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秋子
雲南師範大學教師
一席第933位講者
張秋子曾在2022年來到一席演講《活著圖個啥？》，討論文學對意義感的追問，捕捉那些「欠然」與「惘然」攻上心頭的時刻。
沒有了天經地義的、規定性的命運指引，“生存還是毀滅”之問傳來不絕迴響，而普通人往往在時代浪潮和競逐遊戲的催逼下“矇住眼睛穿過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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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覺得目前生活、工作乃至婚姻是不太理想的，但是怎樣才是理想狀態呢？或者怎麼樣的生活什麼才是有奔頭的？好像又答不上來。很多人都處於這種頓悟的邊緣，可是頓悟卻遲遲不來。”
活著圖個啥？張秋子的選擇是成為“向絕大多數人開啟文字的人”，不僅是出於研究者的專業訓練，更出自“對文學作品的回報之情”。
2018年起，張秋子開了一門《二十世紀西方文學》課，它並非數人頭列書單、勾勒浮泛印象的傳統文學史概論，而是聚焦於對一兩本經典作品的細讀，希望帶來更為「切己」的閱讀體驗。
《達洛維夫人》是作家伍爾夫的名作。在1925年的一天，小說主人公克拉麗莎·達洛維正忙於籌備一場上流社會的晚宴。她一如尋常地去邦德街購物、買花、縫補衣服，幾乎無事發生，但她的內在生命卻經歷著回憶之海的驚濤翻湧。
一部創作於100年前的小說如何面對課堂上的“00後”？一群當代讀者如何在一天裡走進一個女人的一生？一部作品為什麼被一代又一代人珍視？
“我有一個野心，就是透過講述這一部作品，儘可能地觸及更為複雜的文學演變、觀念流變以及現實生活批判。”
▲電影《時時刻刻》（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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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品，《達洛維夫人》的情節並不複雜，也不志在滿足讀者囫圇吞棗的貪心。而細讀，正在於停駐，在於“對細節的領受與把握”，不允許注意力從故事表面平順地滑過。
這本書允許我們與秋子老師一起走神。畢竟，“只有空想是有意義的”。一堂課也許從伍爾夫的日記開始，也許從自身的經歷、從學生分享的故事開始，將讀者緩緩引入文字的問題域，並且不憚於直面體現時代症候的「處境之惑」，揭示出「文學閱讀的生命化」如何可能。
不論是否熟悉《達洛維夫人》原著，只要帶著普通讀者的好奇，都可以借取這雙飽覽文學風景的眼睛，去展開文字中的處處褶曲。每章開頭也都提供了大約10頁細讀範圍的情節梗概。
下面是《與達洛維夫人共度一天》第一章的摘編，一起來補上這門「本該擁有的語文課」（👉歡迎補課：經過語文課的訓練，我再也無法閱讀文學｜席外話Vol.11）。
細讀內容
第1頁
第一句話
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
▲電影《時時刻刻》（2002）
為什麼小說不能倍速？
人們似乎也無法忍受慢了。慢意味著等待，手指頻繁戳著電梯的“關門”按鈕，它多少減緩了自動關門之前等待的煩躁；慢意味著被按在座位上，但當飛機落地還在滑行時，大家都已經站了起來；慢意味著顆粒感與摩擦，但手機鍵盤已經被智慧機的平滑介面所取代，指腹不再需要與凸起的字元較勁，說不定打字時又節省了好幾秒。
一切都在順從我們變快，我們則被掠奪了耐心。
可是，文學偏偏是從慢裡誕生的。
納博科夫有一篇令人惆悵的小說叫《仁慈》。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個雕塑家，被塑造成了一個軟弱被動的形象。他正經歷著一樁失敗的愛情，對方嘲弄他、背叛他。
男人本來約好了要與女人好好談談，可是久等她卻不至，站在柏林城牆下兩根孤零零的柱子中間，男人終於決定結束等待，他甚至告訴自己：我想從你身上找到的歡樂也不一定只隱藏在你身上呀，世間萬物都有呀，這就是“仁慈”嘛。他坐上有軌電車回家，卻只聽得車頂“砰”的一聲。
那是風吹落的栗子輕輕砸在了車頂，又順著車廂滾了下去。男人開始諦聽起來。過了一陣，“砰”的一聲，過了一陣，又是“砰”的一聲……
▲電影《秒速五釐米》（2007）
小說就這樣結束了。有些人可能會因為沒法給小說設定“倍速播放”而乾著急，不然就可以加快栗子掉落的速度，然後看看最後發生了什麼。可是，納博科夫只是慢悠悠地寫栗子一個個掉落，並沒有什麼“大結局”。
其實，當男人在諦聽的時候，納博科夫悄悄告訴我們，他還是不死心，還是不甘心女人對自己的爽約，之前那些關於“仁慈”的說法統統是自我安慰，他默默地等待著栗子掉落，就像默默等待著女人回心轉意。
所以，栗子只能慢慢掉落，它把男人的等待與痴心拉得像一根遊絲般細長，卻總也剪不斷。也是在這時，文學的美妙到來了。它逼迫我們拾回耐心，好好想象荷馬是怎樣走街串巷、經年累月記錄歌謠的，好好想象福樓拜是如何不斷逼迫自己、用三個月寫出一段話的。
這也是我想與學生們共讀《達洛維夫人》的根本原因：我們對待自己的生活太過草率和輕忽，幾乎沒有一刻停下來，細數今日的每個片段，好像完全忘了這些時刻是一去不回的。以至於，填滿一天的方式和填滿十年沒什麼區別，拋擲這一刻和拋擲這一生也差不多。可是，《達洛維夫人》居然可以只講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一天時光！
這裡面有一種鄭重其事的貪戀，它恰恰是我們對待生活漫不經心的態度的反面。
在伍爾夫的日記中，她談到過這種貪戀痴迷，她的日子照樣是“一天天地過去了。有時我自問是否被生活迷住了，一如孩子痴迷銀色的星球一般，這是否就是生活？”
▲ 伍爾夫《存在的瞬間》
於是，她決定把這個星球捧在手中，“靜靜地摩挲，它溜圓溜圓，沉甸甸的”。因為把玩許久，甚至被包漿，具有了某種永恆的氣息。
同樣的，在《達洛維夫人》中，文學以特有的遲緩讓人們懸浮在自己的思緒中，忘了往前邁步。
一個開頭掀翻整個文學傳統
小說的開篇在文學史上極為有名，它正是對一個瞬間反速度的抓取：
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
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太沒頭沒腦了！它把整個文學傳統給掀翻了。
普通讀者期待著作者親切又絮叨地交代背景知識：達洛維夫人是誰啦，她多大年紀啦，眼睛是什麼顏色啦，為什麼要去買花啦，等等。總之，那些關於主角的身份與歷史資訊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堆得厚厚的，吃起來才夠味。
可是，伍爾夫的筆像一柄冰涼的細刀，無聲快速地切入蛋糕，把所有膩歪的奶油裱花都拋諸腦後，直接將這個叫作達洛維夫人的人生命中的一個側切面冷不防地端給了你。
這種甩掉包袱的寫法在今天看來沒什麼大不了的。塞林格在寫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麥田裡的守望者》裡蠻可以輕鬆地說，你們可別指望我去聊什麼出生、家庭、父母職業這些“故事式的屁話”，但倒推三十年，這麼寫就暗含著一種挑戰讀者閱讀習慣的勇氣。
▲ 塞林格《麥田裡的守望者》
以至於，哈代來伍爾夫家做客時，有點抱怨地說：“現在他們把一切都改變了。我們過去一直以為小說總得有個開頭、中間和結尾。我們相信亞里士多德的文學理論。可是現在倒好，有這麼一個故事，竟然以一個女人走出屋子而告終。”
這種寫法上的變革非常具有現代意味，它暗示著作家將穿上“緊身衣”，把歷史、傳統乃至時間的贅疣全部割掉，更加輕盈地擠進現代世界。
在幾乎沒有任何關於伍爾夫知識的背景下，同學們對這句話展開了討論。迎面而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句話說的是“達洛維夫人”而非主角的名字“克拉麗莎”？進一步地，為什麼小說不取名叫《克拉麗莎》？
參與討論的同學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他們意識到，達洛維夫人是克拉麗莎嫁人以後的社會稱呼，是一種公共身份的指認，而克拉麗莎則是閨名，是她私人自我和本真自我的體認，在這兩者之間，主人公應該更在乎面向公眾的自我呈現，也就是嫁給了達洛維後的妻子身份。
大家的這個觀察很重要，因為這對後文理解克拉麗莎的許多行為有著決定性意義。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伍爾夫要用這個書名和這個開頭暗示我們，對於女主角來說，她的本真自我在故事開始之前與開始之時，就被先行遮蔽掉了？
可是，這句話裡又有不那麼平順的地方。原句是“Mrs. 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y the flowers herself”，這似乎暗示著，女主角以往總是有人替她買花的，她大可以事事讓他人代勞。
但刻意強調“自己”，就把買花的主動性強化了，是她自己，而不是他人，被推到前臺，凸顯、放大。這也是整篇小說的主題之一：人如何塑造自我、求索自我。
這讓人聯想到伍爾夫那篇著名的《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Her Own）裡，也採用了這種刻意強調的口吻：“own”。
▲ 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
我們似乎看到一組矛盾漸漸浮出水面，這個女主角似乎想強調自我，但真實自我的身份又被已婚的社會身份遮蔽了，那麼，她總體上應該是一個很擰巴和糾結的狀態，在出世和入世之間不斷搖擺，很快，我們就會在後文的講述中驗證這個推測。
也就是說，這一個動作的瞬間，對主角過去的經歷與未來的渴望都有所提示。
你能不能看穿小說家？
小說的每一句話飽含著瞬間的詩學，它一下子就傳遞了一顆心、一個人、一件事的秘密。也正因為它是對瞬間的抓取與放大、停滯與摸索，所以這一句話可以繼續討論。
——它是怎麼說出來的？發出聲音來了？抑或是內心獨白？跟誰說呢？女僕露西還是她自己？
也就是說，這句簡單的開場白裡，包含著很混沌的東西。這也是小說與電影或者戲劇不同的地方，所有的聲音都不是直接讓人聽到的，都需“腦補”，而讀者們之所以對這種聲音的混沌不敏感，是因為太過於把小說當成一種資訊和內容來理解，忽略了它本身也是一種修辭，內容如何被講出來也是重要的。
很多時候，作者的寫法未必會讓人爭論不休，反而會讓人習焉不察，也就是把一些內容看成理所應當的資訊交代。這種技巧更隱蔽，也更令人麻痺，讀者看完後往往想的就是，哦，知道了。
“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這句話起到的就是麻痺讀者的作用，它彷彿在自我宣誓說：你可別想多了。但文學批評做的就是“想太多”的活兒。
我想到科塔薩爾在一篇極為頑皮的小說《劇烈頭痛》裡寫下的極為頑皮的那句話：“一些句子爬到另一些句子上面。”
可以想象，更多的句子從這一個句子下面爬了上來，更多的聲音從這一個聲音背後冒了出來：
有可能，它是克拉麗莎對女僕露西說的，因為後文交代，露西“已經有活兒要乾了”。這像一句簡單的資訊傳達。
也可能，它是克拉麗莎大聲對自己說的，因為她需要給自己鼓鼓勁兒，她並不能全然沉浸在世俗世界中，她的心態多少有點欲拒還迎，這種心態決定了她的婚姻選擇乃至人生。
還可能，它是克拉麗莎的內心獨白，因而有了一絲不需要向外宣誓的篤定、一種沉思默想的氣質，這與她後文展現出來的胡思亂想的氣質是相符的，也反過來印證了她對世俗世界渴望的另一面：精神追求。
所以，誰在講，講給誰，怎麼講，這些問題很重要。它甚至會比直接給出的情節更能夠暗示人物的性格乃至命運。
當內容在大聲嚷嚷時，形式在小聲嘀咕。有時候，大家會有個錯覺，怎麼我聽得出生活中別人對我的言外之意，但卻看不出小說的類似伎倆？
這是因為小說省略了日常對話中具體的語境、語氣、音調乃至神態，只留下最核心的文字。它們以一副骨架的方式召喚著讀者去填空，用他的神經、他的唾液、他的火花、他的想象、他的敏感——這當然是有難度的。
▲ 林德爾·戈登《弗吉尼亞·伍爾夫傳》
那些文學史上響噹噹的開頭
所有視角與聲音的展開都是有意義的。今年春節假期，我幫助已經年近九十的奶奶整理完了她的回憶錄。回憶錄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1954年3月8日，一群少女在昆明圓通公園嬉戲玩耍，她們是即將奔赴工作崗位的白衣天使，我是班長，組織大家出來郊遊，算是同學之間的告別。”
這一句話裡有一個明顯的觀看角度的轉變，彷彿先是一個全知全能的視角從遠處客觀地看著這群少女在嬉戲，我的奶奶也在其中，但是馬上，“我”出現了，全知全能的客觀視角變成了清晰的自我，故事的鏡頭彷彿從第三人稱拉近，一下子變成了更為親切的第一人稱。
我奶奶這麼寫的時候，肯定沒有什麼文學技巧的考量，是她的經歷與情感讓她不自覺地完成一次視角的變化：人在年老回首往事時，因為時間隔得太久遠，總會把時光開端的那個自我當成一個客觀的物件來描述，當成一個與當下的自我沒有關係的人來描述。這就是我所說的視角的意義。
當然，文學家的講述會比我奶奶的講述更具有自覺的技巧意識，比如我們來看文學史上最有名的一個例子，來自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句話這麼寫道：
我們正在上自習，校長進來了，後面跟著一個沒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個端著一張大書桌的校工。
幾乎所有讀者一開始都相信，“我們”是主人公夏爾的同班同學，因為交代得很清楚，大家正在一塊兒上自習。但若果真如此，後文中，“我們”怎麼會知道夏爾的拉丁語是本村神甫啟的蒙，知道他父母不肯送他上學堂，甚至知道他母親在一家洗染店的四樓為他找了房子？這些根本就是同班同學不可能知道的背景資訊。
所以，福樓拜賦予了“我們”一雙流動的眼睛，它有時候鑽到同班同學身上，有時候鑽到作者身上，然後在第一章結束時神秘地消失了……
▲電影《包法利夫人》（1991）
流動的眼睛跟小說的內容有什麼關係呢？它為故事注入了一股靈活的氣息，讓我們無意識地接受了用每一個角色的眼睛來目睹整個故事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包法利夫人》是一部被眾人之眼環繞起來的小說——回想一下，小說中的人物是多麼熱衷於凝視吧！
為何要對小說的開篇如此較真？
現代文學是對傳統文學的一個告別再出發，作家們多多少少都交出了控制人物的按鈕，讓他們不帶贅疣地出場，至少，作家們想表達的是，他們並不想比我們知道得更多。所以，無論是從作家的眼睛，還是從我們的眼睛，看到的幾乎都是同樣的一個人。
於是，站在整個現代文學的開端，當達洛維夫人正獨自出門買花，她的兄弟們也零零落落地上路了：
“神氣十足，體態壯實的勃克·穆利根從樓梯口出現。”（《尤利西斯》的開頭）
“他站在特格爾監獄的大門前，他自由了。”（《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開頭）
“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追憶似水年華》的開頭）
“K抵達的時候，天已經很晚了。”（《城堡》的開頭）
▲電影《死亡詩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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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馬路