道給家人買東西；
有浙江農村獨生女畢業工作不到一年，給家裡轉賬超10萬元，最難的時候，只留下幾百元飯錢。
和父母爭取經濟獨立的過程，伴隨著困惑和疼痛，而真正困住他們的，並不全是錢。
我們找到了幾位受家用錢困擾的年輕人和一位母親，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域和家庭背景。
在他們為家用錢爭吵、妥協、甚至出逃的人生故事裡，“家用”錢的核心依然關乎情感。
不到20歲，苗苗就開始工作了。她是江西人，去年在家附近找了一家美甲店上班。
頭幾個月，她邊學手藝邊試用，沒有工資，今年才開始掙錢，一個月2000元。
大半年間，爸媽幾次在飯桌上提起，要苗苗每月交“住傢伙食費”。最開始是500元，之後每說起一次，伙食費就漲幾百，最近一次是1500元。
起初，苗苗沒覺得不妥，但金額變成1500元，只留500元給她做零花錢時，她抗議：
給父母交完伙食費之後，只剩500做零花錢/《拜託，請你愛我》劇照
她有必要的開銷——做美甲的顧客隨時會來，除了早飯，其他時候她基本顧不上回家吃飯，店裡也不管飯，哪怕只叫便宜的外賣，500元應付伙食也勉強。
更不用說，偶爾和朋友出去玩，一場電影一頓飯，花銷就得過百。
但爸媽教育她說：幹啥了500還不夠用，啥都要吃外面的嗎？你就有那麼多關係要維護嗎？
除了工作其他時間不要出門，別吃外賣，然後落回“白吃白喝家裡的、要不要臉”的呵責。
她理解，父母就是按“在家吃飯、延遲滿足、只有工作養家沒有娛樂”的方式過活；
她覺得自己的要求也不過分，自己掙來的錢理當有更多掌控權。
苗苗認為，自己掙來的錢理當有更多掌控權/《安家》劇照
但這些解釋，還是壓不過一句指責：辛苦把你養這麼大，家裡有弟弟妹妹，不交錢還有沒有良心？
苗苗決定搬出這個壓抑的家，去浙江，跑得遠遠的，爸媽又留她：一個人住外面不安全。
她看好幾個準備租的房，買好了2月底走的車票，“即使家裡人不讓，我也決定要走”。
2025年的春節，是小芷從“985”高校碩士畢業、正式工作的第一個年。
從深圳回江西老家前，爸媽突然說起錢的事，暗示她說：
家裡供你讀書不容易，人家早出社會的孩子已經給家裡交好多錢了。
父母還搬出另一個正面典型：同小區的北大碩士，還沒畢業就給父母買新房了。
小芷聽出了弦外之音，父母希望她有所表示。後來她問起數額，父母試探說：
“太離譜了。”小芷說，她沒想過，表達心意需要這麼多錢。
她想，可能是因為入職頭部車企，她的工作在家族裡算得上體面，而父母對一線城市工資水平有自己的想象，拉高了期待值。
當自己的工作在父母看來算得上體面時，會拉高期待值/《私藏浪漫》劇照
剛在深圳落腳，花錢的地方多，又要還助學貸款，她一個月的支出就是6000元，“沒攢下多少錢”；
小芷一時不知該怎麼辦，問了許多同齡人的意見。可辦法沒找到，心理落差反倒更大了。
她在江蘇上大學，很多同學是江浙滬獨生子女，聽聞小芷要給父母交錢大感意外。
許多同學直到婚前都還能收到爸媽的大額過年紅包，買房也常得到父母的資助，她很羨慕。
因為閨蜜不經意間評價她“摳門”，她又覺得愧疚，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應該像送了萬元金鐲的閨蜜一樣，多給爸媽些錢和禮物。
閒聊時，小芷感覺到，甚至親戚也話裡話外地說：趁著還沒出嫁，多給家裡做貢獻。
可是，眼下她拿不出“兩三萬”，她也擔心，如果一年給家裡兩三萬，她要什麼時候才能攢夠買房錢。
她還害怕，父母對這筆錢的期待值會逐年增加，讓她更負擔不起，以至於再說起工資收入的時候，她變得猶豫而含糊。
但她不理解，家裡尚有積蓄，為什麼一開口就是兩三萬，改口之後的“隨便你”，她又該作何理解？
回絕了“兩三萬”，小芷還是給爸媽每人包了1688元的過年紅包，這個紅包比她原來的計劃更大，但自己尚能負擔。
去年6月，廣東人辛夷留學歸來，在廣州工作剛轉正，母親提了要求，交伙食費，希望是1000元。
母親強調，800元在外面根本吃不到家裡那麼好的餐食水準。
她想讓母親多給些時間和空間，便列出詳細的固定開支，坦白自己的支出壓力。
辛夷住在家裡，每天跨區上班，家裡給她買了代步車，每天開車通勤要3小時。
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後，也依舊需要按照父母的要求交伙食費/《都挺好》劇照
辛夷的父母離退休尚有時日，在她看來養老也有保障，家裡並不需要她的工資去負擔開支，畢竟800元的實用價值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起初矛盾只是錢多錢少的經濟問題，但連鎖反應很快暴露出矛盾的核心，形成更大的壓力。
常常是發薪日快到了，辛夷就收到母親“該交錢”的暗示；
發薪日過了沒交，有催促提醒。去年年末，工資遲發交不上，說著說著，後面就吵了起來。
你還是要交錢。另外的場合裡，親戚也勸她：要交的，不然不符合傳統。
“你明明知道我過得沒有這麼順，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做呢？”她提高語調。
她又有種“不被信任“的感覺：“就好像我不講信用、不懂事，你要催我做我才會做。
又像是對人格的懷疑，就像小時候懷疑我有沒有說謊，有沒有早戀，是一樣的性質。”
可她的工資還無法負擔，生活方式和水準也會因此大調整。權衡之下，最省事的辦法，還是交錢買清靜。
她很怕跟母親扯出歷史賬單，開的車是家裡買的，住的房子是家裡的，而一旦矛盾不可調和，她怕自己會失去這些；
新得到的東西也成了心理負擔，一種難以償還的虧欠感攫住了她。
“我知道她本意不是這樣，但話說出來就會讓我一直想要築圍牆保護自己。”
辛夷覺得自己缺乏來自家庭的底氣，那和每個月父母給多少錢沒關係；
是心理上無需患得患失的安全感——這不是按時交上800元錢就能換來的。
薛琴是辛夷的母親，在外是資深的會計，對內是家裡的掌門人。
採訪一開始，她嚴謹地跟記者辨析，家用錢和伙食費是兩回事：“伙食只是家用的一個明細。”
她細數的家用還包括水電費、物業費、裝修費、家庭旅行費……
必得是當家人，才看得到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和品質，哪哪兒都需要用錢。
一如女兒辛夷所理解的，薛琴也清楚，800元是小錢，算作伙食費也不夠，離真正的家用錢還差得遠。
在她的認知裡，上一代人“所有錢賺回來都不是自己的，供弟弟妹妹讀書很正常的”。
但薛琴也清楚，現在年代不同了，很多家庭父母都有退休金，或者父母賺的錢比孩子賺的多，家用錢的歸屬、上交的金額也更隨意和靈活。
因此，在她看來，這筆錢交與不交，“是個小問題，沒有必須要交的講法”。
辛夷說，母親至今仍會給外婆交這筆錢，而薛琴也希望下一輩延續這個傳統。
“年輕人工作出來有錢了，不分男女，作為家庭的一個成員，就出點力，拿點錢出來，大家一起營造好的家庭氣氛……算是一點心意。”
薛琴說，直到兒女獨自成家，為了不增加他們的養家負擔，可以中止交家用；
“上一輩都是這樣跟我們講的，我們和身邊的親戚，也是這樣做的”。
對這個習慣，薛琴視為“家規”，是好的家庭傳統，提這個要求並不過分。
這也是她持續督促辛夷的原因，希望她養成習慣，自覺遵守和沿襲。
“她是我女兒，也不是欠我錢的人，我不可能整天都拉著她要錢”，但她不太清楚女兒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辛夷追溯過這個“家規”的形成脈絡，從中發現三代人的不同處境如何塑造他們的家庭關係。
她說起家裡是三代老廣，爺爺是長子，有10個兄弟姐妹，早早工作反哺全家才能撐起整個家的口糧，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責任。
但到了辛夷這裡，光靠父母的工資已足以支撐整個家庭的運作，自己800元伙食費實際作用甚微；
而它之所以沒有消失，或許是因為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關係緊密。
在許多人背井離鄉，家族因流動而分散的今天，辛夷的族親卻住得很近，乃至三代人同住一個小區，日常相互串門、互為食堂、往來頻繁。
“假設我的親戚朋友沒有這麼緊密，大家一兩個月大半年才見一次，交家用錢的約束力不會那麼大。”辛夷說。
除了延續傳統，自己交家用給父母提供的更多是情緒價值。
“可以感覺到你對家庭是有付出的，說出去也能給我一點面子的，心裡是感覺到我的小孩是有自立能力的”。
薛琴提供了印證。“跟孝不孝順也沒關係，但做了這件事，我是很開心的。”
當許多家庭無需再為生計發愁，交家用錢作為一項習俗是否已經不合時宜？
即便準備離家的苗苗，也準備在安定下來之後給父母錢。
小芷則認為：“心意的表達，只要不構成很沉重的壓力，是自願自發的，那還是好的。”
文章轉載自：南風窗（ID：SouthReviews）關注它，能讓你聽到更多真話，多一分對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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